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们的“迷信”

Posted 2023-01-04 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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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阀们的“迷信”

民国时期，无论是新军阀还是旧军阀，都十分迷信。他们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官运升迁、战争胜负等都归于天命，热衷于风水阴阳、五行八卦等术数之学，并对此深信不疑，从而演绎出一段段荒诞不经的迷信故事，令后人瞠目咋舌。
　　
　　张作霖差点毁掉孙中山遗体
　　
　　1925年11月，张作霖的“五虎将”之一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发表反奉宣言。不久，郭松龄夺取了辽河西岸的重要战略据点新民，奉军被迫退到辽河东岸。眼见大势已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一时不知所措。这时有人提议，说大南门里的张瞎子算命特别准，是不是请他来算算奉军此役的吉凶。张作霖自幼迷信，一听这话，连忙说：“快请来！”张瞎子就这样被召到军部。
　　张瞎子平日只在市集卜些市侩之卦，哪曾为张作霖这等枭雄算过命？他心里虽然紧张，但仍故弄玄虚，五指一摊，嘴里叽里咕噜念叨半天后，说道：“大人今年命里犯七杀，有血光之灾，但无妨，九星罩命中有青龙、六合二星，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郭鬼子（指郭松龄）是乌云遮月，不会久长。”张作霖听后大喜，重重赏赐了张瞎子，连忙重整兵马，去和郭松龄拼命。
　　后来，郭松龄讨奉失败了，张作霖竟把胜利归功于张瞎子。他请张瞎子到府上，加官晋爵，成为其“御用神算”。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打到了长江流域，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被彻底打垮，只剩下奉系军阀张作霖。面对南方革命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张作霖寝食难安。奉军将领们聚在北京开会，研究怎么对付南方革命军的进攻。会上，众将领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张作霖提议：请张瞎子卜卦定夺。“御用神算”又出山了，张瞎子掐指算后，竟说国民革命军屡次作战告捷是因为孙中山停灵的碧云寺风水好，奉军要想取胜就得毁掉孙中山的遗体。张作霖对张瞎子言听计从，一听这话竟然答应将孙中山遗体烧毁。幸亏军师杨宇霆从旁力劝，张作霖才把这件事暂时搁下。
　　因为一个算命瞎子的几句话，张作霖差点毁掉一代伟人孙中山的遗体，其迷信程度可见一斑。
　　
　　吴佩孚看天用兵
　　
　　直系军阀吴佩孚一辈子很下了些工夫研究中国的术数学，其行兵打仗，多用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等方术。正因如此，他从不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别人，怕遭人暗算。每次行军打仗前，吴佩孚都会袍服冠带，左右两个童子，一人为其捧青锋宝剑，一人为其捧古琴，面对关羽等古代英雄的画像磕头求告。吴佩孚善于总结，经过他多方面“研究”，将文王先后卦序之理，归结为“礼教救国”。他还认为：英文的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是文字出现前的一种符号，而泰西数学之奥理，则根源于中国的河图、洛书，实乃“为国争光”！每次战前，吴佩孚都要派一名参谋在早上观察天气：如果云生西北，雾长东南，便断定敌必从西北来，就在西北增加兵力；如果云从后方来，敌人就一定从后方包袭。当时在军阀中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吴佩孚用兵——看天！”
　　有一次，吴佩孚召开“讨逆军总司令军事会议”，到会的将领有60多人。吴佩孚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其作战计划从来不让旁人看。宣布讨伐电文后，吴佩孚说：“由我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萃为第一军总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就在刚说完冯玉祥的任命时，电灯突然熄灭了，一直过了几分钟才亮。吴佩孚认为这是出师不利之兆，而冯玉祥就是不吉之人。之后，他又袍服冠带地在关二爷面前卜了几卦，无论冯玉祥怎么解释，他都坚持认为冯玉祥不吉，会克他。从此，吴佩孚就刻意排挤、冷落冯玉祥，最终逼得冯玉祥倒戈。
　　
　　陆荣廷自称“关公下凡”
　　
　　广西军阀陆荣廷迷信思想根深蒂固，认为自己是关帝下凡，能够拯救苍生。在袁世凯授予他“宁武将军”称号时，他找来一“仙公”，替他找了一块风水宝地，盖了一座宁武庄。“仙人”说住在这里可以当皇帝，陆荣廷还派人打造了四尺半高的塑像，左右两旁写着对联：“宁将齐众迎长官，武以全群为我民。”袁世凯称帝后，陆荣廷见风使舵与沈鸿英、谭浩明、莫荣新、韦昌荣等人在宁武庄内摆好香案，向观音宣誓反袁，可其儿媳妇正巧因寻东西闯了进来。陆荣廷当即一怒，大声斥道：“你进来干什么？祸水！快滚出去，滚出去！”而后对诸位部下说：“这次不算，重来，重来。”随即又重新宣誓。
　　据说，在广西龙州一带，最凶的鬼叫做“蛊”，老百姓总是杀鸡取血来祭供这个凶神，因此“蛊”在当地又叫“鸡鬼”。陆荣廷得知这一情况后，为证明自己是“关帝下凡”，有能力镇住“蛊”，竟下令杀光本地所有的鸡，不准用鸡血，只能把自己的画像刻在驱魔碑上，用来镇住“蛊”，同时还大兴土木，造了许多自己的塑像，一时间弄得龙州一带鸡飞狗跳。民国10年6月下旬，粤桂战争爆发，旧桂系各部相继溃败，陆荣廷逃跑后，当地老百姓痛恨其所作所为，不是把他的挂像、塑像投入河中，就是用来铺路，天天供过往路人践踏。自认为是“关公下凡”的陆荣廷看到此情此景，不知会有何感想。

