孔祥熙终生难舍的“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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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孔祥熙终生难舍的“美缘”

2、孔祥熙和宋霭龄四子女的风流史 孔祥熙子女

孔祥熙终生难舍的“美缘”

山西人孔祥熙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大革命时期支持北伐战争,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直至院长。 
  对于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人们的评价往往着眼于“四大家族”、“贪污敛财”、“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等层面。其实如果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通观他的一生作为,就会发现他复杂多面的人生中,也有利国益民的善举。例如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他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时采取调整财经政策,争取外援,赈济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举措,都是有利于抗战的。又如在家乡(山西太谷县)持久而成功地兴办教育,也是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 
  孔祥熙一生与美国有很深的难舍情缘,笔者谐称为“美缘”。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都与他赴美国留学、访问和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笔者了解,孔祥熙的一生中,有过7次赴美经历。 
  孔祥熙第一次赴美,是在1901年。22岁的他,由潞河书院保荐、直隶总督李鸿章照准,走出国门赴美留学。 
  此次赴美,孔祥熙有一个影响终生的重要收获,就是认识了孙中山,思想觉悟得到提高,革命理想得以确立。他对孙中山心怀崇敬之情,到美国后,一直关注孙中山的行踪,曾先后去过纽约和芝加哥,但都与孙中山失之交臂。直到1905年的一天,他听说孙中山要途经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惊喜万分,立即赶到克利夫兰,终于如愿以偿。孙中山向孔祥熙阐述革命宗旨、民族大义和革命方略,并介绍反清革命团体“合成大团”成立中国同盟会的历程以及当时的革命形势。孔祥熙满怀虔诚,恭听孙中山教诲。当孙中山问及孔的未来抱负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孙中山称赞其志可嘉,并诚恳地告诫:“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为始。西北各省距离海口很远,风气开通较晚,所以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尽早建立。”孔祥熙听后如拨云见日,敬佩万分,当即提出要追随革命加入同盟会的请求,孙中山欣然立予应允。此次会晤之后,孔祥熙成为同盟会会员。 
  此次赴美孔祥熙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知识得到积累和飞跃,并且为家乡发展文化教育争取到外援。历时6年,他先后就读于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1907年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是年秋天,他怀揣耶鲁大学文凭,肩负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关于用“庚子赔款”设立学校造就人才的重托,踏上回国的历程。 
  孔祥熙刚迈进国门,迎接他的是铁道、邮电和北洋大学等部门的盛情邀请。但孔祥熙对于那些高官厚禄的职务不屑一顾,执意返回家乡太谷,矢志兴办教育,开启民智,开通民风,改变家乡面貌。他确立崭新的教育理念,采用崭新的教学方法,坚持“培养博爱济众服务社会的人”的办学宗旨,兴办了一所小学校,取名“铭贤学堂”,并亲任校长。他不仅高薪聘请省内外优秀教师任教,还引进外籍教师,自己也兼授史地、体育、矿物等课程。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铭贤学堂得到不断发展,由小学到中专进而到学院,成为中外驰名的铭贤学校。其固定经费主要来自两项:一是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所收会费一半的捐助;二是欧柏林校友、大资本家查理・霍尔遗产的大部分。另外,还有孔祥熙利用各种方式向国内外各界人士募集的款项。由于学校经费充裕,向学生收费很少,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更给予减免。孔祥熙就任高官显位后依然兼任铭贤学校校长,公务再忙也要拨冗过问校务。铭贤学校成立4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为数可观的知识人才。除少数定居国外,大部分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终生,其中不乏著名专教授和党政骨干。 
  孔祥熙第二次赴美,是在1926年初春。此次目的在于考察美国治国经验并宣传国民革命。其母校欧柏林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此行他为铭贤学校募集办学基金100余万美元。是年冬天,他离美回国,径飞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和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 
  孔祥熙第三次赴美,是在1932年4月。其时,他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偕夫人宋霭龄出行,第一个目的地就是美国。在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不停地参加各种招待会,以特使身份同美国高层人物会晤、交流,还和在美国各界供职的欧柏林校友接触,结识了一些垄断资本家。当时中国正鼓吹“航空救国”,美国的飞机制造商也不失时机地向孔祥熙提供多种飞机的说明书及相关图表。孔祥熙还拜会了美国总统胡佛,进行了礼节性的交谈。此次美国之行,虽然没有签订购买军火等方面的协议,但对于密切中美关系、增进相互了解、争取美国日后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还是有所裨益的。 
  孔祥熙第四次赴美,是在1937年6月。他作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率团于当年4月2日,从上海启程,乘意大利“维多利亚号”轮船赴欧。完成使命后,孔祥熙一行于 6月19日乘“玛丽皇后号”轮船由德国径赴纽约。在登上美国国土以后,孔祥熙发表讲话说,此行目的有三:“一为向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财长摩根索致敬,感谢诸氏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合作;二为解决中国外债问题;三为考察美国经济及工业发展之情形。”随后,他接连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国务卿赫尔会晤,通过他们从太平洋建设银行借到500万美元。 6月29日,他拜谒罗斯福总统,着重介绍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总统听后果然深表同情。 7月6日,双方再作深入会晤、交谈。之后,罗斯福示意太平洋建设银行公司董事长琼斯“贷予中国1000万美元”,并举行签订仪式,用此款洽购美国的军事物资。而后,孔祥熙又以商务借款名义,向美国订购了一大批中国急需而又紧缺的物资DD汽油。此外,孔祥熙还从美国进出口公司赊购了20辆火车头,价值7.5万美元,偿还期5年。孔祥熙访美期间,恰逢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9日,他再次与财政部长摩根索会谈。会谈后,双方向媒体发表共同宣言,宣布中美签订《金银交换协定》。协定规定,中国以白银购买美国一批黄金,储存于纽约以备急需,此举对于稳定中国战时币制起了积极作用。孔祥熙此次赴美之行,争取到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援助,对于国家和民族八年抗战助益匪浅。就其个人而言也有收获:得到耶鲁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大片国土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国民政府面临收入骤减、支出剧增的困境。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依靠美国这座“靠山”,在这非常时期,为了抗战,采取了诸如促进工业生产、推动农业生产、增加新税、举借内外债、实行《公库法》、实行田赋征实制度、实行消费品专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战时需要,有利于全民抗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孔祥熙曾数次拨款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灾区进行支援和赈济。在武汉沦陷前,国共两党在武汉共同召开国防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孔祥熙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介绍中,得知大西北和八路军驻地晋东南灾情频仍、困难重重,当即慨然应允,拨款10万法币给予支援。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作梗,他不通过国民党政府赈灾委员会,而是下令从陕西中央银行分行直接提取。他还亲自指派可靠人士韩天耀(海归派,祖籍山西阳曲县)执行此项使命,克服种种障碍送往陕北。其中5万元送到延安,另外5万元送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还有一次,孔祥熙应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要求,为山西的抗日游击队捐出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国民党给共产党赈灾,在国共合作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于 1938年9月10日致孔祥熙感谢函中说:“边区瘠苦,难民伤员日增,此次蒙惠赈款,民困赖以稍苏,感纫无以……,尚祈时赐。” 
  孔祥熙第五次赴美,是在1944年6月。他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赴美参加“国防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在美期间,他还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私人全权代表”名义,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次美国之行,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有三:一是索回美军在华军费垫款约2.3亿美元;二是购买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三是争得世界第四强国地位和联合国的否决权。 
  孔祥熙第六次赴美,是在1947年秋天。此时68岁的他,已经预感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于是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决定赴美定居。动身前,曾回过一趟家乡太谷,拜访邻里故旧,祭扫祖坟,处理家产。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蒋介石当然忘不了孔祥熙这位连襟。1950年4月,中华民国总统府聘请71岁的孔祥熙担任资政。孔祥熙虽远在美国,仍继续为台湾的改革和建设建言献策。1962年,在蒋介石多次邀请之下,83岁的孔祥熙偕宋霭龄返回台湾休养。除担任总统府资政以外,还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孔祥熙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赴美是在1966年。87岁的他由于“宿疾复发”赴美国医治,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于 1967年8月16日在纽约与世长辞,享年88岁。蒋介石委派宋美龄全权代表,与蒋经国率5人护旗队从台湾飞美吊唁。葬礼在纽约凯泊尔殡仪馆举行,孔祥熙生前的中外好友100多人参加葬礼,其灵柩暂厝在菲斯克立夫墓园。 
  失去夫君的 宋霭龄女士,在孤独寂寞中又度过了6年,终因罹患癌症逝世于哥伦比亚长老医院,终年85岁。
终生

