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当官

Posted 2023-01-03 荀子

篇首语：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荀子当官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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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当官

相比战国规模最为宏大的长平大战，此后发生的事件，如秦军兵临邯郸或消灭西周，楚国趁机攻灭了鲁国等等，仿佛成为与此相关的必然结果。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那样顺理成章，大的战争，尤其是改变实力的大决战，总以连锁反应让更多的效应一一呈现。
公元三世纪中叶，随着历史拐点长平的出现，秦军的超级战车，已经势不可挡地向统一天下进军，一个军事帝国的霸业即将迎来新的秩序。
改朝换代，山雨欲来。
战国的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山，成就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时间：公元前255年
地点：楚国兰陵县
事件：荀子就任兰陵县令
起因：楚国令尹黄歇力邀
把荀子任职兰陵县令，称之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这种提法，可能会让不少人不以为然。看似玄之又玄，一个小小的县令官职，对战争频仍的乱世，对战国末年的军事格局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况且，对于荀子来说，它还是一份“迟到的任命”。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是荀子从政的第一次，但它来得太晚了些，是时应该是他的晚年时期。
关于荀子出生何时，学界考据议论不绝，至少形成三种不同意见。一一罗列如下，借以考察荀子就职兰陵的年龄与心态――
甲：公元前313年之说，荀子就职时为58岁;
乙：公元前325年之说，荀子就职时为70岁；
丙：公元前336年之说，荀子就职时为81岁。
后两种说法有点不靠谱，以七八旬高龄出任县令，这种“吉尼斯纪录”，史书一般不会轻易放过。姑且按照甲说法，荀子当官至少已逾知天命之期。以近花甲之年初涉行政，儒学大师如何治理一方，史书上没有类似“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记载，兰陵百姓也没有留下歌颂荀老夫子的诗文或传说。当然，在文本上看不到荀子为政的好评，不等于没有好评；但是，荀子任职之重要性似乎就空口无凭。
且慢，不妨把话题扯开去，先看黄歇请荀子出山，到底是唱的哪出戏。
在荀子所处的战国末年，黄歇的名声当不在荀夫子之下。身为楚国的封君，他以春申君的鼎鼎大名，与同时代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一起，并称为战国四大公子。当时公子、公孙并不是泛泛之称，多指诸侯王的子孙。春申君并非楚国的王室子弟，血统上逊了一筹，之所以能进入四大公子的排行榜，大抵因为他与正宗的公子哥儿一样，风格作态自成一格，为人行事广有影响――他们都有招致宾客的雅意，每一位都号称门客三千；他们都是权倾朝野、辅国受封的煊赫人物，是国之所依赖的重臣和封君。坐拥封地淮北十二县并都邑寿春城，有门下三千效力，春申君一不差钱花，二不差人手，却把兰陵交给荀子去经营，不能不说他匠心独运。
兰陵是一个县。战国诸侯国的郡县，大体都是打仗打出来的，是从别人的地盘里抢过来的，成为自己的边地。因为位置重要，行政军事一体化的长官就很显眼。
兰陵是一个大县。因为当时万户以上的县设置县令，万户以下的只能称作县长，可见荀子这个兰陵令，不是一个随便打发的差事。
兰陵还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大县。在秦国集中兵力决战长平，之后又兵围邯郸的当儿，楚国趁战乱之机，开始北侵鲁国。兰陵在劫难逃，落入楚国之手。鲁国堪称文化大国，周礼之邦，居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正宗的周天子姬姓嫡传诸侯国。虽说儒生难敌勇士，文化打不过军事，但国亡不等于文化已死。派大儒荀子安抚亡国之士之民，以大儒对付小儒，倒也是量才录用，可见春申君在干部使用上很有一套手腕。
说到这里会有人不解：春申君又不是楚王，按理说任命干部一般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他怎能自行其是，目无法纪？
其实理归理，交情归交情，这黄歇和楚考烈王是什么关系？！当年考烈王还是太子时，曾在秦国做人质，黄歇以左徒的身份作为随从，陪伴太子一同在咸阳苦苦度日。遇上父亲楚顷襄王病了，太子被扣不能返回楚国，是走祖父楚怀王的路最终客死咸阳，还是在英雄末路之时起死回生？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全是黄歇一人全力斡旋，甚至他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这段惊险故事的结局是，太子装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逃出了关卡，不久立为考烈王；而黄歇吉人天相，在秦相应侯范雎的帮助下，在秦昭王面前先躲过一死，然后也顺利回到楚国。
