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帮结派，党争误国

Posted 2023-01-03 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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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结派，党争误国

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世宗朱厚熄以藩王人继帝位，作为其伯父、孝v樘的继承人做上了皇帝。但是，从血缘关系看，世宗的父亲是兴献王朱v杭。那么，即位后的朱厚熄是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即父亲)，呢，还是称孝宗为皇考？世宗下旨令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振主张应遵循封建礼法，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而以张璁为首的一派则迎合世宗的旨意，认为继统不继嗣，应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两派争了三年。最终以世宗作后台的张璁派取胜，反对派一百三十四人被廷杖下狱，十六人被杖死，还有一些被谪戍或罢官，而张璁因迎合世宗旨意得宠，取得了内阁首辅的地位。统治阶级内部这场大辩论，封建史家称之为“大礼议”。“大礼议”之争的实质是官僚集团争夺内阁首辅权位的利害冲突；嘉靖、隆庆两朝，各派官僚对内阁首辅权位的争夺从无间断，任何一个新任首辅莫不是踩在旧任的肩膀上而上台的。倾轧排挤，此上彼下，纷争不已。
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到了万历朝，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各派官僚集团的政见不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利害冲突发展到了高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他们联帮结派，势同水火，激烈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覆亡时为止。
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生下朱常洵。王恭妃无宠而郑贵妃最得神宗宠爱，因而，郑贵妃就恃宠企图为其子朱常洵谋取皇位继承权。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有怀疑郑贵妃从中作梗的，甚而攻击执政，痛责首辅申时行“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说他和王锡爵依违其间，不敢秉公力争。申时行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辞官。但是，另两位力请立朱常洛的辅臣许国、王家屏，也因忤神宗意，被斥出阁，归家。这个问题争了十五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国本”。
在“争国本”时，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并率先责备王锡爵，和他交章论辩，使神宗皇帝内心非常不满。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推举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解职的故首辅王家屏，再次忤神宗意旨，因之被罢官回老家无锡。无锡城东有座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讲学的地方。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等人便倡首把它修复。
修复后，顾宪成和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在里面讲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一些对世道看不惯，和当局合不来的所谓“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纷纷闻风响附，来的人多得连书院都容不下，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讲学之余，在东林书院讽议时政，臧否人物，自负气节，和当权派相对抗。他们的言论得到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朝中和他们同观点的官僚士夫也与其遥相呼应。东林书院无形中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就把他们称为“东林党”。
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善于迎合神宗旨意，于万历二十二年人阁，从三十年(1602)始任首辅。
他纠集浙江籍京官，专与东林党人作对，被称为“浙党”。此外，还有“齐党”、“楚党”、“宣(安徽宣城)党”、“昆(江苏昆山)党”等，都是以地缘关系串通为帮派体系，其中浙党势大，齐、楚诸党依附于它。他们联合攻击东林党，被时人看作邪党。两大派展开激烈的争夺，互相倾轧，各不妥协。
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的手段。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六年考核一次．每逢巳、亥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了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中察典、被罢官的境地。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浙党官员钱梦皋(gao）、钟兆斗等受贬谪。沈一贯大怒，搬出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从中阻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秦党孙丕扬主持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主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时被逐殆荆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大事报复。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明朝到了万历之时，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抨击贪婪奸诈的太监，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著名东林党人顾宪成认为土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他在讲学时说：“在朝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为官，志不在民生；闲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这些都是君子所不能做的。”这些话被传为一时名言，顾宪成及其同志被誉为清节榜(kua，美好、的意思)修”、“士林标准”。曾任翰林院检讨的姚希孟，反对“加派”和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明廷滥征滥派，使财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百姓忍受着“竭泽而渔”的痛苦，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一样的危险。明神宗“好货成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处搜刮财货，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风阳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裁抑其爪牙，捕杀其党羽，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年，而木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监，并指出利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政权，但是也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误国

