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帝国擦肩而过

Posted 2023-01-04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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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帝国擦肩而过

乾隆皇帝画像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赴京觐见乾隆皇帝，于是，当时世界上的两大帝国有了一次错位的遭遇。从英国使团来到大清帝国的第一天起，两种文化、两种制度就处于不断的对话、交锋之中。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文化、心态、意识的差异，在不断沟通、斡旋的过程中，双方并未真正交手。
当时的大清帝国，虽已开始由盛转衰，但在“十全老人”乾隆的心目中，大清即为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当两广总督郭世勋向乾隆上奏英使远道而来为其祝寿一事时，乾隆龙心大悦，将之视为天恩浩荡，福泽万邦，化外之民，远来恭贺。于是下旨相关州府，为英使北上提供方便，并悉心关照英使在华的生活事宜，以示其“怀柔远人”的体恤之情。
但是，在祝寿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乾隆及大清官员们无法预见的，却是英国使团访华的真正目的―打破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拓展英国的对华贸易。或许，应当说，大清帝国上上下下从不觉得能从与英吉利的贸易中获益。大清地大物博，天朝光宅四海，历来都是薄来厚往，无须费心与外国通商贸易。事实亦是如此，英使随后所获赏赐，其经济价值远远高于其所供之物。
在两国使臣交往中，争议最大的，便是英使觐见乾隆的礼仪。清廷坚持英使应对乾隆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则强调，大清与不列颠王国乃地位平等之国家，若大清同级官员亦能向英王行同等礼仪，则英使亦乐意为之。这当然不是乾隆及大清官员们想要的答案，双方一直为此争执不休。最后，清廷以“化外之人，有绑腿之俗，不便叩头”的托辞让步，同意英使在觐见时以单膝下跪行礼。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
随后，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开放通商口岸、设立英使馆及减免课税等请求。乾隆认为大清乃天朝上国，物产丰厚，因此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条件，最终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马戛尔尼没有完成英王的使命，但却不是无功而返，在华期间，使团成员留心观察、记录大清帝国的山水风物，民俗人情，回国之后即编辑出版，成为当时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大清官员则忙于翻译、修改英王给乾隆的书信，以悦龙心，粉饰太平。
之所以说“错位”，在于两大帝国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于大清帝国而言，中国乃泱泱大国，泽及天下，虽有华夷之辨，却无疆域之别。所以，英使远道而来，是番邦朝贡，而非两国交往。而当时的大英帝国，方兴未艾，意图藉访华开拓大不列颠的海外市场。与中国之交往，自是两国之间的往来，理应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因此，双方之争便成了错位的“名实”之辨，大清帝国力图保全的，是天朝上国的威仪;而大英帝国所觊觎的，则是两国交往中的潜在利益。
马戛尔尼风光而来，郁郁而去，他的外交失败同时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个屈辱与灾难的时代。二十三年后，英国第二次派遣访华使团，英使拒绝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而遭驱逐，又二十四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清的“天下”随之被列强瓜分，中国已不再是中央之国，中心与边缘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大英成了“日不落”帝国，站在了时代的风头浪尖。可历史从来都是峰回路转，变幻万千，一百年后，美国后来居上，取而代之，那时的大英帝国，已是日暮黄昏。
古来写史，总期望以资借镜，为今人所用。当今中国发展迅速，崛起于东方之林，又成为区域格局的中心。时过境迁，以天下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早已被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所代替，国与国之间的往来遵循着复杂、微妙的游戏规则。如今回顾马戛尔尼访华时的礼仪之争，所暴露的，无疑是大清统治者的自欺与荒谬，但是，天下作为世界观，已然嵌入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成为华夏民族性格与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历史的背后，需要反思的，是天下这样的世界观究竟为崛起的中国带来什么?是历史的包袱，还是民族的动力?
言其沉重，在于我们背负这样的包袱已经太久，言必称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这使我们在失意时变得阿q―念念不忘祖先的四大发明，而在得意时多少有点目空一切，中国又成了“天下”，这并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民族主义的过度彰显反而会造成区域国际关系的紧张。言其为民族复兴的动力，则在于天下之中蕴含的人文关怀，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倘若抛却帝国，摒弃霸权，天下作为世界观，当下仍可开出新意，天下可视为一种德性，一种宽容，在和而不同的境界之下，人们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二百多年过去了，饱经沧桑之后崛起的中国，需要保持怎样一种心态，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擦肩而过帝国

见证两大帝国碰撞

安史之乱（资料图）张骞、甘英经营西域之后，又过了7个世纪，才有一个中国人再次到达亚洲西境并第一次留下平实可靠的记载。这个人的身份很独特，是阿拉伯人的一名战俘。他名叫杜环。他笔下的《经行记》，不仅有栩栩如生的阿拉伯世界，更有那个国跨亚欧大陆的东罗马帝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下有关欧洲大陆的景象。 最强两大帝国间的碰撞：怛罗斯之战 公元750年。中国被称为“天宝年间”，整个社会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里。在李隆基统治的时期里，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也进行了多次的对外用兵。尽管此时李隆基已日益沉醉于酒色之中，不再是那个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繁荣的社会表面下也隐伏着严重的危机，但大唐至少在那时还是“大”唐，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揽入囊中，地中海成为了阿拉伯人的内湖。阿拉伯帝国成为中国、吐蕃之外影响西域的另一极强力量。对汉民族而言，中原江南以外的“蛮荒之地”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因为这些土地不能大面积种植农作物；而汉族的“扩张”多是因为不堪周边民族为争夺过去属于自己的领土而进行的屠杀、劫掠和骚扰，出于稳定本国疆土、以绝后患的目的才大举兴兵。阿拉伯帝国由于地理上的巨大优势，再加上唐军主力这个时期在青海与吐蕃国大打出手，无暇顾及西域，阿拉伯的影响力慢慢地体现出来，西域诸国原本大多信奉佛教等自己的传统宗教，对伊斯兰文化的东进感到不安，更畏惧彪悍的穆斯林战士，于是不少国家向唐朝求援。起初唐朝并不以为意，直到“石国事件”的发生，才把战火燃烧起来。公元750年，唐朝统治者以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为由，由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俘虏石国国王，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并因赫赫战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并将石国国王斩首。此时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700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军赶到，从背后袭击唐军，双方在怛罗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葛逻禄部雇佣兵见事不妙突然叛变，唐军阵脚顿时大乱。阿拉伯联军乘机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阵营的中心，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高仙芝在夜色掩护下单骑逃脱。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千余人得以生还，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而杜环正是这俘虏中的一位。 云与山的彼端 这一战不仅是唐朝在西域开始丧失影响力的转折点，也是唐朝国运的转折。战后4年，安禄山称乱，诗人们开始诅咒起“开边”和“远略”。唐军随军书记官杜环作为俘虏中的一员来到了大食（即阿拉伯帝国），被俘之后流离大食12年，遍游黑衣大食全境，并由此开始其传奇的游历生涯，成为第一个到过北非并有著作的中国人。杜环直到公元762年才回国，尽管不是自愿和主动，他的“经行”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可惜的是，《经行记》早已亡佚，并没能全部留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杜环的叔叔（或者伯父）杜佑在自己的书中保留的片段。杜佑是唐朝的一位政治家，著有《通典》。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杜环不但发现那里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陵、吕礼为“织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