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重骑兵成为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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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莫问天涯路几重,轻衫侧帽且从容。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取代重骑兵成为主力军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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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重骑兵成为主力军
隋末农民大起义,起义军以高涨的士气和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打垮了装备笨重的隋王朝军队,也摧毁了重装甲骑兵赖以存在的世族门阀制度和部曲私兵制。战争中,轻骑兵和重骑兵的较量,表现在机动性和装甲方防护力的较量,最终导致了轻骑兵的重新兴起成为主力军种。但重装甲骑兵仍然存在,只不过其重要性已然不及轻骑兵罢了。
唐军中,骑兵数量极多,总的步骑比例约为3:1,为其他几代所不能及。唐代,是中央王朝骑兵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央王朝的鼎盛时期。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李源起兵太原,得到突厥2000匹马的帮助,有的隋马3000匹,在陇右监牧,这是唐军最早的骑兵基础。自此后,养马日盛,又注意吸取前朝教训,讲究养马方法,还常常向北方游牧民族买良种马以杂交,马匹更是健壮。其数量,更较汉代为多,自贞观至麟德,有马七十万零六千匹。凡征战用马,皆挑选好马,务必精壮。由于养马,用马均出色,唐军战马突厥西域的马毫不逊色,不似汉时,养马虽多而质量不是很好。天宝以后,各军马匹,动以万计。
马政是建立强大骑兵的物质基础,因此,唐代骑兵力量,胜过历朝历代。
唐军善战,有其社会层次的原因。晋之后,中原丧乱,胡人竞相进入中原,割据连年,战祸频繁,盗匪成群,百姓为求自保,只能相互团结,于是纷纷立堡垒,树高寨,人人习练弓刀,民风剽悍;而诸多世家门阀为求自保或是兼并弱小,就倾尽全力发展私兵。这些部曲私兵不仅数量多(集结起来就是国家的主体军队),而且装备好(大量重装甲骑兵),连年征战,将士凶悍;再加上大量胡人融入汉族,也使汉民族勇悍之气顿增。唐前期,继承了这种开放勇敢的民风。
唐在前期开边战争中,尤其是太宗时期,施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每次战争大多得到西北游牧民族的出兵支持或后勤支援,而且唐兵骁勇善战,每战多胜,所获也多,因而官马数量不减反增;及至安史之乱,内外交困,中西断绝,而突厥复又叛离,因此马政趋于衰微,再加上承平日久,民风不复当年,府兵制又被破坏,大量募兵而不能战,因此军力退化极为严重。
唐代军制为府兵制,军府散归全国各地,称为卫府,战时奉调集结出征,边境重镇有边兵,也是府兵轮番征调。府兵终身为兵,每年定期到军中服役,期满回乡。到军中服役时,须自带兵器粮食衣物马匹等,由于民间养马盛行,故军中不缺马,即使是步军,也配备大量马匹,所以唐军行进甚速。
唐军编制,以队为基本战术单位,一队50人,辖5火(伙),每火有驮马6匹(步兵)。队以上是团,团以上是军。大将出征,大约授兵2万,分为7军(如兵少,从权),为前,后,左,右军及左,右虞侯军(虞侯军,类似禁卫军)。此2万人,战斗兵种1.4万,辎重兵6千。1.4万战斗兵中,步兵1万,骑兵4千,分属七军,其数目,中军最多,其他六军相近。步兵中,弩手2千,弓手2千2百,跳荡(突击队)和奇兵(预备队)各2千9百。从各兵种比例来看,战斗兵中,骑兵最大,骑兵十军中的主力,这是无疑的。有强大之骑兵,唐军之战斗力,不用多言。
唐代骑兵装备,更加成熟。骑兵短兵,全部用刀(指挥官或用剑),长兵流行用马槊(矛长1丈8尺者为槊),也有用斧的,如程知节(程咬金),远战用弓弩。李世民极善射,乱军中百发百中。尉迟敬德(尉迟恭)极善使马槊,虽乱阵中,敌槊莫能中,又能夺敌之槊而反刺之。齐王李元吉向来自负武艺高强,闻尉迟敬德有此能,欲与一较高下,命各去其刃以试之(拔去矛头,以免误伤)。尉迟敬德道:臣去之,大王勿必。于是往来相刺,李元吉始终不能刺中。李世民问尉迟敬德:避人之槊,夺人之槊,孰难?对曰:夺朔难。李世民道:试夺之。于是尉迟敬德空手与齐王李元吉对驰,李元吉恼他轻视,持槊真刺之,再三不能中,反被尉迟敬德接连三次夺过手中长槊。
唐代骑兵战术,最为显要者,当推轻骑兵的奇袭和急袭。为此,常常集中轻骑兵主力进行远程奔袭。李世民和李靖等,均是使用骑兵进行奇袭的高手(此二人用兵之法,见下文),如李世民率骑兵进围薛仁杲,李靖以3000骑夜袭定襄等。此种出奇制胜的战法,一直沿用至后唐及五代,甚至步兵也用此法,如李靖平萧铣之战。
此外,唐代骑兵战术,还特别注重步骑配合,各用其长,发挥其综合战斗力,如,安史之乱,郭子仪收复长安与洛阳的两次作战,均以步兵当其前,而用回纥骑兵袭其侧后,因而成功。
