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升官的三大绝招

Posted 2023-01-04 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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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升官的三大绝招

　　世人都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只分享他一步步往上爬的诀窍。
　　第一招：溜须拍马
　　袁世凯窃国有方，拍马亦有术，时人谓之日：马屁精。
　　清朝末年，袁世凯因小站练兵（编者按：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袁世凯奉旨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聘请德国教官，采取近代德国陆军制度，并且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成为中国近代陆军训练的开端），给清朝训练新式军队有功而逐渐受到重用，官升直隶总督，成了清朝手握重兵的一品大员。可他不满足，还想继续升迁。一天，他听说慈禧太后去沈阳要路过天津，便挖空心思，想了两个献媚邀宠讨好慈禧的法子。
　　袁世凯仿照西洋人的模式，训练了一支西乐队，想在欢迎慈禧时用一用。外国人迎接重要客人用乐队奏国歌，可大清朝无国歌可奏，那奏个什么曲子好呢？ “就来个《马赛曲》吧，它是法国的国歌，曲子慷慨激昂，老佛爷准爱听。”果然，孤陋寡闻、不懂音乐的慈禧一听这洋曲子，感到特别新鲜刺激，当即眉开眼笑，将袁世凯大加赞赏了一番。
　　原本慈禧没打算在天津停留，可袁世凯弄的这洋玩意儿着实惹得她高兴，便临时决定在天津巡视一番，看看袁世凯还能弄出什么花样来孝敬她。她刚走进总督大门，袁世凯就将一对从印度买来的鹦鹉双手递到慈禧的手上。平时爱玩鸟的慈禧正在注目观赏，这对极有灵气的鸟儿先后开口说起来：“老佛爷吉祥！” “老佛爷平安！”鸟儿逗得慈禧开怀大笑， “好！好鸟儿！”接着又将袁世凯夸赞了一番。
　　慈禧离开天津时，袁世凯又悄悄跪呈一件包装得十分精致的礼物。慈禧打开一看，不由“扑哧”一笑说：“袁爱卿真是个细心之人啊！”原来，袁世凯送给慈禧的是个独具匠心的恭桶，外面描金画凤，里面盛沉香木的细末，秽物一人，香灰腾起，自然掩盖，既无声亦无味，而且还有清香淡雅的香味儿从桶中飘出。慈禧十分快意，每当享受恭桶时，就记起袁世凯的好处来。不久，袁世凯就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第二招：广施恩惠
　　袁世凯对上拍马屁，对下常常施以小恩小惠笼络人才，为己所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成立了3个旅。他本打算让段祺瑞当第三旅的协统（旅长），却宣布用考试的办法择优录取。段祺瑞想当协统，又担心考不上。正在焦躁不安时，袁世凯忽然秘密召见，并对其戴高帽子说：“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所以召见你。”说罢递给段一张纸条，段祺瑞打开一看，竟是试题答案。经过如此这番考试，段祺瑞终于当上了协统。之后，他对袁世凯感恩戴德，拼死为其效力，成了袁手下最倚重的北洋一“虎”。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时，段祺瑞凭借自己手里的军队“助袁逼官”，强迫清帝溥仪退位，将袁世凯推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
　　袁世凯当总统后，有一次派部将王怀庆出征，与反袁势力作战，激战两月，大获全胜。袁世凯觉得王怀庆是个能打仗的人才，便笑着对他说： “我知道乱党不是你的对手。这次作战的费用，你列个单子，拿来给我看看，然后送到国库报销吧。”王怀庆心想：这大总统也太抠门了，连打仗报账的单子也要看！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大总统发话了，也只得照办，就让手下按实际支出列了个40万元的报销单子。袁世凯一看，说： “太少了，拿回去重新算一算。”王怀庆心里一高兴，又让部下重新拟了一张80万的开支账单递了上去。袁世凯一看，又说： “还是太少，我知道你的部队开销很大，拿回去再仔细算一算！”王怀庆心花怒放，又报出140万元的单子给袁世凯，袁当即签了两个字“准领”。袁世凯如此慷国库之慨，就是要让王怀庆感恩涕零，心甘情愿地当自己的马前卒。
　　第三招：联姻
　　袁世凯常用联姻的手法笼络对手，羁縻部下。1900年，段祺瑞原配夫人去世后，袁世凯便把自己的养女张佩蘅许嫁给段祺瑞。段祺瑞当然知道袁世凯的用意，但张佩蘅才貌双全，他对其也心仪已久，便欣然答应了这桩政治婚姻。
　　冯国璋率部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被任命为江苏都督，坐镇东南，成为北洋军阀中首屈一指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袁世凯担心手握重兵的冯国璋尾大不掉，便极尽笼络之能事，恰巧冯的原配去世，袁世凯便将跟随自己十几年，却始终不肯做姨太太的美貌才女周道如介绍给了冯国璋。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有了称帝的想法。为了取得副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他又玩起了“和亲”的老把戏，提出与黎家换亲：黎之女黎绍芳嫁给袁世凯的儿子袁克久：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嫁给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黎元洪夫人对此换亲极不情愿，后经人一再劝说，才勉强同意女儿的婚事，却始终不愿意要袁世凯的女儿当儿媳，她说： “大总统的女儿要当了黎家的媳妇，我这个婆婆可吃不消！”
　　以溜须拍马巴结上司、用小恩小惠笼络下属的人，说到底，是把一切情感都用金钱来衡量，其内心对他人实际上是严重的不信任。这样的人，往往也最容易被欺骗。
　　袁世凯当了4年总统后，认为自己当皇帝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授意心腹杨度、孙毓筠、李燮和等人成立“筹安会”，调查人们对实行帝制的意见。 “杨度”们对袁世凯的真实意图心知肚明，便推波助澜一味逢迎说：“我听说山东一个老母猪生了只麒麟，这是新皇登基的祥瑞之兆啊！全国民众早就希望恢复帝制了，中国只有恢复帝制才有希望。”
　　袁世凯听了心里特别高兴，决定在1916年的元旦登基，当洪宪朝的开国皇帝。
　　然而，袁世凯刚坐上龙墩，全国立即掀起了反袁浪潮。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和讨伐声中，袁世凯被迫脱下才穿了83天的皇袍，无奈地宣布取消帝制。之后，袁世凯抑郁成病，不久就一命呜呼；这正应了《红楼梦》中的那句话：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袁世凯绝招升官

