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四次中日之战

Posted 2023-01-03 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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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四次中日之战

从空中俯瞰地球，日本很容易被发现：亚欧大陆东头的大海里，悬浮着一个孤零零的岛国。从形状上看，日本列岛就像一张弓，一张蓄势待发的弓。在古代日本，他们是大陆母亲的游子，迫切需要中国文明的滋润，献贡求封，恭顺之至。一旦羽冀丰满，这张弓即搭上武力扩张的箭，毫不迟疑地向大陆发射。
历史上，第一次中日战争因朝鲜半岛古国百济与新罗之争而起，主战场在白江口――熊津江（今韩国锦江）人海处。这一段看似波澜不惊的江水，见证了中日之间的首次大对撞
“蛮夷”睦邻的“无礼”
古代中国对岛国日本的了解很少，除了地理上的客观原因，更多出于优势文明的自信心理。在那时的中国人思维意识里，没有“世界”，只有“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中国之外的小国，都是蛮夷。
汉、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称日本为“倭”，东汉光武帝曾赐日本国王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就“倭”这个字本身来说，并不合贬义，《说文》的解释是：“倭与委义略同。委，随也，从也。诗曰：周遭倭迟。”
三国时期，陈寿在《魏志・倭人传》里第一次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本：大概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在日本列岛上出现了一个统治着30个小国的邪马台王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事鬼道．能惑众”。在魏晋人眼里，日本还是个靠“鬼道”来“惑众”的原始部落。
公元238年，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第一次派遣使者，带着牲口、土布到达魏都洛阳。见远夷来朝，魏明帝很高兴，封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
自此，日本一直保持着对陆地大国的恭顺，甚至在中国陷入空前大动乱的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的“倭五王”还是通过使者，向南朝的刘宋政权贡献方物，并要求封号，刘宋的皇帝顺水推舟，封之以“安东将军、倭国王”。
4世纪以后，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开始露出“不恭”的苗头。
隋文帝年间，日本第一次派遣入隋使者。《隋书・倭国传》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倭王阿辈鸡弥遣使来隋，隋文帝问起倭国民俗。使者回答说倭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天还没亮就处理朝政，天一亮即停止，把白天的事交给太阳管理。
中国皇帝历来自称“天子”，隋文帝听到倭王居然和“天”称兄道弟，当然很恼火，责令日本改掉这个称呼。
到了文帝的儿子炀帝即位后，日本使者小野妹子再次来朝，圣德太子在使者携带的国书里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回改了称呼，但是仍然不甘屈居于中国之下，这种“不逊之词”惹得隋炀帝大为不悦，他责怪手下：“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不过，为了显示上国的威风，隋炀帝决定派文林郎裴世清回访日本。裴世清在小野妹子的陪同下到了日本难波城（今大阪）。第一次有大国使者来日本，圣德太子很开心，新修馆驿热情迎接，但看到隋炀帝的国书后，心情就好不起来了――国书第一句就是“皇帝问倭王”，一副上国对小邦的口吻，显然，隋炀帝是故意警告日本的。
总的来说，日本这个“蛮夷”虽然“无礼”，但中日有交往史的2000余年来，两国还是远隔重洋互不干涉的睦邻。直到唐代，才第一次刀兵相见。
新罗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
近代着名教育家傅斯年的儿子在1935年出生，那时正值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际。傅斯年破例没按家谱排行，给儿子取名叫“傅仁轨”。他向人解释道，是因为仰慕唐代大败日本的名将刘仁轨。而刘仁轨即成名于唐朝和日本打的中日有史以来第一仗――白江口海战。
唐朝建国之初，朝鲜半岛上正在上演“三国演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鼎足而立。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加之和日本最接近，一度被迫向日本朝贡。不过，新罗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不得罪日本，一方面积极向大唐靠拢。这种外交上的变化当然激怒了日本人，有一次，新罗使者身着唐服出使日本，竟被乱棍驱赶出境。
对于唐朝来说，朝鲜半岛的混乱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在隋代，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高句丽，不过都是虎头蛇尾。
公元654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率10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病故。此时，百济趁火打劫，抢占了新罗的十几个城池，日本也觉得是个瓜分新罗的好机会，所以加强了和百济的“通好”。等到高句丽从唐朝攻打的困境中脱身，也把矛头指向了新罗。亲唐的新罗，一下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
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新罗受到百济和高句丽的联手进攻，一连被夺去33座城，新罗王金法敏紧急遣使到唐朝求援。新仇旧怨加在一起，李治决定解决朝鲜问题。
李治派兵援助新罗，讨伐百济。统帅是时年69岁的左卫大将军苏定方。
公元660年3月，苏定方统率水陆大军近13万，战船1900艘，加上5万新罗兵，一共18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直捣百济。百济兵在熊津江口据险抵抗，苏定方亲率精兵渡江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乘胜直逼百济都城俱拔城（今韩国全州）。离城20里时，“杀虏万余人”，逼使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弃城北逃。唐军乘胜追击，无奈之下，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隆面缚而降。苏定方撤离时，留下了大将刘仁愿在百济旧都泗a城镇守。
唐朝大军一走，百济的局势就开始不稳，在日本的出兵增援下，百济的复国势力快速壮大，反而将刘仁愿的部队围困在泗a城。
