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黄克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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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将黄克诚的故事
黄克诚(1902—1986),湖南省永兴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湖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书记。一、“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这怎么得了哇!”
1943年的春天,正是莺歌燕舞的好时光,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却刮起了一股冷风——搞“抢救”运动。
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和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平时俩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这是怎么回事?
晚上熄了灯,黄克诚说:“希圣,你有点不对头啊,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你骗不了我,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
曾希圣还是不说。看来情况复杂。夜里,曾希圣睡不着,黄克诚也没睡着,曾希圣披上衣服下了地,他也跟着下了地。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原来曾希圣的爱人水静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正在受审查。
“水静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曾希圣不说话,只抽闷烟。
“你信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二师政治部的。”
“她怎么知道?”
“她们在上海的时候是同学,在上海的时候就……”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那个女干部来了,黄克诚说:“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她讲得有声有色,还说了一大套怎样进行特务活动,她说得越是形象,黄克诚越是怀疑。等她说完,黄克诚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
“这就好,我问你,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
“不是……”
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都不一样了。于是又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听着听着,这个女干部忽然大哭起来。黄克诚又安慰她,不要哭,只要说真话还是来得及的。
她哭着说:“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
“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很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抓起来了,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二、“这是党性,也是人道主义。”
“大跃进”时,黄克诚对当时“左”的狂热多次提出了严肃批评。为此,“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到了他头上,他坐了整整20年的冷板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个黄克诚的老部下,跳起身来指着黄克诚吼叫:“你黄克诚20年前就是个老右倾,湖南起义中你就压制群众运动,包庇阶级敌人。”事实究竟怎样呢?
1928年初,朱德、陈毅领导湖南南部郴州、永兴、资兴、来阳等10多个县群众举行湖南起义。当时黄克诚是永兴县武装起义队伍的主要领导人,起义胜利了,攻占了县城。不久,国民党调动7个师的兵力围攻湘南起义队伍,上级党组织决定黄克诚率领部队撤离永兴,随朱德、陈毅一起上井冈山。当部队撤离时,有人提出要把县城烧掉,大开杀戒,黄克诚坚决不同意,并说:“我们还要回来的,不能把路走绝了。”他终于说服了大家,保存了县城。
后来那个在庐山会议上向黄克诚首先开炮的“老部下”,在“文革”中又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大头目。
1971年林彪死了,1976年江青一伙也垮了。那个“老部下”因为罪恶累累,判了徒刑。两年前,此人在狱中病了,要求监外就医。当时司法部门征求黄克诚的意见,黄老不但同意此人到某地监外就医,而且建议把他的妻子从浙江老家接到某地,照顾病人。至今这夫妇俩还生活在一起。熟悉此事的人,都在议论:“这是党性,也是人道主义。”
三、小车、樱桃、茶杯
有一年,黄克诚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从老家来看他。黄克诚非常高兴,尽量安排他们把首都的名胜古迹都看看。只是有一点黄克诚没有“开戒”。每次外出,他都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或乘夜班车,一次小车也没有让他们坐过。最后,老家的人想去一趟八达岭。黄克诚十分赞成。有人想,老家来的人刚好坐满一小车,说不定黄老这次会让他们坐一趟小车了。没想到,黄克诚对大家说道:“你们就坐火车去,车费由我负责。开小车去,汽油太贵,跑一趟八达岭要烧多少汽油啊!再说,我对家里人有个规定,游山玩水一概不用小车。你们也只有按这个规定办了……”
1983年夏,玉泉山。黄克诚在住地院子里散步。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见熟透的樱桃挂满枝头,便向住地管理人员要了一些给黄克诚尝尝。黄克诚边吃边说:“味道还真不错,好!好!”忽然,黄克诚似乎想起了什么,问道:“这樱桃是哪里来的?”工作人员如实相告,黄克诚马上说:“我们不能无偿占用公家的东西。立即给他们送钱去!”当即,工作人员向住地管理人员按价付了钱。
一个星期天。黄克诚的家属子女到玉泉山来看望他。忽然,“砰”的一声,黄克诚最疼爱的小孙子不小心把一个公用茶杯打碎了。黄克诚一见,便吩咐工作人员去买一个新茶杯补上。工作人员说:“再去领一个就是了,用不着自己买。”“你是一个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忘记了吗?损坏公物要赔偿,这是我们军队的老规矩,什么时候也不能违背。我是个老兵,不能因为今天当了高级干部,就不守规矩,搞特殊。”黄克诚神情十分严肃。工作人员听了黄克诚的话,深受感动,赶紧从黄克诚的生活费里取出钱,买了一个新茶杯作为赔偿。
四、“林彪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黄克诚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以后,军事百科编辑部的同志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他审读。读完条目,他对秘书说再念一遍。秘书又给他念了一遍,听完,他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待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革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秘书说:“现在这么写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吧?”
