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余与高句丽

Posted 2023-01-04 公孙

篇首语：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夫余与高句丽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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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余与高句丽

夫余是历史上东北腹部地区第一个建立政权的古代民族。它的兴起，是伴随着夫余国的建立才为中原人所知的。关于其兴起过程，今所见资料最早是东汉王充在《论衡?吉验篇》中追叙夫余国来历的传说，后为《魏略》转载。大意为：橐离国王的侍婢因受从天而降的“气”有孕而生东明，国王恶之，先后弃之于猪圈、马栏，猪马皆以“口气嘘之”，得不死，国王疑为天生之子，乃令其母收而育之。及长，善射，王恐其夺己之权，又欲杀之。东明知后惧而南逃，渡掩派(亦作施掩)水，至桴龉实亟ǚ蛴喙，自为国王。自此，夫余日渐兴盛，成为汉魏之世东北地区盛极一时的大族和强国。
西汉时期夫余(右上角，点击查看大图)
兴盛后的夫余，共有8万户，大体分布于东近今张广才岭与挹娄接壤，西至今吉林省双辽县至白城市一线与鲜卑为邻，北达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南抵辽宁开原县北，中心地区则位于今吉林农安县境。这里应当谈到，史书中还记载有卒本夫余、南夫余、北夫余、东夫余等。卒本夫余为高句骊国始祖朱蒙从夫余国南奔至卒本川后所用的称号，高句骊兴盛后遂不用其名，南夫余为百济国的别称，因其始祖温祚王为朱蒙至卒本川后娶妻所生之子，当朱蒙在夫余之妻所生子类利来高句骊立为太子后，温祚与兄沸流恐为类利不容，南逃至今朝鲜半岛汉江以南的西部地区创建百济国，以扶余为姓，示不忘本，故百济曾有南夫余之称。至于北夫余、东夫余皆为夫余的别称，北夫余是相对卒本夫余和甫夫余而言，东夫余是指“西徙近燕”前的夫余讲的。
夫余博物馆
邑落内的“下户”，隶属豪民。建立了一支2万人以上的军队，兵种分骑兵、步兵，皆以弓矢刀矛为兵器。然氏族社会全民皆兵的情况尚存在，各户皆有“铠仗”，有敌，诸加率众“自战”。设立牢狱，对犯罪者惩罚苛严，规定：杀人者处死，家人也被没为奴婢;发现盗窃，以十二倍罚之;男女淫乱，妇人妒，皆杀之，尤憎恶妒妇，杀之暴尸山上，如女家欲收尸，须交一定数量牛马赎取。人民地位的高低、贵贱差别悬殊，国王、诸加、诸使、豪民属统治阶级，下户、奴婢为被统治阶级。下户为类似隶农的平民，奴婢为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打、杀。
社会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两大生产部门，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发展达到的水平，从考古发现看，夫余故地属两汉时代的墓葬中出土的许多型制与当时中原地区相同的镰、、锸、锄等铁制农具，说明夫余的农业生产虽不能说与汉代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同，但相差不会悬殊过甚。史载以六畜名命官，也说明畜牧业在夫余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夫余区域内不仅“地宜五谷”，而且还“多山陵、广泽”，广大的丘陵和沼泽地，为畜牧业提供了极有利的场所。牲畜有马、牛、猪等，尤产“名马”。此外，居住丘陵地区的夫余人，还从事狩猎业，捕打貂、狐、狐狸等;居住江河沿岸的，兼事捕捞业，捞取的“美珠”，大者如酸枣。渔猎品中的珍品，除部分被夫余贵族们留作自用外，主要用于向中原王朝纳贡和对外交换。