刘仁愿遣使向唐廷告急，李治想起了一个人，立刻一纸诏书：着刘仁轨率兵去救！时年60岁的刘仁轨接到诏书后，抚掌大笑：“天将富贵此翁耳！”把打仗当作富贵之路，说出这种豪言的老头何许人也？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算是个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人。唐初他只是做过地方小官和政府属官，以刚正闻名，却并无领军打仗的经历。苏定方讨伐百济这年的冬天，李治命大将李积（小说演义中的徐茂功）出兵高句丽，时任山东地方官的刘仁轨负责监统水军。可是不巧，出海遭遇大风，船翻了，水军死伤严重。水师翻船是严重事故，朝廷立刻逮捕刘仁轨审讯，将刘仁轨免职，“以白衣随军自效”（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随军效力）。这样的运乖时蹇，难怪接到皇帝起用他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出征的诏书，刘仁轨会开怀大笑。
第一次带兵出征的刘仁轨，军容严整号令严明，登陆朝鲜第一战，唐军与新罗军队联手出击，百济军“溺死者万余人”，只得从百济旧都撤围。刘仁轨和刘仁愿合兵一处，留守百济。在刘仁轨建议下，唐军水陆两路直扑百济巢穴周留城，百济闻讯赶紧向日本乞师。
日本皇太子中大兄心知争夺朝鲜在此一举，立刻倾全国之兵渡海作战，大军从白江口登陆，正好碰上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师，一场大海战就此爆发。
打完这一仗后，刘仁轨后半生果然富贵无比――一直做到了太傅、宰相，活到84岁高龄。不过，后人牢记刘仁轨这个名字，并不是看中他的官职，而是这场彪炳千古的对日战争。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蜿蜒起伏长达400公里的熊津江，把百济都城环抱在怀中，最后分成若干支流注入滔滔黄海，这其中，一条支流的入海口千古扬名――白江口。
公元663年8月17日，白江口海面上，两支舰队在对峙着。第一次面对面看到头上梳髻、手持长弓的矮个头倭人，身经百战的大唐士兵并无惊异，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强悍的突厥人、吐蕃人、高昌人、高句丽人战斗过。
日军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6倍，但是唐朝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轲、游艇、海鹘等小型船，特别是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战斗力明显占上风。而日军的船只普遍小而简陋，性能方面完全处于劣势。
先行到达白江口的唐军，没有贸然强攻。刘仁轨命令战船摆开阵列，严阵以待。日船首先发起了进攻，但苦于唐船高大，仰攻十分被动．很快被唐军飞蝗一样的弓弩射退。
第一波攻击尝到唐军的苦头后，日军的将领聚在一起开了个短暂的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乐观而盲目的：“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日军诸将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
刘仁轨见日军贸然来攻，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这场战役的经过，《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日军400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士兵溺死无数，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兵，惶惶逃回日本。
“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在大唐的军事铁腕下，百济的国名从朝鲜半岛抹去了。
日本吃了败仗后，整整900年没敢对朝鲜半岛用兵，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日本与新罗“争宠”
打了败仗的日本，国内一片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唐朝对这个岛国的领土毫无兴趣。
两年后，尚未举行即位仪式的天智天皇（中大兄）得到一个令他惊疑不定的报告：大唐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已抵达九州候命请见。
昨天还是死敌的唐人突然来访，意图何在？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天智天皇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的殷勤陪同下回国。
唐使来访后，日本有了台阶下，派出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2倍！
从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知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近代着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人对唐朝崇拜到什么程度？
唐玄宗天宝11年，日本和新罗的使臣在长安上演了一出“争长”事件，简直像妃子争宠一样。所谓“争长”，就是争第一，争座次。
日本官方史书《续日本纪》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玄宗李隆基在长安蓬莱宫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吕对座次提出了抗议：“自古以来新罗一直向日本朝贡，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不合礼仪！”主持仪式的唐朝官员吴怀实觉得有理，决定将新罗与日本的位置对调。
“争长”事件中，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一览无遗：服从强者，欺凌弱者。这件事固然伤害了新罗的面子，但面子是靠实力挣来的，新罗国力比不上紧随唐朝脚步的日本，外交失败就在所难免。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国到了宋代，这时的日本已经养足精神羽翼渐丰，不再像唐朝时那样恭敬。两国官方几乎没有使者互通，只有民间的僧侣和客商频繁来往，但日本人谦逊好学的形象在中国人眼里依旧没有改变，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吟道：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卯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在欧阳修的诗里，“风俗好、工词藻”的日本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
欧阳修不可能知道，在他去世200多年后，一场从蒙古草原发起的狂飙风暴，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不但摧毁了他所钟爱的故国山川，也让他诗中所吟诵的世外桃源变成了血肉战场。
忽必烈时代曾对日本发动两次远征，这很可能是中国正统王朝唯一一次远距离、大规模、以征服他国为目的的跨海军事行动，也是古代日本经历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外来入侵。这两场战争给后人留下诸多疑问：蒙古铁骑兵锋所指，席卷欧亚，为何日本这个蕞尔小国能够挫其锐气？
日本人对蒙古人最具好感
2007年3月，日本老牌电影公司松竹映画拍摄的史诗巨片《成吉思汗》（又名《苍狼：征服到地与海的尽头》）在全球公映。这部由日本、蒙古合拍的空前豪华大片，在烧钱方面创下了当时日本电影史的最高纪录：30亿日元。仅仅在蒙古草原拍摄的一场战争戏，就动用了27000名蒙古临时演员。