孔祥熙和宋霭龄四子女的风流史 孔祥熙子女

1.奢侈的孔令仪

孔令仪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大女儿。生于1915年12月,深得孔祥熙的喜爱。因为孔令仪不仅长得像孔祥熙,性格脾气也像。孔令仪长大以后,也最崇拜自己的父亲。

和她的三个弟妹相比,孔令仪是最老实的,这可能和她是老大有关。有了弟妹以后,她总是要谦让,所以和孔令侃、孔令俊相比,她在个性上要温顺、谦逊得多。有人讲过一个吃水果的故事,说孔家每餐饭之后都要吃水果,宋蔼龄为了不让孩子们挑肥捡瘦,就把苹果、梨、桔子等水果放在一个大盘里,“盘子依次转到每个人的面前,转到谁面前,谁就从最上面的拿起,碰到什么算什么。

有一次,当盘子转到孔令侃面前时,孔令侃发现上面的梨上有一个地方坏了,就说“我今天不想吃水果了。”盘子转到孔令仪面前,孔令仪没说什么,伸手拿了孔令侃不愿要的那个梨吃了起来。

结果转了一圈后,盘子又转到孔令侃面前,孔令侃又说,“我还是想吃点水果,”说罢伸手拿了一个好的。

孔令伟在一旁叫了起来:“这不公平,孔令侃骗人!”

孔令侃眨着狡黠的目光说:“这不是不公平,而是水果策略。”

高中毕业后,孔令仪考入上海沪江大学读书。在孔家四兄妹中,她是惟一没有进洋人大学读书的,对后来孔令侃、孔令伟等到圣约翰大学读书也没有怨言。

在政治上,她没有野心,她不像孔令侃、孔令伟那样爱出风头,又办公司又插手父母的事务。她曾经说“妈妈(指宋蔼龄)没有当部长、当经理,生活得不也挺好吗,干嘛非要去做官?”

孔令仪虽然不弄权惹事,但生活奢华,浪费惊人,完全是一副贵族大小姐的派头。她像孔祥熙一样,每天早上起来要喝燕窝汤,并备有各式高级点心。其中有很多是专门用飞机从香港运来的洋货。中午饭至少要六菜二汤。化妆用的香水、粉脂、唇油一律法国货,衣服一天一换,连洗澡粉都用英国的。

孔令仪出身豪门,又出落得娴静大方,自然就有人为她拉纤说媒。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孔令仪的婚事管得很严。一般介绍的,他们都认为不合适,孔令仪也都不见面。他们觉得,像孔令仪这样的出身,不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不足以显示其身份。

最初,宋美龄曾找过宋蔼龄,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就属胡宗南年轻而且是单身,和胡联姻还算是郎才女貌。宋蔼龄把美龄的意思说了以后,孔令仪不愿意。她见过胡宗南,觉得他是一介武夫,缺少温情浪漫,她可不愿意为了虚名而牺牲自己的青春。

后来又有人给她介绍卫立煌,卫立煌的妻子得病去世,也是孤身一人。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陆军上将,也是蒋介石的宠将。孔令仪还是不愿意,她总觉得嫁给那样的人就像去做小老婆,年纪相差一二十岁怎会有共同语言呢?

两次拒婚使孔祥熙和宋蔼龄明白了女儿的心,原来她不想找个老头子,而想找-个年轻的英俊小生。恰巧这时国民党新建的空军里出了个“英雄”,一下子又勾引起孔祥熙夫妇的女婿梦。

大军阀韩复榘手下有一个师长叫孙桐萱,孙桐萱有个4弟孙桐岗在德国学习飞行。孙桐岗学成后突发奇想,想独自架机从德国飞回中国,创造一个飞行记录。在得到了批准后,孙桐岗一人驾驶一架德国教练机从柏林起飞,飞越地中海、印度洋,最后安全在南京降落,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一时间,慰问电和求爱信雪片般地飞向孙桐岗的驻地。

孙桐岗当时只有三十几岁,少年得志。孔祥熙刚从德国访问归来,又想当航空部长,因此对孙桐岗极为赏识,在家里吃饭时大加吹捧。当时财政部参事李毓万是孔祥熙手下做事,碰巧和孙桐岗的哥哥孙桐萱是结拜兄弟,听说了此事后就想从中牵线,想给孙桐岗和孔令仪做媒。孔祥熙本来就对孙桐岗颇有好感,就同意了让李毓万从中撮合,不料却引出了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

“大姐,”一天晚上孔令伟溜进孔令仪的卧室说:“你知道吗,李毓万那条老狗又拿你当敲门砖呢?”

“什么意思?”孔令仪一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这两天天天到家里来,要把从德国开飞机回来的那个傻小子送给你做丈夫。”

“有这样的事?”

“我还骗你不成,爸爸都同意了。”

“爸爸知道我不想嫁军人,为什么还这样做?”孔令仪委屈地泪水溢出了眼眶。

“这事不怨爸爸,都是李毓万那条老狗。他快50岁了,还是个参事,就想拼命讨好爸爸再捞个一官半职。我们也是叫过他叔叔的,他要是真为你好就应该先对你说。”

“不怕,到时候我不同意,看他怎么办?”

“那岂不便宜了那条老狗。”

“那你说该怎么办?”