舍身救主，迎来了人生新境界，当年的左徒这时已身价倍增，回国后的黄歇自当青云直上――《史记》说：“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这是以楚官制比拟中原官制，黄歇当是升任的是楚国令尹。令尹是周室官职名，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楚国地处江汉以南，大约在西周初期正式立国，由于历史悠久，国力强大，文化发达，所以在南方自成一大政治文化的中心。它不但在生活习俗、语言传统与中原各诸侯国有一定差异，而且在政治机构、职官分设上也都自成一系统，与中原各国有所不同。
从这时开始，黄歇走上了相楚25年的政治巅峰生涯。而力邀荀子就职，尽管只是他行使职权的一个小小动作，但却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手笔。
从荀子本人的政治经历看，他可能有过干部的虚衔，但从来没有干过任何行政实职。到楚国去过一次当官的瘾，对已经半百之年的夫子来说，至少愿望不那么迫切。但荀子还是走上了履新之路，个中缘由值得玩味；而此举对战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当大出春申君和荀子意外。
荀子名况字卿，在当时被人尊称其为荀卿，从德高望重的声望来看，春申君看中荀子自在情理之中。但荀子毕竟是赵国人，长平之战后的赵国国之将倾，秦军长驱直入，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接受楚人的任命？似乎不合理的选择，隐藏着荀子怎样不为人所知的心思？
史书没说荀子如何不爱赵国，正如没说他如何热爱楚国和鲁国。作为纷乱之世的伟人，儒学思想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荀子对去处的选择，想必还是胸怀兼济天下大志，未曾考虑独善其身的退路。
尽管，荀子后来选择了兰陵作为终老之地。
没有证据显示在任命问题上，在一些细节讨论中，春申君和荀子各持怎样的态度，其共识、妥协或分歧也就无伤大雅。从荀子最终上任的结果看，他接受了楚国权贵任命的同时，一定还接受了另一个重要的使命――
那是他给自己安排的工作：劝学。
一切，从公元前255年的某个早晨改变。
荀子在兰陵开始了边从政边从教的新生活。“夫子县令”的特殊身份，让他结束了游士生涯，也让他收敛了游说各国政要的雄心――他大约明白了这种碰壁的努力无异于对牛弹琴。他此时立足鲁地，立足一个遵从礼仪的文化之邦，立足孔夫子光荣奋斗大兴私学的地方，他要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接班人。
一个不经意的任命，成为荀子的人生“拐点”。考察荀子的一生，兰陵就职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线――一代学术领袖从论坛走到讲坛，一位社会活动家从庙堂走向行政衙门，老年的荀子以务实的行为，开始了他隆礼重法的新实践。
春申君兴许不会想到，他为兰陵选择了荀子，竟让兰陵成为一处新的学术重地。而事后他或可为荀县令办学减免若干赋税，带来私学回光返照的又一次兴盛，使自己成为战国末年最伟大的文化赞助人。
虽然时至今日，我们对荀子在兰陵办学的规模还不甚了了，也许它比不上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学林盛况，但他的弟子不乏鼎鼎大名的人物，足以让人感叹“青出于蓝”并非虚言。
在荀子最知名的两位学生中，李斯出于荀门几无争议，而韩非和荀子的关系似乎有些不明不白。
以我的推测，李斯投奔荀子时大约在公元前250年之前。屈指算来，荀子出任兰陵县令一职已有三四年的时光。李斯当时在楚国的上蔡，担任乡小吏，不在“公务员”系列。小吏李斯位微，志不小，不满足现状，不愿碌碌无为，果断辞职。是时李斯当已结婚生子，估计至少育有二子，年近三十而未立，愤世嫉俗。青年李斯有主见，有魄力，从他抛妻别子毅然离家投奔大师的选择，就能看出他注定不是凡角。
且不说李斯千里迢迢到兰陵，也不说他要学的“帝王之术”是不是荀子研究的方向，若论李斯作为荀子学生的身份，不仅来路分明，佐证材料甚多，就连《荀子》中也有师生回答的记载。相比之下，韩非作为荀子学生的材料就显得单薄许多。
韩非是不是荀子的学生，原本不是问题。《史记》有过明确的介绍，说李斯和韩非都出自荀门，还说，李斯认为自己学业水平不如韩非。既如此，韩非是否荀子门生的问题出在哪里？
一是思想体系出了岔子。荀子被认为是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儒家，而韩非，司马迁认为他“喜刑名法术之学”，应该“归本于黄老”，属于道家阵营；更多的看法大体把他认作法家，认为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总之，二人学术路数不同，师承脉络不甚清楚。
二是政治主张迥然。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礼是法的前题；韩非推崇君权至上，君权是国家精神的体现，鼓吹强权理论，力主严刑峻法。一个留有余地，一个杀气腾腾，给人印象是学生的治国理念太不厚道，不像荀老师教出来的。
三是互不买账。《荀子》里无韩非，《韩非子》里无荀子，师生两人各自的专集，居然没有互通有无，相互捧场，不能不让好事者疑神疑鬼。
荀子到底调教了多少学生，没有学籍档案可供鉴证。至于众多弟子在思想上是否和荀子保持一致，其实也无从谈起。韩、李二位是明星学生，自然关注度高，对他们的盘查在所难免。其实，荀子门下的明星弟子远不止这二人，有名有姓常被提及的学生包括――
张苍：订正算术，制定历法，是荀子门下少见的“理工科”高材生；年龄比同门师兄小上许多，当为夫子的关门弟子；在西汉官至丞相，和李斯并列为荀子的“丞相学生”。
