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骑兵的建立与中原王朝骑兵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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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秦朝骑兵的建立与中原王朝骑兵的起源

2、历史军事 骑兵在战争为什么有很重要的地位操控胜负?

秦朝骑兵的建立与中原王朝骑兵的起源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陕西咸阳塔尔坡秦人墓葬中发现了秦最早的骑兵俑和骑马俑。二号俑坑内发现的一批骑马俑群,计有陶鞍马116匹,每匹马前立有骑兵俑一件。马背上雕有鞍鞯,头上戴着络头、衔、缰。骑兵俑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提弓状。俑和马的造型准确形象逼真生动,把秦始皇时代骑兵形象生动展现在人们面前。塔尔坡清理战国的秦人墓葬384座,其中出土了2件骑马俑,这是我国古代目前发现最早的骑马俑。有人还从这2件骑马俑的姿态与装备分析,认为它们应是战国秦国材官骑士或骑士俑的形象。故笔者以此为最新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我国古代骑兵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并在一定范围内参考前贤的研究成果,对秦骑兵作进一步的论述,错误之处,祈请方家给予指正。
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指出:“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有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在探寻骑兵渊源时,我们不能不首先考虑到游牧民族。他们应是马匹的饲养者,又是骑马术的发明者,因为他们习惯于马上生活与战斗。
骑马术的发明一般认为是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匈奴人和其他图兰人。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已有骑兵。考古发掘说明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三世(前745―前727)时也有骑兵。有人据此认为骑马术源于西方,匈奴人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是杜牧注《孙子》说:“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原车徒,制戎翟骑士。”董说由此引申说:“乃知单骑之兵出于戎狄。”所谓狄,据民族史研究表明,是阿尔泰语系tengri的音译,意为天。他们是匈奴人的先辈。又据《管子・小匡篇》记载,周惠王十三年(前664 ),齐桓公“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寇指北狄,北狄是春秋时代泛指匈奴的总称。这两则史料至少说明匈奴先辈的骑兵,与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骑兵同时产生,甚至比他们还早。同时考古资料也证实,在甘肃河西走廊、酒泉敦煌地区,自古就是氐、羌、大月氏、突厥、匈奴、鲜卑、回鹘等游牧民族居住生息之地。沿河西走廊的山峡山崖上有大量原始先民雕刻的岩画,如永昌北山岩画、甘南榆木山岩画、嘉峪关黑山岩画等。这些岩画中有大量远古先民的狩猎图和作战图,有独人持弓箭猎杀野兽的;也有数名猎手持弓箭围杀野兽的;还有骑士挽弓猎杀的。据考古学家们的初步研究,认为这些岩画刻于40 00至1万年前,是远古游牧部落先民的文化遗存。又如70年代的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文化上层第3号石椁墓中发现一件“骑兵猎兔铜扣环”,“环外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一马前铸一奔兔”,是一件猎人逐兔的生动造型。据碳十四测定,其上限最早可早到周初或殷末。这些有关骑马文化考古资料出土地均在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所以《左传》上说:“翼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其先民与其他游牧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构成了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在继细石器文化之后,我国北方草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动物纹饰的青铜器物群,这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铜器”,其中表现草原游牧民族骑士生活的马具和各种武器非常丰富。例如鄂尔多斯发现了2件铜马饰,一件为铜马,马上饰有马鞍;另一件为武士骑马铜饰。这2件铜饰被考古学家认为是西周或春秋时期北方戎狄族文化的典型遗存。再如在宁夏西吉县和固始县发现了一批“铜人骑马饰”“鞍马铜饰”。这批文物年代,据考古专家考证,上限不会逾越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晚期,也为戎狄遗存。史载匈奴“人不驰弓,马不解勒”。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险道倾仄,且驰且射”。
关于我国中原地区骑兵的出现问题,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传统看法认为,古代中原骑术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开始的。但这种说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争议。殷代甲骨卜辞中的“马乎(呼)、(禽)”,于吾省先生释为“惟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术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辞,顾炎武释为“单骑之渐”。春秋时,晋大夫子旃曾以良马二,供他的叔夫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期已有单骑的习惯。春秋史料中也出现中原各国骑兵的记载,如《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这里的“畴骑”一般认为就是骑兵。又例如,与秦穆公同时代的晋文公在伐邺时也用了骑兵“赏其末则骑乘者厚,赏其本则臣之谷阝子虎。”这里所说的“骑乘”绝不是一般的骑马者,显然是骑兵。秦人早就以养马著名,直至周代还是一个以畜牧为主的民族,主要是牧马。《史记・秦本纪》说:“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又说:“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之后:“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马卯马耳耳之驷。”直至周孝王时“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秦地处西北,长期与戎狄杂居,被东方各诸侯国视为戎狄,排斥于华夏之外。善于养马御马,这就为骑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从秦仲时起,秦与戎族的战争一直未断,连秦仲都被戎狄所杀。秦人为了对付戎狄,学习戎狄胡服骑射是很正常的。周平王东迁后,戎狄大量内徙,西周古地成为杂居区,秦国经过长期对戎狄战争,不断融合戎狄人。《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所以说秦率先在中原发展骑兵也不是偶然的。晋文公时为了对付北方狄人的骑兵侵扰,建立自己的骑兵亦是可能的。骑兵之所以在中原出现晚,首先,殷周中原是一个农耕民族,其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具有保守性的农村公社制度,没有为大规模的骑兵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当时战争是规模小,时间短,机动性差的“结日定地”进行决战形式。其次,中原地区气候和地理环境不出产骑兵使用的良马。“内郡人众,水泉草不能相赡;地势湿湿,不宜牛马”。仅有马匹也因长期挽驾驮载,品种退化。再次,中原非游牧民族素乏骑马习惯。骑兵要求有高超的骑马术,这对中原那种“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是培养不出好骑手的。虽然殷周时代中原地区已有单骑和骑兵的出现,但这始终未能转化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而转变的契机是对缘边游牧民族的交流。总之,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代,而且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伟大时代。“华夏”是与“戎狄”“夷狄”“蛮夷”“诸戎”对举相应产生的。总之,中原各国骑兵的出现不能不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有关。
起源骑兵王朝秦朝中原