孔令伟眼珠一转,说:“有了,父亲不说,你就假装不知,早晚得捅破这层窗户纸。到时候,你就说不同意,他们也没办法。至于李毓万,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果然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叫孔令仪去客厅,向她说起了孙桐岗的事。孔令仪当场拒绝。孔祥熙虽然有些恼火,但也无奈。宋蔼龄看女儿态度坚决,也没再说什么。叫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飞行员,也确是太委屈了她。孔祥熙、宋蔼龄都是明白人,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不过他们确实也为此烦恼,看着长大的女儿,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平时宠得不行,什么都没有保留。怎么在婚恋问题上总像和父母拧着劲,简直像是陌路人一般。他们看上的,孔令仪一个也看不上,真不知现在的年轻人心里都想什么。你问她,她给你来个一言不发,你却急不得恼不得,真没办法。

再说孔令伟,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其实,李毓万又没给她介绍对象,可是她觉得那比给她介绍对象还缺德。因为李毓万知道孔令仪平时为人谦和,就背后捣她的鬼,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姐姐头上,他又能从父亲那里买个好。于是报复的“阴谋”在孔令伟头脑里形成了。

一个月后,身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国民党财经官员和一些金融家、企业家,突然收到一份请柬,那上面写着:“兹订于X月X日四弟孙桐岗、长女友琴举行结婚典礼,敬请阖第光临。”落款是“桐萱李毓万拜。”

李毓万是财政部参事,又是孔祥熙的红人,写了请柬谁敢不去,去了又不能空着手。于是,各路大员纷纷准备礼金礼品,于那天来到李毓万住所,恭贺新喜。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李毓万正换好衣服准备出去听戏,忽见门口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不一会儿,财政部的同事像商量好了似的蜂拥而进,连声拱手恭喜,弄得李毓万莫名其妙。

“喜从何来?”喜从何来?李毓万对前来贺喜的人问。

“令媛今日成亲,这婚姻大事难道不是大喜?”来客反问道。

“这……这从何说起,”李毓万的脑门上立马浸出了汗珠。他倒果有一女儿,今年芳龄17还未成年,更未与任何人谈起过婚嫁,怎么突然会结婚。

来宾拿出请柬,李毓万才知道这是有人在恶作剧,拿他女儿的信誉在恶作剧,不禁大怒,但又不知道该向谁发,因为来宾都是受骗上当者。而且,他们也觉得受了愚弄,一份假请柬害得花钱花功夫,准备了这许多礼金礼品。

事后,李毓万知道了这是孔令伟的诡计,但他忍了。孔祥熙是他能得罪的么?但他的夫人和女儿都不依不饶,非要到孔家评出个子丑寅卯,还女儿一个清白。还有就是孙桐岗,听到消息后也暴跳如雷。

不依不饶也好,暴跳如雷也好,把孔令伟、孔令仪放在一端,把李毓万放在一端,在孔祥熙心中谁轻谁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李毓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白白被孔令伟戏弄了一番,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他因此领教了孔氏姐妹的厉害,再也不敢在孔家家事上多嘴了。

世界上最说不清的恐怕就是婚姻。有的人天天见面,就是留不下一点印象;有的只见了一面,却象刻在心底,念念不忘;在旁人看来,好像是天生地设的一对,可他俩在一起时就是没那种感觉;而在旁人看好像根本不可能的两个人,往往却能奇迹般地产生爱恋之情……

孔令仪也是这样,千挑万捡。从陆军上将到名牌大学的博士生,从大户人家的公子到腰缠万贯的实业家,她一个也没看中,却在一个酒吧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并且一见钟情。

说起来,那是在舞场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一次孔令仪去跳舞,一个身穿黑西服、扎着黑领花的小伙子邀请她跳舞。那个伙子舞跳得不错,她只是随着他在舞池华丽的地板上旋转着。她和他挨得很近,她无意中瞧了他一眼,发现他正直视着自己,而且那目光像是过了电似的有几分热量。

跳完舞,他请孔令仪喝咖啡。要是在平时,她会断然拒绝。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她跟着去了。孔令仪对跟着她的随从说,“别跟着我,到外面的车里等我。”

他们坐在用隔断隔成的单间里喝着滚烫的咖啡。那小伙子说:“你显得很高傲。”她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哪个小伙子用这种审视的口吻这样评价她,她的浑身不由一颤。

“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很少到这里来,但是……我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你。”那小伙子接着又说。

孔令仪又是一颤,圣约翰大学,就是那所她想往已久的大学,就是弟弟妹妹都进的那所大学,她觉得和这个小伙子的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

“再跳一会儿好吗?”小伙子显然向她发起进攻。

“不,”她把脸一变,又拿出了她平日里惯有的冷漠和高傲,“我要回家。”

可那天晚上,她却怎么也睡不着。小伙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青春的气息,一头自然的卷发和那双像美国人似的蓝色的大眼睛总是从她心底向眼前浮来,令她久久难以忘怀……

第二天她去了,他果然在那里等她。

等到孔祥熙、宋蔼龄发现了孔令仪的秘密后,已经晚了。孔令仪已坠人了情网,而且如痴如狂。

孔祥熙通过他的耳目把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小伙叫陈纪恩,今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父亲是一个舞场乐队的指挥,也曾留过洋,家里却一贫如洗。

孔祥熙、宋蔼龄决心阻止孔令仪的冲动,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女儿不能和陈纪恩这种人交往,更不能和他结婚。

一向顺从的孔令仪因此和父母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令仪,”孔祥熙苦口婆心地说:“你爸爸是行政院长,又是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你和什么人结婚,决不单单是你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国家的利益你懂吗?”

宋蔼龄说:“令仪,陈纪恩虽然是个大学生,可他父亲只是个乐队指挥,家里没有一点背景,和我们这种人家门不当户不对。和这种人家结亲,是要被人耻笑的。”

孔祥熙、宋蔼龄说了半天,孔令仪一言不发。气得孔祥熙直翻白眼。

“好吧,这件事你再想想。爸爸妈妈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明确的,不同意你继续和陈纪恩来往。”宋蔼龄又强调说。

“爸,妈,我也再说一遍,我也是认真的!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当即孔令仪一字一句清楚的回答。

“可他们家……”

“他们家怎么啦?”孔令仪也被逼急,站起来说:“你们无非是说他们家没钱,没势没地位。可这些我们家全有,你们可以给他。可他人生的漂亮,性情温柔,能体贴关心我,能明白我的心。这些,谁能给我呢?你们找的人能给我吗?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跟他跟定了!”