牛李党争，唐朝的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

唐朝的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

牛李党争是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扎，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高官争权的现象，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开端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疾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斗争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进士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结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于是便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当然很同情李宗闵。于是以后牛僧孺、李宗闵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结成一派，两派明争暗斗的很厉害。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上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拔成宰相。这样，两人一掌权，就极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贬谪他为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那时候，西川附近一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甘孜州东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书朝廷，以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飞黄腾达。但是宰相牛僧孺却对唐文宗说：“李德裕收复了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那才不上算呢！”牛僧孺还要唐文宗下诏叫李德裕将维州还给吐蕃，李德裕气得要命。后来到了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当上了宰相。他极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牛党的人都贬谪到南方去了。846年，唐宣宗即位后，对武宗时期的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把李党的人全部贬谪到朱崖州（今海南）去了。至此，闹了40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了，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乱得不可收拾了。领袖顾名思义，人们通常认为“牛李党争”中的领袖分别为牛僧孺（“牛党”）和李德裕（“李党”）。然而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事迹在史书上出现得很少，这使得有人怀疑他的党派领袖地位，认为他只是李宗闵拉拢过来打击李德裕的工具。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早在穆宗时期，时任宰相的李逢吉就举荐过牛僧孺，被认为是利用牛廉洁正直的名声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后来，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辞去了宰相的职位。文宗太和四年，入相不久的李宗闵再度举荐牛僧孺时，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样的考虑。根据这种观点，李宗闵应被视为“牛党”的领袖，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义上的。另外一种观点希望扩大两个党派的领袖人选，即将牛僧孺和李宗闵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继承者，而将李德裕视为裴度的政治继承者。在宪宗时期，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裴度被驱逐出京师。如果认可这种观点，牛李党争的展开时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锋。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

“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

“安史之乱”后，朝廷官僚集团内部结党树派，争权夺利，史称“朋党之争”。“牛李党争”则是唐朝朋党之间历时最长，斗争也最为激烈的一次党争。其中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其主要成员还有李珏、杨嗣复、令狐綯等；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其主要成员有李绅、郑覃、陈夷行、李让夷等。

“牛李党争”始自宪宗元和三年（808）策试贤良方正科。当时应试的举子牛僧孺、李宗闵在考试中抨击时政，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将他们的策文评为上等，使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李吉甫向宪宗陈述此事后，宪宗贬斥了杨於陵、韦贯之等人，牛僧孺、李宗闵也长久不能迁任，通常认为这一件事揭开了“牛李党争”的序幕。在这以后，双方的斗争互有胜负。唐穆宗时，牛僧孺因为得到宰相李逢吉的引荐，拜为宰相，遂将李德裕贬为浙西观察使；文宗时牛李两党并用，每逢在朝堂议政时，双方便互相攻击不已，致使文宗感慨：“除去河北的贼子（指河朔三镇）容易，要想除去朝中的朋党却实在太困难了。”武宗时，李党掌权，牛党失势，李德裕为相，李宗闵被贬死，牛僧孺被黜。宣宗时，牛党当政，白敏中、令狐綯先后为相，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广东儋县西北）司户，不久即死于崖州，李党被清除，而牛僧孺还朝后也病死。至此，历经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的“牛李党争”才告平息。

牛李党争是什么典故？

唐朝后期，朝官内部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其中突出地表现为牛李党争。李宗闵、牛僧孺是牛党首领，笼络一批进士科出身的人结成朋党，李德裕、郑覃是李党首领，其成员大多出身世家大族，靠门荫入朝做官。

