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为什么深得毛泽东信任之谜

Posted 2023-01-04 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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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为什么深得毛泽东信任之谜

　　康生见毛岸青
　　1959年春天，中共派出以周恩来团长，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1届代表大会。
　　当时康生约摸六十岁左右年纪，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摩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阎明复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阎明复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阎明复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阎明复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
　　阎明复按照他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一个周日的早晨，阎明复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二人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
　　这时，康生问岸青：“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然后康生问了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左右。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阎明复，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并趁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岸青，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曾谈到过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决定派康生作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阎明复是随团的翻译。这是阎明复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关、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有力反驳，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同时也他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重返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月至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毛泽东“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泽东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倾向对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摊斥王稼祥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阎明复叫去，先是让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几批材料中，有一批是关于苏联农业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认，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给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斗争要有理有礼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过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信中有什么问题。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团长、康永和副团长、王力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阎明复作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发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泽东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泽东，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泽东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联系到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将其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孔原20世纪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20世纪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送《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
　　(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河南文艺出版社)
信任毛泽东

他在编织自己的特务网

毛泽东与康生资料图 本文摘自：《法制晚报》2015年10月03日第A14版，作者：佚名，原题：15份俄文绝密档案中的毛泽东尽管王明野心勃勃，毛泽东对此的不安却是很有限的 与此同时，中国战场的形势在继续恶化。12月13日，这个国家的首都南京沦陷。中央政府撤到了武汉。不久之后的12月17日，被政治局授权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王明也飞到武汉。他在武汉建立了一个本质上与延安平行的权力中心，并开始推行比毛泽东的统战版本更圆滑更地道的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王明这一派的成员在政治局对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斗争，后者中最积极的人是洛甫和任弼时。任自1936年秋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以来一直无条件地支持毛，他与毛之间早些时期的分歧已经愉快地解决了。然而，没有一方能令对方屈服，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一时间达成了平衡。就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决定派他的一个心腹去莫斯科解释形势并寻求指示。显然是根据“失败使人明智”的箴言，他选择了任弼时。这个永远表情严肃的任，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健康的任，对于自己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与过对毛的无情迫害的事实心存内疚。3月5日，他协同妻子陈琮英(也被称为陈松)、蔡和森的妹妹蔡畅(俄文名是罗莎·尼古拉耶娃)，启程前往甘肃省会兰州，又从那里去了新疆。3月中旬，他们从新疆飞往莫斯科。尽管王明野心勃勃，毛泽东对此的不安却是很有限的。狡猾的王明当然知道如何利用他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来反复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印象。但是，斯大林心目中的中共领袖仍然非毛莫属。不过说句实话，毛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在西安事变期间两人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另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前委员的王明，总是巧妙地以克里姆林宫的代言人自居。因此，在把自己的使者派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毛泽东还真吃不准“伟大的”斯大林会对中共党内的这些问题做何反应。 季米特洛夫：“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到了莫斯科以后，任弼时非常活跃。他承担的任务很微妙，一方面，由于他不能完全确信毛对斯大林的策略的理解是正确的，因此不能公开出面反对王明;另一方面，他需要确保获得对毛作为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的决定性的承认。所以他一开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前行。