唐代运用轻骑兵作战取胜的战例很多,现在择其一二,以飨大家。
1.霍邑之战。
李渊出兵太原,欲入关中,隋将宋老生引精兵据守霍邑阻之。李渊不得进,有进退维谷之势,李世民坚决请战,于是决意进攻。李渊和世子李建城布阵与城东,李世民率部队阵与城南。宋老生中激将计,攻李渊,于是李渊引兵稍退,宋老生追击,而李世民自率精骑为前锋引兵从南面冲击宋老生部侧后,将其击溃,最终斩杀宋老生。
2.平薛仁杲之战(第二次浅水原之战)
秦王李世民拒薛仁杲大将宗罗喉于浅水原,坚壁不出,但命精骑抄敌粮道。李世民度时机来到,命属将庞玉列阵与浅水原上,诱敌来攻,宗罗喉果然全力进攻,李世民率大军,以骑兵为先锋,冲击敌军侧后,大败之。于是乘胜进击,包围后方之薛仁杲,并将其*降。
3.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之战(虎牢关之战)
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领兵包围洛阳之王世充,先攻击其外围据点,王世充每次出城支援,李世民就以骑兵为前锋,冲其阵,每战皆捷。王世充困顿,只能退回城中,不复出战,于是李世民完成对洛阳之全面包围。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深恐唐军坐大,于是引兵西向,欲解洛阳之围。李世民迅速占据虎牢关,将窦建德堵在关外,坚壁不出,同时派骑兵骚扰其侧后,并且时常袭击其运粮部队。窦建德为之疲弊,每日布阵,但求速战。李世民趁其列阵良久,士卒疲惫,于是以精锐骑兵为前锋,直击其阵,大军继之。唐军猝然而至,窦建德未防备,大为被动。李世民所部骑兵,数次击穿敌阵,来往好几次,又在窦建德阵后立起唐军大旗,于是敌大溃,李世民率骑兵紧紧追击,窦建德被唐骑将军白世让和杨武威擒获。于是,唐军再围洛阳,王世充出降。
骑兵大唐
唐朝历史 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原因
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原因
中国古代自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即人马都披铠甲的重骑兵为军队的主力,至唐初却一变为以人披铠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为主力,个中原因何在,一般认为,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世族门阀的衰落是甲骑具装衰落的原因(1),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逐渐发现了甲骑具装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机动性差,以及杀伤兵器的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的影响。本文拟根据中外文献记载和石窟寺观壁画、岩画以及突厥文碑铭中的材料对此加以说明。
一
公元7世纪前后,从西亚、北非到东亚,重骑兵都面临轻骑兵的强劲挑战,形成了以轻骑兵压倒重骑兵的普遍趋势。在西亚、北非,阿拉伯轻骑兵击败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重骑兵,轻骑兵代替重骑兵成为战场上的王牌,在中亚,新兴的突厥王国以轻骑兵击败了柔然的重骑兵(2),突厥代替柔然成为草原霸主。而在中原,新兴的唐以轻骑兵击败了隋的甲骑具装,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成为军队的主力。在西亚、北非和中亚,重装骑兵的衰落显然与农民大起义和世族门阀的衰落无关,而主要是与其机动性差有关。
在中原,甲骑具装的衰落也首先是由于其机动性差。沉重的具装铠甲虽然带来了防护力的增强,却减弱了机动性。据考古发现,一件完整的铁具装,约重40至50公斤,特制的重铠可达100公斤。又据《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载,南宋初年,一领铁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约,26。86—29。84公斤)。可见,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达130公斤。重铠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难以持久战斗,只有高大健壮而又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甲骑具装的坐骑,即使是这样的高头大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冲锋。
