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字狱，鸡变鸭

Posted 2023-01-03 明史

篇首语：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初文字狱，鸡变鸭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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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文字狱，鸡变鸭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元代以来，江浙一带即是举国称誉的人间乐园，可是到了清代，这江南美地竟成了文字祸的重灾区，时常出现人头落地、鲜血飞溅的惨象。就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州的精神到处横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满州人最恨江南汉人，先是大屠杀，于顺治二年(1645年)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进而严禁集社结盟，顺治十七年(1660年)批准了朝臣关于“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的奏议，确定以江苏的苏州、松江，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为重点查禁地区。就在这恐怖的气氛中，湖州出现了庄廷钺《明史辑略》案，简称庄氏史案。
庄廷钺字子相，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他贪图虚名，双目失明后，还以瞽史自居。
恰好邻居朱家，家传故明大学士朱国祯《明史》未刻的史传稿本，因家境贫困，以千两银子将史稿抵押给他。他却正中下怀，来个移花接木，请江浙名士润色原稿，补写崇祯朝列传，更名为《明史辑略》，便算是自己的专著了。可是书编定，他也病逝了。庄允城见他无子，拟出资刊刻此书为他扬名。
无独有偶。南浔富豪朱佑明同庄廷钺一样好名成癖。他也向朱国祯家打主意，从朱氏后代购得堂匾一块，题名“清美堂”，原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的手笔，落款为“朱老年亲台”，系题赠朱国祯，只因未点名，便给同姓人朱佑明钻了空子，将那堂匾高悬自家中堂，却冒名顶替了。庄家刊刻《明史辑略》，他出资赞助，要求书中每页都刻上“清美堂”的字样，俨然以“清美堂”主人自命。
《明史辑略》于顺治十七年(1660)冬印行，庄允城、朱佑明两老看在眼里，乐在心头，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此书竟是他们家破人亡的祸胎。
吴之荣告讦的庄氏史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决狱于康熙二年(1663)，其间的引爆导线是吴之荣的告讦。
吴之荣当过归安县令，因贪赃入狱，削职为民，但他本性难移，遇赦后仍要干坑人的勾当。他人湖州，恰好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告发庄氏之罪，庄允城即以数千两银子贿赂知府陈永命，换得劈毁书板的暂时安宁。可是已印行的庄书，就有一部操在吴之荣的手中。对他来说，手中有庄书，即有发横财的资本。他持书到庄家敲诈，又去朱家勒索，落得两手空空，一腔怨气。他便铤而走险，于康熙元年(1662年)冬上京告状。他摘取庄书悖逆忌讳之语，又在书中“朱史氏”下添刻“即朱佑明”四字，来控告庄、朱两家造写“逆书”。在他的手下，原来作为朱国祯撰史传论赞自称的“朱史氏”，竟变成了朱佑明的雅号了。
吴之荣告状的第一步自然是给庄氏定罪。他的告状，如今只能从陈寅清《榴龛随笔》有关论述推见一斑。陈寅清说：或问此书所以得罪之由，余不知其细，但闻诸前人：所谓“王某孙婿”(意谓王呆之子阿台的女婿)，盖即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盖即清之太祖，两皆直书其名。又如“长山衄而锐士饮恨于沙磷，大将还而劲卒消亡于左衽”，如此之类，散见于李如柏、李化龙、熊明遇传中。又指孔、耿(孔有德、耿仲明)之即位正朔，又大书特书。其取祸至有若斯者！
这段论述，是说《明史辑略》取祸的主要罪状有四条：一是不尊敬清室的先祖。书中不尊称清德祖、清太祖，而叫他们的名字塔失(塔克世)、努尔哈赤。直呼清室先祖名字，就犯了大不敬的死罪。其实，清室先祖臣服明朝，努尔哈赤即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受明朝册封为“建州都督”。
二是惋惜明军的失利。如“长山衄而锐士饮恨于沙磷，大将还而劲卒消亡于左衽”两语，对明军在满州战败，表示深切的哀悼，文中以“锐士”、“劲卒”颂扬明军阵亡将士，以“左衽”作为满州人统治区的鄙称，褒明贬清的情绪跃然纸上。
三是痛斥投降清朝的将领。如孔有德、耿仲明原是明朝的参将，但他们率先于崇祯六年(1633年)过渤海赴沈阳投降后金(清)，分别拜为都元帅、总兵官，后又晋爵封为定南王、靖南王，这在汉人看来，无疑是头号叛徒了。
四是不书写清之年号为正朔。书中自“丙辰”(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元命元年)至“癸未”(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均不书清天命、天聪、崇德等年号。
甚至在满洲人定都北京，君临中原之后，还把南明的隆武、永历年号奉为正朔，大书而特书。
这纪年直接关系到清初正闰之争。为此，不知断送多少汉族文人！
吴之荣第一炮打响后，他告状的第二步，就是扳倒朱佑明。朱佑明是刊影逆书”的赞助人，而吴之荣异想天开，要把他打成“逆书”编撰者，这才在书中“朱史氏”下补刻“即朱佑明”四字。如果朱佑明能证明“即朱佑明”四字确系补刻，那吴之荣就犯诬告罪了。恰好朱佑明押至杭州时，同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关在一起：赵因案情未审清而暂时拘留的。朱以家资的一半作为条件，请赵出庭作证原刊本“朱史氏”下没有“即朱佑明”四字。赵满口答应，出庭招供自己有庄书原刻本一部，书中“朱史氏”下没有“即朱佑明”四字，这书藏于湖州府学内。浙江满督抚即派人去搜索，及至庄书从湖州查获，案情旋即发展到了高潮，原来庄书原刊本上有作序、参订、校刻等人的全部名单，这给清廷抓人提供极大方便，以至“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人，则其家男女百口皆锒铛同缚，杭州狱中至二千余人”。多骇人的大狱！
奇怪的是庄书原刊本也救不了朱佑明的老命：佑明复辩非“朱史氏”，勘其“即朱佑明”四字，系吴改刻添亡诬陷的。吴之荣云：板[指书页]上张张有“清美堂”三字，今朱佑明南浔屋内现挂“清美堂”在上，何得狡辩？(清节庵辑《庄氏史案本末》)这“清美堂”匾额从南浔取来，便作为给朱佑明定罪的证据，竟使吴之荣的诬陷成为“事实”。真所谓“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文字狱里往往有这样的“奇迹”！
庄氏史案定谳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刑部审讯定案，拟罪奏报，因康熙帝年幼，由鳌拜等四辅臣裁处：主犯庄廷钺戮尸，父庄允城瘦死京狱，亦戮尸，赞助人朱佑明亦凌迟处死。庄、朱两家子侄 15岁以上者尽行斩决。据记载，“发庄龙(庄廷钺)冢，冢前有坊曰‘才高班马’。棺内富丽之甚，衣寿字绛衣，颜色如生，刽以刀碎其尸，脑出溅刽喉中，立死。是时天昏地暗，日色天光”。(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作序人李令晰(字霜回，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凌迟处死，“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
参订者凡 18人，均为江浙名士，有归安县茅元铭、吴之镛、吴之铭等5人，乌程县吴楚、唐元楼、严起云、蒋麟徵、韦全佑、韦全祉，吴江县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柽章，仁和县陆圻，海宁县查继佐、范骧。其中陆、查、范三人，因未见书，已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检举，免罪；董二酉已死，发冢斫棺，子董濯万处斩。其余 14人尽行凌迟处死。他们之中，吴炎 (1623―1663年)、潘柽章(1626～1663年)更是人中之龙，有良史之才。据说，吴炎就刑前夕，对弟弟说：“我辈必罹极刑(凌迟)，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后来顾炎武作《祭吴潘二节士诗》，把他们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说：“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
刻书、印书、订书、送板者一应俱斩。“一刻字匠临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谁养？’言毕就刑，其首滚至自门，忽然竖起，盖行刑之所，去家不远也。”(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字字皆血，令人惨不忍读！
卖书者、买书者皆斩。凡藏书者与著书一体同罪。赵君宋原有首告之功，只因藏有庄书原刊本一部，不能将功补过，定要以命抵罪。甚至学官亦连坐。原湖州知府陈永命、新任知府谭希闵、推官李焕、库吏周国泰、诸生徐典，乌程县学归安训导王兆祯等均牵连致死。其中陈永命在离任返京途中，听说吴之荣告陈永赖系江宁知县，亦株连处死。
庄氏史案究竟祸及多少人？通常说有 72人斩决，其中凌迟处死者 18人，妻妾儿孙及子侄 15岁以下被流徙为奴者数百人。恐怕实际的数字要比这多得多。有人根据被祸700家的有关记载推算，以为被杀的人至少在 1000人左右。(《中国禁书大观・中国禁书简史》)诬告的阴风在这惨绝人寰的庄氏《明史》大狱里，吴之荣捞得好处，不仅分得庄、朱两家巨额财产的一半，而且重新起用，官至右佥都。不过，他只“抖”了一年，就发恶疾死去。
可是他的阴魂不散，社会上以诗文诬陷敲诈勒索成为风气。
康熙三年(1664年)有恶棍诬陷《岭云集》编者案。乌程人闵声曾与好友吴楚批选唐诗，以《岭云集》为书名刊行。因诗集校对中有安徽富户范希曾，恶棍以编选者吴楚因庄氏史案获诛为借口来敲诈，未得好处，即向官府告发，致使闵声连同作序人吴宗潜一起锒铛入狱。
康熙六年(1667年)有沈天甫等伪造逆诗案。江南人沈天甫、吕中、夏麟奇、叶大等撰逆诗二卷，名《忠节录》(又称《忠艾录》)，或曰《启祯集》，伪称故明御史黄尊素(黄宗羲父亲)等 167人所作，胡明大仆寺丞陈济生编辑，故明大学士 6人作序。然后以诗集中“有隐叛与中兴等情”，向现任中书吴中莱敲诈。吴中莱细看诗序并非父亲手迹，即向巡抚御史控告。经刑部审讯，沈天甫等招供，诗序确系伪造。康熙帝下旨，将沈天甫等斩决，被诬者悉置不问。
康熙七年(1668年)有姜元衡诬告黄培家藏逆诗案。早在康熙四年(1665年)，山东莱州即墨人姜元衡已诬告其原主故明锦衣卫都指挥使黄培及其子侄 14人作逆诗，官司打了三年，仍无结果，到康熙七年，案情有了新的发展，姜元衡“揭发”黄培家藏《忠节录》诗集，书中辑有黄培《十二君唱和序跋》等悖逆文字，还节外生枝说此书系顾炎武搜辑发刻。其实，是山东地主谢长吉同顾炎武为了一桩房产债务发生纠纷，必欲置顾于死地，特唆使姜诬告顾编辑逆诗。顾闻讯即赴济南，投案入狱。经过多次审讯，顾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姜以沈天甫伪诗加上黄培《十二君唱和序跋》等拼凑成“逆书”害人的阴谋，驳得姜哑口无言。可是在澄清案情之后，清廷还不放过这位抗清的志士，又把他折腾了半年之久，才让人保释他出狱。这与康熙三年(1664年)因审查大儒阿奇逢的《甲申大难录》，竟把那位80多岁老人折磨一年多，最后无罪释放，用的是同样的手段。
清初