孔令仪说完一甩手走了出去,房门“咣”的一声被重重地关上。

这一声重重的门响使孔祥熙和宋蔼龄清醒了过来。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无力阻拦孔令仪和陈纪恩的交往,无力切断孔令仪与陈纪恩的恋情。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听其自然了。

不久,陈纪恩被孔祥熙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的副局长。可谓飞黄腾达,令他的同学咋舌(他的同学能进中央银行也只能是个小小的办事员)。上班没几天,又被公派美国,成为中央银行在美国办事处的业务代理。

孔祥熙、宋蔼龄这样安排可谓煞费苦心。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孔令仪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大官。在舆论上面子上过得去。但一般人又见不到这个女婿,因为孔家已宣布,孔令仪和陈纪恩的婚礼将在美国举行。

孔令仪心花怒放,和陈纪恩去了美国。宋蔼龄要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妻子,主持财政部妇女工作队,连夜为其制做嫁妆。一个星期后八个大樟木箱的嫁妆被送到重庆的珊瑚坝机场,孔祥熙包了一架专机,将这八箱嫁妆送往美国。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架专机起飞不久,便一头裁到了山上。八大箱嫁妆连同那架飞机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孔祥熙和宋蔼龄又叫人赶制了六箱送到了美国,这才觉得了却了父母的一桩心愿。

那时下是1943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闻媒体对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丑行不断有所披露。而孔家因身居高位,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运送嫁妆的飞机失事后不久,长沙《大公报》就以“谈孔小姐飞美结婚”为题,对此事做了评论,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令仪乘飞机赴美的花费(暂以损失一架飞机计算),可以使2000名灾民一年有吃有穿,还可以使他们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果把孔令仪的全部花费加起来,是可以救济万人以上的难民。第二是财政部连夜为其加工制做嫁妆也实在令人惊叹。如果把财政部两次为孔令仪制做嫁妆的人力用来赶制前线将士的服装,大约供应两个师的被服不成问题。如果用这笔款子建一所大学,那么在决定了校长之后,只需聘任教授,出示招生广告就够了。”

《大公报》的抨击,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试想在灾民于苦难中呻吟、前方将士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孔祥熙和宋蔼龄为女儿赶制嫁妆,耗费财政部的人力物力,然后计在财政部的帐上。如此贪赃枉法,怎能不令人愤慨!

孔令仪陈纪恩在美国呆了两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中国。虽然他们不像孔令侃那样横行霸道、耀武扬威,但也利用孔祥熙来蔼龄的关系和影响,结党营私,中饱私囊。

为了使自己占稳脚根,孔令仪把过去她的老师黄应荣拉进中央信托局,并担任了法律顾问;把她的小姐妹的男朋友拉进了中央银行,当上了部门经理。陈纪恩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亲朋好友纷纷跟着他进入中央银行。从处长科长到办事员,到处安插亲信。即便后来孔祥熙逐渐失宠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仍是如此。以致有人讥讽到:现在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是“无孔不入,非孔不进”。可见孔祥熙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几个子女在继续左右和影响着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金融。

2.霸道的孔令侃

1933年9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新生们欢天喜地地走进大学宿舍不久,便发现在二楼靠东头有一间空房。不久,这间空房里住进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孩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和大多数新生一样。

一个新生住了一个单间,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飞遍了校园。要知道,别说新生就是四年级学生也都是两三个人一间宿舍,只有老师才可能一人住一间屋子。一个新生怎么可能住单间呢。不久,谜底揭穿了,原来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孩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

孔令侃生于1916年12月10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

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11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8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拔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

孔令侃虽是个执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翻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做为这个团体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来。

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里的一些闲杂人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很多人不论经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关系。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继承人”,谁愿意为加入一个不疼不痒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爷呢?!

“南尖社”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捣的玩意儿,使孔令侃真正走进政界和商界的当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

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两男两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宋美龄、宋庆龄包括蒋介石都时不常地恭维几句。所以孔令侃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南京政府的“特务秘书”。这个职位原本没有,是专为他而设,也不好评什么级,实际上的权力却大得很。孔祥熙为了“锻炼”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让他审阅,并教他批改公文。后来孔祥熙觉得这样还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这样混下去还很难较快发展。就又和宋蔼龄商量,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叫孔府办事处,由孔令侃负责。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学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办事处,组成了一套办事机构,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个自己多年的亲信王梁甫当副主任。下设机要、秘书、财务、总务4个组。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孔祥熙觉得孔令侃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孔令侃也对成天看公文、写文件、上传下达极为厌倦。碰巧,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张嘉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不久,张嘉璈被挤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让孔令侃顶这个肥缺。

可那时,孔令侃刚刚20岁,一下子当局长显然还不行。于是孔祥熙就想找个岁数大、老实听话的人当个傀儡局长,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他在幕后操纵。财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种意图,结果有点本事的不愿意来,想来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说也是,说是让你当局长,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烦就得往自己身上揽,谁干呐?!

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让孔令侃干,最后就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他没用孔家势力范围里的人,而是任命了一个蒋介石的同乡,叫叶琢堂的人当了局长。这个叶琢堂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到了中央信托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见孔祥熙和宋蔼龄。不久,抗战爆发,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又由武汉撤到香港。到香港后,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于是叶琢堂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局长。

轻易到手的巨大权力使孔令侃更加狂妄自大。除了少数个别人,如蒋介石、宋子文、杜月笙、叶琢堂外,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一些曾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一带的财阀,直呼其名一点不留情面。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曾发牢骚说,这位孔大少爷给我打电话,就像训孙子一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辈份的人呐。

孔令侃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横行霸道。抗战爆发前,他有两部车子,尾号都很怪,是一连3个7。他经常驾车在上海和南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后来都知道这个号码,所以任其违犯交通规则,无人敢问敢管。据说还有一次财政部正在办公,忽然从秘书办公室里传出枪声,大家惊恐万分,以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或来了土匪刺客。后来才知道,孔令侃的抽屉里常年的放着两把左轮手枪,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和人比枪法,便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打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灯泡。

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他最崇拜蒋介石,而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幸亏那时没有电视(电视的英文缩写TV),不然要闹出更大的笑话。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

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

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

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

孔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搓麻。孔祥熙不爱玩麻将,主要是宋蔼龄,还有几个是孔家的好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和税务局长樊光夫妇等,其中属盛升颐夫妇来得最勤。盛升颐的妻子虽已年近40,但保养得极好,看上去就像30岁左右一样,而且性格外向,极善辞令。只要她一来,满屋子就听她一个人在说话,而且她生得标致,皮肤极白,人称“白兰花”。

孔令侃和“白兰花”可谓“一见钟情”。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十几岁。盛升颐常来打牌搓麻,孔令侃就和“白兰花”借口散步出去约会。开始还只是搂搂抱抱,不久便上了床。孔令侃是个色鬼。以前,只要是漂亮的女孩,他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到后来玩腻了,就觉得女孩子没劲,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就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在和“白兰花”之前,他曾经看上宋子文妻子张乐。冶的妹妹,鬼混了几次之后便提出要结婚。当即孔祥熙、宋蔼龄和宋子文、张乐恰听后都大吃一惊,觉得这绝对荒唐。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专门找孔令侃,就这件事和他谈,并列举了种种不妥的理由,说明这件婚事的不合理性。孔令侃听后说:“娘舅怕什么,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和他(宋子文)不就平起平坐了。”当时,弄得孔祥熙和宋蔼龄哭笑不得。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孔令侃的计划终于未成。另一方面,张乐恰的妹妹当初就不情愿,后见孔宋两家都真的反对,也就大着胆子拒绝了。实际变成了孔令侃剃头挑子一头热乎。好在孔令侃也多变,很快他对那位“小姨子”失去了兴趣,又开始向别的女孩发动进攻。

