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和远行

Posted 2023-01-03 行

篇首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思考和远行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思考和远行

1958年夏天，中国多数地区的气候格外炎热。国内的政治经济气氛，也到了空前的热度，按彭德怀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形容，简直到了“升虚火、发高烧”的程度。8月中旬，毛泽东从河南视察完毕后，来到北戴河。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不算多，工作却格外忙碌，除了思考炮击金门，便是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这年的北戴河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一时插遍全国。当时毛泽东等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探索和开辟一条到达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人们沉浸在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憧憬之中：“总路线是灯塔，共产主义开了花，水利化、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麦克风前来讲话。”
如此描绘的前景不可谓不美好，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能开辟一条到达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这次北戴河会议的探索被历史证明是一场悲剧，留下的种种教训值得长久记取……
1解放后建设成就促成了头脑发烧，北戴河决议并非偶然
据当时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1957年底到1958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语。
大约是1957年12月，卫士马维同志回家，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他很费劲才掰开那窝头，将一块放入口中，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
“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接过一块窝头时，那窝头已经沾了毛泽东的眼泪。他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哽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毛泽东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他的“午饭”是在夜里，“晚饭”是在早晨。他应该睡觉了，我帮他按摩时，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对我讲话，又像是对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话：“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头么！不应该么……”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其实，自解放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苦思冥想，如何能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但是他此时身处高墙之内，听到的报告有很多并非实际情况，而是他主观上想听的话，由此作出的决策，有许多便严重脱离了实际……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
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全国农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翻身农民按平均的原则分得了土地。不过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很快便产生了，单干的小农无法抵御天灾和疾病，以及劳力上的差异，很快便会发生贫富分化。毛泽东竭力想防止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引导农民走合作化，以求得共同富裕。
于是，1951年农村开始了互助组，1953年开始建立初期合作社1955年便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自1956年起，―些合作社又合并为大社，即高级合作社。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因为这符合他的理想。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相当顺利，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为历史上所未有，毛泽东还感到不满足，这集中反映在1957年9月至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这次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
在1956年内，经济建设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快的冒进现象。经刘少奇同意，周恩来与陈云主持了“反冒进”的工作，在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制定出1957年经济建设“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以及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对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泽东当时是同意和接受了的。
不久，由于国内出现“反右”斗争，加上1957年的经济建设很有成绩，毛泽东又对1956年的“反冒进”表示不满，党内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分歧。
在1957年党内整风中，一些民主人士对1956年冒进引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上的紧张局面颇多批评，其中最尖锐者如张奚若、陈铭枢，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当时，中央认为，这是错误言论和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因而对社会上批评冒进的言论进行了反驳。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批驳了“1956年全面冒进了”的观点，也表示不同意“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说法。他在肯定1956年的成绩时，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的说法，这是“跃进”一词的最初使用。对此，毛泽东深为赞赏，说应该颁发奖章。
总的看，1957年的生产发展，兼顾生活，比较协调，是全国解放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正因为1957年对发展速度作了适当控制，才弥补了1956年的冒进造成的一些困难。由此本应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坚持综合平衡、积极而又稳步发展的方针。何况一年以10%的速度增长，已经比较高，但这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的。
不过这一年秋末，毛泽东在研究经济发展的情况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57年11月，在农业大局情况已经明朗时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他还谈了探索我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问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儿，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儿？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对经济建设希望快一点儿，想探寻一条比苏联好的新道路，这本身是好事。对“反冒进”有不同看法，如果仅仅是工作方法之争也属正常，不过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已不只是具体工作上的批评，而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批评。批评“反冒进”，就是要求恢复他所推动创造的经济建设跃进发展的方式。这样，从1956年1月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两种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经过一年多的矛盾起伏，毛泽东作出了结论，肯定了他所主张的冒进发展方针，排斥和否定了经中央政治局和八大肯定的综合平衡、积极稳步发展的方针。后来，毛泽东说，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
除了“反冒进”的影响外，毛泽东想大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也有当时的国际背景。
