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陈小鲁和粟裕女儿的悲喜故事

Posted 2023-01-04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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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陈小鲁和粟裕女儿的悲喜故事

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从他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
62岁的陈小鲁还记得父母讲的关于自己出生时的故事。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个女孩，结果他又是个男孩。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夫人，当时是军部负责家属工作的助理员，来探望刚生产完的母亲和他。看到他包着被单被放在屋门口，就问母亲：“这孩子怎么放门口啊？”母亲说：“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抱走。”陈阿姨数落了母亲一通，把他抱回了屋里。
这个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却成了父母最疼爱的孩子。到他长成20多岁高高大大的男子汉，父母对他最经常的称呼还是“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
父亲给他起名小鲁，一个是取自孔子那句有名的“登东山而小鲁”，另一个则蕴含着全取山东的雄心。陈毅当时是山东野战军司令员。
8岁时，陈小鲁跟着父母迁到北京。10岁时，他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学生时代的他没戴过手表，总是穿着两个哥哥穿剩的旧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国家决定废除高考。老师在班里宣布这个消息，陈小鲁和同学一起欢呼，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40多年后，他为当年自己的这个举动笑了又笑。
“准备永远不回这个家”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陈小鲁这个名字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过“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他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可直到40多年后，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才知道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卫兵。
不过他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而他内心的矛盾和迷惘，却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天天强烈起来。一批又一批老干部被打倒，这里有许多他熟悉的叔叔伯伯。到了1967年2月，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的一些现象，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从此，陈小鲁淡出运动，改名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总理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他走。母亲又掉泪了。父亲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彼此的命运，虽是生离，犹如诀别。
两年花了16元
部队生活，对在城市长大、从校园里走出的陈小鲁，真正是个锻炼。这个部队农场是个水稻生产基地，方圆30里内没有人烟。这里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平时连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陈小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难。
转眼陈小鲁来到部队已近两年。两年间他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可他仍然不在编制。部队既没有他的津贴费，也没有他的口粮。刚到时发的一套军装，早就穿破了。离家时他带了100元钱，两年来用了16元，花在买牙膏肥皂上。连里把这种情况向团里做了反映，团政治部主任找陈小鲁专门谈了一次话：“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从团里补助你200块钱。”还给陈小鲁发了一套新军装。1970年3月8日，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
和父母重逢
对父母的牵挂，对家的思念，时时搅痛着陈小鲁的心。两年多来，他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后，父亲的名字再没有见报。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儿子。1970年末，陈毅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对儿子的思念就更强烈了。1971年春天，陈伯达倒台后，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带病出席的陈毅遇到了陈锡联。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员，我的三儿子在你那个地方呢……”陈锡联立刻明白了老帅的心思，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是啊，他表现很好，已经提干当指导员了。我马上让他回来！”
一个多月后，陈小鲁获准回京探亲，到中南海门口，他首先问警卫的，是自己的家还在不在中南海。他走进中南海里那个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搀扶着走出屋门迎接他。手术后的父亲苍老了，瘦削了，却和久别的儿子开起了玩笑：“哎，指导员来喽！”陈小鲁一头雾水：“什么指导员？”“陈锡联司令员说你提指导员了。”“没有，我没提干。”他说着让父母看他穿的军装：“还是两个兜！”
大家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母亲搂着儿子大哭起来。历尽沧桑的元帅父亲，也是老泪纵横。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把陈小鲁请到了自己家里。周总理对他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啊。部队的同志对你反映很好，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你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一股暖流涌上陈小鲁的心。
1972年元月4日，陈小鲁再一次从部队回到北京，已是父亲弥留的时刻。张茜俯身在丈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昏迷中的元帅终于看见了自己最小的儿子了，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奇异的光彩，嘴唇动了动，但到底没有说出话来。
1972年元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11日，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寻找“自由之身”
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他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军长找陈小鲁谈话：“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却坚持要走。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了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曾对他说：欢迎他到证监会工作，他也谢绝了。
陈小鲁虽然是元帅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但他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转业，之后下海，在商海里涉足过多个领域。他相信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一个人归根结底，要靠自己。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北京青年报》7.1)
女儿粟裕

陈小鲁为实现生前预嘱找到了第三条路

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脍炙人口，但我们却甚少思考如何坦然面对生死。通过“生前预嘱”，鼓励人们按照本人意愿，安排好生命的最后时光，以尽量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是陈小鲁先生生前与罗点点等人推动的公益项目。 >清明节之际，凤凰网历史频道特邀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总干事罗点点、副会长邓小虹、理事马晓力等嘉宾，为我们讲述生前预嘱与陈小鲁生前推动该公益项目的故事。 >以下为本段视频采访实录

邓小虹：陈小鲁为实现生前预嘱找到了第三条路我是进入这个生前预嘱协会以后才和晓鲁认识的，作为会长，他把握我们这个协会的工作方向，我觉得是很精准的，特别是他不是个医生，他也没有医学背景，但是我觉得他提的每一项工作都是非常到位的。比方说我们协会最开始的命名叫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主要就是说要在广大的居民里面来进行推广工作，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工作做了好几年，有好多人都积极的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的时候，才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医生还要配合，因为病人交给医生一份生前预嘱，可是我们的医院现在的对中末期的治疗，是非常极端的，要么你就进ICU，我给你心肺复苏、气管插管，下鼻饲，插导尿管，全身裸露，插满了管子，有时候在床上一躺，躺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都有。如果你家属说别让他受这个罪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那你就回家，可是他一身的管子，回家，说实在话，家属也很难照顾，就没有第三条路吗？所以这个时候晓鲁会长又提出来，其实国外早就有缓和医疗，它就是针对生前预嘱的这种愿望，给提供的一种安宁缓和医疗，所以现在我们协会的这个使命，就变成了提倡生前预嘱，推广缓和医疗，这是晓鲁会长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