帽儿山夫余土坑木椁基挖掘场面
文化方面
夫余人尚白，平时穿白布大袂、袍、裤;出境穿缯、绣、锦、Y，贵族还加披狐狸、白、黑貂之裘，帽饰金银器。以兽皮为鞋。使用殷历。以殷历正月(汉腊月)祭天，称“迎鼓”，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连日“饮食歌舞”，并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也祭天，是为了了解征战的凶吉。饮食器具深受中原影响，皆用俎豆。老幼均好唱歌，外出途中边走边唱，“通日声不绝”。无文字，使用汉文不普遍，有事派人“传译”，跪地以“手据地窃语”相告对方。会同、拜爵、揖让升降之礼，与中原同。为了防御外来侵略和野兽伤人，聚居村落多作城栅，皆圆形。早期居半地穴式的木结构房屋，公元1世纪后(东汉时期)已有宫室建筑。婚姻为一夫一妻制，仍保持“兄死妻嫂”的习俗。人死，一般停葬五月，以久为荣;如在夏天，以冰冰之。葬有椁无棺，流行厚葬，随葬物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钱币等，奴隶主贵族以奴隶殉葬，多者达百人。
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以汉族为最早
夫余族的先世本居中原，与华夏族联系密切，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公元前2世纪初，汉武帝在东北一带设立玄菟等四郡后，夫余归玄菟郡节制。从此臣属关系十分密切，连夫余王用的印章，也由汉廷发给。如西汉末王莽篡位后，为胁迫周边各族顺从，所派五威将帅到各地更换印缓，引起桴鲎逑捣纯梗夫余中断了与王莽政权的关系。刘秀重建东汉后，东北各族纷纷臣服，夫余即恢复了与汉王朝的关系，并于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遣使朝贡，光武帝厚赐答之。此后来往不绝，一般通过玄菟郡，如汉廷送给每世夫余王死后随葬所用的玉匣，均事先存放在玄菟郡，其王死后来玄菟郡“迎取以葬”。238年(景初二年)曹魏司马懿讨平公孙渊，在玄菟郡府库里就发现了一具玉匣。夫余与东汉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夫余为汉守边。122―123年，高句骊太祖大王先后率马韩、东1万余人两次袭击玄菟郡，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兵两万与汉州郡兵协同作战。但是，东汉和夫余的统治者也经常出现磨擦，不免兵戎相见，但持续时间不长。如111年(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郡，旋“复归附”;120年(永宁元年)夫余王派子尉仇台“诣阙贡献”;122年尉仇台率兵助汉反击侵玄茧菟的高句骊军，夫余王于136年(永和元年)还亲到“京师”朝贡。又如167年(永康元年)夫余工夫台率2万人“寇玄菟”郡，大败后，174年(熹平三年)又复遣使纳贡于汉。降至汉末，因中原动乱，公孙度割据辽东，度为控制日趋强盛的高句骊、鲜卑，以宗女妻尉仇台，从此夫余断绝了与早已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的关系，臣属于公孙度，由辽东郡管辖。三国时，改臣曹魏，仍由玄茧郡节制。正始年间(240―249)，魏幽州刺史丘俭奉命征高句骊，派玄菟太守王颀与夫余联络，时简位居为王，派“大加郊迎”，为魏军提供“军粮”。西晋建立后，夫余频频遣使向晋武帝朝贡，274年(泰始十年)，晋分幽州五郡置平州，夫余由平州护东夷校尉管辖
285年(太康六年)后，鲜卑慕容氏连续袭击夫余，正是在西晋王朝的保护下，使夫余国破而复立。
少数民族

