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后人西安事变幕后推手不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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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后人西安事变幕后推手不是中共?
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发动,幕后主要的推手是中共中央?其实不是。中共中央当时根本不知道。
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是不是受中共中央的影响比较大?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本来就是要和平解决,只是和平解决的内容不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中共最早的想法和我祖父的想法是一致的,从来就没有想杀掉蒋介石。
西北军政委员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张学良。张学良是在西安之前见了周恩来,后来又见了两次,5月份和中共的关系达到最高点,那时候中共提出了一个计划,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形成一个西北割据,然后依靠苏联。答应的都很好,但计划报到苏联后,苏联对张学良根本就不信任,而且强调中国还是要靠蒋介石来领导。紧接着中共和蒋介石就开始秘密谈判,到9月底,谈判破裂了,蒋介石准备第六次“大剿共”。
台湾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虽然避免了内战,但是让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提前了”,台湾的这个说法是蒋介石不是不准备抗战,蒋介石要训练一百个师来抗战。但是,日本人从东北打到华北,并不是在那等着你训练一百个师再来打你。它是紧锣密鼓的在打。所以蒋介石说的“不抵抗政策”是有理论的,不是我不想抗日,“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他的理论体系。杨虎城是想废蒋介石,不是杀他。而且苏联不知道西安事变,主要是杨虎城提出来的整个方式方法。
杀蒋介石,毛泽东他们是同意的,杨虎城始终坚持政治上废蒋介石,在政治上和蒋介石决裂。
祖父和蒋介石的关系是有转变,对蒋介石的认识却没转变。祖父本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帮助蒋介石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给他权力和地盘,然后在陕西发展了三年。那时蒋对共产党是格杀勿论的,但祖父一进陕西就放共产党;还大量选用共产党和陕北红军,这些红军的发展,和杨虎城的保护作用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有过很激烈的争吵。他俩计划10月25号放,24号晚上吵了一架。杨虎城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杨虎城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张学良认为要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也没想到蒋介石的态度那么硬,其实挺怕死的,但他知道张学良的弱点,没政治斗争的经验。中共也是说要有条件释放,而共产国际提出无条件释放。
康熙清除鳌拜的真正幕后推手
康熙幼年智勇双全除鳌拜的故事一直是历史文学作品里的热门主题,虽说是一朝之君,但小小年纪如何清除顽党,或许幕后的推手是不可缺失的重要角色。玄烨继位后,四辅臣“担当国事,裁决庶务;入白太后,则别无可否,惟唯诺而已。”可见孝庄放手使用,四辅臣权力很大。加之缺乏监督、约束的机制,辅臣中个别人逐步走上结党营私、擅权乱政之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着。
四辅臣于辅政期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官,使后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因满臣还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官密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祖母慈谕,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宫,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
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借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举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惯例。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这位杰出女性的战略眼光与灵活策略。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入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日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
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入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此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增加了皇室的力量。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能够善始善终。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圈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入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海(正白旗)等三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领会孝庄的包容苦心,在擅权乱政路上愈走愈远。因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辅臣“仍行佐理”。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一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后,鳌拜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玄烨亲政伊始,苏克萨哈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期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鳌拜为清除异已,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
苏克萨哈被清除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他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玄烨去海子(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鳌拜“乃不遵旨,反云皇上自奏”,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他的种种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部署。
此前,玄烨已开始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的种种失误与施政弊端,这使朝中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孤立。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于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可以肯定,玄烨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的功绩,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籍没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几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踢开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他在“首崇满洲”的原则下,着力改善满汉关系,崇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有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临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若无祖母的指教,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铲除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了。
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除去缜密的思想方法,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孝庄的言传身教,使玄烨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被保留下来。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还需指出,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并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仍旧手下留情。作为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这种做法尤为难能可贵。
幕后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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