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礼

Posted 2023-01-03 绿岛

篇首语：太斤斤计较的人，不适合恋爱，适合买菜。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陈启礼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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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礼

2007年年底，台湾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客夕匕他乡，他的世纪葬礼，万人空巷，让人义忆及-当年那举世震惊的江南命案，那一场政治与帮派共谋的历史。
生于外省官宦之家，形成刚烈豪爽性格，他把竹联帮带上国际舞台，成为“天下第一帮派”，却凶效命政治，制造举世震惊的江南命案而入狱、出逃，最终客死他乡。
他为黑帮赋予了政治人格，却又卷入政治纷争。他的一生，堪称另一部杜月笙传奇。2007年11月8日，台北飘着绵绵细雨，邻近基隆河畔的大直商圈，弥漫着诡异的氛围，9000多位穿着黑衣的台湾、香港与日本的黑帮代表，800位刑警人手一台摄影机严格搜证盘查，另有十多台卫星新闻转播车，全都涌入了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的公祭现场。
警方为避免帮派借此造势滋事，竟破天荒地在公祭前三天举行全台大扫荡黑道，仍无法遏止这一场黑社会的“世纪丧礼”。
“全台湾也只有陈启礼有这样的实力，公祭可以动员到台港曰的黑道老大。”一位主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感叹。公祭当天，台湾的9个新闻电视频道全都被陈启礼的新闻所占据，转到哪一台都是在报导陈启礼的生平与公祭，就连晚上最热门的9点谈话节目，也全都在谈陈启礼。
台湾最大的外省挂（指1949年前后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民众）帮派竹联帮第一代帮主陈启礼，并非出身草莽，而是家教甚严的外省官宦家庭。1949年，6岁的陈启礼随父母从大陆去了台湾，父亲是一位法官，陈启礼从小就在严格的管教下成长，但是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生存环境和陈启礼刚烈的个性，使得他很早就选择了江湖道路。
“小学一年级，陈启礼的爸爸送他到小学去读，但是全班连他一共3个外省学生，那另外两个就常常被打，不敢反抗。”社会观察家张友骅指出，当时台湾社会刚历经了“二二八”事件，本省人与外省人经常爆发族群冲突，大部分的本省家庭都不愿意让女儿嫁给外省人，更何况是在学校里面，不会讲闽南语的陈启礼自然成为本省小学生欺负的目标。
陈启礼的个性爱恨分明，有恩必还有仇必报，绝不主动欺负他人，但也不容许别人欺负他。“我当然忍不下这一口恶气，”陈启礼于1999年在金边接受台湾电视台采访时表示，“F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就大打出手。然后演变成每天下完课全班来打我，到后来就是整个年级的学生统统都一下完课，在那个教室外面的走廊，整个年级都来打，我就一直奋战。”
陈启礼渐渐地将外省的小圈子结合起来共同对付外侮，如此就有了帮派的雏形。
上高中后，陈启礼加入了以外省人为主的“竹联帮”，绰号“鸭霸子”。关于“鸭霸子”的绰号，还有一个传说：当年陈启礼与帮派弟兄有一次被警察追捕．，拔腿狂奔到一个河边，前面没有路了，十多个兄弟纷纷跳进河中游到对岸，惟独陈启礼不敢跳F去，原来他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从此他就被称为“鸭霸子”。
陈启礼与一般的黑社会分子逞凶斗狠的特点相比，他比别人多了。一份经营的头脑，因此迅速在竹联帮内部崛起。
仅仅27岁，他就在阳明山的竹联帮大会中被推举为总堂主（帮主）。担任帮主的陈启礼带领弟兄们与各黑帮火并，不断扩大地盘，尤其是在成功挤压当时势力最大的四海帮地盘之后，竹联帮声势猛涨，一跃成为台湾第一大黑社会组织，帮众达到十几万人，快跟台湾陆军人数差不多。直到1984年江南命案案发，陈启礼的黑道事业如日中天。
“黑道大哥一讲到陈启礼，莫不恭恭敬敬的。”曾经贴身采访陈启礼的《中国时报》特派记者梁东屏说，第一次感受到陈启礼的“威力”，是1985年在纽约市拘留所内采访“江南案”枪手董桂森，采访的过程中，董桂森提到“陈大哥”，早年陆军士官班出身的他竟然像提到“总统蒋公”一样，迅速挺直身体，尊敬地称呼“陈大哥”。
陈启礼虽然是台湾第一大帮派的帮主，但是他对待属下，除了要求严守帮规之外，并不太会记仇。1985年，陈启礼因“江南案“第二次入狱之后，前竹联帮虎堂堂主朱家训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弟，有一次陈启礼妻子陈怡帆找了竹联帮的一些兄弟到家里吃饭，厨艺甚好的陈怡帆亲切地询问大家想要吃什么，结果搞不清楚状况的朱家训竟然说“想吃烤鸭”，这可是犯了竹联帮的大忌，一个小弟造次想要吃“鸭霸子”帮主陈启礼，当下十多位竹联帮堂主张大眼睛瞪着他。
几天后陈启礼在狱中得知此事，并没有生气，只是说小孩子不懂事，要多多包涵。
