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王朝的覆灭

Posted 2023-01-04 诸侯

篇首语：一卷旌收千骑虏，万全身出百重围。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殷商王朝的覆灭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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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王朝的覆灭

乙帝的长子叫微子启，启的母亲出身低贱，因而启不能继承帝位。乙帝的小儿子叫辛，辛的母亲是乙帝正妻，因而辛被立为继承人。乙帝去世后，辛继位，他就是辛帝，天下都管他叫“纣”。
纣天资聪明，有口才，办事敏捷，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言辞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在大臣面前夸耀才能，抬高自己的声威，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他嗜好喝酒，沉迷作乐，宠爱女人。尤其是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话。那时候，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一首靡靡之音，粗鄙的舞蹈，颓废的旋律。为了充实鹿台钱库的钱财，他加重赋税，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纣还招来很多人，聚集在沙丘乐舞嬉戏。修建池子，用酒当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女赤身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彻夜狂欢。
纣如此荒淫无度，百姓怨声载道，诸侯也相继背叛他。他不思悔改，还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格”的酷刑。
纣将西伯侯、九侯、鄂侯三人封为三公。九侯将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这个女子不喜****作乐，纣恼怒之下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hǎi)刑，即剁成肉酱。鄂侯极力强谏，与纣展开了激烈争辩，结果鄂侯也遭到脯(fǔ)刑，被制成肉干。西伯侯姬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知道后，向纣去告发，纣就把西伯侯囚禁在h(yǒu)里。西伯的僚臣闳(hón)夭等人，找来了美女、奇物和好马献给纣，纣这才释放了西伯侯。西伯侯从狱里出来之后，向纣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废除炮格的酷刑。纣答允了他，并赐给他弓箭大斧，令他去征伐其他诸侯，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纣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人都不喜欢他。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善于制造谗言，毁谤别人，诸侯因此更加疏远纣了。
西伯侯被纣放回去后，暗中修养德行，推行善政，很多背叛纣的诸侯都转而来归服他。西伯侯的势力逐渐强大，纣的权势和威严慢慢削弱。王叔比干劝说纣，纣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纣却黜免了他。等到西伯侯攻打饥国并把它灭掉了，纣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纣那里去报告说：“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寿运了。不管是能知天吉凶的人预测，还是用大龟占卜，都没有一点好征兆。我想并非是列祖列宗不帮助我们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以致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使我们不得安食，而您既不揣度了解天意，又不遵循常法。如今民众没有不希望殷国早早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显示你的威灵?纣的劫数怎么还不到来?’大王您如今想怎么办呢?”纣说：“我生为天子，不就是奉受天命吗?”祖伊回去后说：“纣已经无法规劝了!”
西伯侯(即周文王)姬昌去世后，其子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背叛纣前来与武王会师的诸侯就有八百多个。诸侯们都说：“讨伐纣的时候到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封地了。
纣更加荒淫无度，不思悔改。大臣微子多次劝谏，纣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拼死诤谏。”就极力劝谏。纣恼羞成怒后，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窍。”于是就命人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他的心脏来观看。箕子见此情景很是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纣知道后把箕子囚禁起来。就连殷国的太师、少师都拿着祭器和乐器，急急地逃到了周国。周武王见时机成熟，就率领诸侯讨伐殷纣。纣派出军队在牧野与周武王进行对抗。
周历二月初五甲子那一天，纣的军队被打败，纣仓皇逃进内城，登上鹿台，穿上他用宝玉缝制的衣服，跑到火里****而死。追赶到的周武王砍下他的头，挂在太白旗竿上示众。然后，周武王处死了妲己，释放了关押的箕子，重筑比干的坟墓，表彰了商容。封纣的儿子武庚为禄父，让他承续殷的祭祀，并责令他以盘庚的德政为榜样，殷的民众非常高兴。于是，周武王做了天子。因为后世人认为他们的功德不及五帝，于是称之为王。殷的后代被周武王封为诸侯，隶属于周。
西周(前1046～前256年)，中国的第三个奴隶制王朝。
武王伐纣后，分封诸侯;周公杀武庚，灭东方诸国，实行大封建。
周建立了较大的侯国。诸多小国被周降服后开始遵守周朝的制度，向周王朝贡。西周建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侯、甸、男、卫称外服，被封为外服的是正式的国家。卿大夫食邑的封为内服。
周灭商以前，周国内有周公、召公、毕公、太公、康叔等人的封邑;灭商以后，分封制度扩大到周势力所达到的地方，建立起许多小国家。
王朝覆灭