1957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苏联十月革命的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的两个代表会议。在苏联，毛泽东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不过他深感遗憾的是，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还很落后，说话的分量还不够。
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在此之前，赫鲁晓夫提出：苏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赶上美国”的口号。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也是一个盲目制定的高指标，苏联与美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一直在拉大。
对赫鲁晓夫提出的15年内赶超美国的行动口号，毛泽东受到触动，便提出了中国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
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勇于奋进的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他开始产生了以钢为纲来搞经济建设的思想。这一思想同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要求再搞跃进发展的思想相结合，成为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批评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要求开展全民大讨论，“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
“大跃进”一词并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他是听一位领导人讲到此词，找来报纸看后才知道的。李银桥记得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就多次公开讲话，表示他不愿再当国家主席。但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会选举新的国家主席之前，他还是兢兢业业履行着国家主席的职责。
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客人。客人走后，一位中央负责人跟上来，陪毛泽东一道走。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当谈到农业问题时，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大跃进。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毛泽东放慢脚步，琢磨着，“大、跃、进？”
“对，《人民日报》已经登了。”
“我还没看到么。”毛泽东回头望一眼紧随其后的卫士长，“银桥，你把报纸找来给我。”他又望着身边的这位负责人，满意地说：“这个提法很好。”
李银桥不知道是哪天的《人民日报》登了“大跃进”，最后还是这位中央负责人找来了这张报纸，指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得很仔细，思索片刻，吮了吮下唇：“嗯，这个提法很好。”说罢，从桌案上抓起铅笔，抓笔的手在报纸上方停顿了几秒钟。
眨眼间，报纸旁留下四个后来震动全国，也令全世界为之一惊的大字：“提法很好。”
后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一词还这样评价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这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大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把他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思想和会议讨论的结果，汇总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例如，提出要把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等。同时也表现出急于求成的思想，例如要求“苦战3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草案中，还特别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观点和要求，影响很大。
提出“技术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然而同时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却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逐渐发生求急求快“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思想线索。
当时，中共河南省委传达和学习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后，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向中央报告说：“主席不断萆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理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河南带头，其他一些省市接着响应，可以说，“不断革命”论是搞“大跃进”的思想武器，是犯“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根源。而且，根据“不断革命”这一理论，经毛泽东提出，报纸宣传了所谓破“消极平衡”论，立“积极平衡”论的观点。
毛泽东在1956年写出的《论十大关系》这篇很有分量的指导经济建设的文件，也就此被打破而长期不再提及，直到1977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才发表。
当人们看到《论十大关系》时，引来不少叹息：“当初照这样做，不就好了么？”可惜的是。1958年时的想法却不是这样的，自己原本正确的思想却被否定了。
2“反冒进”造成只反“右”不反“左”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的批评，主要是从经济工作角度提出的，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批评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使它成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会议。2月，在北京举行了南宁会议精神传达会，党内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3月初，毛泽东乘专列进入天府之国四川视察，并准备主持成都会议。
在专列上，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讲冒进，我们是跃进。跃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果然，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批判了“反冒进”，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成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继续巡视，到了武汉。4月间，中央又召开了汉口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批评“稳妥派”和“观潮派”。他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有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进吧’！”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举行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实际开成了一个在全党深入发动“大跃进”的会议。
毛泽东在5月18日的讲话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这比起半年前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又提高了一大步，恰恰是“总路线”提出后的产物。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毛泽东精神振奋，曾对身边人员说：“中国穷，可是中国有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比外国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些。我看做到这一条要不了多少时间了！”
这样，1958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的“三面红旗”中的第一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在这次会议的热潮中腾腾升起。“总路线”把速度当作“灵魂”，一味求快便不可避免：
钢铁产量，是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一个问题。1957年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原定1958年的产量是600万吨，这已是当时国内所具备的生产设备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但经过八大二次会议，冶金工业部于6月中旬提出了一个新指标，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820万吨。
这个指标，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能力，然而在极度热情的驱动下，这一指标仍不能被接受。6月19日，毛泽东对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干脆一点儿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070万吨。”