毛亨：不爱政治爱文学，治《诗》大家，自成一派。
浮丘伯：热爱老师职业，在秦汉两代均以《诗》教授，颇得盛名。
陈嚣：一位爱提问的学生，其名伴随问题随《荀子》传到今天。
上述“优等生”只是荀门学子的冰山一角。即便如此，荀子与这几位尖子学生的师生关系也没有太多的旁证资料，学术师承关系也不是十分明晰。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荀子的教育理念、教学目的和教学方式究竟是什么？
既然说到教育和私学，那末在讨论荀子之前，有必要先从孔子破题。
早在孔子之前，在私学出现之前，先前的学术活动集中在官方手中，叫做“官学”。学在官府，设在国都的叫“国学”，余者皆称之为“乡学”。贵族子弟八岁入学，学“六艺”，礼、乐、射、御、书、算，这六门课程属初等教育，是为“小学”。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随着周的立国，周在东进扩张的过程中，不仅给封国派去了战车与军队，也移植了它一整套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然而成就王道离不开教化，这就要在冲突中寻求和当地民风习俗的结合。以至在临海的齐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品质：重学，尚德，士人有从政热情，并且敢于直言。这才有可能在春秋时期，出现孔子首倡“私学”的创举，并由此一举打破了官方对学术的垄断，一时民智开启，民间思想大行其道。风气日盛之下，才会有两百年不衰的诸子百家争鸣。
作为光大私学之风的先行者，孔夫子的一套办学态度与主张，常被后人津津乐道。
一个原则是“有教无类”。这一条很厉害，属于石破天惊的宣言，在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从过去贵族子弟独享教育权利到向大众普及教育，孔子以降低门槛的招生新规，突破了阶层的藩篱，响应新生力量从社会底层的崛起，率先吹响了文化下移的冲锋号。
还有一个补充的条件叫“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也。”此话后人解释不同，关键在“束”二字的意思上。“束”原来有“干肉”的意思，但更多解经的学者认为，“行束”并非是指用“干肉”来代替缴学费，而是代指“十五岁以上的人”。其中有严肃的学者以为，“干肉”之义完全是误读经典。其实此误读之所以得以传播，事实上也包含着大家对孔子办学精神的认同――人们愿意善意地理解，老夫子收“学费”只是象征性的，他以降低入学门槛的举措，保证降低的招生门槛不至于成为空洞的口号。
弟子三千，就应当是孔子“教育革命”所赢得的规模效应。孔子教学的时间跨度大，三千学生中，可能有的是“插班生”、“借读生”、“旁听生”，因为无论办学经费问题如何筹措，不少来自劳动一线的学生还要顾及生活问题。所以“贤人”一定是少数，其中大部分应当是一些家境不错的“闲人”；唯此，才有可能追随夫子多年，成为训练有素的“研究生”；也唯此，他们才会在孔子死后“散游诸侯”，或入仕当官，或教授学问，总之都致力传播孔子思想，使儒学成为显学。
以积极态度支持弟子从政，孔子从不暧昧。十五岁以上入学的招生规定，意味着孔子不搞开蒙式的幼教和小学教育。无论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都表明了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以修身、学以成仁的君子――以致用为纲、以德行为本的“知识分子”。
帮助学生以君子之道投身社会，是孔子诲人不倦的目的之一。
时代在变化，教育要革命。荀子办学，面临的情况要比孔子复杂得多。
首先是学生的求学目的变得直接。身处激烈动荡之时，修身无以立足潮头，成仁得不到霸主的青睐，建功立业的功利思想，成为许多士子争相追逐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敢于想像、鼓励冒险的年代，李斯，一位小地方的乡小吏，居然开口就要学“帝王之术”；韩非，渴望以“法术之士”佼佼者的身份，成为君主实现国家意志的操盘手。在学风变化的背后，军事强权产生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私学的形式还在，但学生的期望已随乱世与时俱进；怎么教，难题留给了荀子。
时势使然，人生经历漫长复杂的荀子，在晚年要面临许多涉及定位的问题，譬如自己是谁，该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有哪些办法，怎样评说诸子的各种思想主张，学习的作用和目的，等等。
有研究者根据《荀子》主要篇目，对荀况的学术思想进行学科分类如下，从中大致可以了解其学术视域和主要研究方向――
《天论》自然观、世界观
《正名》、《解蔽》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
《性恶》性恶论
《劝学》、《修身》教育学、伦理学
《礼论》、《王制》社会政治思想
《富国》经济思想
《议兵》军事理论
《非十二子》批判诸子学说
《成相》、《赋篇》文学
上述分析归纳的思路，大致是想形象地说明荀子学术路子开阔，是一位集大成的学者，这种解释如今已多有应和。窃以为，在当下判别荀子是否为古代百科全书式学者的第一人，只是一种概念；当时历史情势的可能，是荀子遇到了比前人更多的难题，他要应对更复杂的社会现象，他要提出更有效的主张，作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在说服学生之前先说服自己。