影片在日本上映时，无数加班结束的日本人兴致勃勃地坐进电影院，为这个人类史上最牛的草原帝国击节叫好。不会有多少人觉得，草原大汗成吉思汗由日本演员反町隆史扮演有何不妥；更不会有多少人在那一刻联想起，成吉思汗的孙子曾对日本发动过两次亡国灭种的征伐――毫无疑问，如果700多年前的忽必烈大军打赢了，日本的历史肯定会被彻底改写。
看上去似乎有点费解：日本历史上，只有两次本土遭到外敌打击，远的那次是蒙古人，近的那次是美国人，而日本人却对这两个“敌人”不乏善意。有民意调查显示，在东亚诸邻国中，日本人对蒙古人最具好感。
一个是海上岛国，一个是茫茫草原，看似格格不入的两个世界，日本人的好感来自何方？
来源之一，日本人普遍认为和蒙古人是远亲，都属于亚洲蒙古人种。比如，日本人会耐心地告诉你：日本的许多新生儿屁股上有青斑――那是“蒙古斑”；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单眼皮，上眼睑上有一条皱褶――那是“蒙古褶”。也就是说，日本人和蒙古人是一颗种子发的两棵芽。
来源之二，蒙古人性格中的豪爽勇敢，让日本人觉得可敬可亲。进入20世纪后，在号称日本国技的相扑比赛中，蒙古人已经成为最大的赢家，朝青龙、白鹏两大蒙古籍横纲战绩辉煌，所向无敌，深受日本国民喜爱。
两个如此相像的民族，却在13世纪真刀真枪打了一回。更令人惊奇的是，武器、战术全面落后的日本居然赢了，威风凛凛的蒙古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两次被暴风吹散在大海中。
是什么勇气，让小小的岛国敢于无视忽必烈的一再劝降？是什么力量，保证了700年后的今天，日本人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电影院里看《成吉思汗》？
忽必烈怒了
13世纪是属于蒙古人的，他们用战无不胜的骑兵和弓箭东征西讨，开辟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伟大帝国。东亚大陆上，南宋的小朝廷苟延残喘，高丽臣服在脚下，但元世祖忽必烈没料到，自己的国书居然被小小的东瀛岛国不理不睬。
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正月，日本京都满朝公卿围坐在后宇多天皇的御座前，惶恐不安地开了6天外交扩大会议。会议的起端就是来自元世祖忽必烈的蒙古国书（这封日本人称之为《蒙古国牒状》的国书抄本，今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朕唯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国书充满恐吓的味道，上来就自称“大蒙古国”，指责日本这个“自古小国”竟然“无一乘之使”，奉劝日本拿“感戴来朝”的高丽做榜样，来朝通好，否则“以至用兵”。
从唐末到宋代，日本和中国王朝断绝正式的官方往来，已经长达近300年，突然接到这样一封含有威胁的无礼国书，日本人的愤怒和困惑可想而知，面对这件当时被称为“当世天下无双的大事件”，公卿们意见不一，最后决定由参议藤原长成草拟了一封回书，送交镰仓幕府做最后裁决。
幕府的当家人是第17代执权、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北条时宗很好地解释了什么叫年轻气盛，他断然作了最后裁决：蒙古国书无礼，取消回书，不予理睬。
对不平等、无礼的要求采取冷处理――骄傲的日本人是有先例的。北宋年间，败家皇帝宋徽宗赵佶曾委托商人带来一封国书，要求日本向其进贡“珍奇之产”，以示“事大之诚”，日本也认为无礼，没加理会。
于是，纵横欧亚大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古帝国，被日本武士无视了。
没有接到只言片语的忽必烈很奇怪，他不相信小小岛国胆敢蔑视自己，所以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使者没把国书送到日本国王手中。于是，忽必烈接二连三地派出使者，持国书去日本“招谕”，但幕府还是继续不理不睬。
忽必烈怒了！
这个因仰慕中原文化而一手开创了“大元”的皇帝，被中亚各汗国的堂兄弟一致认为背离蒙古祖制，骨子里却还是一头草原的嗜血苍狼。日本武士惹错了对象：忽必烈可不是宋徽宗。
谁敢与我“一骑讨”
公元1274年10月3日，元军大小战舰九百艘，军队3万多人，在都元帅忻都统率下，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征伐日本本土。日本史书称此次战役为“文永之役。”
浩浩荡荡的元军舰队从朝鲜半岛南部的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出发，距离日本只有一两天的航程，首先打击的目标很明显：朝鲜海峡上的两个弹丸小岛――对马和壹岐。
不到10天，占领两岛，元军舰队势如破竹，直逼九州！
在幕府的严令调集下，北九州的所有武士都向海边的博多湾地区聚集，总人数约3万左右，镇西奉行藤原经资担任总指挥。
10月20日，元军主力在九州北部的博多湾登陆，兵锋直指太宰府（九州的地方政府所在地）。
藤原经资指挥的日军按照古代日本会战的惯例，在空旷处列好阵势，等待元军全部登陆后，开始放“鸣镝”，接着一名武士策马上前，大声报上自己名号：“我乃某某国菜某某！”要求对方身份相当的武将前来“一骑讨”――单挑，结果等待他的是蒙古人如蝗般的短箭……
这一幕，就像两个时代的战士在错乱的时空隧道中，猝然撞在了一起。
面对完全不按“规矩”作战的蒙古人，日军阵中一片茫然。尽管如此，日本骑兵仍然骑着矮马，勇敢地向元军发起了冲锋。元军击鼓鸣锣，杀声震天，在日本马惊恐不前时，无数毒箭射向日军，更可怕的是，元军队伍还带有一种叫“震天雷”的铁炮，虽然威力远远比不上后世的大炮，但对于从未见识过大炮威力的日本人来说，足以气夺胆丧。日军的第一波攻击，以伏尸遍野告终。
因为是跨海作战，运输、草料、补给困难，所以元军并没有携带大量战马，岸上的战斗中，元军基本是列成方阵的步兵军队，缺乏最锐利的蒙古骑兵。就算这样，在战术、武器上完全落后的日军，很快被元军打得节节后退。但是骁勇的日本武士以一族一党为单位，不惜命地轮番冲击，给元军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海面空荡荡的，没有一艘元军战舰
登陆后分头进攻的元军，在几片战场上呈现出同样的场景：元军排列成队，迎接着日本武士少到几骑、多到几百骑的轮番冲击。矮小的日本武士骑着同样矮小的日本马，穿着色彩绚丽的盔甲，手持长弓利刃，高举着五花八门的旗帜，像海浪拍打礁石般，顽固不舍地一波一波攻击。
能征惯战的元军有点吃不消了，激战了一天，尽管日军伤亡惨重节节后退，但元军的伤亡数量也逐渐增多。更糟糕的是，右副元帅刘复亨被藤原经资一箭射中肩窝。眼看天黑下去了，双方陷入僵持，日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阻止了元军向太宰府的推进。因为担心会遭到夜袭，元军全部撤回到停在海边的船上。
这一夜无人能睡。
镰仓和京都的宫殿灯火通明，北条时宗忙着调集四国的武士增援九州，后宇多天皇则亲临神宫祈祷。九州的太宰府里，激战了一天的日军将领对明天即将到来的恶战争嚷不休。
元军的海船上，高级将领们也在召开军事会议。眼看日军顽强抵抗，而且数量有增无减，统帅忻都心生退意，忻都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作了最后决定：明日班师。
当夜，灾难突然降临。
一股强烈的台风夹杂暴雨突袭博多湾沿海，元军舰队一片混乱，这些海船全是高丽人按照老式造船法所制，质量不够牢靠，在台风暴雨中或碰撞而翻，或触礁而沉，士卒溺死者多达万余人。
第二天清晨，日军在太宰府前集结列队，准备迎接更艰难的战斗，但久久不见元军来攻，派斥候（侦察兵）一打听，一个天大的喜讯传来：海面已经空空荡荡，没有一艘元军的战舰！
除了少数立功心切的武士，日本朝野一片狂喜，敌人逃了，我们胜利了！
“文永之役”后，日本积极增加防备力量，最关键的是，日本人用了5年时间，组织民力在博多湾沿海滩头构筑了一道防御石墙，石墙高6～7尺许，宽1丈，蜿蜒长达20公里，相当于一道阻碍元军的海岸长城。