可以说,“白兰花”是孔令侃遇到的所有女人中,最令他销魂。最令他动心的一个。她特别能理解(或者说操纵)孔令侃,知道怎样逢迎。她比孔令侃大十几岁,有着多年的生活阅历和交际经验,经常能为孔令侃出谋划策,并在孔令侃最需要帮助时,出现在他面前。

“白兰花”属于那种交际型的女人,她也清楚的知道和孔令侃的相遇,可能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就可能永远呆在盛升颐那死气沉沉的家中。孔令侃年轻英俊,充满了活力,而且前途无量。和孔令侃相比,盛升颐像是一具披着一层华丽外衣的僵尸。因此,她使出浑身解数,百般妩媚,赢得了孔令侃对她的好感和信任。

一天,盛升颐又携“白兰花”到孔家打牌,中途盛升颐觉得身体不适先回去了,说好了打完牌由孔家送“白兰花”回家。午夜两点,宋蔼龄觉得有些乏,便招呼收桌。吃过几道广东小点心后,几位牌友纷纷起身告辞,孔令侃主动提出要送“白兰花”回家。

孔令侃将车开到了自己的一幢别墅前,二人便进屋洗浴上床甜蜜一番。尔后,“白兰花”不知为何流下泪来。一时令孔令侃迷惑不解。他将心上人搂在怀中,一边为她擦泪,一面说:“美人,为什么要流泪?”

“白兰花”说,盛升颐已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近日来对她横眉冷对。今天要不是宋蔼龄打电话来,他是绝不肯带她来的,而且来之前还说,要是发现她有什么不轨,决不放过。

孔令侃听后笑到:“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我在你怕什么,那个老家伙要敢对你非礼,看我不砸扁了他!”

白兰花说:“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可我毕竟是盛的妻子。这事要公开了出去对你我影响都不好,不如就此了断了吧。”

“不!”孔令侃说,“我决不会让你离开我。我想好了,我要你和他离婚,我要娶你。”

“白兰花”一听心里像吃了蜜似的,她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和我结婚,你妈妈宋蔼龄会同意吗?”

“我的事他们管不着。”

“我怕…”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孔令侃下定了要娶“白兰花”的决心,上一次要娶“小姨子”未成的创伤,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这一次,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说是这样说,但一想到孔祥熙冷冰冰的面孔和宋蔼龄的心计,孔令侃还是有些担心。毕竟,他翅膀未硬、羽翼未满,离开老爹老娘还不能闯天下。通过张乐恰妹妹的事,他也明白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意图,是想让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闺秀。当时也确有不少热心人给他介绍,他出人交际场所也认识了不少漂亮女孩。可说实在的,他觉得那些女孩子大都有一股子令他讨厌的做作,而那些不大做作且能大胆向他表示“爱情”的又都浮浅粗俗。他已隐约感到孔祥熙和宋蔼龄不可能同意这桩婚事,况且,“白兰花”还没有离婚。而要想让“白兰花”离婚,自己首先就要做出承诺。

孔令侃和“白兰花”秘密约会同居的事终于暴露了。那是一天晚上,“白兰花”对盛升颐谎称去戏院看戏。盛升颐派人暗自跟踪,终于发现了她被一辆黑色轿车接进了一幢洋楼里。不久,在国民党上层的家庭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的事就成了热门话题,盛升颐也和“白兰花”摊了牌。“白兰花”哭着去找孔令侃,不料孔令侃正在家中受到孔祥熙的训斥。

孔令侃也有个怪脾气,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弄到,想办的事一定要办成。那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孔祥熙随国民党政府一起去了重庆。孔令侃则被派到香港,做为中央信托局(该局当时设在香港)的代行理事长替孔祥照行使职权。孔令侃到了香港以后,办了一个刊物《财政评论》,办了一份报纸《星报》,利用这一报一刊为孔家歌功颂德。为了能及时和重庆联系,孔令侃违反港英当局的规定,在《财政评论》办公楼里秘密地设立了一部电台。不料这部电台被港英当局查获,而孔令侃却利用这一事件和他心上的美人“白兰花”成婚,因祸得福。

当时港英当局允许重庆政府在港设立的电台有两个:一个是中央银行的电台,设在罗湖深圳边界;一个是戴笠军统在西环海岛上军火库内设的。其它一些驻港机构要想开展无线通讯业务都要到交通银行公开设立的中国电报局办理。孔令侃觉得那样做不方便,特别是他想独立地搜集整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经济情报及花边新闻,直接发给孔祥熙和宋蔼龄,这就必须设自己的电台。

孔令侃设立秘密电台用密码向重庆发报的情况被日本在香港的特务发现了,这些特务多次截获了孔令侃的电报,在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后,开始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查办。

一天上午,港英当局出动警察突然包围了《财政评论》办公大楼。不到一小时,就将孔令侃私设的电台、密码及有关资料起获,并带走了几名工作人员。孔令侃当时就在楼上,也束手无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的人被英国人带走。

更糟的是,第二天香港的几家报纸几乎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说是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这一下孔令侃真有点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了。他想说自己不是间谍情报电台,人家反问他,不是间谍情报,为什么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到公开营业的中国电报局去发电报?

孔令侃自知理亏,在香港这个地方,又没人买他的帐,他真有了落魄之感。于是,他舍出血本,向经办这件案子的港方人员大量行贿,又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交保手续。

港英当局查来查去,也觉得难以处理。一是《财政评论》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办的,案子涉及到中国政府;二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于是,港英当局就把该案的全部案卷和证词都移交给了中国驻香港的外交代表,并表示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但孔令侃明知故犯,不能原谅,希望中国政府将其调回。

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留学。

这时孔令侃突然想起了“白兰花”,就给“白兰花”发电报,让她速来香港。

“白兰花”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从重庆坐车到昆明,又从昆明转道去了香港。

1939年秋的一个早晨,一艘美国公司的客轮在香港起锚了。在头等舱的房间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相对而坐。茶几的花瓶上插着一束鲜艳的郁金香,空气中飘浮着温馨与甜蜜。

几天后,船行至马尼拉,孔令侃突然对同行的几个随从说,他要在马尼拉与“白兰花”结婚。孔令侃的这一举动令他的随从大吃一惊,他们都知道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坚决反对这一婚事的,他们原以为孔令侃叫“白兰花”来,只是为旅途枯燥解闷。

在马尼拉港,孔令侃打电报给宋蔼龄,通报了他的婚事。他早想好了,来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同意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我们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为了把婚礼办得像点样,他还事先托在马尼拉的朋友帮他在一个旅馆租了个房间(船在马尼拉停了两天),并请了一个牧师做他们的证婚人。

宋蔼龄在重庆接到孔令侃的电报后,立刻打电话给孔祥熙,孔祥熙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嘴里嚷到:“孽种,这个孽种!”宋蔼龄在电话里说:“光骂有什么用,得赶快想个办法。”孔祥熙说:“叫他立刻回香港,美国的事不办了。”

