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悲哀

Posted 2023-01-03 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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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的悲哀

明朝一共277年，人过内阁、掌过相权的人，没上百也有八十。
可这277年里，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写了一部《农政全书》的科学家徐光启，只此一位，别无他人。随便拿本数学书来，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统统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影响了历史400年，注定还要影响一代代更多的中国人。
传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赶上大明朝查户口，徐光启的资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启，男，1562年出生，籍贯：松江府(今上海)人；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保禄；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问来了――
论环境，明代松江府是个小地方，和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论出身，徐光启家境并不好，父母是耕田的农民，就指望着他读书中举光耀门楣。徐光启哪来的机会，去认识最摩登的传教士阶层?去接触最新锐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应聘。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已经31岁并且有了12年教龄的徐光启，受聘到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教书。家乡连年自然灾害，科考又屡试不中，徐光启把心一横：出远门谋生。这次南下，恰恰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曾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国际友人的身影，韶州教书先生徐光启便认识了他平生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
这两人的相识，对于中国科学史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徐光启从郭居静那里知道了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这是一次多么富有启蒙意义的冲击!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着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在一阵阵眼花缭乱过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上帝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岂能活得太无奈
于是，徐光启当机立断，邀请郭居静到自己家乡传教，西方传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来而不往非礼也，天主教也向好学又好客的徐老师打开了大门，就在徐光启38岁那年，他赴京参加会试途中，终于和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会面了。
三年后，已过不惑之年的徐光启，不仅在科举考试的阶梯上渐行渐高，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南京城内，葡萄牙传教士罗如坚庄重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启宛如初生婴儿，接受洗礼，并获教名Paul(保罗)；而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杨廷筠，也在等待着上帝的接纳。
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轰动朝野，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
徐光启对西学的钟情，毫无疑问是受益于朋友。比起两个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明的形象来说，徐光启所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地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圣贤之徒，悲悯而智慧的目光凝视着世人，宣扬着忠孝慈爱、改过自新，这和中国的先儒何等相似。与其说徐光启膜拜了上帝，不如说他膜拜了朋友――传教士有他的国度，但真理没有国度，大可拿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没有磨灭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身上有中国先儒所没有的特点：学有专长，技术兴国。当时的晚明，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社会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趋衰败，女真族的军队在步步紧逼，农民起义的烽火在点点燃烧。徐光启深深地感到，只有关注农兵、崇尚实践，才能延长明朝微弱的呼吸。
《崇祯历书》是最大成就
徐光启的户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这两条，也不会叫人那么咋舌。关键还有――学历：进士，职务；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在不设宰相的明朝，俗称“阁老”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就是手握相权。
名称换来换去，不打紧，宰相的权力，那是换汤不换药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个寒门子弟徐光启，走到这个位子上，的确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于是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塾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16年，直到去了广东，他才时来运转，碰到了赏识他的恩师、历史学家焦豌，于是中了解元，迈出第二步。等到他考上万历皇帝的进士时，已经42岁了。呜呼，人仕的三部曲总算大功告成。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打了个前哨，接着就到礼部上任了。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皇帝轮番地换，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顺，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只要在任上，就没那么多酸文假醋，他卷起袖子埋头实干。他的宗旨就一条：关心国计民生。办法呢?农业和防务，两手抓。
这边厢，他读兵书练武艺，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京师的戒备和操练；那边厢，他忙着兴修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屯，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上的事情，一点也难不倒他，水文、地理、测绘、武器……旁门左道的西洋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说对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对百姓的生活、军队的防务，还是颇有益处。
而徐光启主政的最大成就，应该是编写《崇祯历书》。