　　
　　“海归”阎锡山也迷信
　　
　　阎锡山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归”。阎锡山曾说：“不可迷信，亦不可不迷信。”
　　1904年阎锡山赴日留学，他的父亲曾在河边村的文昌庙许愿：如果阎锡山能平安归国，一定要为文昌爷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可阎锡山归国后，与父亲商量，说修庙动土会破坏阎家风水，此事便作罢，以至文昌庙最后倒塌，片瓦无存。1930年，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发起中原大战，阎锡山的就职仪式被他亲自定在9月9日9时9分9秒，象征“九五”之尊。抗战前，蒋介石有一次要去太原，阎锡山与幕僚商议接待地点。有人提出在运城，阎锡山觉得运城与“运成”同音，蒋介石“运成”，他不是要倒霉啊，于是就把蒋介石安排在了“介休”，暗指蒋介石要完蛋了。可他不知，“休”字还有美好、喜庆之意，实在可笑。
　　抗战期间，阎锡山就因为迷信不断换地方、改地名。日军占领太原后，阎锡山率部逃往陕北洛川，本想在此落脚，忽然意识到“洛”与“落”谐音，有“败落”之意，而自己又字“伯川”，实在不吉利，赶忙换了驻地。还有一次，阎锡山把军政机关设在吉县南村坡，因为认为“南”与“难”同音，又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

　　陈济棠靠“卦”选才
　　
　　粤系军阀陈济棠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与他称兄道弟的江湖术士，专为他推断吉凶祸福，定夺大小事宜。陈济棠把这些人称为诸葛再生、伯温复活。在家中，陈济棠摆设了香案，设立了乩坛，天天求祖上、神灵和菩萨保佑。到后来，竟发展到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先扶乩一番，以预卜祸福。他的一切决断，都是不问苍生问鬼神。
　　陈济棠在任用官吏、选拔干部甚至招考学生时，都要术士们先算一卦，看看此人的“八字”是否与他的“八字”相冲，然后再看此人脸上或身上其他部位有无“反骨”（后脑勺平不平），最后才决定是否任命。正因如此，一些优秀的军官被无辜淘汰。在陈济棠所办的各种集训班里，均规定要讲授命相一类课程。他甚至还特地从各地搜罗“何麻姑”、“毕善人”等神婆、神汉，高薪请来做“辅导员”，集训班里的学员必须“认真听讲”，时不时还要“回答问题”，答不好就要受责罚。陈济棠的许多部属和众多学员，都为此吃过不少苦头！由于陈济棠非常迷信，此风不仅蔓延到“东南政委会”，连当时广东各级党政机关也盛行星相卜算，有些党政要人还把术士、法师请到办公室，逐一请教。部分职员甚至在办公室里大搞“西洋扶乩”，以卜财气、官运、桃花运等。一时间，迷信在广东大行其道。
　　
　　刘湘设置“神军”
　　
　　四川军阀刘湘特别相信一个叫“刘神仙”的人。“刘神仙”原名刘从云，幼年读了些星相阴阳之书，后来就挂起测字算命的招牌，并以此谋生。“刘神仙”工于心计，能言善辩，在乡间掌握了一些地主、袍哥和乡民的情况，所以他算的命、测的字多半有些“灵验”，渐渐有了点名气。迷信的刘湘找到“刘神仙”，拜其为军师。在稍后的几次战役中，“刘神仙”对胜负结果的预测常常是“瞎猫逮到了死耗子”，让刘湘对他更加奉若神明。
　　“刘神仙”为了加强刘湘对他的信任，创立了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利用气功吸引道徒。在“刘神仙”的蛊惑下，刘湘全军90%的军官都参加了孔孟道。不久，在“刘神仙”的暗示下，刘湘从重庆周边四县的坛馆里选出100名青年道徒，集中在重庆南岸的大佛寺训练，挂着二十一军干部训练班的招牌，定名为“百子训练班”。训练内容有以“神仙降体”的方式教授白刃战，如黄忠降体耍宝刀等。后来，刘湘以这100人为骨干，成立二十一军模范师，刘湘自任师长，下设三个旅。第一旅旅长没有任命，实际由“刘神仙”代领。就这样，除了传统的海、陆、空三大军种，刘湘的部队还多出了“神军”这一特殊兵种。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各路川军相继败北。刘湘率领“神军”出山，遵照“刘神仙”的指示与红军激战，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刘湘的“神军”士兵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枚圆形胸章，正面是一个“佛”字，背面写着“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佛教提倡护生戒杀，而军队以杀伐为能事，二者相互矛盾、背离，刘湘设置“神军”成了民国时期的一件奇事！
民国迷信军阀