还是宋蔼龄沉得住气,她立刻通过关系弄清了孔令侃在马尼拉的地址,然后发了一封措辞恳切的电报。大意是让孔令侃冷静下来,认真对待婚姻大事,并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

无奈这封电报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就在孔祥熙、宋蔼龄焦急地等着马尼拉电报的时候,孔令侃和“白兰花”已在旅馆如期举行了婚礼。

孔令侃去美国是被迫的。这是他一生中极少遇到的情况,因为有“白兰花”,他才答应了这个要求。否则他是一定要回重庆的,看看那些“正人君子”能把他怎么样。

孔令侃和“白兰花”漂洋过海,一路上花红柳绿,到了美国也根本没心思读书。无奈宋蔼龄发了脾气,拿不到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就别回来见我。孔令侃只好硬着头皮去读书,在“白兰花”问题上已经弄得老爹老娘很没面子,这学习的事说什么也得顺从。

可此时的孔令侃哪有心思坐下来读书呢,在教室坐了两天,就比坐了两年还难受。晚上他逛夜总会,早上就起不来,懵懵懂懂地赶到教室,老师的话一句也听不见,满脑子里还是在宇宙灯下大幅度摇摆扭动的红男绿女,这时“白兰花”给孔令侃出了个主意,说你真不想读也没关系,以孔家的势力和影响,找个替身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孔令侃一拍大腿说,是啊,这一层我怎么没想到呢。于是,他想起了吴方智。

吴方智原是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一个职员。广东汕头人,大学毕业,英语讲得极为流利,脑子也很灵光。因和孔令侃年龄相仿,平时还能和孔令侃说上活。

孔令侃立即发电报到香港,叫他速来美国。吴方智见到孔令侃的电报,自然不敢怠慢,立即乘船来到美国。到了以后才知道孔令侃要他来是为了当替身。

孔令侃按事前和“白兰花”商量好的办法,让吴方智用孔令侃的名宇在哈佛大学缴费注册,攻读硕士学位,并对吴许愿说,这次拿到学位,帮了孔令侃的忙,将来一定重用。

吴方智出身贫寒,能为孔令侃这样的大少爷效力也心甘情愿。于是他寒窗苦读,发奋忘忧;加上聪颖的天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文凭。但文凭上的名字却写着孔令侃,当孔令侃把文凭捎回重庆时,孔祥熙和宋蔼龄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这个捣蛋的儿子改邪归正了。

“拿到”文凭后,孔令侃怕吴方智久居美国会带来麻烦,就让他回到了香港,并给了他一笔酬劳。抗战胜利后。孔令侃将吴方智提升为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经理。当时,一些知情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地下硕士。

孔令侃在美国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在中途岛、瓜岛等战役中重创日军,从海上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包围。苏联则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首次取得了一次歼灭德军精锐30万人的重大胜利,从此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面。在北非,蒙哥马利领导的英美联军重创隆美尔的德国坦克部队,并一举攻占了意大利的门户西西里岛,这一切都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孔令侃利用孔宋两家的努力在美四处活动八方串联,争抢美国各大公司在中国产品的经销权,为在抗战胜利后取代日本在华地位的美国商人铺平道路,也为自己将来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

1945年,宋美龄访美,孔令侃担任了宋美龄访美代表团的秘书长。孔令侃利用这个机会,同美国著名大公司进行洽谈,并取得了很多大公司在华经销其产品的合同,为其回国建立扬子公司创造了条件。一年前,他的老爹--执掌国民政府金融大权的孔祥熙因群起而攻之,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的阶梯失去了支撑。他本来还雄心勃勃想杀进政府为孔祥熙挽回面子,但宋蔼龄劝他,官场污浊,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不如趁现在年轻干一点实业。于是孔令侃回国后,利用孔家的财产和影响,利用自己在美国多年建立的关系,在抗战胜利不久开办了一家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这事说起来叫人难以理解,孔宋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怎么会在扬子公司上又利益一致呢?其实不然,孔祥熙被撤职后,宋子文接替了孔的位置,就像10年前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一样*年又掉了个个儿。二人自然是水火不相容。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

而且,当时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到美国定居前,她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托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

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做并大发了一笔。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民用轿车生产都停业了一个时期,于是二战结束后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保障供应,美英等国组织了汽车联合会的垄断组织,规定了汽车销售的两种价格,即组织成员可买到平价车,而非组织成员则要到市场上去买高价车。孔令侃发现了这一差价,立即在汽车生意上动开了脑筋。他翻开了所有关系单位中曾经和扬子公司、中央信托局有过业务往来的通讯名录,终于找到了利威汽车公司。

利威汽车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英国企业,是美英汽车垄断组织的成员,在上海经营汽车已有100多年历史。为了能达到打人汽车垄断组织,搞到平价轿车的目的,孔令侃用130万美金将利威汽车公司95%的股权买下。孔令侃买通了利威的老板后,却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所以从表面上看,利威还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孔令侃这样做是有目的。这既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使一些竞争对手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又可以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于是,利威公司成为孔令侃在商战中的一件“秘密武器”。

孔令侃在操纵控制了利威公司后,很快通过其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购进了一批美英生产的新型轿车。要使这批汽车在黑市上卖出好价钱,当时孔令侃也颇动了一番脑筋。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新车,其销售都不能超过一定的最高限价,旧车可不受限制。美国法律又规定,只要车里放有猫或狗,就说明这辆车已不是新车而是旧车了,价格也不再限制。

孔令侃发现了这个破绽后,就去买了些猫和狗,放进购买的新车里,然后以高出新车最高限价几千美金出售。当时美国的汽车市场是供不应求,尽管孔令侃的价格较高、购车者仍十分踊跃。由于车里有了猫或狗,官方又不能说这是新是旧(实际上就是新车),孔令侃就靠这种手段大赚了一笔。

另外,英、美汽车厂还有一种规定,凡是从中国去英美的人,不分国籍,只要与利威公司签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电报形式向汽车生产厂家预约,这个人到达纽约或伦敦后,可以凭合同按优惠价格购得汽车1辆。这种办法被英美商人称为“本上供应”法。孔令侃在这上面也大做手脚。他派人了解即将到欧美定居的人员情况,然后选择对象,许诺说谁能与利威公司签订假的“本土供应”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笔好处费。很多出国人员到美英并不想立即买车或买新车,但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使他们成为孔令侃的驯服工具。于是他们行前先签合约,到美国后则由扬子公司驻纽约分公司的负责人“伴同”一起凭假合同取车。当时去美国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过这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得到了价格优惠的汽车,然后再转手倒卖。

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这一点从他的用人也可略见一斑。

当时,扬子公司恐怕是设官职最多的公司。这一点不仅令孔祥熙、宋蔼龄不解,连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里的一些同事也颇为奇怪。公司除孔令侃当总经理外,共设有副总经理30余人,其中多为洋人。如英、美军官各1人,英国勋爵1人,美国华尔街代理1人,买办若干人。此外财政部、军政部官员若干人,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有3名德国纳粹战俘在公司任职。