历史军事 骑兵在战争为什么有很重要的地位操控胜负?

中国古代史中各代王朝主要面临的强敌总是来自于北方的少数游牧民族,虽然中原王朝整体实力占有优势,可在边境局部总是处于下风。论文明,中原王朝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一直是人类文明的杰出代表,论经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繁衍了大量的人口,常常引起游牧民族的觊觎。但是论军事能力,却很难长期保持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骑兵的匮乏而导致的。

骑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古代战争中常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人们常常以为骑兵是身着重甲、挥着长矛冲击敌阵。可在中国古代战争中骑兵的作用主要是游击作战,而非正面冲锋。倘若将骑兵用来发动大规模冲锋,只要步兵做好防御措施,加大防御纵深,当骑兵冲进阵地失去速度后,在马上就会彻底沦为靶子。这个兵种最大的长处在于有强大的机动能力,能够满足运输、侦查、作战等多方面的需求,既是古代军中的装甲车,也承担着运输车的作用。

淝水之战 是东晋时期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的侵略吞并的一系列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最终东晋仅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前秦军。

骑兵在战斗中常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既可四处游动来加固本军阵地,也可伺机待敌阵松动后,利用速度和冲锋起来的冲击力以及压迫感给予敌人强势一击,在敌军败退后又可以继续扩大战果。但中原地区地势多变,又以农耕为主,马匹较少,所以在内部战斗中骑兵数量较少。然而中原王朝苦于长期遭受游牧民族对于内地的侵袭,只能在经历了大量血和泪的教训后,被迫接受和发展这种先进的作战样式。

战国初期,中原地区诸国对抗北方少数民族就处于弱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机动能力。战国时作战人们常用战车,步兵跟随其后,机动能力很差,出塞作战常处下风,秦,赵,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只能在边境修筑城墙,这种被动防御手段被后世延续千年。而这巨大的威胁也逼迫着赵国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建立起了第一支真正的骑兵部队,赵国逐渐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李牧的带领下痛击匈奴。同时这种新型作战方式对中原诸国造成极大的压迫和震撼,也促成了中原各国放弃战车。秦一统之后,击破居住在河套地区的匈奴。但以秦兵之勇也无法彻底歼灭匈奴,就是因为游牧民族机动能力太强,秦兵主要以步兵为主,根本追击不上很容易被敌人反攻,因此只能就地修建长城屯边开发。

刘邦(汉朝开国皇帝)。毛泽东评价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汉朝初创之时,马匹极度缺失,汉高祖刘邦尚未意识到游牧民族骑兵的厉害,率军贸然强行突进,反被匈奴围困在白马城。刘邦此时出击追不上,出城逃跑又容易被骑兵围歼,最后只能和亲上贡数十年,来避免与匈奴进行大规模作战。晁错曾精辟的分析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劣势: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实力极大的增强,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马政的大力推行,骑兵能够有持续稳定的马匹供应,汉武帝也因此有资本和信心与匈奴决一死战。