日本人同仇敌忾加紧战备的同时，忽必烈却茫然不知。
第一次征日结束后，在忽必烈看来“入其国败之”的效果已经达到了：这下夜郎自大的日本人肯定知道蒙古大军的厉害吧！第二年春天，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了一支由礼部侍郎杜世忠为首的使团，招谕日本称臣通好。这次，北条时宗更加干脆：将5个使臣首领斩首。
历史证明，如果你想激怒蒙古人，有一个好方法：侮辱他们的使者。60年前，成吉思汗派使团去中亚大国花刺子模，使者被剃光胡须赶走，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挥军西征，将花刺子模屠城灭国；15年后，爪哇国王将前来招谕的元朝使臣孟琪黥面驱逐，招致忽必烈的三万大军跨海远征。
日本人斩了使者！当一个侥幸逃命的高丽水手把详细情况带到大都时，忽必烈彻底震怒了。
公元1279年，广东崖山，随着末代小皇帝赵呙被大臣陆秀夫抱着蹈海而死，南宋覆灭。平定了大陆，忽必烈开始腾出手重点对付日本，大量士兵和无数粮草被运送到高丽境内，高丽和中国江南的造船厂昼夜开工，兴建大小战船――第二次跨海远征紧锣密鼓。
忽必烈这一回是横下心要灭日本了
今天如果去日本福冈观光，还可在博多湾蜿蜒的海岸线上，看到部分残破的“元寇防垒”遗址。在冷兵器唱主角的13世纪，长达20公里、一人多高的坚固石头防垒，确实是蒙古骑兵难以逾越的护国长堤。
公元1281年初，元军第二次征日舰队集结完毕，这次的远征军空前强大：兵分两路，横渡东海到壹岐岛会师。日本史书称为“弘安之役”。
两路大军共有14万人，大小战舰4400艘，堪称13世纪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狮子搏兔用全力，忽必烈这一回是横下心要灭亡日本了，要知道，元军灭宋一共也不过动用20万军队。志在必得的元军战船里，甚至装载了大批农具和种子，做好了屯田作战的长期准备。
大军临行前，忽必烈告诫众将不要滥杀百姓、将领要团结，忽必烈很清楚自己军队的两大弱点，但是，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的告诫一点儿没起作用。
5月，率先出发的东路军900余艘战舰横跨朝鲜海峡，首先攻陷了对马岛和壹岐岛，因为遭遇守军的殊死抵抗，恼羞成怒的元军大开杀戒，300多岛民被屠戮。
东路军占领壹岐岛后，按照计划，应该在此等候江南军会师，共同登陆进攻。但是，统帅忻都自恃熟门熟路，加上抢功心切，根本没有等江南军，命令舰队率先驶往博多湾，准备登陆作战。
黑压压的元军舰队终于开进了博多湾！忻都威风凛凛地站在巨舰船头，大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架势。不过，首先映入忻都眼帘的赫然是一堵望不到边的高大石墙，石墙后无数日本武士弯弓搭箭等待厮杀!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旷的滩头，陡然冒出来的石墙，当然“尽是刘郎去后栽”了。
面对出乎预料的障碍，忻都不敢贸然挥军登陆，命舰队在海中停泊下来，经过侦察，元军开始选择迂回进攻，攻击守卫薄弱的志贺岛。
不过，志贺岛也不是块好啃的骨头。
志贺岛是位于博多湾南部的一个狭长半岛，面积只有12平方公里，海潮退时，露出的海滩可以直通陆地。但是，狭长崎岖的地形根本不适合元军的大部队作战，相反，日军倒是可以充分发挥单兵能力强的特点，于是，战斗在小规模的弓矢对射、刀枪互斫中残酷进行，死尸堆满了小小的荒岛。
两军在小小的志贺岛对峙了一周，元军还是无法进展到陆地。此时，不谙海战的元军已在海船上生活了快两个月，拥挤的船舱、盛夏的高温加上水土不服，3000余人死于疫病。
忻都直到这时，才对单独抢滩登陆博多失去了信心，决定撤回壹岐岛，等待江南军。
一连等了10天，海面上还是不见片帆，只携带3个月粮食的东路军上下心急如焚：江南军为何迟迟不来？
14万浩浩荡荡的征日大军，落得个仓皇归国的结局
原定6月中旬与左路军会师的江南军此时才刚上路，因为总指挥阿刺罕途中突然病故。
到了7月初，江南军的3500艘战舰才抵达壹岐岛。尽管姗姗来迟，但望眼欲穿的东路军还是欢喜甚于埋怨，因为他们即将断粮了。
两路大军会师后，原计划是在博多湾登陆作战，但冒险强攻石墙实在没有胜算。于是，日本沿岸的侦察兵看到，一连几天，元军舰队沿着九州的海岸线漫无目的地游弋，最后向北松浦郡的鹰岛驶去，走走停停，晚上停泊时则用铁链将战舰连着，弓弩兵严加守卫。
谁也不知道这些天中，元军的诸位将领到底为什么迟疑不决。
转眼一个月白白浪费，这时，台风到来的前兆已经浮现。日本夏季是暴雨台风的高发期，海水出现难闻的硫磺味，就是暴雨和台风的前兆，但是元军统帅毫无灾难常识，不知事先躲避，任由舰队继续停在鹰岛附近的海面。
闰七月初一夜，台风和暴雨突然降临。巨浪拍打中，元军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的战舰互相撞击，这些船只因为是抢建而成，大多施工草率质量低劣，转眼间舰毁人亡，溺死者不计其数，死尸在海滩堆成了小山。江南军统帅范文虎的旗舰同样遭殃，幸亏他死命抱着一块木板，才被部将张禧救起。
惊魂未定的范文虎决定退军，张禧建议说，士卒虽然死伤大半，但活下来的都是青壮战士，反正已经是无路可退，不如强行登陆死里求生。已经吓破胆的范文虎不肯听从，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于是，范大帅一声令下，率领余舰仓皇归去，东路残军同时扬帆西归，船少人多，丢下了散落在海岛上的数万士卒。归途中，一个岛上四千元军士卒哭喊哀求，张禧叹道：“我安忍弃之！”将船上70匹战马抛入海中，救回这部分士兵。
这样，14万浩浩荡荡的征日大军，落得个仓皇归国的结局。
被遗弃士兵的结局悲惨无比。元军先期占领的几处海岛上，无船可归的士卒共有3万多人，缺粮少水，完全丧失了斗志。这回轮到日军收拾残局了，日本武士驾驶小船，挨岛搜捕，元军或战死或投降，无一幸免。日军将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汉人（指北方汉人）全部屠杀，只留下江南军（原南宋士兵）和部分工匠做奴隶。
尽管两次征日损兵折将，但性格老而弥坚的忽必烈没有罢休。
两年后，他再次调兵遣将，“募兵造舟，欲复征日本”。在百官的极力谏阻下，第三次征日才没有成行。此后，忽必烈忙于征安南（越南），才不得不下诏：“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忽必烈1294年去世后，后世子孙一代不如一代，沉湎于恒舞酣歌之中，更加断了征日的念头。
终元之世，元朝廷不曾和桀骜不驯的日本再发生什么往来。
16世纪末，在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涉及中、朝、日三国，规模空前、耗时七年之久的准现代国际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两个军事大国倾国进行的拉锯大战。“抗日援朝”大战，对中国大明王朝国运、朝鲜民族命运以及日本政治走向的事实性影响，远远超出想象
戚老虎来了
明代百科全书《万宝全书》里有一幅日本人像，人像上半身赤裸，下身穿裙，赤脚，身体肥壮，肩扛长刀，一副暴戾的野人模样。人像旁的注释是：“日本国即倭国，在新罗国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九百余里，专以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
在宋朝人眼里还是“风俗好、工词藻”的世外桃源日本，突然变成了明代人人痛恨的“海盗之国”，全都因为那群驱之不散的海上强盗――倭寇。
倭寇对大陆的侵扰从元朝就开始了，明初逐渐猖獗，到了嘉靖年间终于肆无忌惮，使富饶的东南省份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中。在最疯狂的15世纪中叶，大明帝国的半壁江山都在颤抖。从倭寇直接把战火烧到中国人家中的那一刻起，大陆对邻国日本的最后一丝好感彻底消失。