荀子的思想，一方面是时势逼出来；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独特的经历和性格。他是一个相信交流沟通的社会活动家，从妥协精神上看，他和先行者孔子、孟子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质。而在主张并践行政治理想，在和君王权贵构筑互动关系方面，这三位春秋战国的大儒，呈现出各自不同性情的人生地貌――
孔子如高原，处于礼仪之美的雪峰梦境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平野之间，高原来自他的自我坚守和对使命的担当。他的“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万年积雪区之上，雪像礼的仪制，覆盖出“纯洁”的社会秩序，令他一生痴迷、流连忘返。而“天下无道”的现实，却是道德与风尚的雪峰空前滑坡，雪水消融，呈现出“知德者鲜矣”的混浊景观。他以修身自省的人生，构筑起继往圣、开来世的梦想高原，期望用仁政填充纵横的沟壑，以礼制的回归和重建让流落的散沙聚集隆起。即使是在到处碰壁的长长叹息中，他仍然立于“士志于道”的人格高度，以“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的比喻，表露出“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的斗志。
孟子好似孤峰突起，他以自身的道德修养能量，积蓄出喷薄而出的岩浆，于战国中期的平野中横空出世。以“民为贵”的信念，在霸主当道的强权政治风气中，孤立无援地喊出“君为轻”的宣言。他特立独行，在鼓吹仁政渴望“兼济天下”无果的困境中，靠的是岩浆岩一样坚硬的品质“独善其身”，没有被世俗的外力风化剥蚀，也不愿自降高度被浑圆的丘陵同化，始终不合时宜地兀自孤傲独立。
孔子和孟子，他们性情中流露和张扬的山地气质，固然和个人的品性有关，但也有地域和政治环境作用影响的因素。鲁地多礼的传统和齐鲁特有的文化风气，使“个性”的崛起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时势变化、政治变革的初期，未来格局不甚明朗的情势下，正是各种思潮和伟大思想家呼之欲出的最佳时机。
荀子的时代，尤其是晚年时代则不然。诸子喧哗的山地地貌虽然群峰竞秀，林林总总，但军事力量的更猛烈地抬升，以之形成了此长彼消的帝国时代版图。思想家如果要切入社会现实，必须要用新的互动方式，去融入主流政治生活，争取更多的发言权。
相比孔子和孟子的山地气质，荀子呈现出与此不同的河流气质。荀子不仅是学术思想上的一条大河，汇集前人不同的思想流派，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荀学。在人格性情方面，荀子的人生更是显现出河流的形貌与特质。
水的融会和适应性强的特性，决定了“水往低处流”的宿命。在和政治权贵及世俗社会交往互动中，河流气质的士子常受到来自人格方面的考察与质疑。荀子是一位承担者，为了和君主权贵营建出更好的沟通关系，他没有选择山地气质士子的“刚正不阿”，甚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他以河流的“委曲”的弯度和流动的柔韧，赢得在霸主重臣面前的话语权，建言权，以此来经营自己的政治主张。
不故作喧哗，也不去同流合污；把河床深刻在峭壁的规范中，用自省的道德堤坝防止流水过度的“委曲变通”――荀子，成为“上游型”河流气质“知识分子”的代表。
荀子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一站是齐国。为什么会是齐国，里面有说头。
齐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是知名度甚高的传奇人物姜子牙，是为“齐太公”，民间称作“姜太公”。姜太公和周王室的关系非同一般，可调度的资源丰富，拥有名正言顺的征伐权，加上对内的国策一直奏效，所以齐国在强国的道路上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就在诸侯间纷争不休之际，各国的内部势力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新兴的世家大族已经有了叫板国君的能力。如中原地区发生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政变一样，齐国也上演了“田氏代齐”的篡权事件――“田氏”的新桃转眼间替代了“姜氏”的旧符。奇怪的是，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一直鲜见责难之声。究其原因，固然和田氏家族代表新兴势力有关，更重要的是，田齐树立了让天下士子称道的文化形象――他们创造出一个被称作为“百家争鸣”的文化狂欢盛典。
进入战国时期，齐国一度是真正的东方大国。之所以用“真正的”特别强调，是为了突出它的不同寻常。它不仅是军事大国，也是政治经济大国，更是文化大国。鲁国可以称作是礼仪之邦，但还不能把它命名为文化大国。作为各路学术流派共同的文化圣地，几百年间，唯有齐国的稷下学宫当仁不让。
“稷下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因处稷下而得名。当时的临淄堪称天下第一都会，人口众多，共有七万人家，商贾如云，店铺林立。卓有远见的齐国国君，并不满足于临淄工商都会的盛况，他们以新的制度设计，迎来了绵延百余年的文化盛世。
