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的故事

Posted 2023-01-04 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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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的故事

　　明世宗死后，由他的儿子朱载继位，改年号为隆庆，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穆宗。这一次皇帝的更替和以前皇帝的更替一样，又给下面的大臣有一个革除弊政的机会。张居正就利用这种机会，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
　　张居正很早就走上了宦途。一开始，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正是严嵩当权的时候，他看到天下群盗涌起，贪风不止的局面，感到国家的形势很不妙。他认为这种形势非得有一个磊落奇伟的人不可，只有这样，不拘常规才能廓清天下这种混乱的局而。但是，当时皇帝昏庸，奸臣执掌朝政，他的思想也就比较悲观，认为世上即使有这种磊落奇伟的人，当政的皇上也未必了解他，即使了解他也未必肯起用。这样，张居正就只在翰林院当了7年的编修
然后就称病辞宫回家了，在家里闭门读书。
　　就这样，张居正在家整整又读了6年书，由于他的父亲很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他只得又进京当官，任国子监司业。张居正的性格比较深沉，而且很有胆略，这次进京后
他就怀有更大的抱负。在办完公事之后，他就注意研讨历代盛哀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留心观察社会现实。明穆宗登位那年，他就被遴选入放内阁。第二年，他针对世宗以来的种种弊端，向穆宗上了一逍奏疏，指出当时朝政己经是积习成弊，颓废不振了，如果不及早实行一些改革，结果会积重难返。
　　张居正在那J奏疏中陈述了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是很有见识的，在当时也是势在必行的
穆宗皇帝对这个也深表赞赏，可借的是他在位仅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张居正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他这些主张暂时不能得到实行。
　　穆宗去世后，由太子朱翊钧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明神宗治天下的时代。这时，张居正联络宦宫冯保，撵走内阁的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出任了内阁首辅，拥戴着10岁的神宗小皇帝。张居正己经大权在握，年幼的小皇帝又对他言听计从，于是，张居正就把他昔日的政治主张，在r宗统治的时候，逐一地付诸实施，掀起了一番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首先整饬吏治，他认为当时朝野拖沓成风，吏治不清。于是，他就提出了考核吏治，要求为宫清廉，政治清平，让老百姓过上安足的生活。他又制定出一套考核官吏政绩的办法，通过考勤，来分e官员们的勤惰、贤愚的状况，把那些办事拖拉的官员亳不留情地罢免或者黜陟了。张居正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时候，主张唯才是用，不受毁誉、亲疏关系的影响，人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破格重用。对那些没有军功，能力又十分低下的，即使是皇亲贵戚，也决不滥封爵位，轻授官职，这样就使整个官僚机构不十分庞大。
　　张居正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改变赋役严重不均的状况，减轻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的赋税，后来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样，又为明政府的财政增加了不少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许多负担。
　　张居正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加强边防的工作。明神宗时发生庚戌之变
那时，张居正也在北京，他目睹了俺答军队围困北京的局而，他内心深有感触，他就决心对边防加以整顿，加强力量。
　　俺答汗的部落多，力量强大，历来是明朝北部边塞的劲敌。庚戌之变发生后，明朝又和俺答部发生过几次交锋，当时在边境的老百姓一直都深受战乱骚扰之害。在穆宗在位第四年的时候，俺答汗把外孙女三娘子从她的未婚夫袄儿都司手里抢来做为自己的妻子，为了消除袄儿都司的怨恨，又将自己的孙子把汗那吉的未婚妻赏给了袄儿都司。这下子触犯了把汗那吉，他在恼怒气愤之下，联络部属阿力哥等人，一起跑到大同归附明总督王崇古那里。王崇古一面善意款留，另方面派人上报朝廷，请求优抚把汗那吉他们。他的建议得到了张居正的赞赏，就极力主张采纳王崇古的建议。于是，明政府封把汗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事情发生后，俺答汗会集各部人马，重兵压境，要求明朝遗还把汗那吉。当俺答汗得知孙儿把汗那吉归顺后受到明王朝的礼遇，心中也就十分喜悦，就从此息兵和好了。
　　后来，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必须离职守丧尽孝三年。当时r宗小皇帝还很年轻，治国没有经验，而且张居正也不甘心因守孝的事，中断自己谋划已久的政治改革。于是，由皇帝出面，下诏书挽留，说是公务需要，不必离职守丧，这在当时是被看作 “夺情”的。这一来，一些反对改革的政敌就用这个做借口，趁机群起而攻之。张居正虽然有宦宫冯保和皇太后的支持，最后由明r宗做出裁决，把这些反对派惩处了结了，但反对派们的斗争没有止息，张居正就是在多方阻挠和诽议的情况下，推行他的政治改革的。
　　r宗十年时，张居正死了。他死后不久，就又遭到反对派的诬陷，结果封号被革除了，家产也被抄没。他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张嗣修和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就这样，在他执政10年间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像皂沫一样地幻灭了。
张居正改革