“任何与陈启礼交往过的人，都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教养。”一位熟悉陈启礼的社会记者回忆，认识他十多年，但就算是众多“兄弟”在的场合，也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脏话，连最基本的“三字经”都没有。客人要走，不论是什么人，他都起身相送。
陈启礼万万没想到，他所犯下的大案，给台湾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更没想到自己居然在无意间为终结一个时代充当了推手 “黑道人物就像夜壶”，这是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名言。夜壶只能在晚卜内急时偷偷拿出来用，但白天却必须藏在床底，因为它不登大雅之堂，见不得人。这句话用在陈启礼身L，更是得到验证。
陈启礼自幼被法官父亲不断进行“要忠于国家与领袖”的爱国教育，在他身上，可以看得到江湖义气的豪爽，也有自认为是“为国锄奸”的使命。
1984年7月，时任台湾情报局局长的汪希苓，因笔名“江南”的旅美作家刘宜良撰写出版《蒋经国传》并在报纸上发表不利于蒋经国的言论，极为不满。
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后，汪希苓对陈启礼晓以大义，一直用“‘国家’需要你帮忙”、“江南在毁谤‘国家’元首”、“替天行道”等说辞，希望陈在这时候能够帮忙。陈启礼决定赴美国旧金山德里市“教训”刘宜良。
陈启礼于1984年8月，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竹联帮左右护法，共同在美国执行自认为是“锄奸”的计划。当年10月10日，三人锁定刘宜良行踪；10月15日上午9点，当刘宜良在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正准备开车外出前往开设在渔人码头的礼品店，并将一些箱子搬进车厢内时，已事先埋伏的董桂森等人，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两眉间开了一枪，刘宜良随即倒地，胸、腹部再中两枪。
这三枪却意外为已经岌岌可危的台美关系雪上加霜，直命要害――台湾情治单位竞派杀手到美国暗杀华人。陈启礼的朋友在美国公开指控当时主管台湾情报机构的蒋经国之子蒋孝武是幕后元凶，让台美关系跌入谷底。
这一意外事件，也迫使蒋经国在翌年透过《时代》杂志表示，未来的“总统”大位将不会由蒋家人继任，这等于是正式宣布，要终结蒋家统治时代。
“江南案”让原本挺“蒋”的美国政府勃然大怒，反过头来向台湾要求交出幕后元凶。陈启礼返台后不久，台湾的警政署于11月12日执行“一清项目”扫黑行动，而在确认“一清首恶分子”陈启礼被逮后，开始针对竹联帮数下-名黑道分子进行逮捕行动，不经过司法审判，直接用直升机把落网的黑道大哥送到绿岛监狱。
“江南案”不仅使陈启礼和吴敦被判处无期徒刑，流亡海外的另一杀手董桂森最后也死于美国监狱的斗殴事件，连当时的台湾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也因此下狱，经两次减刑后，三人服刑六年多获假释出狱。最后全案由台湾政府支付给刘宜良遗孀崔蓉芝145万美金和解了事。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陈启礼刺杀江南的动机。
无论如何，陈启礼当初肯定没想到，他所犯下的大案，给台湾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更没想到自己居然在无意问为终结一个时代充当了推手。
当年，陈启礼这一位“江南案”的案犯，不过是一个政治的牺牲品，是―个时代的悲剧。当执政者需要他的时候，好言相待，一旦出事，陈启礼绝对是第一个拿来牺牲的对象。
1991年，陈启礼出狱后风光极了。许多生意人抱着钞票争着和他合作，朱家训回忆说，客人排队找董事长（竹联帮都称陈启礼为董事长）谈生意，就像医院病人排队等着看门诊一样。
6年的牢狱生活，却使陈启礼和社会现实脱节，也降低了他早年敏锐的判断力。他疏忽了生意人找他合作，是想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当招牌，在竞标工程时减少对手，在施工时避免兄弟找碴。何况也确有竹联帮的人进行围标，搞得工程界大乱，这些账最后都算在他头上。
陈启礼介入工程，使得黑道围标流言四起，台湾政府被迫再度激活“治平”扫黑项目，首要目标就是陈启礼这个老大。
1996年，陈启礼再遭通缉，以后就避居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岂料这一走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始终在警方的通缉黑名单上，陈启礼就连父亲去世也不敢回台湾奔丧，直到病故才能回到家乡。
很少人知道陈启礼很有生意头脑。陈启礼当年在学校主修工程，服兵役于工兵指挥部，进入社会之后从事的事业也与工程有关，所以他在金边就朝这个方面发展。
他很快就发现金边有不少法国人统治时留下的建筑，这些建筑都很美观、坚固，只是荒废了而已，卖价便宦是因为年久失修，因此他就便宜买进，然后找当地的承包商负责整修，他则亲自绘图、监工，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整修、转卖，就这样，居然也开始赚钱。