骑兵是进攻型的兵种,机动性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失去了快速机动能力,就等于改变了这一兵种的性质,就难以体现其优势。早在先秦时期,孙子就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4)认为作战时应以正面军队与敌交战,而以侧击、迂回、包围等取胜,很重视机动作战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军队以车兵和步兵混合编成,车兵受道路的限制很大,步兵靠双脚步行,行动速度比较慢,二者的机动性都还很差,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受到不少限制。只有到西汉时期,以轻骑兵组成的骑兵大集团出现后,这一主张才得到较充分的实践。骑兵大集团的出现使军队由注重力的对抗转变为注重寻找和创造机会,其实质是通过机动、速度来体现军队的战斗力
魏晋南北朝以降,骑兵发展为人马都披铠甲的甲骑具装,防护力虽然提高了,机动性却降低了。美国军事史学家T。N。杜普伊指出,机动性、突然性、翼侧突击和冲锋的猛烈性这四项因素是古代骑兵战术的基础。而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5)。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也认为骑兵的“王牌为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打击力”(6)。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甲骑具装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甲骑具装机动性差,虽然适于正面突击,却不适于实施机动战术,不宜于穿插、迂回,出奇制胜沉重的具装使其战术简单、行动迟缓。
虽然甲骑具装在对付装备简陋的步兵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对付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和装备精良的步兵时则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处于不利地位。隋军在与突厥作战时“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7)这说明隋军的甲骑具装(8)很难单独抵挡突厥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进攻,需要与步兵配合作战,方能与之抗衡。这和十字军重骑兵与塞尔柱土耳其轻骑兵作战的情况十分相似。由于行动迅速的塞尔柱轻骑兵经常避开笨重的十字军重骑兵的正面进攻而迂回其侧翼和背后,十字军发展了一种步骑协同的战术,即以步兵弓箭手组成牢固的掩护屏障,骑兵在其后,当骑兵要发起冲锋时,步兵则让开通路,(9)以二者的协同来与塞尔柱轻骑兵对抗。隋义宁元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西取关中。九月,隋将”桑显和率骁果精骑数千人”,夜袭唐军,唐军初战不利,”诸军多已奔退”。此时,率部众随唐军出征的西突厥特勤史大柰”将数百骑出显和后,掩其不备,击大破之,诸军复振”(10)。隋军骑兵是甲骑具装而史大柰所部却是轻骑兵(11)。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发挥速度优势绕到隋军阵后击败了防护力强但机动性差的甲骑具装。
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战争,人们逐渐认识到对骑兵来说,机动性比防护力更重要。隋唐之际,在军事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重视机动的思想代替了重视防护的思想。唐初名将李靖强调指出,用兵上神,战贵其速”。(12)
新的军事思想又需要新的主力兵种来实施。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军队中除甲骑具装外还有一定数量人披铠甲,马不披具装的轻骑兵,后者作为辅助力量,与前者分别担负不同的任务,如侦察、追击等。考古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如麦积山石窟127窟西魏或作北魏,壁画《十善十恶》中既有持矛的具装骑士,又有人着甲胄,马不披甲,持弓箭做射击状的轻骑兵,麦积山135窟西魏壁画《涅变》中可以看清楚的战马均未披具装(13)。由于战争实践重新需要轻骑兵充当战场上的主力,人们开始以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作为军队的主力。起初是增加了军队中轻骑兵的比例,减少了具装骑兵后来逐渐以轻骑兵基本取代了具装骑兵。
在强调机动作战和进攻的突然性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唐初战争中经常使用行动迅速的轻骑兵进行出敌不意的远程奔袭。名将李靖就非常善于使用轻骑兵进行突然袭击常出敌不意,战而胜之。贞观四年(630年),他率军进攻东突厥,趁其不备,突然以三千骑兵”夜袭定襄”,大败突厥。不久,又趁唐俭等前往突厥牙帐慰抚时,”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14),一举歼灭突厥主力。