从齐桓公创建学宫，到齐威王、齐宣王不断解放思想，扩大规模，几代国君通过持续和更加开明的文化政策，吸引了大量人才。因为齐国国力的逐渐强盛，更因为齐国国君的开明大度，所以齐国能够以制度化的安排，和“知识分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是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齐国以优厚的礼仪和待遇优待著名学者，封给上大夫的爵位，领取俸禄；二是任其不在实职而议论国是，这种不治而议的思路，不以治国的功利实务干扰思想学术自由，使议政、制礼、议学活动空前兴盛和活跃。
齐国广招稷下先生以及稷下学士，本意大约是建立一个常设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为王室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实际效果却是，学宫以讲演主席，放百家之言，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天下各家学派，都能畅所欲言，在互相争辩、诘难的同时，学派之间相互又有融合；加之天下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宋、尹文、田巴、核怠⒙持倭、邹爽、荀子等等，都曾荟萃学宫，大放言论――百年盛景，终成就“百家争鸣”的耀眼奇观。
尽管，在后人乃至今人看来，稷下学宫最有名的当是孟子和荀子两人；尽管，荀子在齐曾三为学宫“祭酒”，长期担任学术“掌门人”的角色，但是荀子的学宫时期或者说齐襄王的稷下时期，稷下学宫已经无法和威、宣二王的鼎盛时代相提并论。
从荀子三为学宫祭酒看，它是一段既令人鼓舞又意味深长的史实。在感慨人才备受重视和瞩目的前提之下，一些未解的疑问，或可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稷下现象的兴衰。
学宫祭酒是什么，属于尊号还是学术职务？是临时主持还是有任职期限，它来自组织任命还是自由推举？“三为祭酒”一说，是指三次，还是泛指多次？如果像大多学者认为的那样，祭酒是学宫的学术领袖，那么同一个人担任一职达三次之多，除了证明此人德高望重之外，是不是也说明无人与其分庭抗礼？如此说来，百家争鸣岂不是成为了一花独放？
更进一步，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三为学宫祭酒的荀子，他的稷下学林末代领袖身份，恰恰成为“百家争鸣”终结的形象注脚。
当然，无论荀子的注脚如何，“百家争鸣”在战国末年的终结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礼待的前提下，作为“知识分子”聚集放言并能和君主友好相处的“稷下现象”，对这个话题的议论和更深层次的探究，从来都没有结束。
解读成因复杂的“稷下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进行一般性地理解和讨论。
1.身份
稷下先生之于一国之君，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可多选的选择题：A、师；B、友；C、臣
很多人选择了A和B作为答案，也就是说，在稷下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这个答案，对知识界来说称得上鼓舞人心。
2.职责
稷下先生或学士，从事什么工作？
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一致，源于汉代古籍中的三句老话，一是“不任职而论国事”，二是“不治而议论”，三是“无官守，无言责”。三句话补充重叠，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议政不参政，痛快淋漓地发表意见！
尽管有少数先生或办办外交或参与政策讨论，但都是临时客串性质，属于潇洒走一回，谈不上负担更无需担责。
3.待遇
稷下学者待遇如何？
一言以蔽之，优厚。大体是通过齐王面试的办法，按学术水平和声望高低，确定不同的待遇。首先是政治上给地位，授“上大夫”、“列大夫”爵位，然后名正言顺地配备经济报酬。迎来送往之时，没准还能得到一笔额外的礼金。
不用看君主脸色，有地位，受尊重，不差钱，不担责，说说辩辩有礼品――综上所述，齐国实施的人才引进战略，其条件十分诱人，怪不得千百年来为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
稷下学宫难道真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是“士志于道”的理想国？
背影
第一个不以为然的就是当事人孟子。
稷下学宫最为繁盛时期，孟子分别在齐威王、齐宣王执政时期两次来到齐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过此间的学者，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列于稷下之门。有孟子表白为证，一无官职，二无进言之责，我的行动难道不很自由吗？
孟子不是一个呼唤绝对自由的隐士，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向往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师友之谊的君臣关系，所以他可能对稷下先生身份角色产生质疑。有“议论”之名，无臣下之“义”，又怎么能靠食禄关系，来实现师友之“德”呢？孟子，作为山地气质中“孤峰独立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会因为待遇的优厚而失去对名份与职责的固守，他宁可不做“稷下先生”，也不愿“舍身”为人云亦云的文化盛景装饰门面。