柬埔寨很热，率性的陈启礼在家多数时候光着膀子，在泳池旁泡茶待客，即使是柬官员来访都不例外。
陈启礼在金边的豪宅，终年宾客不断，很多时候也要招待朋友去酒店夜游，他同样不饮，也不找小姐陪坐，小姐自然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也就不敢像对待其他酒客一样了。不过陈启礼身处其中并无丝毫不自然，依然妙语不断，举座生风。他多半待二三十分钟便离去。
一生大起大落的陈启礼，注定不会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白发老头子。他在柬埔寨除做生意之外，并目．热心公益事业，多次组织在柬台商赈济当地的贫民。
陈启礼经常带头举办赈灾活动。逢年过节，他就组织儿家台商以及台湾医院到金边市郊的一个县赈济当地贫民。
前几年，陈启礼被诊断患有胰腺癌，病情不断恶化，不敢回台就医的他，只得待在香港医疗，直到2007年10月在香港医院病逝。竹联帮“精神领袖”、“江南案”杀手陈启礼终于走完了他64年的江湖人生。
陈启礼曾对媒体透露，一生最遗憾的事，是父亲过世，不能返台送终，恪尽人子之孝。陈启礼的一生足以让在黑道上打滚的江湖人，省思“歹路不可行”。根据警方的推估，竹联帮拥有的枪支足可以武装两个旅。武器比台湾警员的武器还要精良，有各式手枪、钢笔手枪、超短冲锋枪、散炮枪与自动****，甚至还有土制火箭。
台湾最大的黑帮组织有三个，分别为竹联帮、四海帮和天道盟。其中最大的竹联帮是由一群外省籍中学生创立的，这在世界黑道历史上也属罕见。
被尊为“天下第一帮”的竹联帮，在全盛时期，帮众高达10余万人、70多个堂口，并在东京、香港、东南亚与美国华人群聚的地方都能看到竹联帮的堂口与分支机构。
竹联帮叱咤台湾的20世纪60到80年代，在“精神领袖”陈启礼逃亡柬埔寨之后，江湖威名逐渐被四海帮与天道盟遮盖过去。
直到2002年3月，台湾海巡署破获有史以来最大的枪械走私案，在一艘大型渔船上查获MP5、M16、冲锋枪等十多种长短枪共173支、子弹l万发和26枚******、l枚枪榴弹，“火力可武装一个加强连，”一位高阶警官强调，这才让人感觉到竹联帮拥有强大的实力。
竹联帮拥有的枪支足可以武装两个旅，武器比台湾警员的武器还要精良，甚至还有土制火箭竹联帮的崛起，可被视为一部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仇恨械斗史，也与“精神领袖”陈启礼的一生息息相关。
1949年，籍贯江苏的陈启礼，跟随法官父亲落脚台湾台北县中和，经常受到本省同学欺负的陈启礼，每天下课的最大活动就是“与同学打架”，逐渐在外省同学与眷村圈中打响名号。
竹联帮的前身中和帮，势力范围涵盖中永和地区，帮众大都为外省人，但是在1955年时，帮主孙德培在一次纠纷中杀死了一名少年，最后遭到逮捕入狱，陈启礼也存这一个时间加入了帮派。
后来中永和一带以剩下的大哥和元老赵宁为首，在1956年6月召集帮众于中和乡竹林路举行大会，商量对策。由赵宁宣布，因为帮主孙德培的入狱，为了尊重帮主以及表示平等，决定不设立帮主一职，并日．将中和帮残余势力统整共同组织“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
由于陈启礼敢斗敢拼，立刻在竹联帮内部迅速窜红。27岁时候，又被大家共推为第一代帮主。1972年，陈启礼因涉杀人案件，被捕入狱后，仍然从监狱内透过总护法“白狼”张安乐遥控竹联帮。
陈启礼与张安乐再次把组织重新改革与制度化，分支改编为八旗制，并扩编成虎、豹、龙、狮、熊、风、狼、鸟等分支堂口。在张安乐的带领之下，“新竹联帮”有了完善且精密的制度与稳固的基础，并且还提拔许多后辈，培养后辈成为独当一面的角色。
竹联帮的历任帮主都是外省籍，所以从帮规建制上，沿袭大陆青、洪帮的部分仪式，并订立帮规。
竹联帮内部等级森严，小辈必须绝对服从长辈，并设有多种残酷的刑罚，对那些办事不慎或违反帮规的人，轻则体罚、囚禁，重则殴打。组织内部，一律使用暗语、手语，并模仿过去大陆黑社会使用过的某些象征性行为，如端茶的姿势、烟具的摆放等特定符号，作为显示身份的暗语。
在当时，外省人在台湾算是少数族群，所以陈启礼在建构竹联帮的组织架构时候，采取“精兵战略”，以对抗本土地头蛇。
“初期，竹联帮打天下的时候，采用精兵制度。大家平时在一起，都是不停地拼杀卜来，彼此的默契非常强。”社会观察家张友骅分析，竹联帮每一个堂很大，台湾最大的角头（黑帮区域领导人），大概才一两百人，一般的角头都只有五十多人，“可是竹联的一个堂就会到几千个人，堂主的权力很大，但又受到陈启礼的严格管制。”1968年4月，山张安乐主持竹联帮阳明山会议，将组织编制扩大，会中并规定日后各分支必须上缴“母金”，支撑竹联帮的核心组织发展。
竹联帮常常以少胜多，很快就以打架的狠劲逐渐在道上扬名，连其他一些大帮会都不太愿意惹他们。1960年春节，一个竹联帮成员在西门町被四海帮修理了一番，于是竹联帮向这个当时比竹联帮强大得多的帮派宣战，顿时间战火纷飞。最后警方强力扫荡树大招风的四海帮，四海帮被勒令解散。四海帮的地盘就被坐收渔利的竹联帮接管。
上世纪60年代，赵尔文加入竹联帮。在他的领导下，竹联帮由一个以外省籍为主的黑帮蜕变为容纳台湾本省人的帮派。
经陈启礼的整顿后，竹联帮的势力更加壮大。在这一期间，竹联帮也逐步将武装现代化，与敌对的四海帮在1980年间，相继制造了杏花阁血案、天厨餐厅事件及法庭喋血等社会事件。