唐初不少杰出将帅都善于使用轻骑兵,在战场上实施高度机动战术,相机破敌。如唐太宗李世民在战斗中就非常注意寻找敌人的弱点,以己之强当敌之弱,不简单地以硬碰斗力与敌人决胜负,而是以机动、速度来寻找和创造战机。李世民曾说自己“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15)他往往先以轻骑兵实施敌前侦察,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适时加以攻击。如虎牢之战中。“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士及至阵前,阵果动,世民曰,。可击矣。”(16)遂率轻骑兵猛扑窦建德军的总指挥部。有时他以轻骑兵迂回敌军阵后,攻其侧背,配合正面形成夹攻,有时直接从敌军薄弱部分突入,贯穿敌阵,然后从其背后再次冲入,反复冲杀,把敌阵搅得大乱,使敌军指挥失灵,陷于崩溃,以局部胜利带动全局胜利。如在击败窦建德的虎牢之战中他就是亲率轻骑直冲敌阵。其部下李道玄“挺身陷阵,直出其后,复突阵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猬毛”,李世民“给以副马,使从己”,并亲率史大柰、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起旗帜贯穿敌阵,在窦军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17),窦建德也因伤被俘。
由于甲骑具装的主要长处在于防护性和冲击力,不在于速度,其主要作用是充当正兵突击,不宜于出奇制胜,而轻骑兵才善于以速度表现战斗力,所以,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在重视机动的军事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之后,甲骑具装在与轻骑兵的竞争中便处于不利地位,它必须让位于轻骑兵
二
其次,是由于杀伤兵器的发展。综观军事史,武器装备总是在对抗中发展的“盾”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矛”的进一步发展。自十六国时期,防护力很强的甲骑具装大量出现在中原战场之后,杀伤兵器也有了很大发展。弓弩、大斧、长枪等得到较大改进,隋唐之际还出现了由斩马剑发展而来的陌刀。这些都对甲骑具装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两晋南北朝时期,弓的发射力比前代有所增大,南北朝时的步弓可达10余石,马弓可达6石(18)。西晋时期出现了威力强大的神弩,东晋南朝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号称”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19)。北朝也有用数头牛才能绞轴张弦的床弩,用于守城和防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冲击(20)……唐代除一般的弩外,还有在晋代万钧神弩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车弩,一次可同时发射七支铁羽箭,射程达700步(21)。车弩可装在兵车、战船上使用,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可用于攻坚、守城,也可用于抗击骑兵。唐代强弩的威力很大,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唐德宗时,藩镇叛乱,叛将”李希烈既陷汴州,乘胜东侵连陷陈留、雍邱,顿军宁陵,期袭宋州。浙西节度使韩蟦命栖曜将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惊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东去”(22)。另外,唐代还有专用的射甲箭,而且是各种箭中装备最多的(23)。北朝后期至隋唐军事上的重要对手突厥人使用的是射程、弓力和命中率都比古时完善的木、骨镶拼而成的M型复合弓(24)。突厥箭的侵彻力比唐箭更强。
唐代,不仅弓弩的杀伤力增强,而且装备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唐军中装备弓的比例是10分,即平均每个战兵都装备有弓,装备弩的比例是2分,即20%,专职弓弩手的比例也比前代增多达战兵的30%(25)。以骑射为本的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更是人人都是弓箭手。大量强弓劲弩对甲骑具装造成了很大威胁。
隋唐之际还出现了由汉代的斩马剑发展而来的陌刀(26)。陌刀两面有刃,全长一丈,重15斤,砍杀效能相当高(27)。陌刀是当时的常备兵器之一,军中设有陌刀队。据李筌《太白阴经》载,唐代一军中战兵为12500人,配备陌刀2500口占了战兵人数的20%。
隋唐时代,斧有较大的改进,刃部加宽,柄却减短,依其式样分为长柯斧和凤头斧,砍杀效能都相当高(28)。具装铠的防护面积虽大,马腿却难以防护,虽然弓弩难以射中马腿、陌刀、大斧却正可以砍?