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强大，牛党对割据的藩镇一惯持姑息养奸态度，李党则坚决主张平叛。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做宰相，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李吉甫为唐宪宗出谋划策，平定刘辟叛乱。中国名画在朝中，李党主张政治改革，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李吉甫看到朝廷人浮于事，就建议裁汰冗员省并州县。宪宗采纳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813）精简京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外官八百零八人。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员一千余人。精简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牛李党争开始于宪宗朝，持续到宣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李宗闵、牛僧孺以贤良方正对策，策文指斥李吉甫“炽于武功”，李吉甫泣诉于宪宗，宪宗贬逐了考官杨於陵、郑敬等人，李宗闵、牛僧孺也长期不得升迁。穆宗长庆元年（821）用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初，韩弘入朝，人多流言，其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以钱财贿交朝中权贵。公元823年，韩弘父子俱卒，孤孙弱小，不能主事。穆宗遣使至其家，取其账簿自视，朝中权贵多纳弘贿，至牛僧孺名下，牛句细字注其左：“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帝大喜，谓左右：“吾不谬知人。”遂以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时李德裕与牛僧孺均有人相之望，而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从此“八年不调”，以为是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为相，于是牛李之怨愈深。第二年，穆宗服长生药致死，敬宗即位。李逢吉为相，勾结内官王守澄，排挤守正的朝官。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会发生变乱，于是上表辞相，出任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由于部分朝官竭力推荐，公元826年，裴度出任宰相，李逢吉遭贬，出任节度使。公元827年，宦官刘克明等弑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等杀李悟，发禁军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唐文宗。文宗深患宦官势倾朝野，欲借助朝官力量与宦官对抗。太和三年（829），召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朝夕且为相。李宗闵得宦官帮助，先入仕为相，排挤李德裕出任文成节度使。太和四年春，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排斥拥戴李德裕的朝臣，并将李德裕调至远离朝廷的西川为节度使。“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不久，文宗又用翰林学士宋申锡为相，谋除专权之宦官。大和五年（831），宋申锡推荐王瑶为京兆尹，且告之除宦官之谋。王瑶泄密，郑注知之，使王守澄诬宋申锡谋立皇弟李凑。文宗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信严加审讯。宰相牛僧孺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中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郑注恐诈谋被侦知，乃不追究。文宗贬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向南诏索还被虏蜀人四千，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之降，收复维州。文宗使群臣大议，牛僧孺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文宗以为然，诏李德裕以城归吐蕃，执悉怛谋送还，吐蕃诛之于境上。牛李结怨益深。大和六年（832），有人对文宗说：“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文宗亦后悔，牛僧孺因此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召李德裕还朝，为兵部尚书。第二年，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乎章事。李德裕人谢，文宗问：“而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答：“今中朝半为党人，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不久，李宗闵亦罢相，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大和八年（834）底，文宗中风。第二年，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颇见效，遂有宠；又荐“善《易》”的李训人宫，文宗欲用为谏官，李德裕奏曰：“李训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顷年恶积，天下皆知，无故用之，必骇视听。”文宗不听，授为四门助教。由是王守澄、李训、郑注皆憎恨李德裕，怂恿文宗召回李宗闵为宰相，排挤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后，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吏调动频繁。唐文宗无策，只好叹息：“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他原想去除朋党，却加强了李宗闵朋党，而李宗闵又依附于宦官王守澄。唐文宗想除掉宦官，将心事告诉郑注、李训，二人为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郑注又在文宗前诋毁李宗闵，将之贬为明州刺史、再贬为处州长史、潮州司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同党，贬斥到外地，重要官位均安置上二人心腹。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人心不稳。李训、郑注二人劝文宗下诏曰：“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人心稍定，唐文宗任用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合势以除宦官。大和九年（835）11月，李训等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澄，又策划“甘露事件”谋杀仇士良，不料事败，反被宦官所杀。开成五年（840），仇士良立李瀍为唐武宗，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德裕入谢，对武宗大言朋党之弊：“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自以为没有朋党之嫌，岂不知已卷入朋党。时牛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恰襄州（今河北襄阳）大水，李德裕将此地遭灾的罪责全推到牛僧孺身上，撤销他的职务，调为太子太师。不久，又将牛僧孺藉故废去，又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激起牛党仇恨。牛僧孺、李宗闵被贬，李德裕犹不甘心，于会昌四年（844）借机揭发牛、李与昭义镇叛乱分子勾结。唐武宗大怒，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把李宗闵流为漳州长史。一个月后，再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两个月内，连贬三次，实属罕见。会昌六年（846），武宗服金丹致死，李忱继位，是为宣宗，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宰相，贬斥了李德裕，又起用遭李德裕贬斥的人，牛党得势。此后，李德裕、牛僧孺相继去世，朋党之争渐熄。

像唐朝“牛李党争”是怎样的？

朋党之争，是封建政治中常见的现象。但像唐朝“牛李党争”持续时间之长、为祸之烈者，却不是很多。一方面，封建帝王严禁臣下结党；另一方面，又希望臣子中有些派系之争，以便分而治之，为我所用。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心传，也是历代王朝政治黑暗与衰败的因素之一。唐朝的“牛李党争”，也不例外。

在唐朝后期的朝廷政治中，“牛李党争”是持续时间长，影响很大的事件。由于“牛李党争”反映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价不一。但由于它与唐朝后期的治乱兴衰密切攸关，多少年来，又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

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已种下了“牛李党争”的祸根。穆宗长庆元年的进士科考试舞弊案，则正式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的序幕。

所谓“牛李党争”，按照通常的解释，是指以牛僧儒、李宗闵为主要首领的一方，与以李德裕为主要首领的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牛党”之中，李宗闵在实际上起的作用更大些，故有人又将“牛李党争”，称为“二李党争”，即主要是李宗闵与李德裕两派之间的斗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当时的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又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为“礼部试”。其中又分6科，以“进士”科最为重要，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派策士官主持，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应试者以“策文”形式回答，以供皇帝御古代山水览，朝廷参考。制举考试时皇帝常常亲临，故又称“殿试”和“廷试”。与“常科”相比，“制科”与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应试者可以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皇帝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体察下情，发现人才。尤其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更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因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具有这样的特点，故当时参加此科考试的举子们，就喜欢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引起轰动效应，得到皇帝与主考官的重视与赏识。当然，这样做，有时又难免造成是非之争，甚至给自己带来政治危险。元和三年的这场考试，就引起了事端。当时参加考试的举子中，李宗闵、牛僧儒二人在策文中对朝廷的平藩战争表示了不同看法，皇甫浞则对宦官专权大加挞伐。担任这次考试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二人。考试揭晓后，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被“擢为上第”。担任考试“首座”的宰相李吉甫，是有名的主战派，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他在宪宗面前力陈己见，认为牛、李二人出言无理，含有恶意，杨、韦二主考官也有责任。当时的唐宪宗也是主战派，自然支持李吉甫。于是，下诏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韦贯之为果州节度使。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自然未予重用。而这个宰相李吉甫，正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这样，“牛李党争”的祸根，已经在这次科考中种了下来。

