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将军的爱情故事

Posted 2023-01-04 将军

篇首语：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杨成武将军的爱情故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杨成武将军的爱情故事

　　杨成武曾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在榕老部下甚多。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福州三山陵园在将军山上修建了杨成武将军纪念园，2006年10月30日举行了杨成武将军铜像落成揭幕仪式。这里我们登载一篇反映杨将军侠骨柔肠的文章，以示对将军的纪念。
　　杨成武将军是一员足智多谋、胆识过人的名将，他的爱情经历也可说得上浪漫。与那个年代普遍通行的“组织介绍”式的婚姻不同，他靠一纸情真意切的求爱信“初战告捷”，经过自由恋爱，最终与赵志珍结为伉俪。他们同舟共济，共赴风雨，数十个春秋的夫妻深情如石刻斧凿，堪称人间佳话。
　　多年以后，有人问他们当初是谁追谁的，将军朗声而答：“当然是她追我的 ”赵志珍也毫不讳言：“当时他23岁，年轻有为，长得又潇洒，看中他的姑娘不少。可我心里明白，和他在一起必须是党员。她们都不是党员，不够条件，只是瞎追。我是党员，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他被拐走。”说完，她又反戈一击，“第一封情书可是你先给我写的 ”说起那封有名的“情书”，他们的思绪不禁又被拉到1938年的河北易水河畔。
　　当时，杨成武任红军独立一师师长，驻河北易县。一次，在易县妇救会工作的赵志珍随易县工作队队长来向兼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汇报工作，这是赵志珍和杨成武的初次见面。杨成武想了解易县社情，提出下列数字：多少村子，多少人口，多少民兵，多少枪支，多少村的抗日救国会已经建立，多少项支前生产，多少公粮，多少捐款，多少人报名参军……队长只报出了几个数字就翻开了记录本。赵志珍见队长忙乱不堪，就赶快解围，四五十个数字，她对答如流，准确无误，甚至连每一项小活动的日期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杨成武不禁暗自赞赏，没想到八路军女同志中，还有这么了不起的“活算盘”。
　　后来杨成武多次检查工作，又遇到这位“活算盘”，看她演话剧，唱救亡歌曲，感到赵志珍多才多艺。赵志珍呢也大方地向杨成武借书看，她先后向杨成武借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杨成武听人喊她“赵志珍”，于是这个名字和人物就鲜明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忙于战事的杨成武架不住战友的催促，开始郑重考虑婚姻大事时，“赵志珍”这个名字与她多才多艺、干练的印象一同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几经思索，杨成武决定给赵志珍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志珍同志：我在很久以前就想和你谈一段私话，因为环境及其他种种原因，总未找着一个好机会，把这件重要事情拖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惜的事。现在我写这个简单的信来与你作第一次的谈话吧 ……11月20日晚。”
　　赵志珍原名赵秀琴，在家排行第八，祖上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31年，赵秀琴考上了北平女二中，还没毕业，她就跟着共产党员张苏老师去找八路军，也正是在此时，张老师给她改名为“赵志珍”。
　　收到信后，她颇感意外，拆开信读着读着脸就红了……那一天，她把信字读了几十遍。一天后，她以平静的心态找到杨师长，表明了自己与对方相印的心迹。
　　爱情的闸门一经打开，潮水般汹涌的感情使他们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工作之余经过几次约会和畅谈后，两人商定要步入爱情的成熟阶段———结婚。三天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了他们的结婚申请。1938年11月28日，杨成武给赵志珍写求爱信的第八天，他们在涞源县北城子村举行了婚礼，战士们和房东一起赶缝了一套被褥枕头等用品作为礼品。婚假只有一天，随后他们又投入紧张的战斗。许多年以后，赵志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杨成武是岩上青松一般的人，值得我尊敬。在我们二者必舍其一的时刻，我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1992年金秋，杨成武和赵志珍迎来了他们婚姻常青树的第54圈年轮。此时，杨成武主动辞去一切职务已四个春秋。在全国妇联主办的大型评选活动中，杨成武和赵志珍夫妇被评选为“金婚佳侣”。
　　当妇联向他们夫妇颁奖并祝贺时，均年逾古稀的老将军和老夫人仍激动不已。毕竟这是属于他们两个共同拥有的荣耀！杨成武上将搓着手，脸庞红通通的，兴奋得像个年轻人……赵志珍看他手舞足蹈的样子，不禁笑着问他：“想起什么了这么高兴 ”“唔……我在想当年大家都说白袍小将杨成武马上取花 ……”赵志珍听了，仿佛也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还好意思说呢，唱起歌来怕不把人吓跑。”说杨成武唱歌能把人吓跑，cctop.当然言过了，不过这里面也有个典故。那是在194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部开检阅部队军、政、文、体全面训练成绩的运动大会，大家余兴未尽，非要年轻的司令员杨成武夫妇出个节目不可。杨成武被逼无奈，只好清清嗓子，唱了一曲他最喜欢、最拿手也是当时最流行的抗日歌曲。由于是在赵志珍面前第一次唱歌，本来很拿手的歌，被他唱出了跑调最厉害、唱速最快的纪录，以致战士们都打趣说“司令员这是在喊口令呢 ”事后，他抹了一把汗，不好意思地给自己圆场：“歌词不熟，这是我才学的新歌 ”这也是杨成武生平惟一一次对赵志珍说“假话”。
　　这年农历九月九日，是杨成武的生曰，夫妻两人商定这一天作为两人的共同生日。当着满堂儿孙的面，杨成武深情地读起他为赵志珍写的诗：“风风雨雨几十年，海枯石烂意志坚。居家操劳人人赞，辅佐大事吾内贤。”儿女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幸福的泪水模糊了赵志珍的双眼。