秦清两王朝覆灭惊人相似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的一个军营里响了一枪。随着枪声倒下的不仅是大清王朝，而且还有存在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帝国制度。

起义是在仓促间举行的。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然而这一枪的影响和意义却极其深远。用佚名《辎重十一营革命史略》的话说，即“是声一响而专制倒矣”。10月12日，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手中。十天以后，即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陕西、江西等省继而响应。到12月初，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达十四个之多，约占当时二十二行省（不算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布独立的奉天、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发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和帝国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前后只有半年工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有兴趣的史料学家尽可以继续去考证和争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谁开的，是熊秉坤，还是罗金玉、金兆龙、蔡济民？是在工程营，还是在辎重营？但我以为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枪迟早是要打响的。不在武昌打响，就会在别的地方打响；熊秉坤或罗金玉不开枪，也会有别人开枪。用句俗套的话说，他们不过是“替天行道”。或者说，在做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在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弄不清谁开了第一枪反倒更好，因为这种不能确知和无法确证，恰恰证明大清王朝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只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一推，就全线崩溃，轰然倒塌，而且一朝倾覆，便再难回春。

帝国，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过不是“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党人与军阀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清则是最后一个。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一触即溃，都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毁）”，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就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钮（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清代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未动摇国本。民族关系和民生状态也还对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样种族歧视，民族仇杀，或像汉代那样连年饥荒，人相竞食。清，当然也有弊端，也有问题，也有不得人心之处，却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样罪该万死。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六章还要细说。

然而，当武昌首义，湘省独立，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满清皇室一筹莫展时，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乘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四个省份宣布独立。可见这些省的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难，竟成灭顶之灾。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本来，作为临阵脱逃的疆臣，瑞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断言：大清已“民心尽失”。

抽象地说，这也可以成立。问题是，大清为什么竟会“民心尽失”？它为何而失，又失在何处，失在何时？

不能说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说它的“国难”从来就没有人救，更不能说这种见死不救，仅仅是出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仇隙和幸灾乐祸。1851年7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册立诸王。次年又突围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江南一带，亦次第失守，正所谓“一夫作难”而“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乘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着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湘军），屡败屡战，九死一生，终于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无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汉人，并没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然比做“大清帝国”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武昌首义的1911年和金田起义的1851年都是辛亥年，但两个“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语”。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孙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进行选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宪政与共和，使英国和日本那样的“蕞尔岛夷”战胜了我“天朝大国”。因此，要想“富国强种”，就非得“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毫无疑问，对于共和的上述理解，现在看来已嫌肤浅。但在当时，却足以颠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皇权思想与帝制观念。在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年份里，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专制。结论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大清绝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绝对权力。唯一的选择是革命。

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作为一个王朝，它并没有到气数已尽的程度。民生状态既不至于“官逼民反”，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国之君”。秦之亡因于暴政，清也不是。当然，作为专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处（如文字狱），但未必暴于诸朝（如腰斩之刑即为清人所废，光绪三十一年又废凌迟）。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清人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然而秦亡以后，它开创的制度并没有随之消亡，反倒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却把这个制度一并带入坟墓。所以，清与秦，也不可同日而语。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

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问题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有王朝更替这样一种自我修复功能，也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两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理性的反省从来就是必须的。只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反省的还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