历史人物清朝初期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傅山简介，清初六大师之一

简介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傅山历来有“学海”的称誉，他工书善画，博极群籍，在经史子

集、文学诗词、书法绘画、钟鼎文字、医学医术诸领域都有精深研究，所提倡的 “经子不分” ， “经子平等” 思想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其研究、批点诸子著作之多、内容之广泛，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少见的。而诸子当中，最倾尽其心力、最能体现其思想风貌的则首推《庄子》一书。

傲骨凛然的傅山一生特立独行，对于经典、名士、权贵时有贬损、讽刺之语，独独对于庄生、《庄子》大加褒扬，奉为至论，嗜庄、好庄、迷庄之情溢于言表。其留存的诗文、杂记、批语中屡屡言及庄子。褒赞庄子、自认承续庄学的词文在傅山遗著中随处可见，其研究庄子的主要作品有《庄子翼批注》、《老庄二书》、《逍遥游》、《应帝王》、《读南华经》、《庄子天下篇》、《庄子理字》、《庄子情字》、《荀卿评庄子》等，此外还有大量散布在其他诗文、杂文中言及庄子的文句。

傅山一生遍注诸子，在《庄子》一书上着力最深，《庄子》的思想既是其精神的引领，又是心灵安顿之所归，其批注的方式与言述更彰显着个人活泼泼的生命气质。诠解《庄子》时对天地间 “情” 的推崇、以 “游” 的姿态应对人间 “是非” 、主张 “变” 、 “异” 的政治倾向，正是最能体现其个人特质与思想风貌的三个方面，通过对其庄学思想的探析，我们也能从中窥见其性情与学术之梗概。