迷信“权力”的革命怎会彻底

“回顾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建国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因为只注重权力，所以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可以说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只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他们忽视了一点，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当权的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应该用权力来限制权力，但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许纪霖说。 6月8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举行了《一场由新政引发的革命：辛亥革命百年回眸》的演讲。他围绕“一百年前怎么会发生革命”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建立一个共和体制”这两个问题，对从清末新政到民初共和这段政治史进行了重返与反思。在一百年前春天的时候，整个中国看上去几乎完全没有革命的迹象，谁也没想到在秋天会发生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竟然结束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它的秘密究竟在哪里？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是中华民国，一个两千年帝制的国家竟然在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名义上是民国，但实际上最后建立的民国有名无实。不仅人民没有当家做主，而且民国初年发生大乱，最初成为一段议会民主制的实验，实验失败后，袁世凯恢复帝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建立一个共和体制？晚清新政的不彻底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一股是以孙中山（图一）等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第二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比如张謇（图二）和汤化龙（图三）等人；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图四）所代表的北洋势力。 1 新政诱发革命 革命之前有一场晚清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叫改革，就是统治者自身进行的制度改革。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执行，戊戌变法虽然被慈禧太后一个巴掌打下去了，但是到了1900年以后，八国联军打进来，最后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知道不改不行了。开始是清廷的自我变革，1901年开始晚清新政，到1904年以后开始加速，因为1904年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竟然是日本人打败了老牌的俄国帝国——黄皮猴子打败了老牌的北极熊。当时舆论总结说，这是立宪国打败了专制国。日本已经开始民主维新，君主立宪，俄国还是个专制国家。于是大家说，主要因为日本的制度好，立宪是先进的，专制是落后的。1904年后，整个中国开始有了强烈呼声，要求立宪，所以晚清新政在1904年后开始加速，特别是到了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 2005年科举废除一百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05，何来1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很有可能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早发动武昌起义的是新军中的青年军官。这些青年军官本来都是要考科举的，但科举制度废除后，精英们开始分化流向社会。这些精英各奔前程，经商的经商，搞教育的搞教育，还有一批人开始从军。晚清舆论认为军人很光荣，而且要振奋武力，军事救国。大批有为的年轻人开始从军。当时到军事学堂读书，是很时尚的事情。周作人晚年写回忆录时也很得意地写上一笔，说早年也曾当过海军。从军中的一批人，后来又到日本读士官学校等各式各样的学校，然后带回来满脑子的革命思想和现代化思想。他们到了新军之后都做了青年军官，当然不满意当时腐败的体制。“没有05何来11”，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科举制废除有关。事实上在革命发生前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在变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各种教育制度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商会成立，法律改革，各种改革都已经开始，而不是一团漆黑，一片沉闷，革命也不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改革以后这个制度似乎在慢慢变好，但竟然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是一场由新政诱发的革命。 2 新政造就了三股政治力量 新政是一场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迅速彻底，它将是革命的替代物，万一改得不好，改得不彻底，那就是革命的诱导剂。晚清新政由于它的不彻底，恰恰成为了一个革命的诱导剂。新政造就了几股新力量的产生，改革是一场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些阶级起来了，一些阶级下去了，一些阶级崛起了，一些阶级消解了。新政主要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一股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这批人用传统的话说，不叫革命者，叫游士和游民。通常到了王朝末年的时候，在体制内就会有一批人被抛出来，成为体制所不能容纳的游民。会党就是一批游民，但游民自身不能成事，要有读书人来引导，读书人就是游士，也是游荡在体制外的。恰恰是这两股力量合起来，就是会党（游民）和革命派（游士）。革命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这批游士不是传统的游士，而是满脑子革命思想的游士，这股力量虽然平常看不见，但潜伏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