　　1994年重阳节，杨成武将军迎来了他风雨兼程的第90个春秋。赵志珍精心地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回报丈夫的深情。“成武，祝你生日快乐，我送你一件生日礼物。”杨成武郑重地接过来，他小心地打开信封，摸出里面的礼物一看，不禁惊呆了：那是56年前自己的笔迹，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求爱信
　　杨成武的手颤抖了，他心潮难平，56年啊！辗转流离，几死几生，风雨苍黄，巨变沧桑，即使斧凿刀刻的石碑，也该在岁月的洗刷中斑驳不堪了可是，赵志珍却把这两页薄纸珍藏至今，这一份刻骨铭心的真情真可谓是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将军

勇冠三军的杨勇上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杨勇将军是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之一。在长征路上，在平型关大捷中，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里，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杨勇将军智勇双全，百战百胜，勇冠三军，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喜爱，多次表扬他，称其“耿直、刚毅”。
一、将军身上的五处伤痕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他英雄本色“勇”字精神的是他身上的五处伤痕。
　　 1913年9月29日，杨勇出生于湖南浏阳小镇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是表兄弟。父亲为他取名杨世峻。参加革命后，他觉得“杨世峻”三个字太文雅，不能显示男子汉的英武之气，便改名杨勇。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历任红四师一团一连副指导员，红二师二团三连指导员，红二师独立营营长、政委，红四师十团政委，红一师政委，红四师政委，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115师独立旅旅长等职。在惨烈的革命斗争中，杨勇先后五次负伤。
　　第一次，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洵口与敌相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阵，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开始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飞过，穿破了头皮，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直到敌人溃退。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纪念DD 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第二次，1934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统领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构成第四道封锁线，阻击红军长征。在这次极为艰苦的湘江战役中，时任红四师十团政委的杨勇率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战斗中，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牺牲，杨勇支撑大局，率部血战两昼夜，其右大腿被弹片击中，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第三次，1935年1月，在赤水河畔的土城战役中，十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子弹从他的右腮入唇部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如泉涌，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就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昏倒在血泊中。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在北京医院由院长吴蔚然做手术填平。这次负伤是最重的一次。
　　第四次，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首次与日军精锐坂垣征四郎师团21旅团在平型关交锋，时任115师343旅(旅长陈光)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的杨勇(实为政委)又一次挂彩。
　　按照作战命令，陈光的343旅是主要伏击力量：杨得志、邓华的685团，堵住前面的日军，并封锁其南窜道路；李天佑、杨勇的686团正面向敌人冲杀。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在蔡家峪西南，包围分割日军的后卫部队，切断其退路。
　　清晨7点钟，日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林彪与聂荣臻决定发出攻击号令，将敌人切成几段消灭之。伏击一开始，686团指战员同仇敌忾，不怕流血牺牲，人人憋了一股劲，要与日军拼个高低。战斗中，李天佑、杨勇发现日军占领老爷岭制高点，对我军进攻造成威胁，遂率部冒死“深入到战斗最激烈的老爷岭去直接指挥”。为粉碎日军的反扑，杨勇带领3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不幸又左肩中弹，血染军装，坚持指挥直到战斗胜利。平型关一战，115师共伤亡500多人，686团尤为惨烈，9连甚至打剩下十几个人。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震惊国内外，杨勇的名字也和林彪、聂荣臻、陈光等一起响彻华夏。
