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如何闻名全国的

Posted 2023-01-04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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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如何闻名全国的

1949年7月，战上海的枪炮声逐渐远去，有一支连队受命担负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巡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和中共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的警卫任务。这个连队就是后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闻名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那么，这些原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的解放军战士，来到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恢复本色后的“好八连”是如何扬名全国的？根据“好八连”的事迹创作的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怎么成了毒草？是谁帮助剧本“起死回生”？一生从未写诗赞颂过任何连队的毛泽东，为何单单为好八连赋诗一首？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如何闻名全国的？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华东军区特务团把招来的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不久连队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1949年6月，又改编为三营八连，向上海进发，开始担负保卫上海的任务。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主政比作“进京赶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复杂的“考场”要数上海，而上海最复杂的“考场”当属南京路。
“早就听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战士们在这个都市里，在这个复杂的“考场”里，会遇到什么新的考验呢？会交上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吗？”坐在向上海行进的平板车上，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吸着土烟暗自想。
战士们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是在车站月台上度过的。接下来露宿在月台上的三天里，战士们严禁外出。张成志带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遍遍背诵野战军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他还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张纸，要他们默写公约和守则上的内容。答对了的画个加号，答错了的画个减号，直到全连战士把这些内容都背得滚瓜烂熟。
三天后，连队大步进城。第一夜，宿营在“大世界”跑马厅后面的一排马厩里，随后又搬到苏州河畔一个废旧仓库里。全连战士把被子半铺半盖，睡在地上。直到7月份，部队分配了在南京路上值勤的任务，进驻青海路刘家公馆，才算有了固定的住所。
进到刘家公馆，里面的一切对于这些在穷苦中长大、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初进刘公馆时，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守着抽水马桶还到处找厕所，按一下电灯开关，会被灯泡突然发出的光吓一跳……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路边行人穿着那么时髦，男的女的手挽手进出歌厅、电影院，有点羡慕了；当一些装扮妖艳、浑身喷着香水的女子向他们抛媚眼，丢手绢时，有的战士也禁不住朝她们瞟上几眼。甚至有人感慨：“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南京路上的风光比电影还好看”。连队也开始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一次花几块钱到国际饭店开“洋荤”；有的不惜花5块钱到高级理发店理发；有人不抽自卷的土叶子烟，去买一块多钱一包的雪茄；个别战士花光津贴费还要借钱逛“大世界”……
这些情况，引起了张成志的警惕，他在党支部会议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他组织全连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领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那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多次教育后，八连战士们开始恢复本色：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用破布麻绳打草鞋穿在脚下，行走在南京路上；扛着铁锹、推着粪车，步行到十几里远的郊区开荒种菜；开展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等竞赛活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连官兵在艰苦奋斗的熔炉中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八连的先进事迹引起了部队宣传干事吕兴臣的注意。
1956年的一天，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给联系部队的《解放日报》记者张锦堂送来一张自拍的新闻照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南京路夜景中，一位战士手握钢枪正在站岗，神情威严。不日，照片以《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吕兴臣，典型的山东汉子，当时正是部队团宣传干事，同时兼任报社通讯员，时常挎着照相机在守护上海的几个连队中寻找典型。
张锦堂也是山东人，分管部队报道。两个人在一来二往中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吕兴臣跑到张锦堂那里交稿，当时没什么事，他就随口把他在八连见到的一件事情当作笑话讲给张锦堂听。他说，有一天，他到八连去，看到连长正帮助战士缝补衣服，感到新奇，就问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连长有个针线包，而且是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后来在连长的带动下，连队每个战士都有针线包，战士衣服破了以后都是自己补，有的衬衫已经补了38个补丁。
张锦堂一听，觉得是个好故事，建议吕兴臣把它写出来。吕兴臣担心自己写不好，因为他只上过四年学，以前也只是为图片写写文字说明什么的，没写过正儿八经的文章，但在张锦堂的一再鼓励下，他终于初试锋芒，写出了《针线包》，并记下了八连官兵自编的顺口溜：“针线包是百宝囊，战士拿它补衣裳。随破随缝多便当，光荣传统永不忘。”
一天，吕兴臣跑到《解放日报》社，又讲起了他在八连碰到的一件事：“昨天在八连阅览室看报纸，突然听到隔壁人声喧哗，过去一看，一群战士在赞叹一只战争年代的行军锅……”张锦堂一听：“好故事，快写。”于是第二篇稿子《行军锅》又诞生了。此后，第三篇，第四篇……到1959年春节前后，《解放日报》的一位老记者看到吕兴臣写的关于八连的系列文章后，对办公室的同事说，老吕写的小故事，能不能想办法找条红线串成一篇大通讯？