从汉到唐,长矛也得到了较大改进。晋代,出现了矛头短而尖的改进型长矛,其头部比传统的矛头要短,整体轻锐,使用灵便,刺杀效果更好,而且比较节省金属,制作简便,容易大量装备,于是被广泛地使用。唐代一般称矛为枪,作为主要兵器,每个战兵都配备一杆(29)。唐代的枪比前代的矛更容易洞穿铠甲,而突厥人使用的长矛,其棱上有一个专门用以刺穿铠甲的窄翼(30)。这些都使具装的防护力相对下降,其必要性也相对下降。
综上所述,隋唐之际杀伤兵器的威力显著增长,给行动迟缓的甲骑具装带来了很大威胁。在军事史上,当杀伤兵器的威力显著超过防护装备时,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是设法加强防护装备,另一种则是取消防护装备,以减轻负重,提高机动性
14世纪的法国人采取了加强防护装备的作法,用更重的板片式铠甲代替锁子甲但实际效果并不好。重装骑兵在与英国长弓兵、瑞士长矛兵的战斗中连吃败仗(31)。因为这种作法虽然提高了防护力,却牺牲了机动性,而只有机动性才能更有效地削弱对方杀伤兵器的威力
隋唐之际,采取了部分取消防护装备,即取消马具装的作法,改甲骑具装为人披铠甲,马不披具装的轻骑兵,以高速机动来规避并进而压倒对方的杀伤兵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即已有人卸去具装,冲锋陷阵,只是还不普遍。
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与北魏的陕之战中,宋将薛安都“睼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战。虏初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著绛纳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猛气咆哮,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贼忿之,夹射不能中,如是者数四,每一入,众无不披靡。”(32)数次冲入敌阵,而敌“夹射不能中”这充分表明卸去具装,提高了速度的战马能有效地规避对方弓箭的杀伤。隋唐之际,战马普遍卸去具装,以高速机动的轻骑兵突击敌阵的战术得到了普遍应用。如前文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战争中就经常以其精锐的轻骑兵克敌制胜,或迂回敌军阵后,攻其侧背,配合正面形成夹攻,或直接从敌军薄弱部分突入,贯穿敌阵,然后从其背后再次冲入,反复冲杀,把敌阵搅得大乱,使之陷于崩溃
一般来说,武器装备决定战术的样式,而战术又会反过来影响武器装备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杀伤兵器的发展,决定了以机动为主的战术代替以冲击、防护为主的战术,而这一战术的使用又影响了以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的历史趋势。
三
再次,是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的影响。
隋唐之际对汉族影响力最大的少数民族是突厥,而突厥军队强调机动性,大量使用轻骑兵。从现有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突厥骑兵是以轻骑兵为主的。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附近,有一幅约5—7世纪时突厥人创作的岩画,画面上有一位戴盔披甲!手执长矛作刺击状的骑士,所乘战马并无具装(33)。记述8世纪前期突厥贵族阙特勤战功的突厥文《阙特勤碑》,描写其在鸣沙之战中冲锋陷阵的场面时写道:“最初,他骑tad——iqin啜(cur)的灰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第二次骑始波罗(isbara)yamtar的灰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第三次骑yaginsilig官的带有马衣的栗色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他的甲胄和披风上中了一百多箭,[但]未让一箭中其面部和头部……突厥诸官,你们都知道他的进击,我们在那里把那支军队消灭了。”在这次战斗中,阙特勤先后乘骑四匹战马,其中只有一匹带有马衣。该碑提到的阙特勤在历次战斗中乘骑的战马共有十匹,而指出其披有马衣的只有一匹(34)。突厥文《阙利啜碑》中共有五处提到战马,其中三处都只描述其毛色,而未指出其披有马衣,另两处因碑文残缺而不详(35)
可见,突厥军队中披有马衣的战马只是极少数,而且据国外学者推测,突厥的马衣并非金属具装,而是皮革所制(36)。看来突厥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样,从来不让铠甲的重量妨碍战马的机动能力。
创作于公元7—8世纪的新疆巴里坤县八墙子村岩画《战骑图》上有两位骑士、三匹骏马,骏马形体健壮,均无具装(37)。创作于公元9世纪的新疆哈密市泌城乡头工村岩画,在一巨石上刻有八位手执长兵器的骑士围攻中央一位挺枪迎战的骑士,骑士形态各异,或举棒,或挺枪,所乘战马均无具装(38)。巴里坤、哈密一带,在公元7—8世纪时是沙陀突厥的居地,世纪时是黠戛斯等族的属地。新疆吉木萨尔北庭故城出土的高昌回鹘王室寺院西大寺中有一幅创作于,世纪的《王者出行图》,其中画有骑兵多人,都是人披铠甲,马不披甲(39)。这些民族是突厥的近邻,且曾役属于突厥,沙陀突厥和回纥(回鹘),在种族上与突厥还是近亲,其军队的编成、装备等都与突厥近似。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突厥军队是以轻骑兵为主的。