明朝抗倭的故事，得从太祖朱元璋说起。开国皇帝就是有气派，直接派使者下国书到日本，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结果，使者被砍了脑袋，回书桀骜不驯，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屡次被小邦日本羞辱，却不敢天子一怒发兵征讨。
嘉靖年间，小孩不玩官军捉贼的游戏，因为没法玩，官军打不过贼。赤裸半身舞着大刀的倭寇，明明是武器简陋、战术简单的游击队，却打得堂堂大明正规军丢盔卸甲，丢尽了太祖朱元璋的脸。
战场上屡见这滑稽的一幕：一方盔甲鲜明，面如土色；一方光着屁股，士气如虹。
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春天，对于入侵浙江一带的倭寇来说，是个绝望的季节。戚家军第一次在战场上出现，就显示了极其恐怖的战斗力。
台州首战，戚家军一举成名。这支军队可以空腹奔跑70余里全歼敌人，而自己只损失数人，这样优异的成绩在明朝的所有军队中独一无二。
一个月的时间里，戚家军在台州地区九战九捷，当年进犯浙江的倭寇居然被全部消灭。可以说是随旌旗之所指，即捷报之所闻，让倭寇闻风丧胆。
东南沿海的整个抗倭形势已经倒向明朝这一边。戚继光要做的事，就是把战斗进行到底。
嘉靖四十一年秋，戚继光率领六千义乌兵进入福建，直捣倭寇在福建的巢穴：横屿。
戚继光打倭寇，有两个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一是打歼灭战，二是打闪电战。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简直要吃人。倭寇从此对戚家军望而生畏，称戚继光为：戚老虎。
戚继光快刀斩乱麻一样荡平了福建的几股倭寇后，10月班师回浙。
海上的倭寇听说，鼓掌相庆：“戚老虎去，吾又何惧？”11月，一股6000人的精锐倭寇攻陷兴化府城。
在此以前倭寇只攻陷过县城，尚无攻陷过府城。朝廷闻报后十分震惊，当即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统一指挥俞大猷、戚继光、刘显三部入闽作战。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倭寇把兴化府洗劫一空后，弃城退至平海卫，占据要塞企图负隅顽抗。此后一年间，戚家军秋风扫落叶，一举把福建上岸的倭寇大翻余部歼灭。戚继光称：“自后倭寇脱归者，始知犯华不利状，寇不敢复窥八闽矣。”
福建倭患荡平，只剩下广东了。嘉靖四十四年，戚继光率军进入广东南澳等地，一举歼灭了吴平等倭寇集团。
至此，侵扰东南沿海长达几个世纪的倭患，终于平息了。
抗日援朝
戚继光去世一年后，1588年，日本颁布了“海贼禁止令”，这是倭寇侵扰大陆的数百年来，第一次来自日本官方的严令。下达命令的，是中国人最熟悉和仇视的日本古代人物――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一个性格“无赖”的战国风云儿，凭借武力和过人的把握机会能力统一了乱世。但大海刚刚平静，丰臣秀吉却悍然发动入侵朝鲜的战争，成为史上最大的倭寇。
公元1590年，朝鲜使臣呈上朝鲜国书，祝贺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并希望两国敦睦修好。
朝鲜使团从日本乘船返回首都王京（今首尔），带回的日本国书让朝鲜国王惊恐不已：“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这封国书出自日本关白（日本古代职官，辅助成年的日本天皇总理万机的重要职位）丰臣秀吉的手笔，赤裸裸提出借道朝鲜进攻明朝的要求。
但是，丰臣秀吉太不了解朝鲜了：让朝鲜帮忙进攻明朝，好比让儿子帮忙杀其父母。
公元1591年7月，北京从朝鲜得到丰臣秀吉打算入侵的消息。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也从琉球国王尚宁和赴琉球中国商人的报告中印证了这一消息。奇怪的是，明朝政府对于来自朝鲜、日本和琉球三个渠道的情报，并没有太过注意。
公元1592年，自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创立帝国以来，大明王朝已经历十四位皇帝224年的统治，帝国正处在大动荡的关头。明朝便是在这种本国政局颇不和谐的背景下，十分被动地拉开了“抗日援朝”战争的序幕。
公园1592年4月，丰臣秀吉一身戎装，亲自到海边为侵朝大军送行。他愉快地看到，平户海上战船密密麻麻，旌旗遮天蔽日，战士杀气腾腾。
出发！随着丰臣秀吉一挥手，这个从三百年战乱中喘息未定的岛国，又悍然投入了一场看不清结局的海外战争。
15万战国强兵猝然杀向毫无防备的朝鲜，日军把军备孱弱的朝鲜三千里江山当成了争功的舞台，仅仅两个月时间，朝鲜三都失陷，国王李V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
丰田秀吉大喜：准备席卷大明，天皇移驾北京。
朝鲜亡国在即，向大明血泪求援。
公元1592年，一支援朝明军雄赳赳跨过鸭绿江。这一次的渡江行动悄无声息，也没引起沿途居民的多少关注，但它其实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角，揭开了亚洲史上极为重要的“壬辰战争”序幕。
入朝的第一场大型战役是平壤战役，这是一场典型的攻坚战，双方均动用大量轻重火器，战争场面颇具现代战争的某些特征。
明朝大军发起总攻击，以佛郎机炮、虎蹲炮数百门猛轰平壤城头，一时间，火浪灼天，山崩地裂。
平壤一战明军大获全胜，收复平壤，将日军侵朝第一军团消耗大半。这场战役大大挫伤了日军的侵略野心。平壤战后，各地的日本军团纷纷放弃城池火速南遁，全线后撤数百里，不经战斗即向汉城方向撤退，日军自入朝以来所取得的战争成果被抹掉一半。
丰臣秀吉妄图建立横跨中、朝、日三国空前帝国的痴梦还未实施一半，就被明军东征军的铁骑和火炮予以粉碎。
平壤大捷之后，明军主帅李如松欲乘胜南下，追歼日军。明朝“征倭大军”在入朝作战数月之内，攻城掠地，横扫千里，除全罗道和庆尚道等沿海地区外，成功收复朝鲜大半国土。
随后，“万历朝鲜役”中最惊心动魄的碧蹄馆大战打响了。日军来势汹汹，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查大受所率领的铁骑是中国辽东精锐，曾经与蒙古人有过多次较量，可谓明军精锐中的精锐，配备有佛郎机火炮、虎蹲火炮以及三眼火铳。
碧蹄馆战后，李如松乘胜追击，向汉城方向推进30里，与12万日军对峙，日军官兵领略到明军的武勇和超强火力，再加上无法判断明军规模，只能龟缩于城中，不予接战。
明军仅以数百人的代价就使日本侵朝大军陷入全线被动境地。日军粮草不济，被迫撤出汉城。李如松于第二天整军进入王京。至此，王京、开城、平壤“三都”全部光复。
欺上瞒下的议和
公元1593年6月，日军因海战屡次失利，陆战又受压制，为保全最后战果，决定议和解决。
7月，万历皇帝下诏赴朝军队回国，并对日本进行“封贡”事宜，于是明军主力退过鸭绿江．只留数千川军驻守要塞。12月，万历皇帝下诏命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宜，令明朝大军从朝鲜完全撤退，只是象征性地予以提醒：“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
公元1593年5月8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明朝使团，并提出所谓的“日本、大明和平条件”。
万历皇帝和丰臣秀吉都是以战胜者的傲慢姿态提出议和条件，谈判难以达成一致。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日双方谈判代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居然活动起来，瞒天过海，仗着别人无法替代的语言能力和特殊身份，欺瞒上级。
沈惟敬个人答应了丰臣秀吉的要求，但他却对同行的其他明朝使者称丰臣秀吉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只需要派出日本使者去往北京请明朝皇帝最后批准。
就这样，在双方谈判代表一番欺上瞒下的交易之后，公元1594年10月，日本派出使节小西如安随同沈惟敬由釜山来到北京城。