根据警方的推估，竹联帮拥有的枪支足可以武装两个旅。黑社会的武器比台湾警员的武器还要精良，有各式手枪、钢笔手枪、超短冲锋枪、散炮枪与自动****，甚至还有土制火箭。
树大招风。竹联帮在台湾与海外积极拓展恶势力范围，并且四处吸收新血，此一大动作马卜引起了政府的注意，1970年开始激活“一清项目”，动用八万警察大军扫荡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四天之内把数百位的黑道老大一网打尽，不经过任何的司法审判，直接用直升机送到与世隔绝的绿岛监狱。
在政府执行“一清项目”之际，竹联帮由于组织架构采用精兵主义，只要警方逮捕一个堂口老大，旗下的数百位帮众顿时间丧失领导中心，组织瞬间瓦解，造成竹联帮势力锐减。
1976年，出狱后的陈启礼，开始思索如何带领竹联帮组织再造，从昔日的赌场围事与经营特种行业，转型到企业化经营。
陈启礼锁定了消防产业与媒体业，陆续成立承安消防、美华报导、名商俱乐部等五家公司。
竹联帮除了原有的地下赌场、地卜．钱庄、期货、色情咖啡厅、讨债公司等传统行业外，开始更多地渗透到各行各业之中，向影视、传播、企业、公司、餐饮业等行业进军，甚至将业务扩大到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地。
其中又尤以对房地产开发、建筑承建业的染指令人侧目。1984年，台北市政府国宅社区的营建就遭到黑帮分子的勒索，工地无法开工，厂商请出竹联帮老大出面摆平，双方以三十万成交，竹联帮兄弟很快就把当地的那些混混全部“搞定”，差一点还闹出人命。
竹联与四海两帮的冲突，更由街头械斗提升至金融领域。两个帮派介入的股市战，造成当时全台的金融风暴，在金融风暴的后期，两帮联手黑箱操作股市获取不法利益。
1984年爆发江南命案，陈启礼因涉嫌杀害刘宜良（笔名江南），而锒铛入狱。
1988年，政府宣布释放“一清项目”三百多名帮派分子，包含竹联帮各个堂主与角头，因此竹联帮重整旗鼓再度复出。
1990年，刚出狱的陈启礼适逢台湾经济蓬勃发展，正值政府推动新台币8兆元的公共工程计划，竹联帮为争食这块大饼，先后成立了韬略集团、峻国企业、泉安营造及东奎集团等企业公司，以暗中进行围标、绑标工程；短短数年便赚取暴利，并运用充裕资金再次拓展势力版图。
在竹联帮大步往企业迈进的道路上，也诞生了一些从混黑道漂白，做起正经生意的杰出商人。其中最有名气的是陈启礼的保镖张如虹，后来竞成为台湾相当知名的鞋厂老板。
根据前竹联帮虎堂堂主透露，张如虹从小跟着陈肩礼打天下，是陈启礼的左右护法，张如虹人长得很帅，却是冷酷无情的杀手。张如虹从绿岛管训回来后，在台湾生意做得很好，连续5年一直是台湾鞋业出口第一名。
最近几年，竹联帮为了吸收新血，也与时俱进，拉拢青少年入会，开始利用青少年热衷于上网的特点，近年来也开始在网上成立网络“家族”，发展会员，并且深入部分的校园，以时髦的形式来吸引年轻人。
作为竹联帮曾经的总堂护法，陈启礼的结拜小弟，吕代豪从立志要做国际杀手，转为一个神学院院长、牧师，他收刀入鞘、金盆洗手的历程，俨然是一条从黑道到神道的如神迹一般的道路。
他连续入狱、越狱，台湾38所监狱，他待过14所；前后共被判处有期徒刑38年。“我正在清洗掉手上的鲜血，这需要用我一生的时间。”
如今，他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依然有他的名。如果不是他亲口说出，没有几个人会把眼前这个彬彬有礼、低眉顺眼的人与黑帮老大的形象连在‘起。2007年12月24口，平安夜，台湾牧师吕代豪到福建福州下面的福清一个乡镇教堂演讲，他跨海而来，风尘仆仆。
吕代豪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语言时而婉转，时而激昂，抑扬顿挫，掷地有声，中间还夹杂着英文、日文和闽南语。他的表情时而松弛，时而凝固。他讲述自己的生命历程，像在痛陈血泪之史，义如同在诉说一段光荣、辉煌的岁月。
演讲的很多时候，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牧师，而在忆及那个曾经置身的江湖时，偶尔的言辞之问，又透露出江湖的凶杀之气一那一瞬间的面部狰狞和恶狠狠的语气，让人察觉到江湖的诡谲。
1954年，吕代豪出生于台湾新竹，父亲是驻守金门的团长，乃黄埔军校19期出身的军人，常年在两岸的军事前线戍守，对于子女管教甚严；其母则是世界上最大、组织最为严密的华人帮派“洪|、J”的“阴大姐”。洪门又称“红帮”，前身是明清时期的天地会，当年孙中山、蒋介石闹革命，对于洪门力量多有借助。谭人风就说：“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 “在运动之初，惟洪I、，J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沦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洪门有十个领导人，排名第四（四大姐）和第七（七妹）的按规定由女性出任。洪门靠赌博抽头为生，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开赌场，她很豪爽。”这位四大姐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就是从不反对儿子和别人打架，只是“打赢了才回家，打输了就不要回来”。