1938年4月中旬，也就是抵达莫斯科不久，他就以陈林的笔名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试图把中国的局势描述为一幅乐观的图景：自从“王同志”回来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后，中共改正了自己所有的错误;目前以毛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决议还“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把决议文本给了王稼祥一份，后者当时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但正打算回国。已被中共政治局决定留在莫斯科接替王稼祥的副团长一职的任弼时参加了季氏与王的会谈。季米特洛夫说了下面这番话：“你必须告诉每一个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回国之后，王稼祥在9月14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莫斯科的上述决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中肯地评价了斯大林、任弼时和王稼祥对他的这次帮忙。因此之故，几年后的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坦承道：“如果没有这次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领导权)问题的。” 毛泽民对康生批判性的评价：他正在编织他自己的特务网 1939年年末至1940年年初，针对计划中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了几份建议书。正打算在1940年2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被要求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口头传达这些建议。下文是季米特洛夫就此事拍给毛泽东的电报的内容，发报日期注明是1940年3月17日：“周恩来将亲自向你通报我们就中国问题所讨论过的一切内容以及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你需要认真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并完全独立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如果有哪些问题你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速告知我们并告诉我们你不同意的理由。” 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备忘录使我们得以了解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建议。该备忘录一直存放在档案馆里，其部分内容如下：人们必须记住，王明在党的老干部中间没有任何权威。不管怎么说，王明没有从他在党内的活动中给自己赢来任何威望。……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让(现任)政治局委员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方林(邓发)等人进入新的政治局或书记处，也不要让这些人从事人事、组织或秘密情报工作。建议不要让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博古、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陈昌浩、张浩(林育英)和孔原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不要让他们从事人事或组织工作或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所提供的材料以及与周恩来、陈林(任弼时)、毛泽民及其他同志的谈话，我们已经对中共的26位主要成员做出了评价(评价材料附后)，这些人可以在七大上提拔到党的领导机构中去。……这26人中以下同志尤其突出：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萧克、徐向前、陈光、邓小平和叶剑英。所有这些人不仅在党内享有盛名，而且作为八路军各部的领导人和指挥员，在全国也都赫赫有名。邓颖超(女)、毛泽民、高岗、徐特立、陈毅、刘晓和曾山也都是经过了充分考验、经验丰富的党的干部。……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了解中国，他也了解人民，理解政治，总的说来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被推荐的人选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那些在莫斯科看来不宜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人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认为的王明的追随者。但是，这一次他们做得有点过头了。毛并不认为业已公开倒向他这一边的党的官员中的其他一些人是他的敌人。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中试图为康生做辩护。有意思的是，就在毛写这封信的同时，他的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弟弟毛泽民对康生做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延安现在已经有了一所高级党校，它的头头是神秘莫测的康生。他正在编织他自己的特务网，从在那里学习的学员中招兵买马。我担心这个学校可能会变得不像一所党校、一个锻炼党的干部的熔炉，而是康生一伙借以打造他们自己的干部的学校。 美国人跑延安跑得更勤了，他们甚至访问了几个“解放区” 在由斯大林的心腹们组成的小圈子里，他把毛泽东说成“简单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很有可能的。同样可能的是，对于斯大林不信任他这一事实，毛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斯大林一边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慢条斯理地踱着步，一边盘算着在多个不同的“游戏”中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在中国，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政党是赌局中的一方，它的胜利将决定他一生事业的最终结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根本改变世界舞台上的力量格局，使其对苏联更为有利。这场“游戏”是在一个广大的竞技场上进行的。毛在“游戏”中的任务是谈话、写文章和演讲。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史沫特莱及其他记者写的书，还有埃文斯·卡尔逊发出的报告，都击中了同一个靶子。由英国记者弗莱达·阿特利、克莱尔·班德和威廉·班德以及美国记者T·A·比森、哈里森·福曼等人撰写的关于毛及其同志们的令人着迷的故事，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戏的高潮出现在1944—1945年，当时毛、周、朱德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与美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直接对话。这些对话始自1944年7月下旬，当时一架型号为“道格拉斯·C47”的美国飞机载着九位乘客降落到了延安机场。这批乘客就是所谓迪克西使团的第一批成员，其成员来自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戴维·D·包瑞德上校，这是一个身材相当粗短、年约50岁的人，曾任美国驻重庆的武官助理。此人相当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被认为是一个出色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的第二号人物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称他为“我国政府在中国共产主义问题方面的专家”。不久之后的8月初，迪克西使团的第二批成员也到来了。这批人的头儿也是一个外交官，名叫雷蒙德·P·卢登。在这以后，美国人跑延安跑得更勤了，他们甚至访问了几个“解放区”。早在7月底的时候，所谓美国驻延安情报组的成员就已达32人。包瑞德、谢伟思和这个使团的许多其他成员通过与毛的谈话和他们的亲身观察，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正如共产党领袖们一再声明的那样，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苏联更重要。使团的成员们不断地督促美国政府改变它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并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支持国民党对他们发动进攻，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将很可能被迫再次转向苏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