　　第五次， 1938年9月14日，在汾(阳)离(石)公路西公岭附近，已经升任686团团长兼政委的杨勇，指挥部队伏击由汾阳开往离石的一支日军汽车运输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日军200余人，炸毁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20余辆。 9月21日，在汾离公路王家池附近山谷，他又指挥部队伏击向汾阳撤退的日军第108旅团，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军步骑兵近千人，击毙日军旅团长山口少将。吕梁大捷，震惊华北日军。此后，汾阳城门紧闭，敌人接连几天在焚烧尸体，而杨勇却在吕梁山区召开庆祝大会。在这次战斗中，杨勇再负轻伤。其后，杨勇随罗荣桓、陈光挺进鲁西，屡战屡捷，威震敌胆。
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开路先锋
　　1944年4月，经过三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文武双全的杨勇再赴冀鲁豫抗日战场，就任平原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三路大军展开反攻，他与宋任穷领导中路军连克延津、阳武、封邱，与南路军形成包围开封之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杨勇提出“不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坚城之下”的意见，与随后党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
　　 1945年8月20日，杨勇就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随即率军区主力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重挫国民党的内战图谋。同年11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新的野战兵团，全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刚组建不久，部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战斗力不很强。当时，许多人对这个部队能不能打硬仗，心里没底，有些担心。但是，杨勇却气定神闲：“‘兵随将转’，部队的战斗力，是靠干部带出来的，是靠战斗打出来的。”他一方面努力建军，一方面带领部队积极作战。1946年初，在冀鲁豫战场上，第七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连克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地，歼敌约两万余人，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46年4月，杨勇率领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归建的兄弟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勇继续担任司令员。杨勇之所以军政皆优，指挥有方，能驾驭战场上的千变万化，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他有刻苦顽强的钻研精神。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认真领会上级的意图。由于他较多地接触刘邓首长，尤其善于把刘邓首长的作战指挥思想，运用于自己指挥的战役战斗，所以在作战指挥中，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场上，第一纵队将郓城之敌包围。敌人是国民党军第55师师部和两个旅，该敌善于阵地防守，在郓城四周布满了地堡群及暗堡射击孔。面对这样一个强劲敌人，根据刘邓首长关于“攻城部队一定要选择敌防御薄弱、对我有利地段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突破”的经验，杨勇当即命令第20旅在南关向城内实施主要攻击；第1旅在西关向城内进行主要攻击；第2旅在北关向城内实施助攻；第19旅主力调郓城东关，随时准备歼灭东突之敌；各旅突破后，迅速向纵深穿插、割裂敌人而歼灭之。一夜激战，全歼守敌55师师部及两个整旅，共达15000余人，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
　　郓城战斗结束后，杨勇指挥第一纵队迅速组织了六营集战斗。六营集是个不大的村庄，挤满了1万多敌人。原计划以第一纵队及第六纵队为主力，从六营集南、北、西三路包围实施总攻击，一举全歼敌人。后来，杨勇考虑到：“若迫敌为困兽之计，其兵力火力集中，我付代价必大，莫如趁敌兵力拥挤混乱、企图突围之际，诱敌于野外歼灭之。”这一计划，得到邓小平政委批准。六营集东南方有一块几平方公里的大洼地，杨勇决心用“围三阙一”的方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作为敌人的“逃路”。夜晚，为了给敌人以“安全”感，杨勇让驻守在这里的文工团、通信营、卫生所等纵队直属单位加强灯火管制。走投无路的敌人，发现这里尚存一线生机，就在深夜全部钻进了杨勇准备好的“口袋阵”。战斗历时3日，歼灭相当于两个军的整编师，创造了运动战的范例。因此，受到军区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