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

一、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沿革

东北民族体系由四大古族构成，东胡鲜卑、夫余高句丽、肃慎女真、商族燕人，奠定了东北的朝代更迭和历史变迁，还有东北四大民族行政区的布局，春秋时期东北西部东胡、北部秽貊、东北部肃慎、南部古燕族，逐步演变为汉晋时期东北西部鲜卑柔然、中部夫余高句丽沃沮、东北部挹娄勿吉、南部幽州辽西辽东郡，隋唐时期东北西部室韦契丹、东北部靺鞨渤海、东南部高句丽百济、南部安东都护府，以后辽金元清民国北洋奉系东北四省，东北四大民族轮流坐庄统一东北，7次入主中原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

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当推《尚书·禹贡》，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则把今辽宁南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

辽西东之分，大抵以今辽河为限隔。除《禹贡》，还有《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及《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书，都做了相类似的记载。

其实，所谓“九州”、“十二州”之设，不过是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晚时文化人把远古时代的理想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概念。因为尧舜禹三代还不具备形成国家的条件，自然也就不会有“州”的行政区划与设置。

尽管如此，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在人们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辽宁省境分别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营州的辖境之内。此四州之设，并不包括今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之地，仅以方位“东北”指称今辽宁省地。

考之史，春秋以前，尚未在东北地区设制，仅以边疆民族朝贡来确认其土地与居民同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据《史记·五帝本记》载：早在舜时，北方朝贡的民族有“山戎、北发、息慎”。

息慎即肃慎，在尧舜时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所以，周继承了尧舜时的遗产，称：“隶慎、燕、毫，吾北土也。”

周时，肃慎继续朝贡，孔子曾亲眼见过其贡品――楛矢石砮，并为陈国惠公做了鉴定。《山海经· 大荒北经》也有关于肃慎的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

不咸即今长白山，肃慎族居于长白山地区又得到了确证。以上所证，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扩展至白山黑水即相当今之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境。

此时，因无明确的行政区划，仍以方位“东北”代称本地区，同时，又把民族作为地区的代名称。东北是华夏民族的传统聚居地，在中国的周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21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以屏藩王畿，赐周召公姬奭以东北之地，是为燕国的始祖。

周召公姬奭（前十一世纪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音「是」shì），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

燕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封国。关于它的始封，《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有明确的记载，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史记》卷4《周本纪》也说武王伐纣之后，“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名奭，姬姓，是与周室同姓的贵族，因食邑于召，称为召公。

他和周公旦、太公望，都是西周开国奠业的重臣，也是周文王、武王最为信任、倚重的人。燕昭襄王（？—前279年）在位的时候，向东袭破东胡修筑长城，向南讨伐齐国，燕国达到极盛。

燕王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秦灭韩、魏、楚后，再遣王贲攻燕辽东，燕军战败，燕王喜被俘，燕国灭亡。秦军回师攻代，代王嘉被俘。

燕辽东故地和代地被秦分别设为辽东郡和代郡。汉四郡（公元前108年~公元313年），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间剿灭卫满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设立的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四个郡的总称，对朝鲜半岛南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立政权，创建者是夫余王子朱蒙，都城是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五女山城），后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和丸都城（均在今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共历705年），统治最盛时一度将朝鲜半岛大半纳入版图，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对东北地区东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晋时，慕容鲜卑迁到辽西地区，公元337年称燕王，建乎府于龙城（今朝阳市），史称前燕，前燕亦重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规定租税，非工商人口归农等等。使辽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高句丽在唐军和新罗（今天朝鲜、韩国祖先）的夹击之下灭亡，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军俘虏，高句丽人口余众绝大部被唐朝政府内迁中原融于中土，融入渤海国的人民里。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勿吉王国七部之一的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于698年在今吉林省敦化市建立震国（后改称渤海国），初为唐朝的一个羁縻州，后改为唐朝的藩属国。

渤海国鼎盛时，疆土方圆5000里，人口十万户，胜兵数万人，史称“海东盛国”。辽金元时期，先后有居住在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建立辽朝（907年~1125年）；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入主中原。

二、我国北部农牧界线的历史变迁求大神帮助

中国北部农牧分界线的历史变迁由于中国地理形势和各民族的习惯以及自然环境的因素，中国的农耕种植业与畜牧业一直在地域上呈分离的状态。

（一）战国时期北部农牧分界线的形成《史记·货殖列传》对全国划分了四个区域：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其中山西为农牧交错区；山东是农耕区；江南是落后的种植兼渔猎区；龙门碣石以北是畜牧区。

可见当时的农牧分界：自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以陕北、陇东泾渭北洛水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吕梁山、恒山，接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二）秦汉时期农牧界线的北移和内缩 1）蒙恬取河南地，将农耕区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

2）汉武帝重夺河南地，取河西四郡，击羌置金城郡。此时农耕区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区、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

北抵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东面仍沿长城一线。 3）东汉农牧界线的内缩：南匈奴内迁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

安帝以后，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郡内迁至渭河流域，大批少数民族入迁沿边八郡。沿边八郡成为半农半牧区或农牧交错区。

东汉末到十六国时期，农耕区北界大约内缩至渭河平原北缘、汾河中游和河北中部一线。（三）北魏至隋唐时期北部农牧交错区的出现 1）北魏对北方的屯垦，主要在河套和银川平原。