这要比1957年的产量翻一番。然而国内的冶金设备并没有多少增长，想达到这一点，只有搞土法炼钢，结果造成了大浪费、大破坏。
毛泽东提出抓农业问题，马上有人响应。不过半个月，7月间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估计产量，竟达1万亿斤以上。中共中央感到其中有很大水分，压去1/3，宣布估计全年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仍然极大地超出后来核实为4000亿斤的实际一这给中共中央的8月北戴河会议提供了极不真实的数据，使会议的讨论和决策建立在高度虚夸的基础之上。
3尽快使国家富强的方式脱离7实际色彩
郭沫若称赞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
1957年，苏联在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被人们称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志。当时中国也提出要“放卫星”。由于国内宇航事业刚刚起步，连导弹都没有，不可能发射真正的卫星，有人便说，中国是农业大国，科技卫星上不了天，农业“卫星”可以先上天么？
于是，舆论部门在1958年内便放出了一系列吹牛虚夸的宣传“卫星”。
早在1958年1月3日，汕头就报出晚稻亩产3千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3025斤的消息：人夏以后，出现了竞相“放卫星”的浮夸风。6月8日，报出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亩产2105斤的纪录。随后，各地竞相报告出一批亩产小麦“卫星”。
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一份《就实论虚》的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报告来自山西洪赵县委。报告的是农业社社员们的话：
我们可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它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如果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像石榴籽那样大，产量就无法计量……
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想让麦粒像石榴籽那样大，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然而，就像郭沫若称赞毛泽东一样，洪赵县委的同志们称赞这些农业社的社员们说：“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现加上冲天的干劲，这些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海阔天空的想象，再加上冲天的干劲，就等于现实，这真是一种奇特而根本不成立的逻辑。然而，当时中央却对这个报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还转发各地。同时，中央在转发报告时又指出：“山西省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很好，特转发各地参考，希望运用这一方法总结各项作物的经验。原报告可以在报上发表。”
称赞弄虚作假的结果，只能造成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到处泛滥。
从1958年人夏开始，农业首先出现了“大跃进”的“奇迹”。小麦、水稻、棉花、花生的“高产卫星”，用《人民日报》上的话来讲，一个个“腾空而起”了。
6月9日，湖北襄阳，大面积亩产1500斤至2000斤；
6月11日，河北省魏县宣布亩产2394斤；
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亩产小麦2357斤。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新卫星：亩产小麦3530斤。
湖北省与河南省可暇⒁话悖马上又有星光社宣布“创造”了亩产4353斤的新纪录。河南省不甘落后，20天后即7月12日郑重宣布，西平县和平社小麦亩产已达7320斤
这些吹牛已经严重脱离了实际，可是到8月以后的虚夸数字又几倍、几十倍于此！
当时下面乱报，上面乱信。下面的乱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上有所好”所造成。
以这些虚报虚估数字为基础，中央部门的统计也严重失实。7月23日，农业部发表夏收粮食公报，说夏粮比上年增产413亿斤，增长69%。7月28日，农业部估计，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加400亿斤，翻一番，达到800亿斤左右。8月22日，安徽省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也宣布是千斤省。
这时的报纸宣传，把敢想、敢说、敢干搞到荒谬的程度，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搞到可以胡思乱想，把科学也破除的程度。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虚夸风，对外损害了中国一贯说话算话和求实的声誉；对内搞乱了国民经济统计，搅乱了人们的头脑，并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产生了严重误导。
据毛泽东当时的机要秘书高智回忆，在1958年他确实多次听到毛泽东讲不相信亩产万斤的话。
然而，毛泽东却不曾在报纸或其他公开场合说过不相信亩产万斤的话。恰恰相反，在公开的报纸文件中，毛泽东总是热情地赞颂和鼓励群众的“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高智在30年后回忆往事时曾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说：“毛主席不要给群众泼冷水，也不许别人泼，他一贯相信群众运动，有了问题也是枝节性，会在运动中逐步改正克服。他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善于从全局，从宏观上把握现在，预测未来。他认为那时的大局是6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毛泽东强调鼓劲，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在他的思想路线发生偏差时，魄力越大，造成的损失也会越大。
对于全国各地虚报的产量，开始毛泽东不相信，这是事实。然而有一段时间特别是1958年秋天，由于屡屡听吹牛行骗的人汇报，再加上一位其实并不懂农业的科学泰斗加以论证，他于1959年春天对李锐说，这段时间自己也相信了。
这一问题，毛泽东在接待7月31日访华的赫鲁晓夫时便表现出来。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赶来北京，主要是因此前提出“联合舰队”一事引起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发脾气，所以想“解释”清楚以弥合关系。据当时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毛泽东陪同赫鲁晓夫从机场到市内的路上，便说我们现在发愁的，是粮食吃不了。
同赫鲁晓夫的3天会谈中，双方语言尖锐，中苏之间首次出现明显的裂痕。据机要秘书高智回忆，在会谈期间的8月2日晚上，他将批阅过的文件整理好，准备拿走，毛泽东却做了个手势，说：“先不忙，我们一起兜风去。”接着，他招呼值班卫士：“小田呢，调车来。”
于是，汽车很快驶出了中南海，来到长安街，迅即加速。这时已经过了零点，进入了8月3日。毛泽东让司机把车开到郊外，在四野无人的时候，他想亲自看一看庄稼。
北京郊外的庄稼长势良好。看到这些，更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心。
1958年8月3日，毛泽东送别了赫鲁晓夫，马上又开始视察农村。这一次，他选择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县。当时徐水县是全国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后来证明也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毛泽东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真实情况。此刻，作为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他看到的情景，许多已不是真实的表现，而是当地领导摆出来的样子。
后来，有人曾感叹“欺君误国”，以1958年为甚。徐水县便是一个典型。
当时，徐水县提出了最有名的口号，便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县如同军营一般，青壮年编为民兵，男女分开居住，老人人敬老院，小孩入幼儿园，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颇有点儿像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
对徐水县提出的这一口号，毛泽东听到后，因不明底细，还感到很新鲜，并表示了称赞。
听过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毛泽东又去看庄稼。他在省委和县委领导陪同下，来到南梨园乡大各寺庄。麦子已经收过，地里的棉花、谷子、玉米和大白菜一片生机勃勃，长势喜人。看来秋收差不了，那么夏收一定不错。
当时，毛泽东高兴地问：“今年麦子收得好吗？”
“好，比哪一年都强！”农业社主任回答。
“每亩平均多少斤？”
“754斤。”
“啊！”毛泽东发出轻轻的赞叹，“不少呀！”
说亩产754斤，这在当时条件还是可能的，看来农业社主任的回答还据实情不远，没有像报纸上那样瞎吹。对于种过地的毛泽东来说，这个数字仍然值得他真心赞叹。
可叹的是，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却要比社主任的气魄大得多，一口气吹出了许多根本不切实际的数字。
当时，毛泽东问：“全县夏收拿到多少斤？”
