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棺椁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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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棺椁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棺椁葬是指把尸体装入棺椁再行埋葬的一种葬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在处理尸体时是不用棺椁的。如中原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时期,埋葬死者一般是以在氏族的公共墓地内挖长方竖穴土坑来直接埋葬死者。也许是为了长期持久的保存尸体,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人们开始以器护尸,于是便有了棺椁,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作为古代埋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古代礼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人类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棺来埋葬死者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浩繁的典籍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蛛丝蚂迹。《说文》释E:“棺也,从匚,久声。” E字以久为声,取长久之义。《白虎通?崩甍》云:“E之为言究也,久也,久不复变也。”从字形上看出,E最早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形葬具,古字并不从木,说明最早的棺并不是木棺。但从字义上去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出棺或柩的本义也是在于保存尸体能够长久。另外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糁埽殷人棺椁,周人墙置。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 这里的瓦棺,与“有虞氏尚陶”的注解是相吻合的。“糁堋保就是用火烤墓圹的四周,“火熟曰簦烧土冶以周于棺也。或谓之土周。”或是为了防潮的目的,对墓圹的加工处理。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在墓扩口上面或墓旁周围堆积红烧土块的现象(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94页),或可称得上是目前发现“糁堋钡淖钤绲氖道。但从考古发现的夏文化遗存来看,在被公认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墓葬资料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糁堋钡募O蟆N南准窃赜肟脊抛柿喜幌喾,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殷人棺椁”,考古材料证明已是不争的事实。周人墙置,《说文》释:“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七,大夫四,士二下垂。”说明它是棺椁装饰的一种,再加上以长殇、中殇、下殇、无服之殇来定规定使用的葬具,以标等级,说明周代的丧葬礼仪在经过史前以及夏商的发展之后,更为繁文委曲,并且制度化。
以上的文献资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这说明在木棺之前,除去那些大量的无棺的土坑葬之外,还有瓦棺的存在。葬具从无到有,及其形态的差异,一方面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人们的观念形态的支配。尤其是木质葬具和石棺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保存意识的强化。同时也可以看出,棺椁的从无到有,是伴随着礼仪制度而渐走向成熟的。
一、新石器时代的瓮棺葬
所谓瓮棺葬,就是用瓮、缸等作为工具的一种埋葬形式。中原地区考古所见的瓮棺葬,证明了《礼记》所言瓦棺的存在。不过,瓦棺的时代还可能更早。在中原地区最早的瓮棺葬发现于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贾湖遗址,可以确认为瓮棺葬的共32座。贾湖墓地的瓮棺葬大多散乱的分布在居址之中,作为瓮棺的葬具的有罐、罐形鼎、甑、划纹盆等,上面一般扣置敞口钵、敛口钵、三足钵等,均是用来埋葬未成年的幼儿,这也许是出于对幼儿的特别关爱之故。埋葬采用立置的方式埋入地下,地面上露出一部分。 从目前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瓮棺葬并没有形成一种流行的葬俗,在其他遗址中尚未发现有瓮棺葬。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种葬俗才流行起来,并成为仰韶文化埋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分幼儿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两种。在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共清理出瓮棺葬137座。埋葬的均为早夭的婴儿。可见,这些瓮棺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埋葬死去的婴幼儿的,它一种特殊的葬具。这些瓮棺中,大多是用一件葬具,如用陶鼎、罐、盆、缸等作葬具,以陶鼎作葬具的最多。用2件葬具的,则是两件器物相扣合,如大口尖底瓶与鼎扣合、大口尖底瓶与豆扣合、大口尖底瓶与钵扣合、鼎与鼎扣合、罐与罐扣合、罐与缸扣合缸与缸扣合等。这些瓮棺葬大多埋在圆形坑内,也有少量埋在椭圆形坑内,墓坑较小,仅能放下瓮棺葬具。瓮棺的放置,有竖立、斜置和横放三种形式。一般情况下是尖底瓶横置于坑中,单件的鼎、缸、罐等则多竖放在坑中,两件器物相扣合的,横放的比较多。
类似的瓮棺葬在淅川下王岗、郑州西山、郑州后王庄、洛阳王湾、长葛石固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这种处理小孩尸体的方法,与裴李岗文化有别。仰韶文化的小孩瓮棺葬集中埋在成人墓之间或房基附近,而裴李岗文化的墓葬,成人墓区内不见儿童墓。
成人瓮棺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并不是普遍使用,而是出现于特定的区域。它是仰韶文化阎村类型所盛行的一种葬俗。在这类型的墓葬中, 瓮棺葬既用于儿童,也用于成人。有一种被称为伊川缸的葬具,属于大型的瓮棺。以这种瓮棺作为成人葬具,具有地方的特色。因为它是在豫中地区如伊川土门、临汝阎村、汝州中山寨、鲁山邱公城等遗址发现的,而且是首先发现于伊川土门,故以伊川缸名之。这种缸直筒深腹,平底,有盖,腹部和上腹部有3个鸟喙状扳,便于捆梆。缸底有一圆孔,系烧制陶缸前戳穿的,是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伊川缸中,最为著名的如在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这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陶画的内容,一组为鹳叼鱼;一组为带柄的石斧。鹳昂首挺立,正在叼食一条大鱼。右侧的石斧,捆梆在一个竖立的木棒上端。鹳鸟、鱼、石斧三者之间含义深刻,似在极力表现某种观念或社会背景。在出土伊川缸的遗址中,尤以汝州洪山庙最为引人注目。洪山庙遗址位于汝河北岸的Ⅲ级台地上,高出周围地面1.5米~3米。在这里考古发掘最重大的收获是m1大型瓮棺葬合葬墓。m1是一个东西长6.3米,南北宽3.5米的墓坑,坑内发现136件大口直壁缸,且不说尚有部分被破坏掉。如果加上被破坏掉的那部分,瓮棺会更多。这136个瓮棺中,均为二次埋葬,头骨置于缸的中央,盆骨、四肢骨竖直靠在头骨周围,肋骨脊椎骨等置于底部。除绝大部分为成人瓮棺外,也有少量的儿单瓮棺。一百多个瓮棺合葬在一起,按当时的生活环境和人口规模,是十分了不起的,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公共墓地,有着集体二次葬的习俗,且是用瓮棺埋葬。在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墓坑内,埋葬一百多个瓮棺,而且瓮棺均是按照一定秩序摆放。自南向北分为13排。瓮棺绝大部分是为死者二次迁葬而专门烧制的。这个墓地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墓地,同一氏族的人死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集体进行二次葬。然而这只是在洪山庙发现的一座合葬墓,因为这里的遗址破坏较为严重,已无法识辨其本来的面目。不过可以肯定,这里之前肯定会有类似m1的墓葬。
起源发展制度
彝族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民族制度 彝族的简介
民族起源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距21世纪六七千年前,居住在中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
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
民族融合
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
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民族制度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
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复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
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
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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