这一时期从事农耕者以汉化少数民族为主。隋在河套屯田，在其南的则农牧兼营；唐更是在陇右和陕北设置牧监，后内附突厥和党项也是以畜牧为主。

鄂尔多斯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环境变迁，不宜农耕。当时农牧分界线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横山、白于山以南一线。

以线以北至黄河河套、阴山一带，为当时农牧交错区。（四）辽金元时期北部农牧交错区的北延《辽史·营卫志》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

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是当时一条基本的农牧分界线。

但由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密切交往，农牧交地带呈现了向北延伸的迹象。西夏仍在银川平原和河西走廊上农耕；契丹在辽本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农耕，后推至今克鲁伦河、海拉尔河和呼伦贝尔草原；金发展种植业到了洮儿河、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流域，并又北推进至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形成金代农耕垦殖的北界。

大兴安岭则开始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农牧分界线。元代也发展过种植业，如在陕北、河西、陇右开辟屯田，在新疆地区吉木萨尔、且末、巴里坤、和田、喀什等新辟屯田，最北推行至鄂尔浑上游的和林一带和阿尔泰山东侧的称海（今天哈腊湖）地区。

但农田均属零星分布，与牧地交错相处，是草原上的零星插花地。（五）明清时期北方农牧界线的变迁明初，沿蒙古高原南缘阴山、大青山以南的东胜（内蒙古托克托）、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全宁（翁牛特旗）一线等置了屯田，设立卫所，形成明初北边的农牧分界线。

后由气候转寒，内迁入长城。宣德以后，明修建边墙，在黄河以西沿黄土高原的边缘，黄河以东大体沿着山脉走向，阻隔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通。

清统一长城内外，初规定边墙外五十里为禁留地，为汉蒙两族的分界线。后允许蒙古王公和内地汉民合伙种地，后则限制人数。

东北地区则设柳条边。老边的西段和新边，还是盛京、宁古塔和蒙古的分界线，实际也是东北地区的农牧分界线。

总的说，清一代北部农牧分界线有两条：一是陕西省北界和山西、河北长城的辽西努鲁儿虎山一线，此南是农耕区；一条是沿贺兰山、阴山山脉，东至乌兰布察盟的乌拉山迄大兴安岭南端，此线以南有部分地是半农半牧区及分块的农耕区。满意请采纳。

三、农具的发展与演变反映了哪些历史规律

一人类的历史是从使用工具开始的；工具的使用，使人类正式脱离了动物的行列，走出了蒙昧的荒原。

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农业开始之前人类经历了将近二百万年的采集和鱼猎时期，虽然这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使用工具，但是这些工具还不能称为农具。

自然生态被人们有目的地给予加工才出现了农业，用于对农业加工的工具才是农具。可见从工具到农具，人类的祖先是经过了将近二百万年的艰苦探索才学会的，农具的得来是何等的不容易。

有了农具也就有了农业，农业和农具同时诞生于人类社会，是谁也离不了谁的一对孪生兄弟。农业和农具的诞生，结束了人类向社会索取，开始了人类向社会贡献的新时代。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发展了，农具也相应有了进步；农具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历来各行各业都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

而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以农具的发展水平表现出来。围绕着农具的发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技术和科学及研究技术和科学部门的产生与发展。

可以说整个国计民生都与农业、农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从石器时代起即是以农业生产经济为基础的国度，历代社会制度，无不与农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起经济条件的新变化，经济条件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演变。这就是农业生产及农具的发展对社会制度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中国自古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己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中国的农业科技有着雄厚的基础；中国的农业文化有着丰实的底蕴。

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炎黄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及两河文化、古印度文化、玛雅文化等，都处在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水平线上，而唯有炎黄文化演进为中华文化而存续至今，从未中断。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炎黄文化一直值根于无烟的、绿色的、体量庞大的、有着丰厚而先进的科技含量的农业文化（包括农具文化）之中；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华夏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思想文化选择。

中国的农业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群体，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经济成就，走过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精彩之处、独特之处，也是今天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所在。

从本质上讲，农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为改善农业生产面貌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所以包括在生产工具中的农具，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