在这样的“尚武”家庭长大，吕代豪养成了逞强斗狠的性格，十几岁时就横行乡里，下塘洗澡都要清场。在连续的退学、转学、不服管教之后，被父亲送入了凤山陆军官校预备学生班。然而就是在这个以“合理是训练，不合理是磨练”为口号的军校，更磨砺了吕代豪凶狠的脾性。在这里他对跆拳情有独衷，在二年级时就已是跆拳二段高手了，后来甚至获得台湾青少年组跆拳冠军。
1972年，台北发生了木栅大械斗，“大政小帮”与蓝鹰帮为争地盘火并，数人重伤，一人死亡，而吕代豪则是这起血案的主力参与者，从此，他开始了亡命天涯；也从此步入了黑道。
那是一段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样充满了青春期躁动和社会躁动的日子。杀人后，他正式加入了飞鹰帮，充当讨债的马仔，并且准备偷渡出境，然而等待他的是被捕，并被投入大狱。在反复的交保、被捕后，他日渐由监狱的常客变成了监狱的主人。在狱中，他依然以拳脚功夫而称雄。跟他同房正好关押了几个被人利用贩毒的菲律宾人，每到晚上，他们就聚在一起读《圣经>和祷告，他并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东西，只是把阅读《圣经》和祷告看成是学习英文的工具，因为他立志要当国际杀手。
“为什么我会想当国际杀手？第一个理由是杀手收入丰厚，可以享受豪华的生活；第二个理由是我擅长射击；最主要的是，我的个性本就好勇斗狠，所以自认为天生是块当杀手的好材料。”
而在经过多次换狱后，1975年，他被送到台湾离岛兰屿管训队服刑，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竹联帮大哥陈启礼。在他的推荐下，也正式加入了竹联帮，隶属总堂。而过了8个月，又被送往著名的政治重刑犯关押地绿岛――施明德、吕秀莲等民进党元老，后来就囚禁在这个地方，倾听“绿岛小夜曲”。只不过吕代豪服刑，是在绿岛管训队，而政治犯，则在绿岛国防监狱，这两处都由军队直接管控。就是在绿岛，他开始跟着一个日本名古屋高级中学毕业的犯人学习日文。
1976年年初的一天，吕代豪收到了一封信，来信地址很是陌生，展开信纸，来信者说自己是陈一鸣的妹妹陈筱玲，特别写信来问候他的，并同时还附有一张贺年卡。陈一鸣是吕代豪的结拜兄弟，在偷电动机车时，他曾帮陈一鸣扛过罪。面对来信，吕代豪很是感动，因为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他。他回了信，并自己画了两张贺年卡。陈筱玲是个基督徒，从此之后，他们经常通信，至他出狱时，已有五百余封。
从绿岛再被送到台东岩湾管训队后，也就是在那里，他起意越狱。1976年7月，经过精密计划，吕代豪与另一个狱友田嘉仁（小力），利用台风袭击台湾、东部地区警备司令部诸多军警被调去救灾之际，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躲过警卫，逃出生天。
他们在军警、狼狗的追捕下，顺着爆发泥石流的卑南溪，抱着浮在河中的树干，一路漂到太平洋去了，在海水中浸泡了几个小时，差点被鲨鱼当成了美餐。终于，在九死一生中，他们趁着涨潮的机会，慢慢游到了岸边。然后又深入大山，沿着台湾的中央山脉一路西行，五六天后才到达屏东，再搭车到高雄，终于回到他的黑帮世界里。
出狱后，他不再********，干脆做起大哥，开起应召站来。他与田嘉仁控制了不下15个应召女郎，然而不久他就与田嘉仁反目，这对一起越狱、生死与共的难友，在大打一架后各奔东西。
这也为他再次入“冤狱”埋下了祸根。那一段时间，“吃、喝、嫖、赌、偷、抢、骗，我样样都来，几乎天天都在犯罪，也经常和人动刀动枪，没有一天不是过着纸醉金迷、刀口舔血的生活。”但就在他凑足路费、准备偷渡出境时，在高雄又被警察抓住。
这一次他依然想逃，却没有机会。已经与他通信多年的陈筱玲来看他，那时候，他已经与陈筱玲谈恋爱，“想到若有一天，有另外一个男孩取代我去照顾她，给她幸福，我的心有如刀割，寸寸都要滴下血来。”
1977年，吕代豪又被送回岩湾职训总队，再次回到他越狱出逃的地方。作为有越狱前科的罪犯，这次被铐上了三副共72斤的脚镣，再没有出逃的可能。为打发时光，他每天背诵<英文袖珍字典》和《英文名人演讲稿100篇》。< p>
但是没过几个月，他跟田嘉仁结下梁子终于有了报应。原来田嘉仁在跟他打架分开之后，犯下了一个涉及1000多万的案子，被逮捕后，他为了报复吕代豪，说吕是他这个案子的共犯。不久，他服刑未满，就又被判9年半！加起来一共是14年。想到大好的青春年华就此度过，吕代豪彻底绝望。
那段时间，陈筱玲就变成了他的私人牧师，写信给他，让他向上帝服罪。但是上帝不可见，留给他的，依然是深陷牢狱。吕代豪想到的，依然是只有抓住机会逃脱一途。
在绝望之中，又遭内心重压，狱友林民雄突然猝死。生命的脆弱让吕代豪不寒而栗，而女友筱玲的及时来信，让他如若电击。她劝他信奉耶稣，他也就答应了。
从那天开始，他开始认真读经、祷告，有时候也在监狱里传道。之后，一连串的好消息传来，先是对于与田嘉仁案部分，获重审判无罪，又因表现颇佳，获得减刑。
1979年，吕代豪终了：堂堂正正地跨出监狱大门。就在那年的圣诞节，他IF式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
从此，吕代豪获得了开始了新生：与陈筱玲结婚育女（两女目前都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读书），拿到台湾华北神学研究院神学博士、美国加州国际神学研究院教育学博士学位，又到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创办拓荒神学院，担任院长，带领三千余受刑人向善，被评为2005年台湾十大杰出青年，担任马英九的顾问（在福清传道期问，他甚至发动信众为马英九当选进行祈祷）。