到了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李宗闵、牛僧儒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已经入朝为官。其中李宗闵任中书舍人，相当于宰相之职。就在这年三月份，每年例行的“常科”考试开始。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谏官）杨汝士。考试前，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曾给主考官钱徽写过条子，请他照顾自己的亲属。但是，发榜以后，李绅和段文昌发现自己推荐的人，都榜上无名。而榜上有名者，大都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主考官之一的杨汝士的弟弟，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有前宰相裴度之子。段文昌大怒，向穆宗上诉，揭发钱徽等人徇私舞弊，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没有才艺的公卿子弟，走了后门，通了关节。唐穆宗征求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的意见，二人支持段文昌。穆宗让白居易等人主持，进行复试。复试的结果，上次考试中举者大都落第未中。穆宗自然不能不做处理。于是，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梓潼等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从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二人各分朋党，拉开了互相争斗的序幕。

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

由两次科举考试问题引发的这场朋党之争，一发而不可收。在很长时期内，围绕当时朝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往往是你左我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

唐朝后期，中央王朝与藩镇势力之间，进行过反复的较量。在如何对待藩镇的问题上，牛、李双方有过多次的争执与分歧。大致而言，以牛僧儒为代表的“牛党”派人士，大都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对付藩镇割据，宁愿息事宁人，也不同意轻起战端。而以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的另一派人士，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重振中央一统的权威。比如，唐宪宗元和初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镇海节度使李锜违抗朝命的情况下，李吉甫力主以强硬态度和武力征讨平叛。在对待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态度上，李吉甫也主张因时而取之，虽然未及正式开战，李吉甫就已病死。但他主战的态度是朝野皆知的。到武宗时期，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也采取了强硬态度，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刘稹，并收复5州30县。与之相反，“牛党”派人士则认为李吉甫是“炽于武功”，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顾恤百姓的负担与生存。元和十二年（817年），“李党”的宰相裴度全力组织讨伐淮西叛乱时，“牛党”的李逢吉、令狐楚等，或暗中阻遏，或公开反对。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杨志诚驱逐主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儒，牛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八十多万缗。结果没有得到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他为合法。还可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

对于当时的边防安全问题，两派也有着严重的分歧。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维州事件”。维州（今汶川西北）地处与吐蕃接壤之处，隋朝时被羌族占领。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白狗羌首领内附于唐，因为其地域中有姜维城，命名为“维州”。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被吐蕃攻陷。德宗时，韦皋屡次出兵攻伐，都未成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并率领部众奔到成都。李德裕派遣虞藏俭为维州刺史，率兵人据维州城，并向文宗汇报说：“准备遣散羌人3000名，烧掉13桥，捣西戎的腹心，可以一洗先前的耻辱。”文宗让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多数人都同意李德裕的意见。牛僧儒这时却说：“吐蕃面积广大，周边有万里，丢失一个小小的维州，势力不会受什么损失。近来我们与吐蕃正在修好，约定双方罢兵，作为堂堂大邦，要以守信用为上。如果人家来责问为何失言，并起大兵前来，不过3天就可以打到咸阳桥。到那时，西南数千里不存，就算得100个维州，又有何用？不守信用，只能有害而无利。这是连草莽匹夫都不可做的事情，何况天子！”文宗听了，觉得有理，下诏让李德裕把维州城归还吐蕃，并将来降的悉怛谋及其部众也归还吐蕃。吐蕃将他们全部诛杀在边境上，极为惨酷。李德裕因此对牛僧儒恨得入骨三分。

在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上，“李党”比较重视，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而“牛党”一般主张稳妥为上，尽量维持现状，有时还搞点“复辟”。如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设官最多的莫过于本朝。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宪宗采纳了李吉甫的意见，于元和六年（811年），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官1000余名。但“牛党”人士对此不以为然，惟恐搞乱政局，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持反对态度。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383名。