农具既然是人工制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

农业是百业之源。农业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一刻也不能或缺的行业。

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暂时或永久的消失，但是农业却不能。农业不但过去要有，现在要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没有。

而农具是农业的胞兄胞弟，没有农业就没有农具；而没有农具也就没有农业。所以说，人类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是踏着农业的脚步开始的；是踏着农业和由农业分化出来的各行各业足迹不断前进的。

而农业的发生、发展又是与农具的发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农具发展的历史。农具的历史是国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没有农具史的国史是难以想象的。农具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折射出了中华儿女历来所具有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敢于创造、善于革新的伟大品质和优良传统。

研究农具史不但可以使这些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杨光大，还有助于提高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中找到农业机械的科学发展规律；从中找到今天发展农业机械的借鉴，从而促进当代农机事业的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研究中国农具的历史，就是要还原中国农具发展历史的真面目，让人们正确的对待历史；正确的对待中国传统农具的历史。

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从历史前进的足迹中，找到我们的经验和不足；找到我们从先进变后进的原因和教训，为今后中国农业机械的发展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为中国通史及相应学科提供更加丰富、准确、真实的、有关农具发展方面的历史资料……。

把历史的真实再现给世人，这就是历史工作者，包括农具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致此，我们不尽又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应该是五千年还是一万年。

传统的习惯说法：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据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文字的发明和城市的出现等。

这种根据叫人实在觉得不近情理。城市建设的不论如何发达；文字的应用不论多么精。

四、近代中国北方领土的演变和现状,并谈谈当今北方领土的的确立的认识

中国近代北方领土主要被沙俄侵占：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瑷珲条约》沙俄抢占了我东北外兴安岭（雅布罗诺夫山脉）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包括库页岛（萨哈林岛）在内的广大领土，约104万平方公里。

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抢占我西北边陲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伊犁条约》又侵占我边界约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另外，根据中苏《外蒙古维持现状条约》，确立了苏联对外蒙古的保护和最高利益，蒋介石政府承认外蒙古“高度自治”。后来外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但是拥有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一票否决权的蒋政府并没有动用否决权，所以等于默认了外蒙古独立。

当今的北方边界已经基本确立，基本上没有可能又大的改动。俄罗斯去年将黑瞎子岛一部归还我国，这一部分的领土争议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无论如何磋商都不大可能收复全部领土。西北的失地已经不属于俄罗斯，而分别属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外蒙古独立多年与我国也已建立交往。所以北方的国界不可能会又大的变动，微小的变动可以忽略。

五、历史上环境变迁的后果（从历史学角度）

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

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

[1](p2253)。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

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

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

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

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

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

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

[6]——————————————————① 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② 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③ 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④ 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的增刊出版。

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

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

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华北、华中及其他。

六、东北的历史

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尚书·禹贡》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

其中分冀州东北是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

东胡为东北重要的古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东胡存在了大约1300年。最早见于《山海经》东胡在大泽（呼伦湖）东，夷人在东胡东；

东胡以戎族为主体发展起来，发展为山戎、东胡、鲜卑、乌洛侯、室韦、契丹、蒙古各族。

元末元顺帝（元惠宗）回到东北祖先之地：东北的岭北行省东部和辽阳行省是元朝大本营；

他的后代达延汗1470年又重新在东北察哈尔建立北元中心，元朝设立辽阳行省和岭北行省东部，统辖东北全境。

晚清边疆危机日甚，清朝被迫开放边禁，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1861年至1880年代陆续开放了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

1882年（光绪八年）首先在吉林招垦，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垦。并且在1907年，清廷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并设东三省总督。

扩展资料：

东北古代为女真族，近代为清朝，对于汉人来说东三省历史相对较短。但在近代也出现很多名人，左右着中国历史。尤其清朝的康熙盛世时期，中国四方一片繁荣。

代表人物：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多尔衮，康熙，乾隆，雍正，刘墉，和绅，张作霖，张学良，曹雪芹，高鄂，冯仲云，赵尚志，吴克仁等等。

纳兰明珠

纳兰明珠（1635年—1708年），字端范，满洲正黄旗人，康熙朝重臣，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要职。纳兰明珠对康熙议撤三藩、统一台湾以及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起到积极作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因朋党之罪被罢黜，后虽官复原职但不再受到重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病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北