对于庄子的著作，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仍然“时时在目”，在冰雪覆盖北国的严冬里，依然用工整的小楷书写《南华经》多篇。对于老子的著作，三日不读便觉得“舌本软”，难以启齿说话，五十岁过后还在“细注”，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些生动的记载说明，他对老庄之学是很推崇与重视的。他在一篇疏文中曾说：“侨黄老子，何笑正笑，漆园自云，其于宗也。”在这里他以“侨黄老子”、“漆园”自况自称，以承绪老庄之学的大弟子自许。

综观傅山一生行事作风与思想主张，可见他本质上是一个道家人物的性情：为人为学本于真性真情、自由自在，反对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因此，他极其憎恶“奴儒”为人为学的“奴性”：“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q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并由此而极力批判当时所谓上流社会是非颠倒的假仁假义。他自己也在很多场合与作品中反复强调、自陈：“老夫学老庄者也”、“我本徒蒙庄”、“吾师庄先生”、“吾漆园家学”、“愚父子学庄列”，还饱含深情地说：“三日不读《老子》，不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总是软底。何故？正坐猜度，玄牝不着耳。”“吾庄翁所谓绪余可以为尧舜者也。”

老庄哲学丰富，据史书记载，他们为人自尊，对人间功名利禄很淡漠，一生不得势也不愿得势，一生不得志也不愿得志，以穷尽人伦物理为天职。生活的道路对于傅山来说，与老庄十分相似，思想境界亦相通。这些都给傅山很深的影响，因此自然成为他进行研究的主要对象，使他成为明清之际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史书

《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遗逸二》

傅山，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谷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j堋Ｌ嵫г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一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继咸自九江执归燕邸，以难中诗遗山，且曰：“不敢友生也！”山省书，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於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原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龛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眉，字寿髦。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谈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f禅，眉乃称小f禅。

经历

明末清初之际，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道家人物。他的事迹生平，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炳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0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

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教伊斯兰天主教经典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因身着红色道袍，遂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

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康熙二年（1663年），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又在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京返并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傅山学术研究的重点是诸子，主要著作有《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注》等，另有许多有关诸子批注及文字散见在《霜红龛集》中。他以先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的源头，倡导并身体力行地研究先秦诸子学说，主张经子史文平等，开启了清代子学复兴的先河。

成就

身为道家思想传承者的傅山，无论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傅山的学问文章，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倾向。他赞扬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是有清醒的认识。清军入关明王朝灭亡后，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至于傅山的诗赋，则是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不仅是书法家、画家，而且是晚明清初遗民的代表，北方学术思想的领袖，著名学者，甚至被传为“武林高手”。其人其事早已成为山西一带的神话传说。当时道教佛教均尊引为本家。

傅山在思想上有“学海”之称，仅就自学研究著作而言，山西省博物馆现藏著作目录有：《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注》、《列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注》等。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

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评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77岁。

思想

傅山自谓， “老庄二书，是我生平得力所在，旋旋细字旁注，当精心探索，若省得一言半句，便有受用，可由入道” 。

傅山自称为道家,说:“老夫学老庄者也,于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霜红龛集》卷 1 7《书张维遇志状后》) 说明他不屑于称颂儒家的“仁义” ,并公开以“异端”自命。在《霜红龛集》中，傅山多次提到“吾师庄先生”、“我本徒蒙庄”、“吾漆园家学”、“老夫学老庄者也”。无论是从生活形态、思想气质还是艺术追求上，傅山都刻意向庄子学习。他诗作中有这样两句：“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表明他的高风亮节和特立独行的精神。

“轩辕道士”的“轩辕”二字首先指的是黄老之学的两大始祖之一的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姓公孙，因居于轩辕之丘，故名曰轩辕。他曾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被诸侯尊为天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和老子的思想经过齐国与楚国的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汉初立国，崇尚的也是这种“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严遵《老子指归》、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而四子真经所代表的玄学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说。

从传说中的祖先炎、黄二帝，到20世纪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从春秋战国时代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到当今现代思想、文化、科技熏陶下的一代风流——在漫长悠久而又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曾经在各个领域中涌现过多少杰出的人物，创造出多少丰硕的成果！他们就像绵延起伏的山脉上那一座又一座高峰，给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无限风光！而生活在17世纪的傅山，就是这些高峰中的一座。

傅山，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中国人的名字，往往带有时代色彩，并且寄寓着父母或者本人的理想与情操。如果说“鼎臣”这个名字具有浓厚的封建政治理想和传统礼教色彩，那么改名为“山”，就较为符合傅山的思想性格特点——用傅山的老师袁继咸的评语说，就是一种“山林气”，而改字“青主”，则更加突出了傅山自强不息、超凡脱俗的创造精神。傅山有两句诗就是“青主”的注脚：“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青羊庵三首》）从他一生的实践、创造和成就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确实称得上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峰！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跨越了两个朝代，顽强地生活了79年。他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呢？“荡荡乾坤病，戋戋肺腑收”（《病发示眉仁》），这两句诗是傅山自己一生的切身感受，它形象而概括地描绘了一个矛盾交织、激烈动荡、天崩地裂的时代和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因此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灵魂！傅山的前半生，是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明王朝最后的37年。在中原和西南地区，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在东北，民族斗争愈演愈烈，民族战争连年不断。在明王朝内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在党争中互相消长，此起彼伏。而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界，充斥着性理的空谈、复古的迂论、陈腐的八股和柔媚的艺术作风。在傅山39岁这一年，即公元1644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甲申之变，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旗帜插上了北京城头，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寿山；后是满清的铁骑跨过了山海关，旋即踏遍中原。这对傅山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虽然也在预料之中。“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年！”（《甲申集·甲申守岁》）以甲申为转折点，傅山的后半生，又赶上清王朝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最初40年，清军野蛮的镇压、屠杀和掠夺，汉族人民普遍的反抗，抗清义军的顽强战斗，南明王朝的苟延残喘，以及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文字狱和笼络收买……这又是一段血腥而动荡的历史！大矛盾，大动荡，包含着血与泪的大痛苦，却也孕育和锤炼着大人才！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李禺页、颜元、屈大均、吕留良、潘格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他们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关心民间疾苦和民族兴亡，不同程度地具有初步民主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倾向，掀起了17世纪后半期的一股进步思潮，可以说形成了继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活跃局面。其中傅山与顾、黄、王、李、颜，被梁启超并称为“清初六大师”，这是仅就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而言的。如果从思想解放的程度、学术领域的宽广、艺术创作的成就、医道医术的造诣等多方面看，傅山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多才多艺，多所建树，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确非其他人可企及。