小西如安来到北京之后，与兵部尚书石星进行了会见，爽快地答应了石星所提出的条款，而沈惟敬也早已私下炮制出假冒的日本降表。
万历皇帝立即答应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册封赏其他日本大臣。
1596年下半年，丰臣秀吉的心情恶劣到极点，先是在夏天，日本京都一带突发大地震，丰臣秀吉的居所伏见城被震塌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接着在秋天，明朝使者居然送来一封“封尔为日本国王”的耻辱诏书，诏书的用语是历代中国皇帝一贯的天朝上国口气。丰臣秀吉当场怒发冲冠，撕掉诏书驱逐使者。
历时三年的和谈破裂，日本14万大军再度入侵朝鲜。
实际上，丰臣秀吉早已经在积蓄力量，酝酿新一轮对朝用兵。
“东洋之捷，万世大功”
公元1597年初，日军突然闪击朝鲜军队，第二次侵朝战争爆发。
明军主力撤回中国之后，朝鲜感到强大的军事压力，为保障安全，朝鲜国王聘请明将训练朝鲜军民，朝鲜将领柳成龙等人亦按照戚继光的兵法自行练兵。
但日本也已经重新装备了陆军和水师。
整个大明王朝，内外“连岁用兵，国计频绌”．而且撤回来的兵力已经天南海北，回归故地。在南方士兵撤离之时，还因为朝廷没有给赏，发生了兵变，一千多名士兵被杀。在这一阶段，明军入朝对日作战，虽可日胜，却是一场道义战争，朝野之间的厌战情绪都很强烈。
这一系列因素导致明朝根本无法派出像第一次战争那样的精锐部队。
大明水师出动了数百艘战船，13000余水军，进入对马海峡，日本海军“惧不敢往来海中”。大明舰队和朝鲜李舜臣水军则完全控制南朝鲜海的控制权，切断了日军的退路。此时在朝日军只有6万人，而中朝联军则有10余万，已占兵力优势。
1598年8月18日，征战一生的丰臣秀吉因为朝鲜战争的失利，愤恨积郁，在日本京都伏见城离世。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政坛大佬们决定秘不发丧，悄然从朝鲜撤军，他们中的任何人都看不到战争继续下去的希望。但是在消息到达朝鲜之前，日军将领还都蒙在鼓里，他们仍然需要以血肉继续顽抗中朝联军的反攻。
9月5日，日本“五大老”以丰臣秀吉名义，指示在朝各军争取最体面的议和。到了10月，丰臣秀吉病死的消息传到朝鲜，日军士气顿时受挫。到了11月，日军已完全失去作战信心，开始全面撤退。
12月上旬，日军大部撤回日本。
明军班师回国，万历皇帝升座于午门，接受入朝将领献上的日军俘虏六十一人。接受百官朝贺、祭告郊庙之余，大明王朝颁布“平倭诏”，宣告天下。
《明史》如此评价这场战争：“东洋之捷，万世大功。
这场前后两次、共历七年、涉及三国的战争，其规模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可匹敌。
此后的数百年里，朝鲜唯中国马首是瞻，忠心耿耿地担任着中国附属国的角色，一直到百年前才再次亡于日本。
19世纪90年代，日本利用朝鲜农民起义的机会向清王朝权威发起挑战，甲午战争即这场中日攻守对决的集中爆发。战争不仅使中国丧失台湾省和藩属国朝鲜，而且清王朝独立财政至此破产，同时也为日本在20世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隐患。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亚洲领头羊
大清封闭的宅院着火了
万历朝鲜战争过后，历史静悄悄地走过了三百年。
这三百年里风云变幻，大陆这边，朱家天下早已易主，庞大的帝国腐败透顶，衰老不堪；大海那边，闭关锁国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的阵痛，从一个落后弱小的封建岛国，蜕变成跃跃欲试的新兴帝国，并在甲午年挑起了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切齿难忘：中国败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了台湾岛，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战后，根据条约规定，一个名叫堀口九万一的日本外交官来到湖北沙市，为即将开设的领事馆选址。沙市属于荆州府，熟悉中国三国历史的堀口，却在这块诸葛亮、关羽的旧日叱咤之地，发出了无法理解的困惑和感慨：同行的当地清朝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才发生的那场战争。
举国浑噩，无法不败。
1894年战争爆发的那个夏天之前，大清和日本已经交手了两个回合。第一回合，1874年，日本在借口本国人被杀出兵台湾的事件中，首次尝到战争的甜头：大清妥协赔款，琉球被并入日本；第二回合，1884年，大清军队在朝鲜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政变，日本驻朝公使连夜潜逃，次年中日签署了维持朝鲜均势的《天津条约》，埋下了两国开战的导火素。
大清立国以来的最大危机
在日本人的兵法辞典里，“奇袭”一向是被鼓动的战术。这一招日本人用得纯熟，而甲午战争的第一炮，也是由蓄谋已久的日本军舰突然打响。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附近海面，对清朝舰队实行了突然袭击。在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近千名清朝官兵的躯体沉入大海。
平壤城中，云集了大清最有战斗力的五路军队，城是坚城，人是精锐，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连李鸿章也对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信心十足。谁料到，仅仅两天时间不到，统帅叶志超就打出了白旗，狂逃六百里，把淮军和大清的脸面丢得精光。
干粮袋里只剩下两天口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的日军，打赢了这场只关乎勇气的战役。
平壤陷落的第三天，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发生了一场“蒸汽船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交战的双方是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交战的结果是：战前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惨败。
缺乏速射炮、缺乏速度优势、缺乏开花弹，这是一场不甚公平的决战。但细究战前的点点滴滴，一方固步不前，一方奋起直追，这又是一场公平的决战――谁落后，谁挨揍。
尽管北洋水师英勇作战，但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黄海之战后，日军从鸭绿江到旅顺口，战火烧到了中国人自家门口，大清陆军的溃败一发不可收拾。踏上中国国土的日军几乎没遇上多大的抵抗，各路清军闻风即逃，随着几个要塞的陆续失守，三万重兵防守的鸭绿江防线如纸糊一样全线崩溃。
倭寇闯进大清的龙兴之地，兵锋直逼陵寝重地奉天，这无疑是大清立国以来的最大危机。
光绪皇帝亲自出马，紧急电令各路兵马北上布防，力保奉天。然而，没有人预料到，茫茫渤海上，四十多艘悬挂着太阳旗的日本运兵船正紧锣密鼓开往辽东半岛。
日本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
花园口位于辽东半岛东侧，是一个海湾宽阔利于抛锚的理想登陆点。因为地处荒僻，清军并未在此布防一兵一卒，“海陆军无过问者”。
日本第二军乘运兵船40余艘，从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向花园口进发。历时半个月，共约25000人、2700多匹战马、无数粮弹辎重从容登陆。
登陆以后，日军长驱直入，11月6日，连接大连、旅顺的军事要地金州失陷。
11月7日，是慈禧太后60大寿的日子。为了这一天，大清举国至少筹备了三年。