由于钦天监(明朝官署名，掌管天文、气象、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祯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旧臣徐光启，要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各种测量与编制工作中，他的国际友人汤若望和邓玉函也加盟其中，一大批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专心过度，徐光启还不慎从观象台上摔下来，腰部受了伤。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这部用西方天体理论指导古老中国的奇书，终于完成了。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国家已风雨飘摇，召回一个重臣，仅仅是为着一部历书?而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历书，竟成了徐光启的政绩?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来，天文历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无论崇祯还是徐光启，都是把它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历书编好后，崇祯皇帝让大臣们充分商议，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之前才颁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部历书非常好，直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照样颁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清规戒律，还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当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的显赫身份去世时，家属整理他的卧具，发现了一床破烂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壶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沤烂了……
一切从甘薯开始
徐光启本质上就是个科学天才。
算算看，19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42岁中进士，他这前前后后，为科考忙乎了多长时间啊，结果，漫长的赶考岁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科研事业，《农政全书》如期出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以及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身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过耕织的辛劳，他经常下地帮助父亲做农活，还向别的老农学技术，给棉花结顶打杈，产量比原来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颇受鼓舞，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然萌发。后来遇上了利玛窦，他又深切体会到西方科技对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于是放弃了诗词歌赋，重拾童年爱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测绘的技术领域中一点即通、自由穿行。
他对科技的贡献，该从一个甘薯说起。
父亲去世那年，江南水灾，农田尽淹。已是朝廷大员的徐光启回家守孝，十分忧心：若不及时补种别的庄稼，来年肯定会出现饥荒。恰在此时，一位朋友提到，福建一带从外国引进了一种高产农作物甘薯，极易成活。徐光启心思一动，立即让朋友带来一些秧苗，开荒试种，果然丰收。于是他把种植心得编成小册，发送乡邻。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得以在江浙推广了。
几年以后的初冬，守孝后回朝不久的徐光启因与大臣们政见不合，一气之下，告病到天津闲住，继续试种甘薯。他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成功地将这一高产农作物品种介绍到了严寒的北方。而地窖储存法，也就在北方沿用至今。徐光启在天津时，见当地的农业种植水平不高，导致了军粮供给紧张、百姓生活困难，又想办法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官场日子没几年平安。很快，又是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徐光启拒绝趋炎附势，遭到参劾，再度退休。这一次，他干脆回到上海，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这就是著名的《农政全书》。然而，又有几人翻阅此书时能想到，这样一部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的集大成之作，竟是一位当朝宰相亲身笔耕
但徐光启的科学成就还远不只这本《农政全书》，泽及后人的也绝不仅《崇祯历书》。他的翻译天才和中文版《几何原本》，惠及了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
徐光启考中进士后不久，有一次去看望利玛窦。利玛窦谈道：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有一本拉了文著作，名叫《几何原本》，在欧洲影响深远，可惜要译成汉语很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好书，您如果愿意教我，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译名全部从无到有，只能靠徐光启去体悟创造。不可思议的是，徐光启的许多译名十分恰当，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些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来的。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并且还影响到朝鲜、日本。
历时一年，《几何原本》译出六卷，刊印发行。徐光启抚摸着书，感慨道：这部光辉的数学著作在此后的一百年里，必将成为天下学子必读之书，但到那时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历史，比他预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权力更迭之际，科学再度被打入了冷宫，不但书的后半部分迟迟不能翻译，就连他已经译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发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著作，成为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独享的业余爱好。直到晚清废科举、兴新式学堂时，几何学才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这与徐光启发出的“百年”之叹，又晚了近两百年，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尽管他的挚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竭力保全了这部历法，并致力推广，却再也无力鼓动清朝皇帝们把欧洲最新的“日心说”引人中国，重订历书。在又一个百年、两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刚刚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天文学，再度被远远弃。
而历史有多少个百年可以蹉跎，国家又有多少项科技能丢弃于路上
幸而，1633年，徐光启闭上了他才华横溢的双目，终此一生，没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双重覆没。只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当朝抓住。
悲哀