“9000多万斤。”张国忠刚一说完，又感到不满足这个数字，马上又补充，“夏秋两季计划一共拿到12亿斤粮。”
这后一个数字与前一个数字相比，竟翻了十几倍，真是“大跃进”了！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毛泽东马上表示奇怪，问道，“夏收9000多万斤，秋季就要收11亿呀！”
对毛泽东的这一提问，张国忠略显尴尬。但毛泽东马上转开话头说：“你说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
张国忠一时语塞。
“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毛泽东又问。
“粮食多了换机器。”张国忠这次回答得很快。
“可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的粮食都多。”
在1958年，全国农村确实普遍出现了丰产，比上一年增产了约一成，毛泽东视察各地看到的数字虽有虚夸，丰产还是事实。不过，他还没想到由于后来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公路交通而抽光了劳力，造成一定程度的丰产不丰收，许多粮食烂在地里。
“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毛泽东又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张国忠被“考”住了，窘笑说：“我们光考虑怎么能多打粮食了……”
“还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要想得远些。”习惯于开玩笑的毛泽东用他惯有的幽默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么！”
这本是一句幽默话，没想到，许多地方真发生了社员敞开肚皮比赛吃饭的事。
毛泽东视察完徐水、安国、定县等地后，在专列上对随行的有关负责同志讲了一番话。他大致讲了三层意思：
一是说，看来群众确实发动起来了。
二是考虑了怎么“吃”粮的办法。
三是肯定了民兵连。
毛泽东走后，徐水县马上掀起了又一轮农业“跃进”的狂热举动。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
由于徐水县受到报纸表扬，并被全国树立为典型，在报刊上牛皮便越吹越大，最后还到了拙劣不堪的程度。例如，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通讯，题为《徐水人民公社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一时震动全国。文中竞这样写道：
徐水县漕河公社党委书记刘廷奎介绍他的实验田亩产120万斤的经验时说：“杀了4条狗，用狗肉汤浇灌山药，增产极其有效。还给山药打针，打了20毫升葡萄糖。”
徐水县这次大吹牛和宣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一时震惊了世界。清醒的人们经过研究，在种种弄虚作假的掩盖下发现破绽百出。人们不仅发现养猪数、产量都是假的，而且有人还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徐水有多少条毛巾？”
由于供销社还没有编造假数字，便如实说出只有十几万条，一算竟只及全县31万人口的半数。一些记者不禁当场叹道：“两个人才有一条毛巾的共产主义没有人想过！”
1959年以后，毛泽东对此也清醒了，虽然出于“气可鼓不可泄”的考虑，他没有指责徐水县的弄虚作假，却指示以后不要再宣传徐水。
1958年的徐水经验，后来只是作为可悲的教训记录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然而当时却成为建立人民公社的重要依据。
视察徐水之后，毛泽东南下来到河南，于8月6日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对这里办大社大加赞扬。这里向毛泽东汇报的高产指标，同样对中央决策提供了完全错误的依据。
8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的通讯，里面的报道让后人读了都会叹息不已，其中写道：
毛主席从棉花地里走出来问社队干部说：“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
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10500亩，有5000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
毛泽东笑着向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没有更多的社。”
毛泽东说：“对！这样一个，就会有好多个。”
看过上述报道，懂农业知识的人都应知道，这位农业合作社社长明显是在欺骗毛泽东。其实，王文生是种田人出身，哪有不知道每亩产棉在当时不可能超过“1000斤”之理？更不会达到“2000斤”。然而，他为了迎合某种扭曲的社会风气，达到某种个人目的，竞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毛泽东！
在河南七里营视察时，毛泽东无意之中讲出来一句话，即“人民公社好”，又成为在全国发起另一场运动，即“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起点。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此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1958年8月间毛泽东去视察前，已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河南七里营建立了一个人民公社，说如何如何好，希望主席去看看。
毛泽东去参观时，这位中央领导人和河南省委书记不停地汇报着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毛泽东兴致勃勃，显得高兴满意。听到激动人心处，他频频点头：“好么，好么……”其中，他接着汇报者关于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话头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在七里营视察结束后，毛泽东住在专列上。李银桥将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又将厚厚一沓报纸放在毛泽东身边，然后替他取出一支烟。
毛泽东左手夹烟，右手便去取报纸。李银桥已经抓过火柴，准备帮毛泽东点燃香烟。可是，他忽然听到一声惊叫，吓得一哆嗉。
“哎呀，糟了！”毛泽东惊叫道，大手在床上一拍，便跳下地。接着，他在专列的车厢里急速踱着步，嘴里叫苦不迭：“捅出去了，给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
此刻的李银桥怔怔地望着激动不安的毛泽东，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大事。过了一会儿，他才小心翼翼地问：“什么事呀？”
毛泽东根本不看他，只是换成了左手拿报，右手在报纸上扇打着，接着又将报纸摊到桌面上，看着报纸，变成凝神默想的神态：
李银桥蹑手蹑脚靠近过去，探头一望，几个黑体字赫然跃入眼帘――“人民公社好！”
事过30年后，李银桥回忆说：“当时毛主席是很激动不安。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也许是新华社记者问过他一句，我记不清了。毛主席是睡觉起来后看到报纸的，具体日期记不准，肯定是在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后不久。这么大的事，没经政治局讨论，毛主席自然着急。但事情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呢？不能光后悔呀。”
事后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也讲过此事。当“人民公社好”捅出去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些反映。毛泽东先是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我是讲了，但那是参观中针对七里营人民公社讲的，不要怪汇报同志了，更不要怪记者同志了，是我没慎重。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在小范围解释后，中央领导人也都认为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几天后，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一时间，大家还都同意这个人民公社，几乎没有不同意的。
令人感叹又奇怪的是，就是这么一句话，在北戴河会议上便形成了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竟一时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当然，后来人们也知道，确实如毛泽东在专列上看报纸时所惊呼的，真正是“糟了”！
4办人民公社有偶然性，也存在必然性
在大办人民公社时，河南省的动作最快，到1958年8月底，全省已经人民公社化了，办起了1378个公社，参加农户达99.8%：
人民公社的出现，又是与许多地区的极度吹牛的“浮夸风”联系在一起的。
打开这一年8月间的中央和地方报纸，充满了报道农业上“大跃进”的消息。小麦、棉花、花生、水稻的高产卫星，一个个“腾空而起”。
在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纪录时，还引用社长的话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的我们都做到了”。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一典型的唯心主义口号，一时喊遍了全国。
就在同一天，从山东视察回来的毛泽东到达天津，准备在这里视察后再去北戴河。
当时，毛泽东感觉到群众确实被发动起来了，国内的天气和群众的干劲都够热，他曾希望使自己冷静一些。连续几天，他都是用凉水涮毛巾擦脸。在天津的一次参观中，他也表现了一些冷静，对当地高产指标表现出不大相信。
到达天津后，毛泽东在中央有关领导、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天津新立村。
当时新立村有一块水稻试验田，不能不令见多识广的毛泽东为之瞠目：试验田上有电灯照，下有鼓风机吹，稻秧密得插不进手去。这真是长出来的吗？简直令人无法相信，然而庄稼又确确实实绿在眼前。