随后对付匈奴都采取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长距离奔袭作战,以骑兵对抗骑兵,机动能力都在一个层次上,再加上汉朝冶铁技术的发达和弓弩的大量运用,以及卫青、霍去病等良将战略战术的运用得当,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取得可观的战绩。此后这种机动战略一直为汉军所用,因此终汉一代,就是到三国期间,也保持着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优势。

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匹是上天赐予他们的宝物,中原北方有着大片适宜的地区来牧养大量的马匹,因此其作战样式常以骑兵为主。蒙古军队是游牧民族的杰出代表,其恐怖的战斗力几百年来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蒙古各部落“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屯聚牧养”,从小就接受骑马射箭的训练,练成了倒射敌人的绝技。而且,在草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下锻炼出来的蒙古矮种马具有极强的耐寒抗旱能力,同时蒙古骑兵每人常备六匹战马,可日行近百里,这也为蒙古铁骑征服世界提供了可能。再加上有成吉思汗、木华黎、哲别等出色的军事家指挥,蒙古军在短短几十年内一跃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

蒙古兵论单兵不一定能打得过欧洲骑士,但他们在作战时会极大的发挥自己的机动能力和骑射技术。

在两军对阵还未交锋之时,蒙古军会率先派轻骑在远距离游击射杀敌军前阵,然后分批次的接近敌人阵地,敌人前军会逐渐倒下,这就导致跟随其后的将士很难前进导致混乱,也会因为前军大规模的伤亡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而此时蒙古军便会抓住时机,派出后方重骑兵往前冲杀敌军。两军胶着之时,轻骑兵会绕道敌后再次上前冲杀,也可以追击溃败的敌军。

历史上蒙古大军在十三世纪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西征,凭借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所有的敌人(1260年对穆斯林的爱因加鲁特战役失利未计算在内),改变了整个亚欧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

这种交互穿插的作法同时拥有远、近距离攻击能力,同时能够快速变换阵形。后来欧洲军队吸取教训,率先派遣骑士追击蒙古轻骑兵,但对于中世纪欧洲重装部队来说,蒙古轻骑兵的机动能力是其根本无法匹敌的,蒙古军如同放风筝一般,不断游击围绕,边退边射,最终待敌军精疲力尽之时一举歼灭。蒙古军于1242年在莱茵河畔歼灭欧洲联军数十万,就是将这骑兵战术发挥到极致。

后来蒙古军攻打宋朝才真正遇到了对手。宋朝因燕云十六州战略屏障地区无法收复,整个边境无险可守,全部暴露在敌人眼皮之下。后来西夏的崛起又导致产马区的丢失再加上敌国对马匹的封锁,导致宋朝从来都不能拿出一支像样的骑兵军队单独作战,因此在对抗游牧民族之时始终处于弱势。宋廷的无奈只能在边境筑城坚守,大力发展弓弩技术,不断加重加厚步兵甲胄。但这种防御方式在失去了机动作战能力之后,只能消极被动的击退敌人而无法击溃敌人,要知防御需十面,可攻只取一点,宋廷苦苦支撑五十余年最终也难免亡国。

宋军军力结构上天然的缺陷无法弥补,尚且可独力支撑全盛时期蒙古军的多番进攻达半个世纪。但令人困惑的是,金国同为游牧民族,夺取中原地区后积极吸取汉人优势,军力强盛,骑兵实力叹为观止,与蒙古军本相上下,又占据极大的地形优势。本应当南侵宋朝,西臣夏国,北压蒙古,可面对蒙古的反攻却连连败退,二十余年便彻底覆灭,其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

金国灭亡北宋之后,积极汲取中原文明,前期君主尚且能努力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有过“大定之治”、“明昌之治”。但金章宗后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宠爱元妃,权臣外戚互相勾结把持朝政,政治黑暗,又遇到自然灾害、黄河改道,金国逐渐走向衰败。蒙古崛起后屡次攻伐金国,金国被迫迁都求和。

南迁之后,金朝君臣上下醉生梦死,只求苟安。三峰山一败,金国名将精锐尽失,从此便一蹶不振。敌情紧急之时,君臣相对而泣,而当敌人撤走,则又继续饮酒作乐。而最终宋蒙联手,攻破金朝都城之际,金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将王位让与金末宗完颜承麟。这戏剧性的一幕与当年北宋宋徽宗紧急让位于宋钦宗何其相似,结局自然也只有国灭身死了。

宋朝登峰造极的弓弩技术、金国名震一时的骑兵重器不可谓不厉害,但都无法挽回两国腐朽政治而造成的亡国悲剧。骑兵作为古代战争中的关键作战手段,可以改变一场战争的胜负,但一场战争的胜利却很难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命运。由此可见,决定一国命运的最关键因素不在于兵之利,而在于人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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