黄克诚说:“经过研究也不对,这么写是不行的。文字少不说,历史上他的战功也没有反映出来。”
这在当时,不要说年轻人,就是党内的同志也不敢这么说。
“这样吧,你去把他们请来,我要和他们谈谈,既然是百科全书吗,就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秘书很快通知了有关的同志。
于是在玉泉山他养病的地方,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面对这些搞百科全书的秀才们,黄老的话很有几分沉重。说话有点慢,但却是字字千钧。
“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要讲几句话。我也有责任讲几句话。我也是一个老同志。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先说几句题外话,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有些微微发抖,来这里的同志也有些紧张。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乎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我这个人是敢讲点真话的,现在我也要说林彪几句。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在红军时期,我朱毛手下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确有指挥能力,算得上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了红军时期,又说进军东北。黄克诚认为,林彪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到出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
黄克诚说了历史,又说解放以后,他说:“建国以后,军队授衔,那是经过毛主席,经过许多同志反复考虑、权衡,才评出了十大元帅,国内外都知道。如果把他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难令人置信……”
他还谈到了《毛泽东选集》中收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年轻,没有经历那段时间的斗争,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林彪当时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写进条目中,这点也值得斟酌。在我们党内,一个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写信直陈己见,尽管意见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级反应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本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即使现在,也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一个人提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是反党反革命言论都应当允许提。提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嘛……
参加当时座谈的人听了,都说:“这话也只能是黄老讲。”
黄老的话的确抓住了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百科编辑部专门发了一期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这次谈话。
不少的同志说,黄克诚的这次谈话,是对我们党史写作的好教材。他自己却说,我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应该说的话而已。
“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公道地对他。”
黄克诚如是说。
大将开国
开国大将中何人经毛泽东特批获元帅级待遇 非粟裕
大家都知道,1955年我军授衔时,共授予了十位开国大将,分别为: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既然是大将,那就应该拿大将的级别待遇,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只有八个人享受了大将的待遇,还有两个人是没有的。 >谁呢?一个是张云逸,另一个是许光达。 >咱先来看看张云逸的情况。 > >张云逸生于1892年,在十位大将中是年纪最大的,即使跟元帅比,也只比朱老总(1886年)小,跟刘伯承同岁,但生日要比刘帅大。 >更重要的是,张云逸参加革命的资历也是最早的,甚至比朱老总还要早。 >早在1909年10月,17岁的张云逸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朱老总则是在1909年的年底才加入的。至于后来的两大“双子星”林、粟,那年才刚刚两岁。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云逸也在广东积极响应,攻打两广总督府,还亲自担任炸弹队队长,差点成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1926年北伐战争时,张云逸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参谋长。大名鼎鼎的叶挺,当时还只是独立团团长,林总更只是张云逸手下的一个小排长。 >这样的资历,在我军可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人能比得上。 > >按理说,在国民革命军做到这个位置了,荣华富贵都是唾手可得,但张云逸却志不在此,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转身参加了一穷二白的红军队伍。 >其实,在张云逸晚年时,他儿子就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是这么回答的:“ 我们活着不应该只去追求荣华富贵,在我看来,只有跟普通人在一起,真正为老百姓做事,才是最幸福的。” >在红军时期,张云逸继续担任参谋长的职务,比如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正参谋长是谁呢?大名鼎鼎的叶帅。 >到了抗战时期,张云逸担任新四军参谋长,跟军长叶挺、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并称新四军“四大巨头”。 >而且,张云逸还同时兼任第三支队司令,副司令是同样大名鼎鼎的谭震林。 >另外,当时粟裕是第二支队副司令,长期以来都是张云逸的下级。 >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张云逸又成为新四军副军长,并在陈老总外出时,代理军长职务,全面主持新四军的工作。 >所以, 到了1955年授衔时,张云逸虽然授的是大将军衔,但因他的资历实在太深,经主席特批,实际上是享受元帅级别的待遇。 >至于另外一位许光达,则跟张云逸正好相反,在十位大将中资历最浅,待遇实际上是上将的级别。 >关于许光达能不能评大将,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咱不妨来看看他的革命经历。 >许光达生于1908年,在十位大将中年龄最小,比粟裕还小一岁。而且,许光达在1932年就因受了重伤,被送去了苏联疗伤,一直到1938年才回国,中间空了非常重要的6年。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许光达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跟同属一野的张宗逊、王震相比,并没有优势,甚至在战功上还稍有不如。 > >因此,许光达在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时,非常惭愧,主动向主席申请降衔,说:“ 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主席知道后,称赞说:“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当然,授衔有授衔的规定,不是一个资历就能决定的,最后上级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申请。 许光达又再次上书,请求将自己的待遇降低一级。这次,上级同意了,将他的待遇按上将的级别发。 其实,对那一代革命者来说,级别待遇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真正为老百姓做事,就像很多将军说的:“ 级别低一级,难道就不能为老百姓做事了?”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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