“这片试验田预计亩产10万斤。”有关领导和社里负责人郑重地向毛泽东汇报。
当时，毛泽东一再说过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过在这里，毛泽东破例地在这个小小的公开场合摇起头，嘴角撇了一下，说：“不可能的事。”
接着，毛泽东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在场的汇报者一听这话，马上都表现出极度的着急与不安，因为否定这一所谓的“成绩”，等于是在公开场合和光天化日之下欺骗毛泽东，简直有点儿“指鹿为马”的嫌疑。于是，他们纷纷反复地说明：“问题不大，能产10万斤。”
毛泽东这次真正是泼了冷水，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在场的有一个人急了眼，抱来一个小孩子要让他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是10万斤。
毛泽东马上苦笑着说：“娃娃，不要上去。”接着又不失幽默地苦笑道：“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事后，有人果然揭穿了这个经济“魔术”，原来是有人把周围30亩地的水稻都移到这一亩来了。在众多外国记者应邀来参观时，有一个日本老记者开始看到这一现象百思不解，便四处转来转去，终于发现不远的许多田地是空的，而且显然有水稻被人拔走的痕迹，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何尝不了解这一点，不过他当时认为，群众是敢想、敢说、敢干，又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无非是好大喜功么。自己刚讲过要好大喜功，自然无法反对下面的这种举动。
然而，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当年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非常认真和细致的，如今得了天下，在产量问题上不再认真，接着便出了大祸。这是后来所证实的。
此刻毛泽东对待那些虚夸者的宽容，从另一个例证也可说明。
山东的范县领导在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具体规划送到中央，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3年，也不要紧，顺延可也。”
当时由于不制止这种浮夸风，吹牛放卫星的现象就更快地在各地蔓延，简直成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吹牛比赛。
更令人叹息的是，8月27日，《人民日报》竟然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大跃进”中冒出来的典型的口号，成了那种浮夸之风兴起时提出假指标、假产量的最好注脚。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一起于1958年高举起来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成为当时提出破除等级制，主张平均主义的一种理论根据。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其实是一贯的。他对解放后学习苏联实行工资制、军衔制表示不满，认为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而十分怀念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认为那样才能保持一种革命激情。1958年夏天提倡搞“人民公社”，正是要以此作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试验。如果在农村成功，肯定要推广到城市，并实行于军队。
1958年夏天，毛泽东最早提出“资产阶级法权”这一问题后，当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马上把这一见解转告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这个一向鼓吹极“左”并擅长跟风的张春桥，几天内便按自己的理解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登载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看到此文，毛泽东很赞赏，指示由《人民日报》转载，并代写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
毛泽东称赞张春桥论述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是当时“左”倾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本人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思想对促成“大跃进”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起了加剧的作用。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前期，这一思想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反修防修”，以造就一个“纯粹”和“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
5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全国迅速“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达天津视察，这次除看了工厂和农田外，还参观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他出来时，正值吃午饭时间，一行人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
毛泽东到这个饭馆时，本来也作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
此时，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造成交通瘫痪，连交通警察也跟着挤，想看一眼毛泽东。面对这一情景，毛泽东还想“到群众中去”，并在窗前向外面挥手，结果使得外面的人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更不愿散去。
其实在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当时的毛泽东，再不可能像在江西兴国那样同农民促膝谈心，也无法像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
在狂热人群的包围下，毛泽东被困在正阳春饭馆里。解放军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是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饭馆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护上了汽车。“华沙”轿车的车身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却被战士们硬塞了进去。接着，仍然由这批解放军战士在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饭馆门口的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7筐半。
毛泽东从天津来到北戴河，便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7日至30日举行的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用很多时间考虑了炮击金门问题，特别是8月23日前的两天里日夜思考。不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还是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心议题。在十几天里，尽管毛泽东的主要心思不在此，会议还是讨论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农村方面9个文件，财贸方面10个文件，教育方面1个文件，其他方面9个文件。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匆匆通过这么多文件，而且涉及的都是全新的没有经验的内容，最高领导人的心思又不集中，考虑之不成熟可想而知。然而，这次会议研究的问题和下发的决议，却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
在当时的气氛下，一些领导人也受社会上狂热浪潮的影响，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则感到无法提出，于是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在已经是严重虚夸的1958年的数字和大大高估的1959年的数字基础上，当时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只能勾画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的计划。
这个“二五”计划意见书中提出：“基本目标是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二五”计划意见书认为：“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并且为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物质的和思想的某些条件。”
按照这个设想，是企图争取在10年至15年内开始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就是想用10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
提出这种“超英赶美”的要求，必然给自己加上了一种压力。于是构想出一种便于很快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建立，既是搞“大跃进”的需要，又是急于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还是想超过美国的需要。