这是吕代豪接受采访的一段谈话，对了解竹联帮以及陈启礼也会有一些帮助。
问：台湾黑帮教父陈启礼去世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吕代豪：那一阵子，台湾很多的媒体都在找我，想问我跟他的关系。我躲避记者的采访。
我觉得那时出来讲不合适，我如果讲他的好话，“政府”、陈水扁会不高兴，因为陈启礼是反台独的；而讲他的坏话，又不是我的心里话。
我只想遥遥地思缅他，没有去出席他的葬礼，因为不差我一个。他的葬礼，应该是近几年来最大的吧。
像台湾前“总统”严家淦的葬礼都比不上，除了原来蒋介石死。有上万人去祭奠他，这说明他做人很好，而且全世界像日本的山口组、美国黑手党、香港14K等帮派都派代表来。
问：你怎么评价陈启礼？
吕代豪：陈启礼是我的结拜大哥，是他把我引到竹联帮来的。他是台湾的黑帮教父，也是难得地把台湾的帮派弄上国际舞台的人。
竹联帮就是他把它弄到国际舞台、天下第一帮的。我跟他在兰屿、绿岛和岩湾都关在一起。
他觉得我的拳脚功夫很好，英文也很好，他就劝我，要我往国际发展，能够跟国际接轨。要我能跟国际上的台面人物打交道，所以要把英文、日文和广东话学好，好跟美国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和香港的14K帮挂钩。
我很尊敬他，他教了我很多。陈启礼就是要培养我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人，不过我后来却没有接那个轨，上帝比他早来一步；原来我学英文、日文和广东话是要做国际杀手，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是被上帝所使用了，利用这些语言到世界各地去帮助人家悔改向上。
陈启礼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说今天的黑道不再是打打杀杀，那是小弟做的事。帮派要进到工商界，做企业做的事，要企业化的经营。
他是很有眼光的，我很想念他，他的去世真是可惜。
不过他原来也跟我说过，说他这条路也是不归路。他说，代豪你是对的，你还年轻，还可以回头。我很感谢他对我的栽培。
问：竹联帮的势力到底有多大？
吕代豪：我跟陈启礼在兰屿、绿岛、岩湾都是关在一起的。在监狱里面，竹联帮照样能够生存、发展。
有一次竹联专案，抓了1000多个犯人。台湾那时才两万个犯人，差不多十多个人中间就有一个竹联帮的。
有次我们在帮庆那一天，也就是1977年6月16号（因为竹联帮的很多人都是军校出身的，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庆日6月16日就变成了他们的帮庆日），发动大家从南到北进行大串联，决定所有竹联帮的人在那天中午闹房、绝食，让他们看到我们从南到北的力量，要震撼他们，让他们吓一跳，以展示我们的力量。
问：在你H狱后，你跟陈启礼还有过交往吗？
吕代豪：我们都出来后，他做生意，我去看过他两三次，那时我已经信主了，有些人说代豪出来很久了，也没来找我们报到。他就来跟我见面，我请他去吃饭。我说我有朋友要见你，饭店旁边就是我们的教会，大家就来欢迎他，他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如坐针毡。
后来他就不来了，有人问他，吕代豪干吗去了？他说你们不要找他了，他当洋神仙、洋和尚去了。后来他因江南命案被判无期徒刑，我还到监狱去看过他两次。再后来他去了柬埔寨，我也很忙，只跟他通过儿次电话。
问：竹联帮、陈启礼为什么会去做“江南案”？
吕代豪：因为这些人“爱国”。竹联帮有个帮规，就是一定要“拥护国家，支持政府”，对台独的人要坚决进行打击，竹联帮绝对不容许“台独”，要“效忠国家和领袖”。竹联帮大部分是以外省人为主。而情报局也是利用一些力量来消灭另一些力量。陈启礼跟情报局挂钩，情报局给了他一个上尉当，情报局有很多事不能做，但是帮派可以做。情报局又牵涉到蒋孝武、蒋孝勇。你想想，我们竹联帮的大哥都是情报局的上尉，我们竹联帮要实弹射击，都是到军用靶场射击。
问：你与马英九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吕代豪：差不多是在他担任“法务部长”的时候。他来跟我请教一些有关竹联帮的事情，我就跟他谈。
他说没想到这个人的英文、日文这么好，很多人又说我跟他很像。他是湖南人，我是湖北人。他有两个女儿，我也有两个女儿。他身高178，我身高180，他78公斤重，我80公斤重；我们年龄也相仿。不过他是乖乖牌．，出身很好，而我是黑道出身。我陪马英九去过泰国、日本、菲律宾访问，陪他去见总理、总统。我现在也是他的一个基金会的顾问。
问：你现在还喜欢枪吗？
吕代豪：我在美国的家里还有十几把枪，其中有M12、M16，但这是合法的，有枪证。在台湾我还有四五十把古董武士刀。我必须坦诚地说，我对刀、枪确实是喜爱，但是喜爱归喜爱，现在也只是看一看，摸一摸，我已经收刀入鞘了。
原来混黑道时，很想拥有这些东西，有了这些，走路都好像有了翅膀一样。每天睡觉身边都要放把枪，没有枪我就没有安全感。但是现在好烦，这些兵器要保养，要上油。我又不能找别人来帮我保养兵器，不然传出去，说这个牧师有这么多刀、枪，不好。
我常常说，人在30岁以前是靠体力吃饭的；30到50岁，是靠智力的；50岁以后，就是靠影响力和判断力了。
台湾教父