历史人物作为改革家与政客的张居正

张居正

张居正为万历皇帝所编的教科书《帝鉴图说》中的插图

　　编者按：有关晚明首辅张居正的故事，一直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张居正的形象也大多是正面的、完美的，他扭转了明朝后期持续颓靡的局势，营造了明史上最后一段辉煌。但为什么张居正病死后，其家被抄，其子自杀，其功绩也被全盘否定？对此，樊树志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威权震主。不仅如此，樊教授还从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审视了本站网人物张居正鲜为人知的“灰色的”一面。

既是改革家又是政客

　　张居正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本站网人物，人所共知。张居正既有改革家的一面，又有政客的另一面；既有公开示人的一面，又有隐私的另一面。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连提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都难以比肩。因为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把《周礼》作为理论根据与出发点；而是秉承法家“不法古”、“不循礼”的作风，革故鼎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首先从政治改革下手，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改变官场流行的颓靡习气――“一味甘草，二字乡愿”（这是海瑞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表述：“医国者一味甘草，处世者二字乡愿。”甘草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死马当活马医，能混一天算一天；乡愿者，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力求构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围，使得“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然后才有可能大力推行财政经济改革，清丈耕地，整理赋税，把隐匿、逃税的耕地清查出来；继而把在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使赋税和徭役货币化，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

　　他以理财家的独到眼光，在财政经济改革中，强调“不加赋而上用足”（不必增加赋税而使得国库充裕），为此两手并举：一手是“惩贪污以足民”；另一手是追查逃税、漏税，增加国库收入。这比那些只会仰仗加税来解决财政赤字的理财家高明多了。

　　这是他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明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十六个字，刻画的就是一副政客面貌。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张居正这个铁腕人物，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他的口头禅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这种政客作风，在“附保逐拱”与“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隆庆皇帝去世以后，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权力争斗白热化，高拱发动言官弹劾冯保，企图罢黜司礼监，把权力收归内阁。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张居正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同盟军。按理说，作为内阁次辅，他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义：如果支持高拱打倒冯保，那么他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冯保打倒高拱，他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为第一把手。于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说什么打倒冯保就好比除掉一只死老鼠那么容易。暗地里，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把高拱在内阁中的牢骚话：“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叫冯保告诉隆庆皇帝的遗孀――皇后与皇贵妃以及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孤儿寡母心态，除掉高拱。

　　直到御前会议之前，高拱还以为张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今天的会议一定是宣布冯保的垮台。结果恰恰相反，太监宣读的“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指责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这份皇后、皇贵妃与皇帝联名签署的圣旨，以不容争议的慎重态度，宣布对高拱的处分：“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罢了他的官，必须立即离开北京。

　　这就是所谓“附保逐拱”（依附冯保驱逐高拱），人们领教了政客的手腕。

打击对手冷酷无情

　　至于“王大臣案”就显得更加荒唐了。高拱被罢官后，冯保害怕他东山再起，一手策划了“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皇帝上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警卫人员”抓住一个打扮成宦官模样的刺客，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张居正与冯保密谋，诬陷高拱是幕后指使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借以诛高氏灭口”。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总督，一手包办对刺客王大臣（本名章龙）的处理，用升官发财为诱饵，炮制假口供，牵连高拱。

　　这一事件闹得朝廷内外沸沸扬扬，大多数官员认为，高拱虽然作风跋扈，但不可能作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来，要求张居正悬崖勒马。张居正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转弯，听从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派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与冯保一起“三堂会审”。朱希孝事前已经查明，王大臣提供的是假口供，要王大臣在会审时如实交代。

　　冯保满以为会审是稳操胜券的，结果大出意料。于是匆匆判处王大臣死刑，顾全了冯保和张居正的面子。

　　时过境迁，张居正与朋友谈起此事，居然振振有词地说，他是一向反对牵连高阁老的；由于他的鼎力相救，高阁老才逃过一劫。奇哉怪也！看来政客的言论，往往需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识破事情的真相。