“牛党”中的首领人物，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因此，比较重视科举制的贯彻实施，对科班出身的人当然也高看一眼。“李党”的首领人物，如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靠祖荫入仕的。这不是说李德裕就没有才干，而是他因此对科举制不那么重视，对科举考试中的弊端尤为不满。一次宴会，李、牛二人都在座，牛僧儒因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就瞧着李德裕，开玩笑说：“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李德裕后来对武宗说：“我没有名第，自然不应该指责进士。但我的祖先在天宝年问因为仕途无路，勉强应试，竟然一举中第，从此厌恶进士科考试中有浮华不实的地方，家中不准再放《文选》（当时进士科考必读之书）。我认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担任为好。”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李德裕早年不应举，后来又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他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如停试诗赋，罢宰相阅榜等。但不久李德裕被李训、郑注借助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朝廷，李宗闵执政后，自然不会贯彻李德裕的主张。后来，李德裕再度人相，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两项：其一，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司，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击中了科举制中“座主”与“门生”过于亲密的一个要害之处。其二，禁止“曲古代植物江大会”。所谓曲江大会，是指进士及第者在考试结束后，集体到当时的曲江池游宴，公卿大家都来参观，有的还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皇帝也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李德裕罢“曲江大会”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限制同窗朋比。而“牛党”则普遍认为这是李德裕因自身非进士出身，有意打击进士及第者，故加以反对。

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双方也不一致。唐朝后期，佛教势力的膨胀十分惊人，在某些方面已危及统治。武宗会昌年间，在李德裕的具体主持下，开展了限制佛教的斗争。从会昌二年（842年）到会昌五年（845年），朝廷接连颁发诏敕，从多方面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到后来，甚至采取武力毁佛，强令全国僧尼分批还俗，拆毁佛寺，没收寺院财产。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材料，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收编为国家税户；拆招提兰若（寺院的别称）4万余所，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国家税户15万人。武宗初即位时，全国共有211.5万户，到会昌末年，增加为495.5万户，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增加一倍还多。而这新增的280万户，很大部分就是从寺院括出来的。对武宗支持下由李德裕具体组织实施的这场毁佛运动，“牛党”人士并不赞成，认为有损国家形象。大中元年（847年），“牛党”人士执政，又逐一废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僧尼原来所享受的各项优惠待遇，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

不仅是在重大问题上，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双方人士也要蓄意寻对方的不是。例如，开成二年（837年）五月，朝廷任命李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在那里任职的牛僧儒。按规定，节度使相代，新任者一般要清点前任的帐目，核对实物，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但在实际过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帐册数目拦腰杀半，留有余地。假如前任官交接的帐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100万贯匹，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只讲实有50万，其余数目，以“数目与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当李德裕代牛僧儒出任淮南节度使的任命下达后，牛僧儒不愿与他正面接触，将事务交副使张鹭后，先行卸职赴京了。李德裕到了淮南，也就因循陋习，奏报朝廷说：帐册上扬州府藏80万贯匹，但只领到40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掉了。他这样做可能含有对牛僧儒的不满与彰恶。这时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儒不肯放过，上疏为自己辩白，同党中的其他人也弹劾李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重新核验，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80万，一文不少，这自然使李德裕很狼狈，讨了个没趣，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必然设法贬逐另一方。于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朝堂上，牛、李党派此起彼伏，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果仅仅是政见不合，倒不值得有多少奇怪，问题是在政见不合的背后，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根深蒂固的宗派观念以及“门生”“故吏”间的成见。虽然至今不能明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但双方犹如冰炭不相容，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这种基于利益关系的门派之分。元和时期，崔裙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主持科考的长官），后来罢职，退隐林下。他的妻子有一天劝他：“为了咱们的子女后代，是不是该置点庄田？”崔群笑着回答：“我有30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还有什么忧虑的！”他的妻子一脸茫然：“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有这些产业？”崔群得意地说：“我前年知贡举，放榜30人，他们不都是良田吗？”

以“良田”来喻“门生”，真是一语破的，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李宗闵、牛僧儒等“牛党”人物，大都是“座主”与“门生”关系，利益攸关，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如“牛党”骨干人物李逢吉的幕宾中，就有所谓“八关十六子”，据说大都是门生故吏。至于“李党”中的李德裕，虽然没有那么多“门生”，但既然是世宦之家，“故吏”肯定是有的。故当时朝中有谚曰：“门生故吏，非牛则李。”连李德裕自己也承认，当时朝廷中，至少有1/3的人，卷入了朋党之中。

既然是非牛则李，既然是有“良田”利益，在政见不合之争中，免不了要互相倾轧，不能相容了。长庆元年（821年）科举考试舞弊案发后，李德裕的“李党”得胜，“牛党”的李宗闵就不能再呆在朝堂，被贬为剑州刺史，这可以算是第一次倾轧，“李浮牛沉”了。

长庆三年（823年），“牛党”骨干李逢吉执政。按当时条件，牛僧儒和李德裕均有入相的可能。但李逢吉提议牛僧儒为相，把李德裕驱出京师。去任浙西观察使，而且是一去8年，未做调动，这使得李德裕怀恨终生。这次可算是“牛浮李沉”了。