七、中国近代史的变迁（食物）

、中国食物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寻求食物的足迹，就成为人类历史的进程。

A.H.恩斯明格说过，食物不但影响了人口增长、城市建设、资源开发、居民迁移，而且还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食物发展早已存在，从人类最早的狩猎起步，到打制石器、加工食物，从用火熟食到酿造酒液，从锄禾耕种到设施农业，都表明了食物的发展。

按照食物生产的方式和能力，可将我国食物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食物发展时期、传统食物发展时期、现代食物发展时期。[1] （一）原始食物发展时期时期：1万年之前一新石器时代。

原始食物发展阶段中，食物生产由原始农业方式进行，食物获得能力极低，获得数量也极不稳定，人类从事劳动的活动主要为采集野果和狩猎，人们在生产活动中逐步学会了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种植的“五谷”有稻、黍、稷、麦、豆，驯养的“六畜”有猪、鸡、马、牛、羊、犬等。

原始食物发展阶段，是人类应用远古生物进化给人类带来资源享用的最先阶段，是人类食物发展的一次飞跃。在这一阶段，由于人类劳动工具的限制，获取动物性食物的能力要大大低于获取植物性食物的能力。

人类主要依靠猎取野生动植物为生，食物的种类极少，结构也十分单一。这一时期时间长、食物变化模式少，这是人们形成并一直至今仍在保持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习惯的主要原因。

（二）传统食物发展时期时期：从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l世纪）一19世纪。这一时期经过了三四千年时间，获取食物的能力比原始时期有很大提高，生产工具已由石器过渡到金属时代。

为了种植水稻、灌溉农田，开始兴修水利，农耕技术有进步，垄作、中耕选种、治虫等农业生产技术相继发明，获取食物是社会主导任务，但此时食物生产工具简单，产品单一，食物生产能力低下，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获取食物的数量不稳定，仍以获取天然食物为主，基本没有食品加工产品。在这一阶段的中期，即春秋至两宋时期，长江以南地区的食物生产逐渐发展起来，国家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南方的水田耕作技术渐趋成熟。

与此相适应的食物生产结构发生变化，水稻生产大力发展，成为粮食作物中总产第一的作物，小麦超过粟而位居第二位。在这一阶段的中后期，大约在公元13世纪之后，由于扩大食物生产资源的需要，食物生产区域逐步向边远地区发展，食物生产的区间和空间增大，向西南、西北、东北等周边地区移民开发，向内陆地区的丘陵、山地、草地扩展。

并引进了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等高产作物，使食物种类丰富。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经济逐步发展，物品交换逐步活跃，食物流通加强，食物生产区域也逐步形成。

（三）现代食物发展时期时期：从20世纪开始——现在。现代食物发展是以现代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经济为基础和动力的，是以现代食物生产体系、现代食品工业体系和现代食物营养体系为主要构架特征的食物发展阶段。

上一阶段的18世纪初，西方国家开始了食物生产技术变革，为现代食物阶段发展打下了基础。1850年，开始应用蒸汽机，1920年以后，以汽油内燃机替代了蒸汽机，食物生产走向现代时期，1908年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机械制糖厂（黑龙江阿城糖厂）。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食物种类逐步向着广谱性发展。现代的食物既包括植物性的各种粮食、蔬菜和果品，也包括动物性的肉类、奶类、蛋类和各种水产品等等。

人们通过食用上述多种多样食物，从中吸取必要的热量、蛋白质、脂肪、各种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以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一是食物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粮食总产与单产成倍增长，畜牧生产率提高，主要食物生产数量增长远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二是食品工业体系逐步建立，逐步形成了由食品制造、食品加工、酿造、饮料等组成的食品工业生产分类体系；三是使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即运用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工具和能源，大大提高了食物生产效率；四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充分运用了现代社会经济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将科学技术渗透到食物生产的各个领域，显著提高了食物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五是现代食物生产与社会需求及营养结构紧密结合，关系越来越显现，由食物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影响营养的目标链式逐渐向营养引导消费，消费带动生产的现代食物目标链式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