时任《解放日报》编辑部政治组组长的张默说：敌人早先扬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进来是红的，出去是黑的，那是不是可以写一个一直保持发扬革命传统的连队，写整体的八连？张默去请示总编辑魏克明，魏克明听了，觉得是个好主意，表示不仅要搞，而且要配发社论。
吕兴臣听后很兴奋，觉得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在熬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后，终于把八连感人的事迹全部整理出来了，从38个补丁的衬衫，到工具箱，再到针线包、行军锅、一分钱的故事，面面俱到，足足写了1.7万多字。可是当稿子送到编辑室时，大家却直摇头。吕兴臣很是懊恼。在张锦堂的建议下，吕兴臣又用了6个月的时间，深入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生活，站岗，执行任务，并到文联和《收获》杂志社找老作家，请求指导，最后将稿件的主题提升为“身居闹市，拒腐蚀永不沾”，改到6900字。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同时配发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八连事迹首次被完整地报道出来。
这一年，正值全国粮食严重短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严重饥荒。在党和人民共渡难关的时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好八连精神显示出难以估量的价值。八连的感人事迹，引起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南京路上好八连”开始为全国人民所知晓。
就在上海报纸、电台大力宣传八连的同时，上海警备区首长也开始高度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三野赫赫有名的虎将王必成，当时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他指出：要争取让八连的精神在全党、全军发扬起来。
1960年夏天，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领机关干部，来到浙江海防前线考察。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剧作家沈西蒙同行。考察结束返回路过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前去看望许世友，并请吃便饭。
席间，王必成端起酒杯走到沈西蒙面前：“沈西蒙啊，你要留下买路钱……你要帮我们做件事。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好戏，也要为好八连写个戏。”
那时，“好八连”尚未被正式授予称号。但由于《解放日报》对八连事迹的报道，“好八连”已经叫开了。沈西蒙听后一口答应了。
回到南京没休整几天，沈西蒙就重返上海，剃了光头，住在八连一班，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摸爬滚打在一起，细心体察战士的思想情感。后来，前线话剧团二队队长漠雁接受任务也住到八连体验生活。作为报道八连事迹“第一人”的吕兴臣，这次也受命参与创作剧本。三人在八连一住就是40多天，日夜切磋，于1961年共同完成了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
剧本写好了，交给话剧团彩排时，有人说：“这是一株毒草。”原来，在话剧里，新战士童阿男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林媛媛谈情说爱，并公然出走；排长陈喜经不起“香风”熏染，丢掉了从山东老区带来的土布袜子，要与乡下妻子春妮分手；老战士赵大大不安心在南京路站岗，申请去前方打仗。在当时有些人看来，这些情节描写了部队的阴暗面，是给八连抹黑，给解放军抹黑，不能上演！甚至有关领导还下了一道命令：剧本不许外传。
事情反映到周恩来和陈毅那里，周恩来开玩笑说：“难道我们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没有思想感情吗？”陈毅一听也生气了：“真是乱弹琴，一个娃娃排长，就一点毛病都不许有？我看这种瞎指挥硬是要不得。”
1963年1月，周恩来到上海，正巧上海在举行华东话剧汇演，周恩来应邀出席观看，沈西蒙被从南京招来，安排坐在周恩来身边。第二天，沈西蒙向周恩来反映了剧本《霓红灯下的哨兵》所受到的遭遇，周恩来听了，说：“这个戏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是好是坏，不要一下子作结论，开始不足，看后还可以修改，改好了就是嘛！”
周恩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让人打来电话，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调《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北京演出。
2月20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人员来到北京。22日、23日在总政话剧团剧院连演两场，引起很大轰动。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京演出成功后，《解放日报》随即请“好八连”前任指导员刘仁福、时任指导员王经文，以及沈西蒙、漠雁等召开座谈会，会后，《解放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的内容。4月25日，国防部在上海隆重举行命名大会，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
1963年年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拍摄。周恩来甚至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年初，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任导演，沈西蒙等负责编写剧本，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的原班人马，在南京路实地完成拍摄了同名电影，把话剧搬上了银幕，并在全国公映。
“好八连”这个名字，就此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
毛泽东一生只作诗赞颂过一个连队，那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3年7月29日晚，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毛泽东是该剧的主要观众。他看得十分投入，当剧中童阿男受到批评离开连队时，他十分着急，喃喃自语道：“童阿男，你可不能走啊！”当童阿男受到教育后回到连队时，他面带笑容，微微点着头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走上舞台和编导、演员们一一握手，并对他们说：“是个好戏，很动人，写得好，演得也好，要多给一些人看。”和剧组人员合影留念后，又说：“话剧是有生命力的，是最能反映现实的。”
《霓虹灯下的哨兵》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好八连的印象，八连的精神与毛泽东的所思所虑产生了共鸣。在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际，确实非常需要一支能站稳脚跟、保持本色、不屈不挠、团结一致的人民军队来保卫新中国来之不易的建设成就！1963年8月1日凌晨，彻夜未眠的毛泽东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其中“拒腐蚀，永不沾”寄托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殷切希望。
（原文作者乐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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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虽为青帮老大，可他的小儿子闻名全国，为祖国建设而奋斗