武宗时期，李德裕终于入朝执政了。当时牛僧儒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德裕当然要报一箭之仇。会昌元年（841年）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阳）发生水灾，李德裕把这个地区的灾害罪责推到牛僧儒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了个太子太师的虚职。与此同时，又设法把另一“牛党”首领李宗闵调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隔了一年，又贬李宗闵为湖州（辖今浙江吴兴等县）刺史，让他连东都也呆不成。事已至此，李德裕仍不肯罢休。会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讨伐叛乱分子昭义镇刘稹取得胜利，他借机揭发牛僧儒、李宗闵与昭义镇叛乱分子有勾结。唐武宗一听大怒，立即贬牛僧儒为太子少傅，贬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贬牛僧儒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刺史的副手），流放李宗闵到封州。不到60天之中，“牛党”两位首领被连贬3次，这在唐朝历史上是少见的。李德裕简直没有给“牛党”喘息的机会。这可真是“李起牛伏”了。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他指使人罗织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就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就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李党”中另一位已死的李绅，也不放过，追削了三任委任状（即官职）。靠近“李党”的中书舍人崔嘏被贬为端州刺史，“李党”的支持者李回、石雄、郑亚等人，也同时受贬。与此相反，白敏中执政以后，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营救，或改善待遇，或复其官职。如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将受贬的循州司马牛僧儒升为衡州长史，第二年，又调回东都，任太子少师。撤销对李宗闵的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可惜未到任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847年），调被“李党”贬逐的潮州长史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同党李珏为户部尚书。真是泾渭分明，升降不淆。不仅仅是“牛起李伏”，而且是“牛生李死”了。

这里所述的，只是两党角逐中几次较大的起伏情况。至于小一些的进退浮沉，则几乎是时有发生，一方只要稍有机会和权力，就要对另一方动些手脚。因此在宪、穆、敬、文、武、宣等6朝数十年中，犹如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令人眼花缭乱，难辨所以，难分是非。而每一次起伏，往往是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首领上台，同时又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首领下台，反之亦然。

封建时代的朋党之争，并非唐朝仅有。但像“牛李党争”如此持久、激烈，却不多见。这与当时皇权的消长直接有关，与宦官的专权和利用交织一起，从而在权力的角逐游戏中，加速着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对于发生在唐朝后期的这场“牛李党争”，有许多内幕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就其性质而言，人们通常把它定性为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如果说是朋党之争，那么在封建时代，其实早已有之，汉代的党锢之祸，就很有名气。人们关心的是，形成“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和如此长久？

古代植物由于引发“牛李党争”的是两次科举考试事件，因此多少年来，人们着重于从两党的出身、身份方面去寻找形成党争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牛党”之人多出身科举进士之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李党”之人多出身于仕宦之家，代表士族地主的利益。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态度问题，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身于不同的阶层。

但近代的中外学者经过详细的考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日本的现代学者砺波护，在考察了“牛李党争”的细节和大旨后，列出了一个约63名有朋党活动的人员名单，其中“牛党”41人，“李党”22人，但有几个人很难精确地判定是“牛党”还是“李党”。他的研究表明，在“牛党”的41人中，郡望出身者20人，占49%，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仅中进士举者12人，荫庇除官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5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仅中进士举者2人，胥吏1人；出身不详者16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仅中进士举者7人，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在“李党”的22人中，郡望子孙12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人，仅中进士举者5人，荫庇除官者2人，仅中制举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7人，其中进士举者4人，武人出身者1人，入仕方式不详者2人；出身不详者3人，均为中进士举者。这个分析表明，两党人员在科甲人数和宫室后裔人数上是旗鼓相当的，很难说哪一方是拥护科举，代表庶族利益，哪一方反对科举，代表士族利益的。尤其是在唐代有关文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利用荫庇的人一定是来自名门大族。只可以说，朋党斗争，主要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实际上，唐朝后期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客观地讲，臣下结党营私，一直是历朝皇帝最为忌讳的。并都有最严厉的制裁规定。但是，如果是互相对立的结党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这既带来混乱、掣肘，使皇帝头疼，又能使皇帝获得好处。

就拿朋党始起的宪宗时期来说，不管朝中有几派，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谁。元和后期，对淮蔡之战能否取胜，是宪宗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辩也达到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就可以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到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镈遭到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转移到收集钱财方面了，裴度的固执己见已成了最大的障碍，所以宪宗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并召回了令狐楚，还下令磨去了韩愈写的《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裴度受重用而心怀不满的一些人。这是在平衡朋党之中，为己利用。

在位很短、年纪很轻的敬宗，做得也不差。宝历元年（825年），李逢吉为相，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想召回裴度为相。但没有马上任免，而是悄悄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皇上已定下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这使得李逢吉大为惊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手法，编造民间流传的谶语诬陷裴度，结果导致了自己的失败。敬宗不动声色就颠倒了乾坤。