　　张给人的印象，道貌岸然，气宇轩昂，他身材颀长，美髯及胸，加之身居高位，办事雷厉风行，让人感到不怒而威。这是公开示人的一面，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人或许会问：张居正究竟是一个贪官还是一个清官？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未免简单化。我只能说，他既不是严嵩那样的贪官，也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在贪赃枉法、贿赂横行的官场，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于敛财，却不随便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辽东总兵李成梁，由于他的提携，获得朝廷的嘉奖，特地派人送来大批黄金、白银，张居正婉言谢绝，便是一例。可见他不像严嵩那样贪婪。但是他也不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死了连丧葬的钱都没有，是朋友帮助殡殓的。据王世贞说，严嵩的抄家物资，十分之九进入宫廷，以后又陆续流出，其中最精的十分之二为张居正所得。这种情况非熟悉内情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张居正是一个好色之徒。他致死的疾病公开的说法是痔疮，其实不然。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他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天遂不御貂帽。”原来道貌岸然的首辅张大人，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因为“多御内而不给”，大量服用房中药，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不仅损伤脾胃，而且慢性中毒，毒性已经进入头部，即使治好了痔疮，也难免一死。他的管家亲信游七，投其所好，专门收罗各种房中药，供他纵欲。野史说，戚继光给他送来两名“胡姬”（少数民族美女），也是投其所好。这一面以往很少提及，大概是为尊者讳吧。其实这是晚明上流社会的普遍风尚。

悲剧根源是威权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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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卓有成效的改革，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营造了明朝本站网上最后一段辉煌，彪炳于史册，有目共睹。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对于他死后遭到彻底否定，而耿耿于怀，说道：“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这段话是值得细细琢磨的，他把“宰相之杰”与“身死之辱”，用“故有”两个字联系起来，说明其中的必然关系，难道是因为他做得太杰出了，终于招致“身死之辱”吗？做得太杰出，有两种含义：一是“功高盖主”，二是“威权震主”。张居正两者兼而有之。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万历皇帝是一个虚岁十岁的孩子，他的母亲（当时的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把辅佐和管教小皇帝的双重责任，全权委托给了张先生。在皇帝心目中的张先生，以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身份，代替他来摄政。无怪乎张居正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非相，乃摄也。”意思是，我并非一般意义的首相，而是代替皇帝摄政的人。所以当时人说，张居正“相权之重，本朝罕俪”，原因就是“宫府一体”，宫廷和政府大权集于一身。

　　一些官僚深知其中奥妙，对他拍马奉承，企图获得青睐、升迁。有人制作了黄金对联：“日月为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把“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和“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十足的“僭越”，张居正却安之若素。他从北京回家乡江陵安葬父亲灵柩时，有一个官员送给他一座硕大无比的轿子，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卧室，边上有走廊，简直是“一室一厅”的活动房子。皇帝的出巡也没有如此排场，张居正却坦然受之。

　　难道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功高盖主”、“威权震主”吗？那倒也未必。他回到江陵举行父亲葬礼时，皇帝接连发出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回京。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建造了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清醒地说，建什么“三诏亭”，多年以后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凉亭而已，到那时我恐怕连居所都没有了。这是他的忧患意识，他在给湖广巡抚朱琏的信中，吐露了内心的忧虑，由“三诏亭”联想到“威权震主”者的下场，说了一句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顾命大臣霍光终于难以避免灾祸。

　　霍光如此，更早的辅佐成王的周公也是如此；张居正是如此，此后辅佐顺治帝的多尔衮也是如此。

　　原因何在？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的威望与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使他感受到震慑，除非他是白痴。

两次请辞未获批准

　　像张居正这样精通权术的人，当然也担心代帝摄政没有好下场，在他权势显赫的后期，向皇帝提出辞职，希望急流勇退。汉朝的张良，明朝的刘基，功成名就以后，急流勇退，显然是一种谋求自身安全的策略。张居正也想自谋安全，万历八年，向皇帝呈上《归政乞休疏》，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惶恐：“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如果继续硬撑下去，干得好，无非锦上添花；干不好，中途翻车，前功尽弃。这样的话从一向无所顾忌的张居正口中说出来，是不同寻常的。皇帝不可能理解张先生“骑虎难下”的忧虑，毫不犹豫地驳回了“归政乞休”的请求。

　　张居正再次“乞休”，他向皇帝进一步袒露心迹，说：八九年来“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每一天都惴惴不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还说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恐怕保不住自己的脑袋，给国家带来耻辱。