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傅山一生有三件大事：早年，曾作为山西学生的领袖，为昭雪平反袁继咸冤案，反对腐朽的宦党和黑暗的暴政，领导全省诸生进京请愿，持续半年，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学生运动的先声。中年，曾从事秘密反清活动20余年，在49岁时被逮下狱，一年有余，几经严讯，备极拷掠，抗词不屈，绝食9日，抱定必死的决心，坚持斗争，终于获释。晚年，他主要从事著述，曾先后接待或拜访了昆山顾炎武、容城孙逢奇、富平李因笃、周至李禺页、和川戴务旃、彭城阎尔梅、番禺屈大均等一大批在野的文人、学者，以及当时尚未仕清的秀水朱彝尊、新城王士祯、太原阎若璩，实际上成为在野的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和代表之一，并以73岁的高龄，绝食七日，坚持斗争，拒绝参加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拒绝做清朝的官。这些壮举在他所处的时代确实够得上特立独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思想学术方面，傅山不仅堪与顾、黄、王并驾齐驱，而且比他们思想更解放，在反对以道统自居的理学说教、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束缚方面，战斗精神和独创性更强。他博览经史子集，开创诸子学，精通音韵学与名学（逻辑学），擅长金石遗文之学，确实无愧于同时代人的这种评价：“学究天人，道兼仙释（《柳崖外编》），”“博极群书，时称学海”（郭《傅山传》）。

在文学艺术方面，傅山的诗文思想性、现实性极强，写作不拘成法，任性直率，古奥老拙，慷慨苍凉，奇思逸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书法草楷篆隶，无不精工，豪迈不羁，独辟蹊径，名满天下，当时评价“在王铎之上”（戴廷木式《与张尔公书》）；绘画古雅入神，写意曲尽其妙，《图绘宝鉴》评论说：“其才品海内无匹，人不能尽识也。”

在医学方面，他精通医经脉理，擅长妇科及内外诸科，当时“人称医圣”（蔡璜《傅山传》）。

傅山在他的著作和书面题款上，也经常署名为公之它，亦作公他，又号石头、石道人、石老人、啬庐、随厉、六持、丹崖子、丹崖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不夜庵老人、傅侨山、松侨老人、侨公、太原侨、朱衣道人、酒道人、酒肉道人，或径称居士、傅道士、傅道人、傅子，又称老蘖禅、还阳真人、真山、侨黄真山、五峰道人、龙池闻道下士、观化翁、观花翁、橘翁、大笑下士、西北之西北老人。用现代的话说，傅山也许算得上世界上“笔名”最多的作家之一吧，而这些笔名又无不体现了这座“奇峰”的经历、思想和性格。

作品

著作

传世医书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傅青主女

科》，更是清代主要传世之妇产科专著。一说《傅青主女科》节自陈士铎《辨证录》等医书，系托名著作。但从其遗墨《医学手稿》，可知即《傅青主女科》“调经”部分。另著有《大小诸症方论》（1673年），据顾炎武序（1673年）称“予友傅青主先生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科杂症》一卷”，可见以上医书确为傅氏所著。

遗墨

傅山先生的遗墨，片纸只字，珍逾拱璧，他的独特书风代有传人，盛行不衰。在傅山的传世法书中，“杂书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品种。所谓“杂书”，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内容比较多样：自作诗文、笔记掌故、摘抄旧籍、点评人物，往往兼而有之，东一条，西一段，全册无统一主题与体例。

其次，是字体不统一，或小楷，或行草，篆、隶间出，花样繁多。而且由于是兴来即书，兴尽则止，?非一气呵成，故一体之中，风格、味道也不单一。

傅山为什么要写这许多“杂书”呢？根据他的身世和性格来理解，应是出于闲暇自娱、寂寞自遣的需要，或是作为一种调整心态、砥砺情操、研习书道的特殊修炼方式。由于没有特定的功利目的，因而“杂书”的创作心态十分轻松自由，作者的观点倾向、性格情绪和书写技艺均得以真实完美的展现。

众所周知，傅山是跳出名利场的高人，他“畏人如畏虎”，厌恶世俗酬应。但盛名之下，又无法完全杜绝笔墨酬应，故而常常由儿子傅眉、侄子傅仁等人代笔应付求字之事，后半生尤其如此。

书法

傅山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学问人，淡于名利，勤于读书。他的书法初学赵孟\\、董其昌，几乎可以乱真。他的《上兰五龙洞场圃记》为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作，与宋人风范毫无二致。宋代文人喜欢用生

傅山书画作品辟的字眼和典故，傅山也是如此。他学富五车，积学深厚，又颇具个性，加之书法界有了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和倪元璐等诸名家的影响，傅山的书法更是具有一种奇特的怪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对颜真卿的人品书品推崇备至，简直是五体投地。他写大字喜用颜体，如《集古梅花诗》，就是写小楷也用颜体，如《逍遥游》。邓散木《临池偶得》中说：“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象他的为人”。他的颜体写得非常好，流传至今的颜体大字楹联和榜书多件，皆端庄遒劲，刚健有力。

傅山在书法艺术理论上是有贡献的。他所提出的“四宁四毋”理论极其精辟，对整个艺术范畴有着普遍意义和深远影响。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足以影响中国书学领域。

作书宁追求古拙而不能追求华巧，应追求一种大巧若拙、含而不露的艺术境界。

宁可写得丑些甚或粗头乱服，也不能有取悦于人、奴颜婢膝之态，寻求内在的美。

宁追求松散参差、崩崖老树、也不能有轻佻浮滑，自然潇疏之趣，远胜品性轻浮之相。

宁信笔直书、无需顾虑，也不要描眉画鬓，装饰点缀，有搔首弄姿之嫌。

傅山自称漆园家学，继承发挥道家异端理论大有针砭时风、力挽狂澜之用意。可谓振聋发聩之洪钟，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学者相比，有很大不同。在他的诗文中没有丝毫替圣人立言，为统治者出谋献策的意思。他给自己起了个别号“观化翁”。既然清朝的统治已经巩固，世风人心正在越变越坏，于是就希望迅速地坏下去，物极必反之后就会突变。他对战国诸子都有深入的研究，认为古代的学术文化能够激励炎黄子孙奋发起来；他愿做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并盼望着民族的真正觉醒，从根本上铲除暴政。