文宗呢，在这上面费功更多。他当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权过甚，危及自身统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两党，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李宗闵和牛僧儒身上，但结果使他失望。于是，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儒党徒。这样每两三年换一次班，不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无疑加深了两党之间的派系分野和矛盾。

除了皇帝以外，还有宦官。

唐朝后期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而且内部也有派系。朝官与宦官，本是水火不容，故当时有“南衙”（朝官所在地）“北司”（宦官所在地）对峙之说。但由于宦官所处的有利地位，朝官们不得不与之接交。当时牛李两党中的朝官，对宦官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与宦官中某些人关系较为密切。如李宗闵在文宗朝因宦官之助而入居相位，引拔同年牛僧儒并列显秩，排挤政敌李德裕出朝。第二种是虽然不与宦官同流合污，但也不敢直撄其锋，公然抗争。牛僧儒就属于这一类型。敬宗时，宦官王守澄专权用事，牛僧儒不敢多言，只是求外出为官，避祸自安。宋申锡谋除宦官事泄被贬，牛僧儒又偷偷地在文宗面前辩白，表露出不苟同于权阉的政治立场。第三种则是对宦官进行程度不同的斗争。如令狐楚、李固等人就属此类。

而宦官呢，也充分利用朝官之间的矛盾斗争，来扩展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很清楚，牛李党争激烈多变之时，朝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内部政敌间的角逐，无暇旁顾宦官的专权。大宦官王守澄历久不衰，与此有很大关系。有人因此把外朝（朝官）与内廷（宦官）之间的关系，形容为反衬关系：外朝愈见其动，内朝愈显其静；外朝转静，内廷则可能要动。而近半个世纪的外朝变动，自然给内廷宦官的不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期与机遇。为了给自身的发展赢得时间，创造机遇，宦官们自然晓得如何使朝官们斗争不已。这不能不说是“牛李党争”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唐文宗在面对牛李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曾十分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这可以说是他一时的由衷之言。问题是，他和他前后的皇帝一样，在有此感叹的同时，又希望在包括朋党纷争的各种力量的矛盾之中，巩固自己的皇权。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力量消耗在朋党之争中，生命操纵在宦官之手中，国土分裂于藩镇割据之中，最后，王朝灭亡于这些矛盾之中。

历史上的“牛李党争”指的是什么？

“牛李党争”指的是唐朝后期的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个派系之间的争斗。牛李党争持续了整整40年，中间牵扯到的皇帝也足足有五位。虽然我们常常说有竞争才有进步，但是牛李党争并没有为唐朝带来好的影响，反而是加深了唐朝当时的政治危机。

这场斗争开始的先决条件就是因为唐朝自开始起就非常的重视民主意见，提倡个人进谏，但是这种制度大大的削弱了皇帝的统治权利。一直到武则天时期，民主权利逐渐的减弱，两者似乎达到了微妙的平衡。但是到了唐朝后期民主劝谏与贵族士族矛盾日益加强。“牛李党争”就是比较鲜明的表现出来的结果。

“牛李党争”开始于一年的科举，当时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在科考试卷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批评了当时的朝廷政策，得到了考官的赏识。但是这件事情传到了李德裕的父亲的耳中，他认为这两个人就是当时的考官用来批评自己的，所以说向皇帝告了状，导致牛他们没有能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但是这一件事情得到了当时朝堂中许多大臣的反对，唐宪宗无奈把李德裕的父亲贬到了淮南。于是“牛李党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到了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主的李党右向皇帝进谏当时的科举结果存在徇私舞弊的现象，经过查证之后，发现事实果然如此，所以李宗闵等牛党众人被贬了官职。从这之后，两派系的相关官员都互相看不顺眼，“牛李党争”也摆上了明面上的舞台。

到了唐文宗时期，两党之间本来有和好的机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这个最佳时期。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唐宣宗时期，牛李两党之间的众多官员都被调到了偏僻的地区出任，他们也正式被扫出了唐朝权力中心。相对于李党全部被清出都城之外，牛党还留有一部分人在中央苦苦挣扎。

总得来说，“牛李党争”是一种宗派间的斗争，并且对当时的唐朝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是好的，而是加深了当时社会中的各个矛盾，并且加快了唐朝腐朽的进程。

唐朝末期的牛李党争指的是什么？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期朝臣间的一场党派之争。牛党的党首是牛僧儒，他和李宗闵等人是进士出身的官僚的代表。李党的首脑是李德裕，是门荫出身官僚的代表。