实事求是讲，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都是很高的，愿望也是非常好的。可惜的是，当时的努力却严重脱离了实际，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地点北戴河，会议未结束时便已经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1958年8月25日，北戴河海滨人民公社成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带全家人社，并送给公社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作为人社股份基金。
接着，9月22日，刘少奇又参加了北戴河附近的河北抚宁县东风人民公社，作为名誉社员，并赠东风人民公社16毫米电影机1部。
在北戴河会议精神的推动下，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迅速推向高潮，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被称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即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在许多方面消灭私有制，其主要表现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缴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这种措施实行后，原先比较贫困的农民兴高采烈，稍富裕一些的农民则惊恐不安，纷纷杀猪砍树，免得让自己辛辛苦苦养的牲畜和其他东西白白充公。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毛泽东寻求的彻底解放农民，把农民变成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1958年8月30日，也就是北戴河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
这一愿望确实是美好的，实施起来却只能引起部分人短期的狂热。长远看来，不仅不能解放农民，反而造成了破坏生产力和滋长干部特殊性的大灾难。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应是物质极大丰富。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情况下，硬性把大家的东西拿到一起共享，不仅造成贫困的普遍化，而且必然使有权者掌握控制少量物质产品，在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必然形成领导者按等级分配，同时利用职权谋取特权的现象会大量滋长。如此下来，在农村不仅不能培养出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反而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另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种不切实际的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不仅造成农民的不满，而且成为酿成后来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更有甚者，有些地区为了表现积极，竟然打散农民的家庭，重新编组农民，以实现徐水县提出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家庭被拆散后，生产中实行“大兵团作战”，自然更要吃公共食堂。
在办公共食堂时，农民的锅碗瓢盆乃至桌椅板凳大都充公（铁锅除食堂所用外大都被砸碎炼铁），家存的粮食也被收走。加上多数食堂管理缺乏计划，开始在高指标的虚夸中还提倡“敞开肚皮吃饭”，粮食浪费严重。1958年农业生产虽然获得了丰收，但是建立公社后农产品很快就被消耗空了，以至不久以后社员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
到1959年春夏，多数地区便出现了粮荒，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供应不上，农民只好改喝“大锅粥”，不少人出现浮肿乃至死亡。当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大力批评公共食堂时，毛泽东还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不能放弃，一直坚持到1961年春。
公共食堂的实行过程，回顾起来确实令人痛心疾首，所造成的灾难那一代人皆知。不过在实行之初，食堂还是得到少数农民（主要是那些原先家境很差者或单身汉）的拥护和不少领导的吹嘘，并说这是节省劳力、柴草和解放家庭妇女的根本途径。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毛泽东也不是没有怀疑过。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曾回忆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时，又有首长提出大办食堂如何如何好。毛泽东听后，说：“你们写写材料，写成材料我看看。”于是，那位首长马上吩咐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写了材料。毛泽东看后，批了，发下去了。同时，河南省委书记也提出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路交通事业、大办食堂。
毛泽东当着李银桥的面亲口讲过：“××，×××，他们送的材料积极。只有彭德怀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由于喜欢看那些“积极”的材料，而不喜欢看彭德怀送的“消极”材料，大办公共食堂便得到认可。
当然，对大办食堂的问题，毛泽东内心深处不无担忧。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结束，他稍作休息，马上又驱车南下，又一次到了河南，专列停在省会郑州市。
停车后，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吩咐：“把你们下放的人找回来，我要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大跃进”开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同中央各部及各省市自治区一样，下放大批干部到基层，组成工作团，协助基层组织搞好“大跃进”。警卫局和机要室的下放干部为一个分团，驻在河南荥阳。
叶子龙受命之后，立刻调一列客车向荥阳驶去。当时在工作团下放时，曾向毛泽东发表过意见的胡秀云这样回忆说：
……坐车来到一列专列上，进了高级软包车厢，十几个人就脏兮兮地找沙发椅子坐下了。
工夫不大，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还有农村工作部的王部长在一大群秘书及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进来了。
真巧，毛泽东就在我身边坐下来。
先是我们带队的头儿作汇报，谈河南的“大跃进”和组织人民公社的情况。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昊芝圃也在座，他大概听着挺高兴。
我们头儿当然主要是讲成绩了。毛泽东听完像是不放心，环顾左右问：“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出什么问题。
可是，毛泽东的目光已经盯住我：“你说，小胡，有什么问题啊？”
我说：“反正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绕锅台转，现在吃食堂，解放了。”
“你是不是吹牛呢？”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
我愣住了。这话要是别人说，还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我想听你们谈谈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一直追着问有什么问题。我心里是有问题的，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成天吃白薯面。
不过，我讲出来的是另一个问题：“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亩产400斤，到早晨就成1000斤了？基层干部一个跟着一个吹。”
毛泽东犀利的目光落到吴芝圃身上，吴芝圃的嘴角抽了抽，有些尴尬。毛泽东旋即又将目光扫向谭震林。后来据卫士长讲，毛泽东批过谭震林，说他是“谭大炮”。说不要老是放卫星，没有那么多卫星，要慎重。
我这也算放了一炮吧，使场面有些尴尬。幸好有人送来了烤面包，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烤制的。河南的同志说这是公社大食堂做的，社员们就吃这个。
毛泽东尝了尝，说味道还不错。
我心里还直埋怨河南省委怎么把我们安排到了那么一个穷社，一次烤面包也没吃过，成天就是白薯面…
这个“吃面包”的事件，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也回忆过：
1958年毛泽东视察各地，来到河南时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毛泽东将面包掰开分给大家吃。我也分到一块。那面包确实不错，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毛泽东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在河南视察时，毛泽东吃了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烤制的面包，显然比1957年卫士带回来的窝头强多了，于是很高兴。其实，这又是河南省某些领导虚夸成绩的一个花招，当时全省老百姓哪里会有这种面包吃？
由于毛泽东一时听信了这种吹嘘之言，亲口尝了被欺蒙的面包，公共食堂便被肯定。
6大炼钢铁炼出大量废铁，李达斥责这是“发高烧”