知名人物陈启天生平故事简介,对陈启天的评价

陈启天，乳名翊林，谱名声翊，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学名国权，辛亥革命时从军改名春森，1912年入大学后又改名启天，字修平，笔名明志、致远。湖北省黄陂县陈牌楼村人。生于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其父陈子俊经营榨油业兼地主。

陈启天1900年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1905年下半年进入新式学堂，就读于武昌湖北高等农务学堂附属高等小学，翌年秋转入新设的黄陂县道明小学，1910年春考入湖北高等农务学堂附中农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启天投考北伐第二军宪兵队，从军半年，后退伍还乡。1912年秋，入武昌中华大学政治经济特科，攻读政治、经济、法律等课程，对宪法课用功尤多;同时从名儒刘文卿修习“阳明学”，坚持每星期日参加刘举办的“文会”，听讲经学和理学;1915年夏于该校毕业。1917年到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时中学部主任为恽代英。陈从教学中“渐觉未学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乃于1920年投考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录取后未立即入学，先应聘赴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任教，1921年春才去南京高师(后改名东南大学)报到。在五四运动推动下，1919年秋，陈启天经王光祈介绍，与恽代英、余家菊等一起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于1923年至1924年间担任该会执行部主任。“五四”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裂，知识分子队伍出现分化。这时，陈启天接受了国家主义，在政治上急剧右转。1922年，少年中国学会通过在杭州举行的年会和《少年中国》杂志，讨论学会方针问题。陈启天等主张学会只从事社会活动，反对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提出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主张。少年中国学会内部这场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争论，实际上是“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论战的延续。1923年，陈启天撰《何谓新国家主义》一文，宣扬国家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该文先在同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宣读，后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

1924年6月，陈启天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即赴上海，就任中华书局新书部编辑，主编月刊《中华教育界》。同年9月，中国青年党的首脑曾琦、李璜等从欧洲归国，将该党活动中心从法国移到国内。陈启天与曾、李既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又都主张国家主义，他们于10月10日在上海共同创办《醒狮》周报，以鼓吹国家主义，进行反共、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宣传。陈启天是该报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醒狮》第4号上发表《醒狮运动发端》一文，鼓吹“国家主义是目前中国拨乱救亡的唯一良药”，说它可以“振作国民的精神，激励国民的感情，团结国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国民的耻辱”。他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倡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说“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何种职业的国民均可一致趋赴，协力图强，否则阶级划分，争斗益烈。国内混乱的局面无由廓清，而国际干涉的惨祸终难幸免”。

1925年7月，陈启天经曾琦介绍，参加中国青年党，党号无生。同年8月，陈去山西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结识常燕生，介绍其参加中国青年党。在陈的建议下，青年党于10月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作为外围组织。他还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冀以影响教育界人士。1926年7月，他在上海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训练部主任。此后，长期从事青年党的宣传、训练工作，接连不断地到处讲演，并在《醒狮》周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国家主义”的宣传。

1925年的五卅运动推动了全国规模革命高潮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迅速扩大。陈启天害怕广大青年将接受和信仰共产主义，即在《醒狮》周报第44号上撰文，对那些“热心救国而又无确定的主义的青年”们说：“解决目前中国的国事，不是共产主义，便是国家主义。”他在分析了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三大分歧点后，断定“共产主义……处处不及国家主义”，所以他“毅然决然主张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早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宣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待这一革命成功后，才能转入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陈启天和当时的其他反共分子一样，把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行的最高纲领歪曲成现时的行动纲领，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就要实行共产主义，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实现的。若要勉强实现，必招共管之祸”[1]。以此来恐吓广大青年不要信仰共产主义，不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

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青年学生是一支重要力量，起着先锋作用。有的学校当局(如上海同济大学)，为了制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竟强迫学生填写誓约书。陈启天看到“这种高压的手段”，“不但不能制止学生爱国运动，而且足以增加学生反抗”，于是他就向那些学校当局建议：对于学生“与其一味压制不如相机指导”，其主要内容是让学生“认清爱国运动的正当方向只有国家主义。凡与国家主义相反的主义如共产主义、赤化的三民主义……都是亡国主义”，“防止共产党和赤化的国民党员闯入教育界”，“要根据国家主义的目的手段与政策，指导学生的爱国运动，以代替共产党的亡国运动指导”[2]。由此可见，陈启天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攻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不只是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企图把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纳入青年党的轨道。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所向披靡，迅速击溃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把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革命的迅猛发展，在革命区域内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广泛展开，使陈启天极为恐慌。同年11月，他辞去中华书局职务，从上海乘船前往重庆。他入川后，恰逢刘湘等在四川“易帜”，摘下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在此形势下，他无法在四川公开活动，便于1927年1月悄悄返回上海。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陈启天和曾琦先后去北京，并暂将《醒狮》周报移至北京出版，由陈启天代编。陈在北京还主办党务训练班，主讲国家主义、政党与政治运动等课程。7月，他又潜回上海，参加青年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一二”政变后，陈启天一再呼吁蒋介石放弃北上进攻孙传芳、张作霖的行动，劝蒋不要“汲汲于争鸡虫之得失”而“放松共产党”，希望蒋和北洋军阀、青年党结成联合阵线，共同反共。他声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目前大敌，不是北方实力派，而是共产党”，“我们对于国民党倒共的工作，可在联合战线上充分予以援助。”[3]陈还鼓动全国的“各种反共的军事势力(蒋军包括在内)”“克期会攻武汉”，消灭武汉革命政权，否则必“同归于尽”[4]。陈启天的公然献策未被蒋介石采纳，他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公开投靠北洋军阀。8月，经同党余家菊介绍，化名陈止韬，前往败退到济南辛庄的金陵军官学校任教，为孙传芳培养军队骨干(还在南京时，陈启天就曾接受该校总办万鸿图之约，去讲演过国家主义)。1928年4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北伐逼近济南，该校被迫再次北迁，在滦州与奉系军阀的东北讲武堂合并，这时陈启天方离去，于同年6月从海路返回上海。8月，在上海参加青年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训练部主任。同年，以明志笔名出版《反俄与反共》一书，对中国共产党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