抗战胜利时,美军向国民党政府移交了一批纳粹战俘,国民党政府选择后准备留下几个有背景、有学历的为中国所用。孔令侃知道后,立即和有关部门联系,从中挖来了3人。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你弄来那些德国佬干什么?他们是战败国,有功夫多和美国人联系联系才好。

孔令侃不听,不仅要来了3个德国战俘,还委以重任,使那些德国人十分感激孔令侃。孔令侃看的没错,德国虽然战败,但德国的技术、文化和巨大的工业潜力是不可忽视的。果然没过多久,德国的工业开始复苏,中国对德国的贸易也开始复苏。孔令侃利用这3个德国人回德国,很快和德国搞颜料的垄断资本家挂上了钩,而当时中国的颜料市场几乎是空白。不久大批的德国颜料进入中国市场,扬子公司又趁机发了一笔财。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僵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更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6000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急了。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不仅毫无进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大中城市不敢轻易出击。蒋介石的脾气也随着南京夏季的气温不断升高而火气越来越大。听说上海又有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闹得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顶脑门儿。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家里,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干预,动员全部警力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

宣铁吾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布置调查,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凡是在上海能囤积居奇的,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有后台。而闹得最欢的,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宣铁吾左思右想,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乌纱难保。如果执行了又势必得罪杜月笙和孔令侃。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年头他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向蒋介石写了个辞职报告,请求免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之职。

蒋介石一看报告就知道宣铁吾在耍滑头。可现在,谁能搬动那些大官呢?于是他想到了蒋经国。

蒋经国被叫来了。蒋介石坐在藤椅上微闻双目,像一尊泥菩萨。蒋经国以为蒋介石是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闷闷不乐,就说:“爸爸,你让我去试试。给我20个师,20个坦克团,由我亲自指挥。”蒋介石一听就烦,又夸什么海口,什么20个师、20个坦克团,你知道装备这些部队要多少钱。现在的军费开支已超过20万亿法币,而全年财政收入还不足20万亿。他缓了口气对蒋经国说:“前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里已经乱了套

蒋经国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后,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也没多少底。于是他在去上海前给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风打了个电话。毛人凤便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改为经济检查大队,受蒋经国直接指挥。

此时,蒋介石也电告宣铁吾辞职不准,已派蒋经国去上海,共同执行查处任务。

蒋经国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便来到上海,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三楼安营扎寨。旋即蒋经国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确宣布,他这次来,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整顿经济秩序,平抑物价并查办投机商的。他不打苍蝇,专打老虎。

最初,杜维屏和孔令侃并没把蒋经国放在眼里,像这样的阵式他们见得多了不过喊几句口号、开几个会,最好抓几个小萝卜头应付应付舆论。所以他们拒绝检查并继续在黑市上投机。

可此时蒋经国也不是软柿子。他回国多年,一直没主管过什么正经事,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况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次如果不抓几个大头,哄抬物价和投机倒把之风是断然不能煞住的。于是蒋经国抡圆了板斧,向“老虎”的头上砍去。

当下查有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大搞股票投机,人赃俱在;上海警备区经济科长张业区利用职权,敲榨勒索;行政院长孙科的经济人、大富商王春哲囤积居奇,明知故犯。这3个案子报到蒋经国那里,蒋经国大笔一挥:“杀!”

开了杀戒后,蒋经国发现杜维屏等还没有主动交待的表示,便在一天傍晚突然查封了他最大的一个仓库。经查发现里面堆满了政府明令禁止囤积的物品。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捕了。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上海滩,连孔令侃听了头皮都直发麻,莫非这个俄罗斯儿子(孔令侃称蒋经国为俄罗斯儿子)真敢太岁爷上动土?

当时孔令侃的确想错了,他自称太岁爷是过分了。国民党的江山是姓蒋而不姓孔,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若按过去皇帝的规矩,蒋经国就是皇太子。你孔令侃不过是皇亲国戚,见了皇太子也得请安。

果然,蒋经国在逮捕了杜维屏后,立即在浦东大楼召集所有巨商开会。那些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大亨们都乖乖地来到会场,连青帮头子杜月笙都亲自到会,当然杜月笙也是来者不善。

蒋经国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清楚,杀鸡吓猴,杀了三个,抓了一个大头。谁敢不听我的命令,他们就是榜样。当即到场的巨商们无不脸色铁青,额头冒汗,纷纷表态拥护南京的禁令,要为币制改革出力,做遵纪守法的良民。蒋经国不禁暗自得意,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就在蒋经国要宣布散会的时候,杜月笙站了起来,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蒋经国预感到不妙,抓了杜维屏,就是给杜月笙看的,但他杜月笙又怎么样,犯了法我一样抓。

就听杜月笙说道:“我不是来为儿子求情的,他做了错事,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是让他把违法囤积的物资。交出去。二是将他交给蒋先生法办。但我想说一句,既然蒋先生以国法为重,执法如山,就应该一视同仁。据我了解,在上海滩囤积居奇的不止我儿子一家,扬子公司也有不少,蒋先生为何不到他们那里查查……”

蒋经国心里直冒凉气,他早就听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孔令侃得罪。查了杜维屏,就是给孔令侃提个警告,叫他主动交待。不料杜月笙当众将了他一军,看来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蒋经国当场对杜月笙说:“扬子公司我当然要查,这次不管是谁,触犯了国家法律,我都不会放过。”

杜月笙冷笑了一声连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

当天晚上,蒋经国率领经济检查大队直扑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当场查获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蒋经国一咬牙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再说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知道蒋经国是铁了心跟他干,再找他说也没用。当即他就乘飞机到南京去找宋美龄。宋美龄历来对蒋经国没有好感,听说他在上海乱抓乱杀气就不打一处来。孔令侃又以要公布宋美龄在美国的财产相威胁,宋美龄终于答应让蒋经国住手。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宋美龄急邀蒋介石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龄的头上。蒋介石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

蒋介石回来之前,宋美龄已到了上海。她找到蒋经国,劝他不要对扬子公司下手,说那样会从根本上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声誉,给反对的人找到借口。

蒋经国不服,说蒋介石派他来上海整顿上海秩序。现在是小官看大官,百姓看上头。如果欺软怕硬,怎么能服人呢?

就在蒋经国和宋美龄争执不下时,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不久就在南京宣布:扬子公司一案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结束。

据说当时蒋经国在见蒋介石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有先在家里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这样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了。而那孔家的大少爷孔令侃守在上海,依旧我行我素,横行霸道。

3.不男不女孔令伟

孔令伟是孔令侃的妹妹,在家排行老三,比孔令侃小三岁。人称孔二小姐,一生下来就墩墩实实,活泼好动。上小学时,孔令伟喜欢和男孩子玩,打架、斗嘴。13岁时她就学会了驾车、打枪。有一次孔家的保姆对孔令伟说,女孩应该文静一些,孔令伟听了大笑一声:“那我就偏不文静,看你能把我怎么办!”