　　皇帝接到张先生的第二份奏疏，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没有感受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他何尝不希望张先生早日“归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切听凭母亲与张先生安排，如今张先生要“请长假”，必须请示母亲。没有料到慈圣皇太后态度坚决而恳切地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让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张居正想急流勇退，没有成功，固然与慈圣皇太后的挽留有关，也与他自己没有固执己见、坚持到底有关。他太贪恋权位了，内心深处实在割舍不下位高权重所带来的一切，“视富贵如浮云”，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他至死也没有急流勇退。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使得皇帝的亲政提前到来。皇帝既然亲操政柄，必须消除笼罩在他头上十年之久的张居正阴影，否则无法树立自己的威权。首先要除掉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的冯保。仅仅六个月后，皇帝就指责一向被他看作亲信的冯保“欺君蠹国”，本来应当处死，念在先帝顾命大臣的情分上，从宽发落，到南京去赋闲养老。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于是掀起一股声讨张居正的浪潮。在皇帝眼里，原先与他联手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的奸臣，本来应当“断棺戮尸”，“姑免尽法追论”，但是必须“抄家”，从政治上彻底否定张居正。他的长子张敬修受不了主持抄家的刑部侍郎丘的严刑逼供，自缢身亡。临死之前悲愤地喊出了：“丘侍郎，活阎王！”

　　张居正死后的悲剧是令人感慨的，根本原因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死后功绩被全盘否定

　　张居正死后，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是他一手提拔的副手张四维、申时行的“反戈一击”。

　　冯保企图让退休的礼部尚书潘晟出任内阁首辅，让张居正作为遗言向皇帝提出，皇帝起初接受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冯保希望的那样发展，由于张四维、申时行策动言官揭露潘晟的劣迹，皇帝遂收回成命，令潘晟“着以新衔致仕”。后来言官们对冯保的弹劾，也是张四维、申时行导演的。他们虽然是张居正的亲信，但是对他的改革措施过于“操切”，有所不满，希望在他们执政的时期，宽大从事，不再深求苛责，可以稍安人心。

　　皇帝与内阁在对待张居正问题上，态度如此合拍，预示着新的政治动向：张居正时代已经悄然落幕！

　　杰出人物在本站网上的作用，有时确实难以低估。假如张居正、冯保仍然在政治舞台上，其他人要想改变万历十年以前的政治走向，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此时此地，早已今非昔比，张、冯二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一死一去，皇帝挣脱了钳制他的大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主持内阁的张四维、申时行，极力与张居正划清界限；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如释重负，抨击张居正，政治形势剧烈动荡。

　　皇帝关于查抄张府的圣旨，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动。一些清醒的官员希望皇帝冷静、宽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曾被张居正打压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力排众议，挺身为张居正讲几句公道话。他批评皇帝对张居正的惩罚过于严酷，必然使得今后内阁大臣产生恐惧感，手足无措，形成政治后遗症。

　　皇帝根本听不进去。

　　原任礼部尚书，后来升任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和赵锦一样，都算不上张居正的亲信，当年“夺情起复”时，他和同僚反对张居正的做法，受到张的谴责，被迫辞职。张死后，他重新被起用，得知查抄张府的消息，不计前嫌，写信给主持抄家的丘，对官场的世态炎凉，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说：张居正“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在他掌权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他死了以后，“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都不是实情。《明史・于慎行传》提到这封信，给予八个字的评论：“词极恳切，时论韪之。”可见，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讲这样的大实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张居正的悲剧，无疑是一桩冤案。天启二年，熹宗皇帝给张居正平反；崇祯三年，思宗皇帝给张居正的后人平反。为什么？因为大明王朝行将就木，为了挽救颓势，朝廷需要张居正那样的铁腕首相再度出来，力挽狂澜。

　　人们回顾这一段本站网，启迪良多，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海瑞对张居正的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在海瑞看来，张居正善于为国家谋划，不善于为自身考虑。实在是深得其中三昧的精彩点评。《明实录》讲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时，也这样说：“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人们当然希望政治家“工于谋国”，并不希望他们“拙于谋身”；希望他们“功在社稷”，并不希望他们“过在身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拙于谋身”或“过在身家”呢？确实值得深长思之，这也就是本站网的魅力所在了。

张居正改革的故事

张居正改革的故事

历史人物 作为改革家与政客的张居正

历史人物作为改革家与政客的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