1929年初，陈启天再次入川。他一面以陈修平名义在张澜主持的成都大学讲授社会学、中国近代教育史，一面从事青年党的党务活动。同年5月，又离川返沪。8月，接替李璜主办青年党的党务学校“知行学院”，担任院长并亲自讲授课程，直到1930年6月。

1930年8月青年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检审委员会，以监督中央执行委员会，陈启天被选为该会委员长。7月27日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占长沙，青年党为了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相对抗，由陈启天提议成立了“湘鄂赣反共救民会”。该会在宣言中申明它的三项任务是：“联合全国反共分子使立于同一战线之下”;“领导社会民众，使为扑灭共匪之主力”;“研究反共具体方略，示国人以准绳。”[5]陈启天在上海创办了以攻击污蔑工农红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宗旨的《铲共半月刊》，并以“湘鄂赣三省党务特派员”名义到九江、南昌、武汉等地，会见国民党军政学界头目，搜集“匪况和剿匪状况”[6]。之后，他就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恶毒攻击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献计献策。在一篇题为《怎样才能彻底肃清共匪?》的文章中，针对蒋介石几次派兵“围剿”红军连遭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七条“确实有效剿匪办法”，这就是：“在政治上彻底革新”，“在吏治上须彻底整饬”，“在清乡上须实行保甲”，“在教育上须积极灌输救国的思想于青年脑中”，“在党务上须暂时取消各县党部”，“在外交上须继续与俄绝交”，“在军事上不急于进剿。”他同时也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认为“中国当前的大患，不仅在共匪，而且在执有政权与军权的人们绝少公心与真心”。他说：“当权者不拿出真心和公心来想办法，是自己要塌台，任何人也不能维持他。”[7]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甘愿投效而未获青睐的怨望心情。1931年他把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全集中有关镇压太平天国的内容摘录出来，先在《铲共半月刊》上发表，后汇编成册出版，书名为《胡曾左平乱要旨》，供“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参考。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报》，提出“政党休战”口号，想与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党争，握手言和。这时，他一面主张抗日，一面继续持反共反苏立场。1932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召开国难会议，陈启天是被邀会员之一，但他未出席会议。1932年夏，青年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内部派系矛盾，陈启天与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均未选入中央担任职务。1933年，他仍在上海办《民声周报》和《铲共半月刊》。1934年9月，陈在武昌家中曾被国民党逮捕，解往南昌，10月即被释放。1935年初由上海去日本东京养病五个月。回国后在上海参加青年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训练部主任。会后，在上海接替常燕生主编《国论》月刊，并在这个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在《夹攻中的奋斗》一文中，他污蔑共产党“是用抗日的幌子来骗人”，反对国民党再次“联俄容共”。他主张要在“夹攻中奋斗”：“一面积极准备抗日，一面彻底肃清匪患”[8]。

“七七”事变后，陈启天从上海迁居武汉。1938年4月，青年党通过和国民党交换公开信，正式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6月，陈启天担任教育部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7月，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陈启天作为参政员出席会议。8月，由武汉迁居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滞留四川，担任历届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还在中华大学文学系讲授“韩非子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启天被选举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协助主席曾琦主持青年党的党务。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启天作为青年党的五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与曾琦、余家菊等联名提出“关于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和“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在1月16日的会议上，陈对青年党的后一提案作了说明，强调“促进民主也非先军队国家化不可，枪杆子之下无民主，拿队伍讲民主宪政，很危险”[9]，为国民党的“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伴唱。会议期间，他参加宪法草案审议组工作。在讨论宪草时，尽力替国民党帮腔，后来他写道：“讨论宪草原则时，我与慕韩先生出席说明自治法须以宪法及立法院通过的‘省县自治通则’为依据。同时出席该小组委员会的王若飞、秦邦宪，以我们的主张大不利于共产党的割据，起而无礼谩骂。”[10]

1946年5月5日，青年党中央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还都，迁往上海。先一日，陈启天由重庆飞往上海，又转赴南京，设立青年党南京办事处。同年11月，蒋介石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陈启天和曾琦、左舜生一道提出了青年党出席伪国大名单，陈也出席了伪国大，是大会的四十八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兼任会议副秘书长。

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青年党正式参加南京国民政府，陈启天先任“国民政府委员”，5月18日改任经济部长。同年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陈启天被选为中央常委。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时，陈启天作为上海市代表出席，是会议主席团成员。4月13日他向会议作经济部施政概况报告。会后，行政院改组，经济部改名工商部，陈启天仍任部长。同年12月，辞去部长职务，移居上海。1949年4月，曾亲往浙江奉化溪口，劝已经“引退”的蒋介石复出，收拾败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陈启天逃离上海，经广州飞往台湾。

陈启天到台后，1950年复任青年党秘书长兼代主席及伪总统府“国策顾问”、台北“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同年10月他辞去青年党的职务，随后主编《新中国评论》月刊。1969年夏，又当选青年党主席，直至1984年8月10日病逝于台北。

注释：

[1]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醒狮》周报第44号(1925年8月8日)。[2]陈启天:《为北京惨案再告全国教职员》,《醒狮》周报第78号(1926年4月10日)。[3]陈启天:《救国的联合战线与国家主义者的态度》,《醒狮》周报第129期(1927年4月23日)。[4]陈启天:《苏俄不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与中国的前途》,《醒狮》周报第134期(1927年5月21日)。[5]《铲共半月刊》第4期(1930年11月10日)。[6]《由江西到湖北》,《民声周报》第25期(1932年5月21日)。[7]《铲共半月刊》第26、27期合刊(1932年9月10日)。[8]《国论》月刊第1卷第11期(1936年5月20日)。[9]《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10]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86页。

陈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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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陈启天生平故事简介,对陈启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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