孔令伟长得眉清目秀,十四五岁时就已出落得像个大姑娘。可她偏要女扮男装,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有时穿黄呢子军装像个年轻的军官;有时西装革履像个年轻的学者;有时又一身长褂像个绅士,一般不认识她的人第一次见面很难分清她是男是女。

孔祥熙和宋蔼龄对其自然娇惯宠爱,她不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且想要什么便能得到什么。和孔令侃一样,她也老子天下第一,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在南京和后来的重庆,她都横行霸道且无人敢管。

孔令伟15岁便敢独自开车上街。尽管孔祥熙、宋蔼龄吩咐过秘书要管住孔令俊,但秘书们哪里敢惹孔令伟,最后的结果就是浪费了半天口舌孔令伟还是把车开了出去。虽说她会开车,但毕竟年龄小经验不足,所以常出事。有一次她在南京开车兜风,违犯交通规则,警察不知道她是孔家二小姐,就上前训斥了几句。孔令俊看一个警察竟敢训斥她,掏出枪来就打。可怜那警察被子弹打中,送到医院后因流血过多而死。当即孔祥熙令人给警察的家属送了一笔抚恤金,才算了事。孔令俊照旧没事人似的,开车在大街上乱转。这件事后来在南京的交通警中传开了,以至后来流行了这样的笑话,两个人一斗嘴,一方便说:“你不要神气,小心出门碰上孔二小姐!”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移到了重庆。为了防止日军的空袭,在夜间实行灯火管制。车辆在街上行驶不能开灯,而且要限速。有一次,孔令俊晚上出门办事,回家的路上,正遇上空袭警报。所有的车都关了车灯。可孔令俊不但不关车灯,还加大油门向孔家的住所--范庄官邸驶去。警察一看有车子违犯规定,想上前阻拦,孔令伟竟丧心病狂地开车向警察身上撞,当时就把这个警察撞倒在路边。

重庆警备司令部有个稽查处,是军统直接管理的部门。官阶不高却权力极大,平时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对一般的资本家也不放在眼里。不料有一次碰上了孔令伟,于是双方来了个狗咬狗,一嘴毛。

那是一天深夜,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和军统本部的总务处长沈醉两人带着几个特务去机场处理一件案子。车开到一个涵洞附近,迎面开来一辆轿车,亮着大灯,速度很快。陶一珊的车停在原地未动,并用开灯熄灯的方式示意对方让开,不料对方不但毫不理会反而向陶一珊的车直冲过来。陶一珊虽是处长,但却是上面的红人,一个处长就授予了少将军衔,平时横行霸道,开车从不让人。看见这辆轿车的骄横,气就不打一处来。当下他也开着大灯迎了上去。结果,因道路狭窄,车速又快,两辆车的前保险杠撞在一起。

陶一珊气势汹汹地跳下去,张口就骂。不料对方车里也下来一个穿军装、看上去象个年轻军官的人。她抬着眼皮瞥了一下陶一珊领章上的军衔,不屑一顾地说:“我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不过是个小小的少将而已。”

陶一珊一听觉得此人来头不小,便一下子压住了火,只是脸憋得通红说:“你是什么人?夜间一个人高速驾车?”

“无可奉告。你马上给我让开!”

陶一珊一听不对呀,这一身男装的青年军官怎么一口娘们腔。就在这时,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开车赶来了。看见路被堵塞就走下车来。陶一珊一看唐毅来了,以为来了救星上前迎着说:唐局长……

不料唐毅根本没理陶一珊,而是走到那青年军官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然后恭恭敬敬地说:“孔二小姐……”

孔令伟哼了一声问唐毅:“那家伙是什么人?”

唐毅连忙向孔令俊介绍陶一珊,并说他们的确因为公务在身,才和孔令伟发生了误会。

孔令俊一甩头说:“今天我还有事,明天带他到办公室来见我。”

第二天,唐毅果然带着陶一珊到孔府去赔礼道歉,以至后来成为军统中的一则笑话。可陶一珊并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别笑话我,要是你们遇到了那种情况,说不定还得管孔令伟叫大姐呢。

还有一次更邪乎,孔令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公子因一点口角,在重庆中央公园开枪对射,误伤了不少游人,当即成为重庆市轰动一时的新闻。

重庆又名雾都,难得有几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某一日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又正好是个公休日,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位于北碚的中央公园。孔令俊也带着两个随从,骑马来到公园。不过她破天荒地没穿男装,而穿了一身猎装,露出了女儿的本色。

她们经过一片绿林时,忽然听到一阵放荡的笑声。孔令俊侧目一看,不远处的假山旁,四、五个公子哥模样的青年,正向她们打着飞吻。

孔令伟哪受得了这个。她对两个随从一摆手说,走,教训教训他们。就径直向那几个青年走了过去。

那伙人也不含糊,为首的一个身穿皮夹克的小伙迎了上来,斜着眼对孔令伟说,“好漂亮的小妞。”

孔令伟还没等对方把笑脸收住,飞起一脚踢向他的下身。

皮夹克向后一闪,没踢中,便露出了几分狰狞。

“没想到你还会几下拳脚,今天我要叫你知道什么是少林武功。”

皮夹克上前一把拧住了孔令伟的胳膊,孔令俊大喊一声,两个随从冲上来解围,紧接着还没等那伙人反应过来,孔令伟已从怀中掏出了手枪。

令孔令伟吃惊的是,对方并没有象她想像的那样,一见手枪就下跪求饶或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为首的皮夹克额头上青筋直跳,也“嗖”地从怀中掏出一支瓦蓝瓦蓝的驳壳枪。

孔令伟还没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她脑袋瓜一热,挥手向对方扣动了扳机。只听“啪”的一声枪响,刚才还宁静温馨的公园顿时变成了杂乱无章的闹市一般,人们叫着、跑着、哭闹着……刹时乱成了一团。

“啪”!“啪!”皮夹克一伙滚到了假山后,利用石头做掩护开始还击。

一时间,公园里枪声大作,宛如战场,而有几个游人因躲避不及已倒在了血泊中。

后来警察宪兵闻讯赶来,才平息了这场枪战。事后,双方也才知道了对方的底细,原来那“皮夹克”是当时云南省主席、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公子。

孔令伟虽然没吃什么大亏,但确憋了一肚子火。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碰壁,第一次有人不买她的帐,跟她真刀真枪的干。回家后,她在孔祥熙、宋蔼龄面前又哭又闹,说龙三公子如何欺侮她,要他们为她做主,一定要严惩龙三公子,否则孔家太丢面子。

孔祥熙照例安慰了孔令俊一番,并把龙云大骂了一顿,说一定要到蒋介石那里告上一状。可实际上,孔祥熙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明白,国民党政权退守西南以来,这些西南的土皇帝就身价倍增。就是龙云,集云南的军政大权为一身,号称“云南王”。他的滇军名义上归蒋介石指挥,实际上老蒋一兵一卒也调不动。日本鬼子要进攻云南他就打日本,中央军要进云南他也会打中央军,连蒋介石现在都让他哄他三分。再说滇缅公路是国民党政府的战略要道,连孔祥熙的走私货也要从那里走,要真是把龙云得罪了,对孔家也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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