在士阶层风起云涌的初兴时期，也是在帝国霸业未竟之时，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和文化风气相对开放的齐国，我们不排除曾经出现过士人的“天堂”和“伊甸园”，但它注定不会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试想，一个礼崩乐坏的兼并时代，一个弑君篡位的王室，一个靠武力和食禄维系文化盛况的国家，礼遇“知识分子”，它不惜工本的目的何在？其制度靠谁传递？“知识分子”又在其中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
所有制度化保障的追问，最终只能落到一个脆弱的话题上：天下士人的狂欢，必须倚靠国君的开明大度才能得以实现――这是狂欢背后的真实，也是早期知识界群体的宿命。
果然，到了“好大喜功”的齐⊥跏逼冢稷下学宫一度大到千人规模，终因齐王的骄纵而败落。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由于燕国军队长驱直入、大破临淄所致。等到齐襄王重整山河，再兴学宫之际，齐国的大国地位早已江河日下。纵观学林，老的老，去的去，学宫虽“二度梅开”，但全无暗香浮动，即使荀子再有号召力，也无法重新复原出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来。
荀子是一个可以变通的人，但不意味他会放弃原则。如前所述，他是河流气质“上游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有直面现实平野的信念与能量，同时又能够用礼的陡峭堤岸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作为儒学正宗传人的行为。少年时学宫游学的经历，三为祭酒的尊崇待遇，并没有让他获取参与政治活动的快感，甚至在其著作《荀子》中，都看不到他对稷下学宫的记录。是什么原因，会使他不去或不愿盛赞这一后人大书特书的盛况？他的不以为然，难道因为他不断受到谗言的冷箭而对齐国政坛心灰意冷，或是和齐王室最终的不欢而散？
从孟子到荀子，从他们背离稷下而去的身影里，我们或可对稷下现象多一份务实的认知，对中国早期士人第一次以“议政”主题，规模化、组织化参与政治活动的狂欢神话，多一份理智和冷静的观察。
无论是爱是恨，无论引发怎样的雄心抑或是心如止水，在荀子的一生尤其是不惑之年以后，稷下，都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是他人生河流复杂迂回的一处精神支点。
在和稷下学宫，和齐国王室或冷或热交往的距离中，荀子一次次开始了他的游学和访问。他的这一阶段履痕，其实饱含着一位思想家从事政治活动的辛酸。
如果以稷下为始发站，就能发现荀子至少两次的重要出行，分别是北方的燕国和西方的秦国，最后一站是春申君发来邀请的楚国。即便是在兰陵当上县令之后，他还被迫回到赵国，当然他的终点站最终还是选择了楚国兰陵。
齐国――楚国――齐国――秦国――赵国――齐国――楚国――赵国――楚国，由于历史记载的局限，上述线路很可能是荀子中晚年的学术与政治活动的略图。很多人都能发现，齐国稷下和楚国兰陵是考察荀子的两个重要坐标。一个凄婉的事实是，几乎无一例外，荀子的每一次出行，都和谗言中伤形成的恶劣气氛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荀子的每一次旅行，都是对是非之地的逃避，其中，会不会也有对目的地怀揣希望和幻想呢？
不妨来看他的秦国之行。
荀子入秦的时间当不超过公元前266年以前，即在秦昭王执政、范雎为相的时期，是时商鞅变法的政策已持续到第四代。因变法逐渐强大的秦国，此时足以傲视群雄。而在东方六国的眼里，处于西方偏远之地的秦国，完全是不讲文明的暴发户――但在让人看不起的同时，谁也不敢小视其军事实力。
既鄙视又不得不重视，六国的矛盾心理是否充分地投射在荀子的身上，不得而知。荀子是一个伟人，但不是神明，他或多或少会被主流舆论影响；如若带着预谋的批判心态走进秦国，而所见所闻，一定会让荀子感到颠覆性的反差。
果不其然，通过在秦国的参观访问和实地考察，荀子看到了一个“古代阳光照耀的秦国”――
从老百姓来看，习俗文明，民风朴素无华；
从官吏来看，谦恭节俭，爱岗敬业；
观察国都的士大夫阶层，廉洁奉公，不拉帮结派；
再看朝廷中枢，从容决定处理政务，几可称得上无为而治……
这是怎样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难怪荀子一唱三叹：秦国四世成就卓然，可不是侥幸所至，那是有其必然因素的，故有“非幸也，数也”之叹；秦国政坛的风气效率，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即所谓“治之至也”。
参观活动得出如此之好的印象，恐怕连荀子本人都大吃一惊。相对当时东方六国或后人对秦国的恶评，荀子的肯定在历史语境的格格不入中，显现了一个唯物论者的原则和气度。
但是，入秦之初的良好评介，不过是来自走马观花的泛泛而谈；对于秦国政治的归宿和路径选择，荀子的内心仍然有隐忧，需要从秦国君王得到更深入的了解。
秦国相邦范雎和荀子的会晤，当在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前。
此时的范雎作为秦王的最重要的辅臣和宠臣，是秦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依据秦国接待六国宾客的惯例推测，想必也是他引荐了荀子和秦昭王的见面。