北戴河会议后，先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继之而起的是全民大炼钢铁。
当时，河南省在炼钢方面又放了“卫星”。据报道，9月上旬，河南省每天平均只产铁780吨。而9月15日的日产量就跳到18693吨，至于创造这个奇迹的主要经验，就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个有160万人参加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
河南省一马当先，河北省也不落后，仅武安县便组织了12万人的钢铁大军，用土法炼钢，而丰收的庄稼大都丢在地里。
安徽作为拔白旗、插红旗的典型，也到处是红旗飘扬，小土群林立。
更严重的是，当时《人民日报》竟然驳斥那种认为建设具有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必须要正规化的看法，说我们需要的正规化，“必须是革命的正规化”，“通过群众运动来办工业，这就是我们的正规化。”在这种“正规化”群众运动中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炼出的铁却大部分不合格，只是废铁。
当时毛泽东前往安徽，直接深入到炼钢第一线，就蹲在小土炉前观察。
“咚、咚、咚！”几个初上钢铁前线的新兵轮番用钢钎撞击小小的炉口。钢钎一闪，戳人炉口后，人群里起来一阵小小的喧哗。一缕红红的钢水缓缓淌出，沿着土地上一条浅沟流入一个长方形的土坑。
不知是谁先拍响了掌，迅速有人跟上，炉前形成一阵小小的热烈场面。当时毛泽东也很兴奋，但他并不真正了解这样炼出来的钢的质量。
离开安徽，毛泽东又视察了南京、上海，然后到浙江杭州。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
由于上面的动员和号召，至9月间全国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有5000万人。10月达6000万人，不过仍然难完成指标。毛泽东也感叹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由于距1070万吨钢的指标还相差甚远，中共中央提出，1070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打折扣，一吨不能少！这实际上是将经济任务当政治任务摆在了各级党组织面前。到12月份，全国已经有9000万人挥戈上阵。这是一个沸腾的蓝黑色海洋……
到年底，据统计炼出了1100万吨钢，实现了1070万吨钢的指标。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
为了炼钢铁，大量农村劳动力丢下农活，滥砍滥伐又造成后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这也是酿成此后“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到炼出的钢铁大量不合格的报告后，毛泽东去了一次鞍钢，亲自考察了炼钢的程序，终于明白用正规的设备才能炼出合格的钢铁，于是在1959年以后也不再提倡土法炼钢了。不过，他仍然表扬“全民学炼钢”的热情，认为是革命创举不能否定。
当中国这支“温度计”的水银柱在迅速升高时，虽然许多人因为政治运动的压力沉默不言，然而还是有人给毛泽东及他所挚爱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除了后来在庐山敢于直言的彭德怀，还有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对于“大跃进”的冒进和此间提出的种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李达深恶痛绝。听到毛泽东到了武汉，他马上与这位老友见了面。
两人简单寒暄之后，毛泽东便问李达最近在搞什么，并直率地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接着，他坦率道：“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得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李达对老朋友这样直率的说话，还是表露出受感动的神色，并说：“感谢主席关心我的工作和文章。”接着毛泽东又问：“近来有什么新闻吗？”
李达感到心里的话有机会讲了，便马上说：“我们的学生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接着，李达又询问：“主席对这个口号是怎么看？”
毛泽东回答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毛泽东谈群众运动，李达不便多言，但话题已转入哲学，他便坚持自己的看法，马上提出不同意见说：“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泽东反问道：“肯定怎样？否定又会怎样？”
“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唯意志论，就是唯心论，就是错误。”
“那么你承认不承认精神力量的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还存在不存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靠了什么力量？”
李达听着，越来越显不安，马上反驳说：“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决不是无限大……”
两人争论起来更容易激动，李达一时提高声音说了这样一番话：“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热一点儿，下面就会不得了，你发烧39℃、40℃，下面就会烧到41℃、42cC!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敢当面说毛泽东“发烧39℃、40℃”的，恐怕中国只有李达一人。后来彭德怀在庐山写信也称“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但指的还是下面的干部。
一向性格倔强且很自信的毛泽东，也回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八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也有过反复思考。后来，毛泽东多次找李达谈话，并请他吃过饭。由于李达毕竟是自己的老朋友，又不是党内掌握什么大权的当权派，毛泽东有时还能听得迸他的批评。
毛泽东正如他自己所说，头脑要热也要冷。听到李达的意见，看到各地的热潮和种种问题后，他也注意“保护群众积极性”，批评一些劳民伤财现象，认为“挑灯夜战”一类的做法是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承认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应该“有张有弛，劳逸适度”。
1958年那个狂热的夏天过后，毛泽东也开始冷静下来，重新思考“大跃进”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7毛泽东提出纠“左”却不能实现，引来不尽反思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刚刚建立，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标语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人民公社并没有把人民引入天堂，相反却很快给人民带来了普遍的贫穷。
对农村的形势，毛泽东很快有了察觉。尽管他想到各地去看实情，但到处都作了准备，不过仍能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1958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纠“左”。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在“大跃进”开始时表现出沉默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这时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又出来说话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降低不切实际的指标。毛泽东在讲话中，也多次肯定了陈云的正确意见。当时陈云提议，不要公布已确定的1959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随后，他又一次提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是，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高指标仍然公布出去，主要原因还是强调“气可鼓不可泄”。
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卫星”，反而发现一些粮食紧张的现象。毛泽东还发现，由于实行公社化，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出现一些紧张情况，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下去以后，并未有效地制止住“共产风”。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和酝酿，毛泽东最后下定决心，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这一环节人手，解决由公社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主持下，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语气尖锐地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一些话，切中时弊，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针对这一点，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他说：“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段重要批语，指明1958年的一些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这段话是写在山西省委《关于