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两党分歧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主张通过科举取士，因为他们多科举出身；李党主张门荫入仕，因为他们多门荫出身。二是对待藩镇的态度不一样。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吉甫的儿子正是李党的首脑李德裕，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会对对方加以打击、排挤。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牛僧孺做宰相时。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牛僧孺却感情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而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担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没过多久便郁郁而终。

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的统治危机，加剧了唐朝统治的灭亡。

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

唐朝后期出身魏晋以来崇尚家门礼法的土族和非土族以进士出身崇尚文词诗赋的朝廷大臣间不同社会层次之间因政见不同引起的派系斗争。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是进士科出身的代表，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士族的代表，自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前后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历史上称为牛李党争。

唐元和三年（808年）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顾忌，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请求重用。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泣诉于宪宗，于是主考官遭贬，牛僧孺等长期充当藩镇幕僚，久不调用。这场科案揭开了牛李两党斗争的序幕。元和一朝，两党的斗争围绕对藩镇叛乱所持的态度问题展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以李逢吉为代表，抱着息事宁人的安抚妥协态度。宪宗倚重主战派，所以，李吉甫等人成为扫平节镇的股肱之臣。元和初年，剑南刘辟反，宪宗主张平叛，计未决时，李吉甫密赞其谋并为之献策。吉甫料到镇海节度使李錡必反，向宪宗提议讨伐。平定李錡后，吉甫因功先后被封为赞皇县侯和赵国公。在他为相之时，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四十八个方镇中的三十六镇调换了藩帅，有效地抑制了藩镇力量的扩展。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田季安卒，夫人元氏擅立怀谏为节度副大使。淮西节帅吴少阳死后，其子元济请袭父职，对两镇的镇帅自立，李吉甫都坚决反对。与李党对强藩镇所采取的无情打击的明朗态度相反，当裴度讨伐吴元济时，李逢吉就虑其成功而加以阻止，但元和一朝对藩镇的一系列胜利无疑决定了李吉甫，裴度等人的当权。元和一朝还只是两派斗争的酝酿时期，派系间私利的性质尚不明显，后来成为两党代表人物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对朝政影响不大。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缺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及第。段文昌向穆宗上奏言礼部贡举不公，依“关节”录取，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亦称段文昌所言属实。穆宗遣人复试，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被贬官，李、杨等大为忿恨。从此，德裕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交替进退。对藩镇态度的不同，依然是两党的分歧所在。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军逐帅李载义，文宗问计，牛僧孺当时为宰相，认为不足为虑，只须安抚，不主张征讨。而李德裕则在会昌年间协助武宗平定了泽潞刘稹，其间审时度势，选用将帅、军中书诏等都取决于他一人。在对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的问题上，李党力主收复失地，李德裕当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吐蕃的维州副使悉怛谋于大和五年（831年）率众来降，李德裕收复了维州城。牛僧孺身为宰相，出于意气之争，反对收复，德裕被迫放弃维州，悉怛谋等被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在对待科举取士的态度上，李党针对“关节”、“温卷”、“呈榜”等流弊提出一些改革科举制的主张。文宗时，李德裕建议，进士应测试论议，不测试诗赋。传说他得到白居易的诗文后都置之不理，家中不存致《文选》，认为是崇尚浮华、不实际，那些善于吟风异月的人并不一定就有济世之才，而从论议中才能发现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才能。出身士族的郑覃拥护李德裕的主张，他最崇尚儒经，《开成石经》就是经他建议刻成的。李德裕还反对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自谓“门生”，聚集参谒，以及曲江之宴等。会昌时期，进士及第后的仪注曾一度被李德裕废止，至大中时才恢复。与此相反，牛党则重视科举到把持科举，利用科举进行营私舞弊。杨虞卿把持权柄时，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升沉取舍，出其唇吻。在吏员设置上，李党主张精减机构，载汰冗官。李吉甫针以元朝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的现象提出“吏员可省者省之”的建议，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省内外官共计八百余人，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李德裕也使武宗在会昌四年（844年）裁汰了数以千计的官吏，减少了不必要的俸初开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党则主张广辟仕途，扩充吏员。在对佛教的态度上，李德裕主张反对佛教和寺院经济，在他秉政时期，促成了武宗的会昌灭佛、牛党的主张则恰好相反。牛党在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宣宗即位以后进入了全盛时期，大中元年（847年）宣布恢复进士的放榜后的宴集，一反会昌之政。在会昌五年所废的佛寺如僧者能营葺者，任其发展，官府不得禁止。从此，僧尼之弊，又恢复了以前的面貌。李党的人员纷纷遭到斥逐，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后死于贬所。牛党的令狐绹、崔铉相继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被召还朝，朝廷上形成了牛党专权的形势。至此，牛李两党的斗争才告结束。唐朝(129)牛李党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