范雎和荀子一样来自东方，不是土生土长的秦人；不同的是，范雎入秦和会见秦昭王，要比荀子麻烦得多。想当年，在魏国九死一生的范雎，得贵人相助“偷渡”到秦国，尽管有大臣引荐，仍然在一年之后才和昭王相见。当然，荀子不是当年的范雎，他的学术声名要响亮得多；再说此时秦国政坛已非昔比，太后一党擅权的问题已彻底解决，昭王在范雎的谋划下，正厉兵秣马，重新调整秦国的战略。情势变化之时，有东方大儒首次登门拜访，对秦国对秦王而言，都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荀子》中记载了两位重要人物的谈话片断――
秦王问，儒者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
荀子说，儒者，是“法先王，隆礼义”的人，是使臣子谨慎守职而极其敬重君主的人。君主如用之，那么他们会认真做事；如果不用，他们就加入百姓行列老实做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必为顺下”，属于顺民。
秦王又问，儒者作君主如何？
荀子说，那就更好了，儒者当了君主，影响广大。无论是在朝上、官府还是民间，礼节、准则都能推行，好人好事等美德在社会就会蔚然成风。“四海之内若一家”，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君王。
秦昭王很受用，夸赞讲得好。
被秦昭王称赞的这段对话，却并不为后人看好。首先昭王的问话不礼貌，当着大儒的面讥讽儒者没什么用，这份轻视，不说孟子，就是孔子也会给予反击。荀子则不然，他还在解释，甚至于还在讨好，竟然说出一定“必为顺下”这种没有“气节”的话。从中也能看到山地气质与河流气质“知识分子”处事方式的差异，荀子能够承受委曲以求变通，希望通过自己的苦口婆心，唤起当政者对隆礼的觉醒。
可惜，荀子说教没能打动不可一世的秦昭王。
秦昭王非同一般诸侯，在秦帝国争霸天下的征途中，他是叱咤风云的关键人物。作为秦国在位年代最长的君主，他公开对“王”的称谓表示不屑，并有过自称“西帝”的短暂经历。虽然，在东方合纵势力的讨伐下，他被迫取消帝号；但是，通过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他把壮志未酬的遗憾和一个未圆的帝业梦想，传给了后代，尤其是他的曾孙――秦始皇。
对于一个急于建功立业的大国之君来说，秦昭王此时并不需要治国的政治理念，而是需要立竿见影的争霸策略。仅就此而论，在秦王的心目中，一代大儒荀子的作用，远远不及亡命之徒范睢。
范雎是一位落难的士子，荀子是一位失意的士林领袖，究其身份的实质，并无太多的不同。但是从与昭王见面的目的上看，二人却是大相径庭。
荀子关注的是大方向，即秦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哪种道路对整个社会有好处；范雎主要是出计谋，比如提出“远交近攻”方略，以便秦国各个击破，他关心的是秦国如何持续向外兼并发展的问题。这么说仍然还是问题的表面，背后的原因，是二人角色定位不同，范雎抱定死心塌地的决心，为秦国国家利益服务，从而实现自己的功业；而荀子，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鼓与呼。
定位关乎成败。从传播效果上说，荀子要说的很可能是昭王不感兴趣的话题，而范雎的言谈总能切中昭王的要害――因为，昭王只关心“怎么做”的问题，至于“做什么”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更不需要老师来教导。
荀子和范雎都可以归属于河流气质的士人，相比荀子的“上游型”特征，范雎大体属于“下流型”一类。他没有道德堤岸约束，任由自己向低处横流，以至于后来因妒忌秦国名将白起的军功，借秦昭王之命迫使白起自杀。
深切的“V”字型河床，两岸高高的峭壁，河流的上游命运，决定了荀子人生轨迹在秦国失意地拐了一个弯。一个伟人离开了一个正在开创伟业的帝国，能够给出的解释大约是“道不同”，那么荀子的道又在哪里呢？
下一站大约是赵国，它是荀子的宗国。面对赵孝成王和临武君，荀子就军事和军队建设发表了宏论。荀子认为，善于争取民心的人，方是会用兵者。而临武君则以为不然，他坚持兵家重形势与条件，行变化与诡诈之术，所谓兵不厌诈，神出鬼没；因此他还反问荀子说，孙武、吴起以此无敌天下，难道一定要等来民心归附吗？
博学多思的荀子，在面对面的讨论中，把自己的军事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攻战之本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最强大的军队是“仁人之兵”；军队的强弱取决于国家政治状况；将领要做到智能决疑，行能无过，临事果断。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此外，军队还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即“顺命为上，有功次之”。
荀子说得对不对，当然对。正因为太对，太有道理，或许被注重“实效”的当权者视作“正确的废话”。
非但荀子的思想他人难以理解，就连自己的学生都充满疑惑。
弟子陈嚣问，老师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既如此还用兵干什么呢？凡用兵者，谁又不是为了争夺呢？
荀子解释说，事情并非如你所推想的这样。仁者爱人，因为爱人才仇恨害人之人；义者循理，因为循理才仇恨乱理之徒。如此用兵，实乃禁暴除害，而非为之争夺。故仁义之兵，所到之处便可人治，所过之处无不受教化。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施及四方。
李斯更是一个讲求实务的学生，他习惯接受现实的合理性，所以向老师反问道，从秦孝公用商鞅始，秦国四代兵强海内，威行诸侯，并非以仁义而为，靠的是抢占先机，适应形势，这又当如何解释？