大寿的庆典费用高达700万两白银，大清文武百官甚至宫女太监都有捐献，这些银子足以组建另一支北洋水师。看着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流光溢彩的烟花灯火，前来观礼的西方洋大人无不啧啧赞叹大清的富足风范：到底是幅员广袤的大国啊！
这一天，数日本贡奉的“寿礼”最特别――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
日本人下一个准备送给老佛爷的“寿礼”是：占领旅顺。
旅顺大屠杀
旅顺此时已成为最后的孤城。
这一军港，李鸿章曾投巨资经营16年之久。但是，再坚固的堡垒也帮不上清军的忙。日本步兵整齐的行军声在秋日的半岛上回荡，有条不紊地向南方挺进。
1894年11月21日至25日，旅顺，风雪交加，寒意刺骨，尸骨累累，烈焰冲天。两万多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被狂暴的日军无情杀戮。
关于这场屠杀，山东烟台登莱青道台刘含芳在电文中有如下描述：
日军进入旅顺后，兽性大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杀，有的砍掉脑袋，有的割去双耳；小孩子被钉在墙上，有的挖去双眼或割去双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割腹开膛。屠杀持续4日之久，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之中，死尸堆积高达数尺。
作为目击者，英国海员阿伦在其《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一书中写道：
致命的复仇和杀戮，使惊慌失色的人们拥向街道。我向前走时，传来越来越大的步枪声、盛怒日军的叫喊声和受害者临死前的尖叫声。
我直奔旅店，四周都是仓皇奔逃的难民。此刻，我第一次看到日军紧紧追赶逃难的人群，凶狠地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难民，像魔鬼一样刺杀和挥砍那些倒下的人们。
日军很快向全城各方推进，凡他们撞见的人都给射倒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人们开始被满地的尸体弄得寸步难行，而撞见一群群杀人魔鬼的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前所未有的灾难就这样降临了，这座濒海临风的美丽城市就这样沦为一片血海。
根据阿伦的记载，即使在深夜，屠杀也未曾停止，刽子手从来没有如此“敬业”。他们提着纸灯，寻找着他们的猎物，在飘忽的灯光照耀下，他们的面孔忽明忽暗，更显狰狞。那种微弱的底光打在脸上，表明了他们魔鬼的身份。
这是一些幸存者及目击者的证词：
眼前是一幕可怕的情景。当我看湖面时，下面的湖水大约距我有15英尺。湖被好多日军团团围住，日军把无数的难民赶到湖中，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并用刺刀把那些力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水中去。湖面漂浮着死尸，湖水被血染红了。
亲眼看见日本兵把许多逃难的人抓起来，用绳子背着手绑着，逼到旅顺大医院前。砍杀后。把尸体推进水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一片血水……
街道的景象可怕极了：地被血水浸透了，遍地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而一些狭窄的街道完全被尸体堵住了。死者绝大多数是城里人。而保卫他们的勇敢将士却居然销声匿迹了。他们逃向何处对我来说是个谜，或许他们为了防止自己被认出来是军人，屠杀一开始就脱去了军装，而这种逃遁法拯救不了他们，因为得胜的日军见谁杀谁……
日本兵侵入市内，到处都是哭叫和惊呼声。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当时我躲在天棚里，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
终于，我回到了旅店，发现刽子手已经光临过了。屋里黑洞洞的，我点着灯笼后，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是店主的尸体，直挺挺躺在院子里。他的脑袋差点被割下来，腹也破了。一个女仆的尸体横躺在门栏上，被剐得无法形容。旅店里共有10至12人，我发现其中8人被杀在店内不同的地方，哪儿还有活着的人的踪影……
（我）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上，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都铺满了…．．
旅顺“万忠墓”，是无法推翻的不朽证据。日本人命中国抬尸者把尸体集中到花沟张家窑，浇油焚烧。一股腐臭的气息在城市的上空回旋，十几天后，大火仍然没有熄灭。这种令人作呕和窒息的气息纯属日本制造，与这座海边城市的水光天色格格不入。后来，一片惨白的骨灰出现了，被装进四口大棺材，这些就是曾经在这座城市里存在过的几乎所有生命。
自诩“文明国”的日本认为，这不过是“以血还血的报复而已”，那些“以为日本人回复到野蛮状态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而《大公报》总编辑、被誉为“名世大手笔”的中日关系学者王芸生则说：“日本开战的手段是非常恶劣的。海上的丰岛之战、陆上的牙山之战，都是以偷袭的手段把战争强加给对方，中国方面才不得已而仓促应战。日本军队的纪律之坏及其凶残嗜杀，在这次战争中大为暴露。像旅顺的四日屠城，简直是灭绝人类的暴行，应为日本民族之羞。”
从公元238年邪马台王国的使者第一次步入魏明帝的宫殿，两国的正式交往至今已近两千年。近两千年，日本是中国永远的异乡客。
白江口海战，既是军事上的一场狭路相逢，也是两个东亚强国在历史隧道里在所难免的狭路相逢。
强盛的唐朝毫无悬念打胜了，唐朝就像一个仪态万方、包容万象的贵妇人，吸引了世界上无数民族顶礼膜拜，日本人也恭恭敬敬地乘着海船，成为聆听钟声的异乡客。13世纪蒙古人的铁蹄来袭，终于把日本民族骨子里的暴戾和狂野的一面彻底激发。在此之后，日本无义战。
明太祖朱元璋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但你不征他不代表他不征你，先是“髡头跣足，手舞双刀”的倭寇像吸血蝙蝠一样，对中国沿海烧杀掳掠；接着是丰臣秀吉的“假道朝鲜直入于明”，悍然出动大军，把战火烧到了朝鲜，和明朝打了一场互耗国力的七年战争。
而到了近代，日本走上维新改革的高速公路，中国固执地坚守着几千年的老牛破车。甲午战争，幅员辽阔的大清败给了蕞尔小国，同时第一次使得中日关系失去了平衡――那是对民族自尊的当头一棒。
这以后，九一八的枪声，卢沟桥的炮声，南京的哭泣声，中华民族在声声入耳的悲痛中饱受摧残，浴火重生。
不算北方游牧民族，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对外战争史，几乎就是一部和日本的争斗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留下如此痛彻心扉的深刻屈辱。
中国诗人雷抒雁有这样一段文字：
房子倒塌了，可以重盖；一代人牺牲了，另一代人会站起来。可是，这种被历史翻印出的精神屈辱，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那是一种带着伤痕的种子生长出的树。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任人宰割与践踏的中国了。可是，重温这个残酷，让我们子孙后代，单纯和脆弱的心灵，多一份坚强，多一份凝重，如同铁的刀片上，多一层钢，未来，不管历史还会不会重演，希望他们都能有一种心理准备。这样，面对突然到来的战争残酷，也许那屈辱才不会重复。
青蛙小牛鸭子鹦鹉狐狸灰狼考研逃犯古代玄武门