金圣叹与傅山同岁，金喜欢对皇帝旁敲侧击，同时也对皇帝抱有幻想。而傅山却没有任何幻想，他写道：“李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做官只如做秀才，才成得狂者”。他对《周易·蛊卦·上九》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解释道：“王侯皆真正崇高圣贤，不事乃为高尚。其余所谓王侯，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

傅山在评论欧阳修《新五代史》时说：“王彦章粗鲁莽汉，仅死事可，特立死节之目，全未推敲所事所死者为谁也”。傅山此番评论多么尖锐！什么样的狗屁皇帝，值得为他死吗？对于那些不论什么样的皇帝，一见皇帝就俯首帖耳的奴才顺民们，这无疑是惊世骇俗训斥和一针见血的讽刺。

傅山晚年着力研究东周学术并获得巨大学术成就。《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空间就有傅山的专章，受到历史学家们高度评价。他对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重新评价了赵孟\\书法。试看他的《秉烛》诗：“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卑亦非常。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于一笔，何处发文章”。“斫轮”语出《庄子·天道》：“行年七十而老斫轮”。此诗为傅山七十岁后所作无疑。“赵厮”即指赵孟\\，“管卑”即赵孟\\之妻管仲姬，“奇人”则指赵氏夫妇。

傅山年轻时学赵，后来完全出于政治思想原因而痛骂赵字，并一再告诫儿孙千万不可学赵字。此时，在深入研究了王书之后，他才又把赵孟\\看作奇异的天才。

批评理学

万物皆道，秉承传承道家精神的傅山看到“道本不息如川之流”，道家犹如海纳百川，要博采诸家之长，这正式道家学术思潮的特点，他还特别提倡子学，通过考证，旁征博引，解释诸子，开出清代子学研究的先河。可见，傅山胸怀阔大、慧眼独具的过人之处。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这是明末清初的历史转折时期。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开始动摇,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判。在这股反理学的潮流中,傅山抱着抗清复明的信念,以先秦诸子思想,特别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武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阐发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被后人称为启蒙的思想家。

清初,封建统治者利用宋明理学进行思想统治,广罗明末知识分子为其服务。对此,傅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为了躲避朝廷的纠缠、掩护自己的政治活动,他过着四处游医的生活,并拜“还阳真人 ”为师，出家入道,自号“朱衣道人”①。因此,傅山的一生充满了道家色彩。

他曾说:“三日不读《老子》,不觉舌本软,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读《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口舌。,⑧“庄子为书,虽恢橘佚宕,于六经之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阂,鬼神变幻,要自不可缺。”⑧ 这些,都反映出傅山对待老庄思想的态度。

傅山离俗入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傅山的反清复明志向决定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认为“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④,“以《管子》、《庄子》、《列子》、《楞严》、《唯识》、《毗婆》诸论，约略参同，益知所谓儒者之不济事也。因而他喜欢老庄进而喜欢道家思想及道教。其次,傅山所处的时代是人们批判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时代,傅山本人曾多次发“反常之论”,主张“率性而为”,这和道家思想中主张的“顺物自然”、“漂然物外”的观点相吻合。而且在理论上对道家思想有所阐发。

结交志士

不久后,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傅山开始了长期、秘密的反清活动，暗中发展反清力量，而宗教无意是一股庞大的力量。为了更好的联络佛门道门志士，傅山穿朱衣道士服装，住在佛教的寺庙里,交友遍布儒道释各界,连伊斯兰教都有他的朋友。傅山虽是道士身份，但他戴黄冠，并非主张追求道教的超世间目标，从理论上，他认为成仙是不可能的，没有“百岁不死之人”。还批注过《金刚经》、《楞严经》、《五灯会元》并为23位同道僧人写下传略《二十三僧纪略》，在此纪后记中，他说：
　　

右书二十余僧，或习于往来，或一时交臂，其事迹未能详著，聊约略记之，为异日作传之资。

可见，傅山为道家，道海纳百川，并不排斥佛教，而是与佛教很多志士志同道合。

在《二十三僧纪略》中傅山记述了一批高僧大德。如：

“大美和尚，生于世家，隐于法门，其专心而精攻者，却为一切儒书……与予交最久，知其存心，断不在禅……”

“尺木禅师，明宗室也。历访名山大川，雅不与庸俗人言。其所抱负，有大而无外之慨……”

“石影和尚，明时进士，博学多才，嗣隐梵宫，往来于鸿儒大雅之门……”

“元度，明之名儒。至清，隐于释，能诗善书……”

“雪峰和尚，儒教中人也。生于明末，抱不世之才，竟未得一试。”

傅山亲历了明清易代的大变动。其时大批气节之士，心怀故国，强烈反对民族压迫和屠杀的暴政，不愿甘受清廷的笼络和奴役，不少人遁入山林，出家为僧，如戒显、澹归、药地、蘖庵、担当、大错及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均弃家为僧；黄宗羲对那些朝代更替之际出家为僧的读书人有一句话有意思的话:“是不甘为异姓之臣,反甘为异姓之子”。当入清之后，清廷颁布了带有民族歧视性质的“剃发令”，傅山不愿意剃发，而为僧则必受披剃之礼，故他入道坚持束发，以示与清廷不合作的决绝态度。但在思想上，他又与同道为僧者志节相同，意气相投反而在书中不屑谈及道教经文，所以，他愿意结交佛教道教方外之士，培养反清势力。

如此等等人物，原来他们都是披着袈裟的儒士或遗民，都是有抱负、有才能的人物，是明清之际一批不逢时运的志节之人。傅山月旦人物，所评难得一赞，而对这批人物却评价甚高，视他们为同道。由此，可以窥知傅山入道门交方外友自有其用心，与泛泛佞佛之辈、道教之徒根本不同，结交他们可以更好的为反清复明积蓄力量，并借助佛门道门的宗教力量促成了"遇仙传书案"、"朱衣道人案"等多次反清复明运动事件。