荀子显然不悦，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你说的适应并非真正适应。我说的仁义是顺应大道，这种仁义要靠修政实现。政修则民亲其君，则视死如归。所以说，根本在于君王，将帅领兵是枝节。秦国四代强盛，却总是担心天下诸侯合纵击之，此所谓之乱世之兵，未将仁义作根本呀！你不求根本，而求之于细枝末节，这就是世道生乱的缘由所在呀！
上述师生之间的议兵讨论，时间应该在荀子就任兰陵令前后。那时，秦赵两国规模宏大的长平大战已告结束。秦胜赵败的结果，尤其是秦军坑杀几十万赵军俘虏的惨剧，都会让荀子对战争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但思想的争锋代替不了现实的搏杀，仁义的讨论也无法改变征伐的残酷。
发现人性恶的荀子，高扬礼法并用、德刑结合的旗帜，满腔热忱地奔走呼号，从学术论坛到朝堂之上，从东方到西方，他的识见为他赢得了巨大声名，却没有为他争取到施展的政治舞台。
在行走和失意交织的背景里，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历经了三为祭酒的生活。作为一个关切现实政治的伟大思想家，他不可能潜心纯粹的学术研究；作为一个有底线的学界巨子，他可以委曲，甚至可以承受讥讽，但是他不可能违心地为功利现实喝彩帮闲。即便在“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他也无法享受到议政的真正自由；而正在衰落的齐国，也无意再显示出政治上的开明和大度。
荀子离开稷下的时间，值齐国末代君王田建执政之后。导致荀子决然而去的原因，大约和君王后执掌国政有关――自诩儒家正宗传人的荀子，因看不惯“女主乱之宫”的现象，而向齐相进谏，结果被谗言包围。
这样，荀子告别了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最后一位大儒，他的离开，宣告了一个学术争鸣时代的结束。
这样，楚国兰陵就成为了荀子的终点站。
甚至，可以把兰陵当作轰轰烈烈250年的思想“造山运动”的终点站。
就任兰陵令，不会是荀子理想的选择。而通过他可能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国末年天下士子真实处境，那就是自由发言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时”。无论得势和失势，诸侯国已经从战争中把握了政治的“真谛”，争霸是靠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来说话，而不是通过争鸣可以解决的。
荀子从政，恰恰是这种时代语境的印证，它以象征的意味，让士人参政的现象变得更加鲜明和突出。
青出于蓝。七八年之后，李斯自以为学成了“帝王之术”，于是辞别老师，一番话说得更是直截了当――
如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时正是布衣和游说之士大展抱负的好时机；
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之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本愿。
那么，士子的本愿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进入争霸斗争的漩涡之中？对于弟子慷慨陈词，史书上没有记载荀子的反应，而设身处地替这位夫子县令考虑――
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荀子后学以此为生于乱世、怀才不遇的夫子开脱；认为其学说，足以为治国的准则、纲纪，其品德就连孔子也难以超过。
如果说荀子是一位不走运的圣人，他的不走运，固然是时代背景使然，但也是他人生性格决定的。
与孟子比。同是孔子身后的大儒，同样以帝王师友自诩，荀子并不缺少乐观，但少了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些许豪情与自负。这一点，河流气质的荀子和山地气质的孟子不可同日而语。
与弟子比。同样对政治生活抱有参与的热情，甚至同属河流气质，荀子缺少李斯那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多了几分贤士的自重和相信命运的自智，所以他不可能像李斯决绝地寻找定主，以积极的入世之态实现功业。这一点，河流气质的“上游型”和“中下游型”有明显的区别。
胸怀远大抱负和空有治世之道，三为学宫“祭酒”和最终远离稷下，这是荀子的现实，也是他成为兰陵令的必然。而这一事件引发的历史叹息，已然成为百家争鸣神话的最后挽歌。
当官

历史人物荀子的简介荀子的思想主张荀子的重要著作荀子的历史评价

中文名：荀况

别名：荀子、荀卿、孙卿、字卿

国籍：战国时期赵国

民族：华夏族

出生地：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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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

信仰：儒学

主要成就：儒家代表人物，辞赋之祖代表作品《荀子》

地位：后圣

著名弟子：李斯、韩非、张苍、再传弟子贾谊

荀子，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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