历史上的四次寒潮，古人御寒真不容易啊

在我国汗青上曾显现过四次严寒期，时代冻死的人不可胜数。

第一个严寒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个严寒期，相关史料几乎没有。

只有在《竹书编年》中，记载了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形，没有直接说下雪，而是“雨雹”，“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记载中都可以看出来其时的天色极端严寒。到了第二个严寒期，大雪记载的逐渐就多了。

第二个严寒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严寒期，这个严寒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极点。《资治通鉴》记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一连三年悉数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军队，年平均气温比如今低2―4℃。

其时正值凶年，再加上这么糟糕的雪天，连皇宫粮食都断炊了，李晔只好号令宫人，在宫中支起一个小磨，自磨豆麦果腹，“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天天都有三四小我被冻饿死，民间灾难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严寒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悉数结冰，冰上能够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悉数冻死。宫架都压折了，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场“大雨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第四个严寒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昔时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酿成“冰陆”，车马通行。

全国多少省市的处所志上，都有冻死人记载：湖北大冶等地，“冻饿死者甚众”；河南开封一带，“井冰，道路多冻死者”；江西南昌等地，“行人多冻死”；安徽怀宁等地，“冻绥死者甚众”；江苏盱眙等地，“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山东临沂等地，“人多冻死”，威海“行人死者无算，屋内亦有冻死者”。

古代人怎么熬过这些严寒期的呢？

穷汉出门穿短褐家里取暖用灶灰

火塘也叫火炕，是中国最陈旧的取暖体式。北方的民居一样都设有火炕，内有孔道，在冬季经由燃烧发生热量进入炕内通道来加温，同时配备有火盆等取暖举措，这种取暖体式，直到如今，北方农村依然在使用着。穷汉在家里只能用灶灰取暖，前提稍好一点的人家用泥制的盆盛装烧火做饭的“灶灰”取暖。

贫穷公民冬天大多是靠穿“褐”来御寒，褐是一种衣服的料子，属于麻成品，限于其时的工艺水平，用褐做的衣服既不克保暖又不美观。陶渊明在《五柳师长传》里说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短褐”就是用粗麻布做成的短上衣，即使如许的衣服还有洞和补丁。

达官贵族过穷冬爱穿狐裘和貂裘

唐宋时期，一些官员或富足人家已经用上铜制手炉或许脚炉，手炉呈卵形，里边放火炭或另有余热的灶灰，炉外加罩，能够放在袖子里暖手。脚炉比手炉大，可放在脚下暖足。此外，还有暖足瓶，里边灌上热水，晚上放在被窝里。宋代黄庭坚有首诗说：“千钱买脚婆，夜夜睡天明。”指的就是这种暖具。

明、清两代，在冬季大多烧木炭取暖，一样人家都有炭盆。盆是铜或铁制成的，皮相再加上一个箱形透气的覆盖，防止失火或许掉进其他器材。

裘是有钱人的冬装，裘即毛向外的皮衣，用以做裘的外相好多，如狐、犬、羊、鹿、貂、兔等，个中狐裘和貂裘最为珍贵，属于奢靡品，为达官贵族所穿，鹿裘、羊裘则品质略逊一筹，但也非通俗公民所能享用，穿得起的至少也算是其时的中产阶级了。前人认为狐腋下之外相最为轻暖，用其做成的狐白裘非常珍贵。

皇宫墙里建火道堪比中央空调

古代的宫廷建筑师们，接纳了更多科学的方式为皇宫供暖。具体做法是将宫殿的墙壁砌成空心的“夹墙”，俗称“火墙”。墙下挖有火道，添火的炭口设于殿外的廊檐底下。炭口里烧上柴炭火，热力就可顺着夹墙平坦到整个大殿。

为使热力轮回通行，火道的终点设有气孔，烟气由台基下出气口排出。并且这种火道还纵贯皇上的御床和宫殿内其他人睡觉的炕床下面，形成的“暖炕”与“暖阁”，使整个宫殿都感应平坦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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