隐居

明亡后，傅山衣红衣，居山寺，改号朱衣道人，从事着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清顺治11年（公元1654年），傅山因南明总兵宋谦在晋豫边界起事反清，事败下狱，成“谋逆钦犯”，虽遭严刑，却坚贞不屈，曾绝食九日，濒临死亡，后经营救获释，此案曾轰动一时，被称作“朱衣道人案”。顺治14年（公元1657年），顾炎武因江南已无法容身，“浩然有山东之行”，应傅山之邀，千山独步，天马行地，来到了太原。顺治16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克镇江，袭南京，张煌言攻安徽，江南反清形势似转机，傅山闻讯后，急忙南下，既至南京，郑张已败走，他只好带着又一次地扫兴回到太原，其后一直隐居于晋祠云陶洞。他曾作《宿云陶》诗：

雾柳霾花老眼憎，云陶稳睡拔鸡鸣；晋祠三日无吟兴，只忆观澜智勇生。

隐居期间，他吟诗作画，潜心著述，并与顾炎武、阎若璩、阎尔梅、朱彝尊等学人考证晋祠，感怀晋史。傅山待友必煮茶，故有人也将云陶洞称作茶烟洞，“石室茶烟”是晋祠内八景之一。景宜园距云陶洞数步之遥，园内“杂树交荫，希见曦影”，此地为傅山饮茶品茗处。

期间，傅山先生在此还留有许多书法作品，其中嵌于朝阳洞石阶下周柏旁壁间的“晋源之柏第一章”最为要紧，其字行楷中揉魏碑，舒缓里见矫捷，遒劲得力，练达通脱，一看便知是高逸出世、遗身物外之作，难怪能被阎若璩誉为晋祠三绝之一。难老泉亭内的“难老”匾、圣母殿廊下的“永锡难老”匾均为名题。嵌于文昌宫墙壁上的《文昌帝阴骘文》也出自他的手笔，全文446字，小楷写就，直师钟繇，工整不苟，玉润珠圆，是其罕有的小楷作品。另外，景宜园楹联“茶七碗，酒千盅，醉来踏破瑶阶月；柳三眠，花一梦，兴到倾倒碧玉觞”、同乐亭楹联“万竿逸气争栖凤；一夜凌云见箨龙”，“梧桐月白杯中照；杨柳风来画上川”，也均为傅山所书。云陶洞楹联“日上山红，赤县灵真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之上联中的“日”与下联中的“月”合璧为明字，“珠明”则暗指朱明。

傅山对晋祠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书法、著述，更在于对晋祠操守的提升、品格的趋高。“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云陶洞紧邻朝阳洞，占据着晋祠云至高。俯瞰全园，了然一目，远眺田畴，隐约可现。除去一年一度庙会里的纷杂熙攘，除去平日偶有挚友造访，这里少有游人光顾。园日涉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当石磴上青苔侵阶、隙间拱草，秋树下的扫叶人又把一季的春华挈走时，傅山先生慨叹感怀之余，却未倦慵喟然，诗作愈发激昂高亢，著述愈发精邃深湛，书法愈发奕奕神采，意志愈发贞固刚毅。他不是“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隐逸者，也非“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的削迹仙。

论及晋祠的操守、品格，岂有不言傅山傅青主者也！

与酒

人们都知道傅山是一位伟大的道家思想文化大家，当时被人誉为“学海”。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傅山还是一位好酒的性情中人。他在取得巨大的思想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与酒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尤其是他与享誉国际国内的佳酿竹叶青，还有一段不能割舍的渊源。

傅山年轻时就嗜好喝酒。他在霜红龛读书时，曾作《红叶楼》七言绝句一首，其中一句就是：“傅山彻夜醉霜红。”明亡以后，由于感情郁积悲愤，傅山对酒的爱好也越来越浓了。明亡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傅山痛苦地写道：“无情今夜贪除酒，有约明朝不拜年。”傅山在长期的流寓生活中，除了书籍与笔墨之外，唯一不能离的就是酒了。当然，傅山与普通好酒的人不同，他除了对酒有种天然的喜欢外，还把酒作为发泄愤懑和交流思想的媒介。他和他的同道认为，酒是“真淳之液”，酒后能吐真言。

在傅山十多年的流寓生活中，汾阳是他寄居和活动较多的地方之一。而汾阳正是汾酒和竹叶青的诞生地，因此，傅山便与竹叶青有了修订和完善之缘。

说起竹叶青，它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这一年，山西酒行又要开酒会了，一东家吩咐两个伙计备好一坛新酒抬去参品。这天天气特别热，伙计俩走得又热又渴，到了正午，恰巧来到一片竹林，两人一商量，决定先在竹林里凉快凉快，找口水喝。可哪有水呢！伙计俩顺手从一株成竹上扯了两片大竹叶，捻成两个小酒杯喝起来。他俩喝完酒却傻眼了：只剩下半坛子酒，怎么去交差呢？

两人走不多远，又见到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个小水洼，上面飘着的一层竹叶将洼中的水映得晶莹碧绿，甚是惹人喜爱。这伙计俩赶紧把酒坛子放下，蹲在小水洼边，你一下，我一下地往坛子里加水，不一会儿就把坛子灌满了。

再说酒会上。就在各家的酒快要品尝完了，只见这伙计俩满头大汗地抬着坛子走进会场，东家揭开坛盖，舀了一碗酒，恭恭敬敬地捧到酒会会长面前。不用细说，这年酒会上，伙计俩送去的酒名列榜首！

后来，东家买下了那块地皮，将自己的酒坊迁去，在小水洼上打了一眼井，又从酿造技艺上努力改进，还在酿好的酒中加入新鲜的竹叶，终于酿出了别有色味的好酒，取名“竹叶青”。

唐代的竹叶青已经名气不小，武则天曾吟咏道：“酒中浮竹叶，杯中写芙蓉。”初唐诗人王绩也写道：“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可见，唐代的竹叶青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到了宋代，竹叶青的配方中已有了中药的成分。而竹叶青能有今天的独特品质，则是因为傅山对其配方的修订。

据记载，傅山经常往来于汾阳，他行医道，品美酒，并从保健和养生的目的出发，对竹叶青的配方进行了研究，还与许多酒工成为好朋友。一日，傅山看酒工浸泡药材酿造竹叶青酒，有深厚中医学基础和丰富经验的他便教酒工如何浸泡，如何搭配中药材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酒工们按他说的方法一试，果然酿出的酒不仅味道芳醇，金黄透亮，医治经络疾病的疗效也显著提高。傅山将竹叶青的配制用药由过去的四五种改为十二种，保留了竹叶的成分，使竹叶青具有多种保健养生功效，成了今天名重天下的佳酿。