唐初轻骑兵在编成、装备、训练、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深受突厥的影响。唐高祖李渊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曾全面模仿突厥轻骑兵的模式,训练其军队,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渊认为,”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行动迅速是突厥骑兵经常取胜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则可以战而胜之。于是”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以突厥的方式加以训练,”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以其所为,疑其部落”。后与突厥交战,”纵兵击而大破之”,致使”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40)。此后,唐王朝以精锐的轻骑兵平定天下,进一步从实践中证实了其优越性。因而在唐代轻骑兵逐渐完全取代了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的衰落与李渊模仿突厥轻骑兵训练军队大致同时,决非偶然巧合,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因果关系。
另外,唐初大量使用归附的各游牧民族的军队如上文所述之回纥等族的军队,而这些民族的军队大多与突厥一样,主要是轻骑兵。使用归附各族的军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其装备、编成的影响
四
李渊受突厥轻骑兵影响,依其模式组建轻骑兵之事,史有明载,而在这方面受到隋末农民起义军多大影响,却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而且李渊受突厥影响,组建轻骑兵是在其与起义军发生军事接触之前的大业十一年(41),大业十三年当其最初与起义军相遇,即与历山飞部相遇时,已有了较强大的轻骑兵,并依靠其轻骑兵取胜(42)。虽然起义军由于缺乏装备,其骑兵可能有一些是不披具装的轻骑兵,或主要是轻骑兵,唐军可能在对付起义军轻骑兵的过程中,其自身的轻骑兵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李渊受突厥影响在前,所以不能认为唐代轻骑兵是受隋末农民起义军影响才出现的。
世族门阀的衰落与甲骑具装的衰落之间也并无直接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甲骑具装的成员与欧洲中古时期的重骑兵不同,并不仅仅是贵族、骑士,其中多是部落成员或隶属于国家的兵户又称营户、军户、士家,以及均田农民。十六国时期,各国军队的基本兵力多是少数民族的部族兵,在基本兵力中又以其统治者本民族的部族兵为骨干和主体。甲骑具装主要就出自这些部族兵。如前赵帝匈奴人刘曜,“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43)。北魏前期的军队仍主要是部落兵,军队成员主要来源于鲜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汉族人一般不服兵役,只是“服勤农桑,以供军国”(44)。后来逐渐用汉人充当地方军性质的州兵,孝文帝改制后在汉人中实行征兵制,中原各州的州兵基本上都是征集而来。但汉人主要是当步兵,很少当骑兵。东魏、北齐的主要兵源仍是鲜卑人,另外也在汉人中大量征兵,北齐时,还曾大量募兵。西魏、北周实行府兵制,其军队成员起初多为鲜卑人,后来增加了关陇豪强的部曲私兵和部分乡兵,再后来又增加了大量均田农民。东晋的主要兵源是世兵和募兵,另外还有少量征兵。南朝各王朝的主要兵源是募兵,其次是出自军户的世兵,另外也大量征兵。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数军队仍是属于政府的官兵,虽然西魏时曾大量收编豪强地主的部曲和部分乡兵,但总的来看,属于世族门阀的部曲私兵只是少数,而且世族门阀的私兵中多是步兵,骑兵较少。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的成员既不像欧洲中古时期的重装骑兵那样都是贵族、骑士,也不是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以属于世族门阀的部曲私兵为主,而是以平民身分的部落成员或隶属于国家的兵户或均田农民为主。所以门阀士族的衰落并不会带来甲骑具装的衰落。将甲骑具装的衰落与世族门阀的衰落相联系,似是套用了欧洲贵族的衰落与重装骑兵衰落之间的关系不免有以欧洲历史简单地套中国历史之嫌。
甲骑具装的衰落显然另有原因,即前文所述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逐渐发现了甲骑具装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机动性差,以及杀伤兵器的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的影响
注释:
(1)见《中国军事史》第4卷《兵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中国古代军事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页等。