　　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通过黄泛区，渡沙河、红河，涉汝河、淮河的时候，一片泥泞沼泽，使人望而却步，杨勇斩钉截铁地说：“雪山、草地、泸定桥我们都过来了，我不相信黄泛区和几条河流就过不去！”说着，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所感动。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数条河流和难行的小道，到达了大别山。在杨勇指挥下，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过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1架，“为野战大军实施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遭到沉重的打击后企图突围逃窜。敌人向哪个方向逃窜，参谋指挥人员开始判断不准。一天，刚过中午，激战双方稍事停顿。突然，敌人的轰炸机沿第一纵队阵地西北方向一路轰炸过来，一条线延伸到敌阵地前沿。这时，杨勇和参谋长潘焱隐蔽在一个防空壕里，他不时地观测着敌机轰炸的目标和位置，边观察边对参谋长潘焱说：“老潘，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对我方阵地的轰炸，一反常规，无疑是在为他们的突围部队指出逃路的标记，敌机轰炸的方向，就是黄维要逃跑的方向。”根据杨勇的判断，潘焱立即作了防敌突围、扑歼敌人的准备。果然，敌人在夜晚向双堆集西北方向突围。结果，逃跑之敌遭到了第一纵队猛烈的阻击，各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终于歼灭了敌精锐部队黄维兵团12万余人。
三、金城反击战扬威朝鲜半岛
　　1949年2月，杨勇就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同年 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同年9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此时，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将沿途桥梁烧毁、道路破坏。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7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手段，在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000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伟大任务。同年 12月26日，他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又难耐寂寞，他写报告给刘、邓、贺首长和中央军委，要求到朝鲜打美国侵略者。由于诸多原因，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
　　1953年4月，杨勇终于有机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务。杨勇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就是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则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从北京回到朝鲜，准备参加签字仪式。和平即将到来，杨勇自己也以为，“白来一趟了，没有能和美国佬过过招!”没想到节外生枝，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他指使武力劫走2.7万中朝被俘人员，补充到李韩军中去了。
　　这样，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就难以签订，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杨勇对政委王平说：“为什么美国主子要和，而李承晚还要继续打？他有什么本事继续打下去？是他自己单独打？还是另有目的？恐怕还是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想到美军可能背后撑腰，他的干劲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
　　毛泽东指示：朝鲜战场作战，要“零敲牛皮糖”。因此，许多次战斗都是去个班、排，顶多不过一个连，占个有利地形，捉上一两个俘虏。但这样下去怎么是个完呢？敌人态度这么强硬，不就是因为我们没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斗志吗。在战场上，谁军事力量强，谁就有力量。杨勇决心打大仗，上3个军，后来在杨得志的支持下，增加到5个军。
　　一开始，好多人都不理解，说朝鲜这种情况行吗？没把握。有人说：你初来乍到，这么个组织法，搞三个集团军。有些人干脆反对，说杨勇想出风头。就连以大胆著称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这时，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他赞成杨勇的看法，认为如果不在军事上给予李承晚集团惩罚性痛击，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而且会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反击战前，志愿军总部考虑到其他兵团暂时没有更大的任务，便指定一些将领到第二十兵团参观助战，其中有许世友、杜义德、李天佑等著名战将。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炮雨中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二十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配合下，向李韩军4个师 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时，敌人吃惊地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年仅40岁却身经百战的新任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调上来了，看样子还要大打。