傅山流寓四方，喝过各种各样的酒，但他最欣赏的酒中，应该少不了自己亲自修订完善过的竹叶青吧。

作品

处于董赵书风笼罩书坛之际的傅山，也曾学过赵孟\\，明亡以后专攻颜鲁公，再后直取魏晋，逆流而上，直入渊薮。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他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朴实古拙。他曾说：“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处，终是俗格。”傅山喜以篆隶笔法作书，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年以前已得时誉。他后期对赵字贬斥得很利害“予不极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霜红龛集》)。这一段书评史上“书如其人”的典型论断，自然这与他生逢易代之特殊时期有关。他还在《作字示儿孙》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这种论述针对当时“奴书”盛行的清初书坛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力倡“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以自然天倪为尚，三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傅山的主要作品有：

1、《草书孟浩然诗》：此卷书录唐代诗人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等诗十八首。此卷书法纵逸奇宕，字与字间不相连属，结字欹正相间，古拙雄健，但笔意相连不断，充分体现了傅山书法艺术之特色，亦是对其书法美学思想作了最好的诠释。此卷向被视为傅山草书中的上乘佳作，代表了傅山中晚期行草书的最高艺术水平。

2、《右军大醉诗轴》：是傅山的代表作，诗云：“右军大醉舞蒸豪，颠倒青蓠白锦袍。满眼师宜欺老辈，遥遥何处落鸿毛。”其流畅的用笔中仿佛有着某种生拙的气息，然而其用笔又在法度之中。缠绕游丝的强调，使字与字，笔划与笔划间的疏密空间对比格外鲜明。其间欹斜反正、相避揖让、纵敛开合等艺术手法，在傅山的手下运用得十分娴熟，仿佛均在不经意中，真率的情感、大起大落的章法，充分表现了他博大精深的胸怀。

3、《行草五律诗轴》：此轴书录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五言诗一首，书法笔势雄奇，连绵飞动，起伏迭宕，字间连带自然，表现出生气郁勃的宏大的气势，体现了书法家极强的个性。结字不求工稳，单个字显得欹侧不稳，然通幅观之，气韵生动，结构自然，字形大小的变化更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和跃动感，给人以朴拙遒美之感。

释文：“风磴吹阴雪，云门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装绵。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书为松初先生词伯教政。傅真山。”

4、《草书立轴》：傅山这幅草书，天马行空，如此的绚丽灿烂。他的诗句，风云飞动，姿态翩翩，线条缠绵萦回，无起无止，如古藤盘绕，时而笔断意联，顾盼生姿。他的每一个字乱头粗服，不可羁勒，却又天真烂漫，有着如此令人心神不安的美。从“城郭休还”、“哀猿啼处”的黍离之悲，到“沧江白日渔樵语，日暮归来雨满衣”的明净的心灵，傅山的整幅草书充满了精神上的自由，沉静的美。任侠，赋性刚直不阿。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教诲和青睐。崇祯年间傅山与薛宗周等生员百余名联名上书为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土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他又多次从事反清的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康熙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时已七十二岁，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荐其进京应试，他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竟令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门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试，授封“内阁中书”放还。他既不谢恩，亦不接受，出京时，送行者途为之塞。

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道佛之学，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精内科、妇科、儿科、外科，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青主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

宗师

傅山在中医药史上的“大师”级地位

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辞海·医药卫生分册》在“医学人物”中，收入上自传说中的岐伯、黄帝，下至1975年去世的中医研究院副院长蒲辅周，约5000多年的中国中医药史上，共收中医中药学界重要人物71人，其中山西仅有一人，即傅山。

在“傅青主”条中，释述：“名山，……博涉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提倡‘经子不分’，目的在把诸子和六经列于平等地位。兼工诗文、书画、金石，又通医学。传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书，疑系后人托名之作，但其书流行颇广，有参考价值。”在辞海所收71名中医中药学界的“大家”中，绝大部分是一生专门从事医药的，精通经史或兼工书画的仅七八人。只有宋朝的沈括是政治家、科学家兼医学家，傅山是思想家、道家学者、艺术家而又以医名世的大医学家。傅山他自称“老夫学老庄者也。”,并将其丰富的道家哲学思想运用到医学中。由此可见傅山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虽以“余力”研究医学，但却称得上是一位“医学大师”，而决非一时一地的“名医”。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傅山的传记收入《哲学》卷中，但同样肯定他“又精医学”。在《哲学》卷中所列中国古今哲学家约为200名，其中除傅山外，其余诸人中讲到精于医学的只有宋代的沈括。

傅山的临床医学著作

临床基础理论著作《外经微言》

《外经微言》，清代抄本，共分九卷，一卷论养生、天癸、月经、子嗣、寿夭，二卷论经络始终、标本顺逆，三四五卷论五行生克、脏腑气化，六七卷论五运六气、四时八风，八卷论伤寒、瘟疫，九卷论阴阳寒热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发《内经》理论，有关学者认为是“学习和研究《内经》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浙江省中医杂志》1982年第5期“医苑之窗”。）

综合性临床著作《辩证录》《大小诸症方论》《石室秘录》

《辩证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年版）以“证”为纲，共14卷，分外感科、内科杂症、妇科、外科、幼科5科，126门766症，理、法、方、药悉备，年希尧（广东巡抚）在序言中说该书“真有仲景诸公所未及者，而辩证折中补救，诚为仁人济世救物之至宝”。《大小诸症方论》以“方”为纲，其中

“小儿科方论”介绍小儿常见病24种用方37条，“杂症方论”介绍内、外、儿、妇、眼科病174症用方264条。顾炎武在序言中评为“卫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石室秘录》又以“法”为纲，以128法统内、外、妇、儿、伤五科406症，体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病同治、异病异治”的规律。如体现地域差别的 “东南治法”、“西北治法”，体现时间差别的 “春夏治法”、“秋冬治法”，体现病变部位差别的上、中、下治法，体现病者年龄性别差别的老、少、男、女治法，体质差别的虚、实、肥、瘦治法等。

专科著作《傅青主女科》、《男科》、《青囊秘诀》（外科）

《青囊秘诀》把外科疾病视为整体病变的局部表现，对21种疮疡，使用98条方剂口服内消，形成了系统的以消、托、补为主要内容的理、法、方、药完备的外科医疗体系。《女科》、《男科》则流传更广，尤以《女科》著名，在当代中医妇科仍奉为案头必备之书。