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

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本文就其“环链关系”略呈浅见。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时间上比较靠近，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当年曾做过“湘”“淮”大员（如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归庐谭往录》中曾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具体看，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咸丰四年（1854年）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当然，还说不上具有“完备”形态）。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因“东援”需要，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开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苏巡抚）权柄，这样“军政结合”，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从湘、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而两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时间则更长。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袁世凯的叔、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荐引。其集团势力的奠基，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收用。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及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先署理，随后实授），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由此可见，渊源上袁氏集团与“湘”“淮”有着相对的远近、疏亲。

三大军政集团就是这样递次生成，交错连接，相承相续，此为体现其“环链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内在地体现于其有同有异、形态嬗变演化的关联上。

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机上，都是基于特定条件下清朝的军事需要应运而生，乘机发展。“湘”“淮”之生成尽管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显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因势而起。而袁世凯“小站练兵”，则是在甲午战后的背景下，适应清朝藉“变通军制”而“讲求自强”的需求而得。没有各自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也就没有其军政集团形成的客观契机。再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皆以“私属性”颇强的军队为支柱，进而实现密切的“军政结合”（有“私属性”军队又有督抚权柄，而此种人物实力上已非一般督抚可比），终得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集团性群体势力。所谓其军之“私属性”，当然是就特定意义而言，主要是指在其军队内部具有相当程度的私人隶属性，而并不是说它就完全不听命、不受节制于朝廷。湘、淮“勇营”不属于国家“经制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从形式上似颇具“国家规范”，而实际上的私人控制却愈加强化，这在袁氏即使被罢在乡所谓“养疴”期间，仍能暗中控制其军队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军队“私属性”的要素，对于“湘”“淮”“袁”三大集团来说，可谓共同基点，也是扩大和维系其群体势力的重要保障。

三大军政集团的相对特异性，这里主要言其三端：

一在军队新旧反差。相比之下湘军最为传统旧式，而淮军大进一步，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日趋“洋化”。及至袁世凯北洋新军，进而从“军制”的整体层面追求效法“西式”（这在袁氏所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的相关内容里即可见一斑），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色彩已较鲜明，淮军比之不及，湘军反差更大。

二在群体结构状况。湘军以“选士人领山农”（王定安《湘军记》中语）为组织要则，淮军将领出身于“士人”的则要少得多，兵员成分也明显庞杂，惟“战”是取的实用功利性强。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选员因明显借鉴“西法”，官兵素质条件上愈发有“趋新”气象。再如要员关系方面，总体上湘系是“多头并立”，不但军多分支，而且要员中得以出任督抚、独据一方者人数众多，且有“喷发”式阶段。而淮系，则不但军队由李鸿章总揽的情况相对明显，而且其要员出任督抚者也要少得多（这一则因其未占先机，再则也受出身条件限制），实力地位上鲜有能与李鸿章抗衡者，其群体关系格局可以说是“众星拱月”。而到袁世凯，对其集团内部的控制就愈趋严密，他“实行‘兵为将有’，使自己成为‘本军之君’”（前辈学者李新语），“寡头”色彩愈显浓重。

三在首领风貌特征。不妨就以三个集团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例来看。曾国藩最为传统，浸润儒风，追求圣道，统兵理政也不弃学问。李鸿章尽管也是进士、翰林出身，但就专意带兵、理政，少受道学束缚，甚至不忌“痞”气，如有以“打痞子腔”“参用痞子手段”来应对洋人之语（而曾国藩主张于此也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言忠信”“行笃敬”）。即使日常气态、做派上，曾、李也大为不同。到袁世凯，于此更见其异。其人并非科举出身，比起曾、李他简直就是个“大老粗”，而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政界出道、腾达，与他非常的心计、权术、手段自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