民国时代的中国应该是近代历史中出现的少有的一个动荡时期，在这里我们几乎是看到了无数的可能，自然一系列的人物事件对于当时的时代也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引导作用的，而那时候的上海滩更是风起云涌，透过电视剧我们似乎是看到了当初的动荡，而在历史上不得不说的一位传奇那就是杜月笙了，当时他的势力波及到了每个角落，甚至是被人们称之为是“上海皇帝”。

而在如今历史中，人们对于他也是有诸多不同的看法的，毕竟那时候的青帮在人们的心中就相当于是一个黑社会一般的存在，他能够成就霸业也是离不开自己的心狠手辣的，而另外一方面有人还认为他是江湖中的佼佼者，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嗅到了生存法则，而也出现了诸多关于他的成长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关于杜月笙一生的传说。

想当初在他还没有发迹的时候，上海滩中的青帮老大则是黄金荣，此人之前也是靠着自己的妻子一跃在上海滩立足，当时很多的军阀也是加入到了这样的混战当中，杜月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的，那时候他不过是帮会中的一个小罗罗，在别人的眼中不过就是卖水果的瘪三一个。

但是他认为这为人处世靠的就是自己的脑子，靠力气吃饭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在帮会中他是成为了黄金荣军师一般的人物，懂得社会的生存法则，谋略可比蛮力要来得更猛烈一些，得到了老大的认可之后，杜月笙自己开始另立门户，逐渐走向了另一个高度。

而后来他能够得到人们的敬重，也是由于他所看到的社会发展并非只有打打杀杀，而在积累了金钱与人脉之后，他是将自己的事业投入了实业中，这为他后来的发展是提供了很大的机遇，由此也是认识了很多社会的名流，后来在大革命时期是和老蒋攀上关系，留下了污点。

抗战当中的杜月笙仍然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人物，而日本人也看准了这个机会，但杜月笙还是选择了祖国，之后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敌后援会，为抗战革命提供了很多的情报价值，只不过在胜利后他也就几乎是没有什么作用，当国军溃败之后，他去到了香港安度晚年，父亲虽说是褒贬不一，而后代们却是走了另外的一条路线，远离了江湖，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而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应该是小儿子杜维善在日后发展的最为辉煌，虽说父亲是“社会人”，但他一直致力于求学，后来也是顺利去到了澳洲留学，在那里专研地质科学，而在业余时间也会进行一些个古钱币的收藏，后来他还将自己所收藏的价值18亿元的古钱币交给到了上海博物馆，如今虽说他已经是定居到了加拿大，但是始终为祖国的建设而不断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