傅山所作小楷<金刚经>，长篇楷书，一丝不苟，婀娜俊美，秀盈流畅，《中国书法全集》中选自作联“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是当时傅青主关于其书法生活艺术追求明显生动的描绘。

评价

顾炎武：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又酬傅处士韵》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广师篇》

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与潘次耕札》

毕亮四：

公他高洁，扫除百年芜秽靡蔽，一意孤行，不在龙门之下。——《西北文集》

【解读】毕振姬，字亮四，高平人，明末乡试中曾得头名解元，为一时名士。清顺治时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公余独坐陋室中，布被瓦灯，伏读不倦，著有《尚书注》、《西河遗教》等，自称是西北之人，因此其文集名为《西河文集》。傅山与他交往，学术见解时合时不合。傅山别号“公他”，毕亮四评价他的思想学术说：“公他高洁”，“高”是高瞻远瞩，立足点和境界高；“洁”是不受时弊污染，不为流俗所蔽。毕亮四认为傅山在思想文化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扫除百年芜秽靡蔽”，即明代后期以来思想学术界的种种弊端。还说傅山“一意孤行”，以巨大的思想学术勇气，冲决一切束缚，不畏艰难险阻，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超前突破。毕亮四的评价，非常切合傅山的思想特色和学术风格。最后一句是论定傅山的思想学术地位，认为“不在龙门之下”。“龙门”，指河东龙门县人王通，隋代大经学家，曾讲学河、汾，著有《中说》，四方学者自远而至者千余人，死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毕亮四把傅山和王通这两个山西籍大学者相比，就其影响之大而言，还比较切合；但就其思想的创新和意义的深远而言，傅山远远超过王通，毕亮四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发明头脑

“头脑”作为食品名称并非傅山首创，据考证大约始于十四世纪末(元末明初)，《水浒》第五十一回中有“赶碗头脑”的话，足见那个时期已经有了卖“头脑”的饭馆，当时的“头脑”用什么材料，如何做法，不得而知。作为食品的“头脑”也并非只是太原的传统名吃，上海有一种名吃也叫“头脑”，与太原的“头脑”原料、做法、完全不同。但不管怎样，提起“头脑”，也叫八宝汤，是由八种原料制成，羊肉、莲菜、黄酒白面等，是冬季的最佳补品，所以，人们总是想到太原名吃，想到傅山先生，这是因为太原的“头脑”是傅山发明的，太原“头脑”最有养生价值，文化底蕴也最丰厚。

纪念

“傅山祠堂”，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傅山先生故里“西村”。是在一户老夫妇二百多亩的农耕与民居两用地上建造的，占地约一百多平方米。古代，这里属太原府阳曲县管辖，解放后，归太原市北郊区。

自先生仙逝三百余年以来，百姓无时不刻，用各种方法纪念来表达对先生的爱戴与敬仰，在西村先生故里，百姓自发地造祠堂，虽矮小简朴，又多次遭受毁坏，多次靠这户村民自己微薄的力量再修缮，九十年代末，改为水泥与木料混合结构。在老夫妇的日夜看护中，祠堂中一点一点彩绘装饰，重新泥塑了先生塑像，并在2006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先生诞辰四百周年〔虚岁〕纪念日，安装悬挂了“傅山书体传承人”邵学军先生题写的“傅山祠堂”牌匾，以供各地文人雅士瞻仰，及善人求仙问医。

“傅山纪念馆”，位于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内胜瀛楼的西南侧，是坐南向北的一座清代建筑的四合院，其总占地面积553.5平方米，整个馆址东西宽20.7米，南北深27米，馆内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构形与装饰，内有南屋五楹，东西配房各三间，前开屏门，别成院落，东北隅辟小门，东出别构小院。馆内四周连通，布展灵活方便，为回廊式的展厅，雕刻精致，油饰彩绘，雅致怡人。纪念馆是永久性陈列展览与收藏傅山书画精品、文献资料及对外文化交流，举行各种活动的重要场所。傅山纪念馆，原为同乐亭，创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清乾隆书法家杨二酉《同乐亭记》写道：“里人岁时宴飨，来会于斯，无移樽择胜之劳，有少长咸集之盛，故颜其亭曰同乐。”刘大鹏有联“同声相应，同会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1964年，经太原市政府批准，在同乐亭原址上，向西扩建三米，其名由同乐亭改为“山西历代书画馆”，此名匾由郭沫若题写，后改为为“傅山书画展览馆”、“傅山纪念馆”。

作为三晋文化名人傅山的故里，从古到今，用傅山命名的学校、街道、医院、商铺日渐增多，为挖掘傅山文化及其产业，打造弘扬傅山文化氛围。早在一九九二年初，原北郊区委书记范世康就作了打造傅山名人品牌、开发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向阳工商十里一条街的批示，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又进行了三次大的规划。二四年为进一步挖掘傅山瑰宝，在区委、区政府的牵头下，在向阳镇党委、政府的积极配合下，策划了“中华傅山园”“傅山广场”的建设规划项目。

山西作为傅山先生的故乡，山西人民始终对先生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怀念。2007年，当此傅山先生诞辰400周年之际，目前收藏有国内最多先生遗墨的山西博物院，联合晋祠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多家大型文博收藏单位，将之前分散各地的先生书画作品汇聚一处，作一集中展示。这是300年来很多先生手泽遗珍第一次重归故里，也是先生作品的空前大聚合，这是纪念傅山先生的一次隆重活动。暂定于2007年9月25日左右开，展出时间三个月。

傅山墓

清乾隆32年（公元1767年）陶淑著，河北省《衡水县志》地理卷之二地理丘墓第十五页载：“明傅山墓在治西四十里”。清道光二十三年编印的《阳曲县志》中，有如此记载：“国朝征君傅山墓在西山“。

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镇呼延村西的崛围山，南北走向，山势陡峻，南有青峰，北有飞云峰，两峰间是东西方向的山谷。山上有著名的多福寺、舍利塔，现为太原市的一个旅游景区。从南峰脚下直到山顶，有顺山而筑的石阶，踏着石阶往上大约三百级左右，路旁便见一座现代用砖围砌的墓碑，正中刻有“供奉傅山先生之神位”的字样。

傅山碑林公园

傅山碑林公园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并河东路与康乐街交汇处

相关诗联

上联：竹雨、松风、琴韵；下联：茶烟、梧月、书声。

——傅山自题

清初文字狱，鸡变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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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清朝初期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傅山简介，清初六大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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