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战后统计，金城反击战役中，我军二十兵团共歼敌52783人，其中俘敌2836人，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 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 14公里至西南 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杨勇在朝鲜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四、与蒙哥马利比试枪法；“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回，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他组织部队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获得优异成绩，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60年5月26日，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陪同下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军营。站在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前，杨勇以典型的军人姿态和蒙哥马利握手。蒙哥马利说：“久仰杨将军，中日一战，你们打胜了，朝鲜战场你们又打胜了，令人钦佩。”
　　话虽这么说，这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的副司令，曾因指挥北非战役击溃隆美尔、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而闻名于世的元帅，其实并不那么服气。他看了射击、投弹、格斗，一直谈笑风生。看到刺杀表演时，蒙哥马利眼睛直了，望着500名士兵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刺杀方队，郑重提出，能否允许他到刺杀行列里看一看？
　　杨勇问：“您要看什么呢？”
　 “能不能请士兵脱帽？”
　　蒙哥马利提出的这个“怪要求”，杨勇同意了。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500名士兵还是齐刷刷一个动作，右手持枪，左手脱帽。蒙哥马利走进士兵中，用标准的军人目光在每个士兵的额头上审视着，小声说了一句“将轻兵少”。
　　这时，蒙哥马利又从一名士兵手中接过半自动步枪，立姿击发，远处的钢板应声落地，博得一阵掌声。然后，他不无得意地把步枪递给杨勇，想看看这位中国将军的功底。杨勇什么也没说，微笑着接过枪来，虽然有好长时间不摸枪了，但一阵连发，所有的游动靶都齐刷刷落地。
　　对此，蒙哥马利未置一词。三天后，蒙哥马利到了香港。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纷纷让他谈谈访问中国军队的感受，他揭开了提出“怪要求”的秘密：“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武艺精湛。500人的刺杀方队，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服役多年的军官。当我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
　　最后，他郑重地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了，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6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访华时，特意要求见一见当年指挥金城反击战的杨勇。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得更灿烂了：“杨勇上将，上将扬勇!这一扬勇，都扬到非洲去了!”
　　1966年5月，“文革”狂潮汹涌，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并一度入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杨勇重新工作，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出来工作后，对参与整他的那些人都不怨恨，他总是说：“整我的是林彪一帮坏人，这些同志（指参与整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受害者，况且我不是什么都正确，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973年6月，“文革”已经持续了七年，当时的新疆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极度混乱。在那全中华民族都陷入灾难的岁月里，人民内部不团结，各条战线问题成山，积重难返。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发话：那位杨勇上将，还要继续“扬勇”啊，要把他放在独当一面的地方去!于是，杨勇赴新疆工作，出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8月，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向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1977年9月，由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提议，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呕心沥血，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1月15日，在杨勇追悼大会上，杨尚昆所致悼词中有如下一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他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军严格，能攻善守，军政兼优，智勇双全。”“杨勇同志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作为一位彪炳史册的战将，杨勇却从不居功自傲，永远是那样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他经常引用彭德怀元帅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工作中有了成绩，多想想别人的贡献；工作中出了问题，多找找自己的责任。”将军本色，尽显话中。
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