(2)见《外国著名战争战役》,上,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外国著名战争战役》(中),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页,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图62《波斯杜拉。尤罗波斯铠马骑士雕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波斯古画中的骑士、具装与龙》;(美)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9,72页
(3)突厥骑兵绝大多数是轻骑兵,详见本文第三节。柔然骑兵以重骑兵为主。《魏书》卷二《太祖纪》载,天兴五年正月“辛卯,蠕蠕社仑遣骑救素古延等,和突逆击,破之于山南河曲,获铠马二千余匹”。
(4)《孙子兵法。势篇》
(5)前引《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51页
(6)[英],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册,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页
(7)《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8)《隋书》卷八《礼仪志三》载,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进攻高丽时,隋军的骑兵都是甲骑具装,每军有骑兵四团,其”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考古》1977年第5期《安徽六安东三十铺隋画像砖墓》亦载,安徽六安东三十铺隋画像砖墓出土一甲骑具装正与步兵战斗的画像砖。
(9)前引《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87页
(10)《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11)突厥骑兵绝大多数是轻骑兵,详见本文第三节
(12)《通典》卷一五四引《李靖兵法》
(13)见《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7年版,图163,176
(14)《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四年正月、二月
(15)《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
(16)《资治通鉴》卷一,武德四年五月己未
(17)《资治通鉴》卷一,武德四年五月
(18)《梁书》卷三九《羊侃传》,“所用弓至十余石。”《南史》卷六三《羊侃传》,”所用弓至二十石,马上用六石弓。”马弓为6石,步弓似以10余石为是。
(19)《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20)《北史》卷二八《源贺传》载,北魏时,源贺曾建议,在漠南筑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弩一床给牛六头”
(21)《通典》卷一六ο
(22)《旧唐书》卷一五二《王栖曜传》
(23)见《太白阴经》卷四《战具》
(24)[苏]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汉译本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内部刊行,第95页。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8页
(25)见《太白阴经》卷四《战具》
(26)见《通典》卷一四八引《李靖兵法》
(27)见《唐六典》卷一六《卫尉宗正寺武库令》
(28)见《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页
(29)见《太白阴经》卷四《战具》
(30)前引《突厥史》,第749页
(31)见前引《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103—107页
(32)《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
(33)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图8—17—1
(34)林干,《突厥史》附耿世民译《突厥文碑铭译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263页
(35)《中国新疆古代艺术》,第276,277页
(36)[苏]伯恩斯坦,《六至八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第747页
(37)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84年版,图168
(38)同上书,图
(39)《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图
(40)《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41)见《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42)《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43)《晋书》卷一ο三《刘曜载记》
(44)《魏书》卷二八《刘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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