心理学知识请多多负面思考

在当今社会，比起正面思考型的人，负面思考型的人似乎更容易受到指责。

生活中我们对那些爱发牢骚的人往往敬而远之，以免他们影响自己的心情。如果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犯了错而畏缩不前，我们也不会付之以同情，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负面思考的对立面——正面思考是否真如社会上大部分人所推崇的那样好呢？

心理学专栏作家奥利佛·伯克曼在他的新书《解药》揭示出了负面思考的正面力量。

1. 专注于最坏的情况（而非最好的）

一般，我们都会想要往最好处去想。可是，一旦事与愿违，我们就会感到遇到的问题是一场灾难。

相反的，下次你要是担忧你的工作或是与爱人的关系问题，试着想像一下，最糟糕的结果会是什么情况。这样你那些最深的焦虑也会变得不那么深了。比如，一段关系结束了，你可能会觉得很伤心，但你的生活还是能继续过下去的

2. 别成为一个目标狂人

一旦你开始思考某个目标。（比如要爬到某座山的山顶；赚到一百万等）。这个目标就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记住，不要让任何的对于未来的期盼：关于爱情的、职业的、经济上的，成为你的一部分。这些都可能摧毁你的心态。

3. 跟着指南针，而不是地图

如果你能知道自己的核心价值在那里，实在是很棒。但你千万别想着去实践它。如果你整天想着一个梦想中的工作，或者一种你期待的家庭氛围，一幢大别墅，你可能就会错过那些同样能让人得到满足感，但却不用那么费力的美好事物。

4. 总想着变得乐观，会让你忧伤

积极的自我暗示（每天早上你对着镜子说的那些话），能够提醒你是多么棒的一个人。但也可能会事与愿违。有时候，试着告诉自己，你不必要达到某个特殊的标准，反而能让你更好地接纳自己。“每一天，每一种尝试，我都会变得更好。”这是一种很传统的心理暗示。但是，你可以不必要这样，真的，即便如此，你还是很好。

正面思考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诸多思维陷阱。负面思考有很多问题，但它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商业、人际关系、艺术等方面，负面思考型的人比只会正面思考的人更有深度，也更真实，负面思考也是产生同理心的原动力。与只会正面思考的人相比，负面思考型的人不会对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他们更能看清现实。

进行负面思考时的忧虑和不安是因为看到了事物的多个角度，正是因为考虑的可能性较多才会如此。有时，因犹豫不决而烦恼并非坏事，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程序。

（心灵咖啡网编转）

编辑推荐

思考和远行

思考和远行

心理学知识 请多多负面思考

心理学知识请多多负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