明朝徐光启生平简介？徐光启历史评价？

徐光启

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明末崇祯年间的一个宰相。在科学家中，像他那样能继承中西两方面的科学传统，既精通多门科学知识又懂得治国安邦之道的，已属罕见，在宰相群中，像他那样“雅负经济才”的，也是寥寥。因此，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或者集二者于一身，徐光启都颇有特色，值得后来的人们了解他、研究他。

一

徐光启，字子先，号云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652)。他的高祖徐竹轩是一个家世清白的秀才，是徐氏迁沪的始祖，家境较富裕。曾祖徐珣，由于赋役繁重，家道中落，改以务农为生。到了祖父徐绪以后，弃农经商，家渐富裕。但徐绪不到40岁便去世，撇下妻子尹氏和6岁孤儿徐思诚(徐光启之父)。尹氏请来她的内家兄弟主持商业，为长女择婿并招赘入门，叫他支持门户，管理家政。这样徐家的情况竟得继续上升，商业的经营日见兴盛。徐思诚可以专心读书，十七八岁结婚，不久生一女。但这时倭寇的侵扰到了上海，徐家老祖母不得不率家人到外地流离避难了4年。徐光启的母亲右手搀扶着婆婆，左手怀抱女儿，随众人逃难，草行露宿，专找水深流急的河边休息，好遇到海盗时，立即投水自尽。待倭寇平定后，徐家仅有一点残余可维持生活。又过了几年稍稍恢复后开始分家，徐家分得的一份家财却被盗窃，以致家庭生活又陷入了败落、困顿。徐光启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困境时期。
在天灾、兵祸和官府、豪强无厌的盘剥下，老祖母不得不带领一家人，像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样挣扎求生、劳动求食。她和徐光启的母亲不分寒暑起早睡晚，进行纺织，徐光启的父亲也不得不种田种菜，从事生产维持生计。
徐光启在贫困中开始了童年生活，跟随父母身旁，或出入机房，或涉足田野。亲人们为生活日夜操劳不息的情景，下层劳动者自食其力的生活境况，在他童年幼小的心田里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这样的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使他从小就懂得了耕织的艰辛，懂得了许多生产知识，也懂得了生产技术的重要，培养了爱好科学技术、矢志富国利民的思想幼芽。
另外，徐光启的祖母和双亲既然享受过新兴中等市民家庭的生活，就多少会带有新兴中等市民的思想意识，这当然会影响到少年时期的徐光启。随着他年龄增长，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江中下游三角地带，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手工业和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对徐光启的社会思想的形成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展开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他的家庭也使他从小就接受了质朴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祖母和母亲经常给他讲述倭寇侵扰时和乡亲们一起逃难的情景，倭寇烧杀抢掠的罪行。他的父亲经常讲起自己参加抵抗倭寇、保卫县城的斗争，这都给少年徐光启留下深刻的印象。
少年徐光启英姿风发，敏而好学。身材矫捷、强健。他在村学读书时，文章词赋都做得很好，书法也不错。与同学谈起志向时说： “论为人，当立身行道……治国治民，崇正避邪，勿枉人一世。”从他后来一生行事和成就看，他正是按这样一个志向走完人生道路的。
万历九年(1581)，徐光启考中了金山卫的秀才。这年他20岁，结了婚，于第二年做了父亲。万历十三年(1582)老祖母去世，而徐光启的父母又都年过半百，渐渐不可能参加很多的劳动，这就使徐家的家庭生活又走下坡路，在此后的几年中，甚至几乎濒临破产的边缘。徐光启中秀才后，为了挣钱维持家用，不得不一面应付县学里的作业，一面找村学或家馆教书，有时也到田间参加一些劳动。在教学、耕读的同时，沿着科举之路，负重而行。然而在这条路上，他屡遭挫折，十年之中，四五次乡试都落第了。虽一直未考中，但他的学问在这段时间却有了很大的长进。他的文章说理性强，思想内容切合实际，得到时人一致的赞扬。之所以屡遭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时封建阶级用八股文选拔人才，所注重的只是空洞的辞藻和繁琐的格式，几乎完全无视思想内容，当然是很难选到真正的人材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徐光启在上海南门赵风宇家教书，这年赵风宇出任广西浔州知府，要把孩子带到任上读书，请徐光启偕行。为了谋生，也为了进取，徐光启随赵远赴广西。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陪学生赵公益赴京参加北闱的乡试，这一次中了顺光府的第一名举人，“名噪南北”。这次考试的经历颇有番曲折。据说徐光启的这次考试，阅卷人还是把他“卷落孙山外”的。恰好这次典试人是学问渊博又重实学的焦竑，他直到放榜前两天，还认为阅卷官所选拔的卷子没有一个是值得取作第一名的。他怀着失望的心情去翻阅落选的卷子，一阅到徐光启的试卷就“击节叹赏”，看到了第二场，更拍案叫绝道： “此名士大儒无疑也。”遂把徐光启从落卷中拔置头名。直到清代，他这篇时文还被编入《读墨简练百篇》中，为全国秀才所传诵。
中举第二年徐光启参加了礼部会试，落第后又回到上海，一面教书，一面读书。他和学生住在山中一间极狭小的房子里，仅有“蔬菽”和“饘粥”充饥。可是他和学生“咀嚼诗书之英华，斟酌文章之醇醨”感到莫大的乐趣，还经常唱歌弹琴，精神十分焕发。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参加北京会试，中第88名进士，这年他已43岁。
从中秀才到中进士共23年。这一漫长时期里他必须用相当多的时间与贫困作斗争。可是，徐光启也因此有充分时间和条件广泛地阅历社会，博览群籍，探索大自然的秘密，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性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思想和品格。
自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重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晚明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卓越的科学家，一批重要的科学著作相继出版，在赵家教家馆的徐光启很容易看到，也极为重视，曾一一进行精心的研读。他本人则辑录过种种天文、数学、农田、水利资料，结合实际正在进行研究，并且有了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徐光启与当时一般封建官僚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和根本分歧在于，他能利用教学、读书和应试科举这个环境，在纵情咀嚼古典文献的同时又大量阅读科技书籍，并与自己从游历和生活中所获得的极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产知识结合起来，目的是要研究出如何使国家富强的方法和理论。万历三十一年(1603)，上海刘邑侯主持修建龙华港，疏通河道，建筑长闸排灌。徐光启对此十分关注，曾为之提供了《量算河工及测验地势法》，作为规划上海水利工程的参考，明确提出了开河建桩的具体规划，充分显示出他的水利工程知识已有了相当造诣。

二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又考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须在馆攻读三年，学习当时的时务政策，按期拟作一些庙堂文字，这便是所谓“馆课”。散馆时徐光启考在三甲，只授“检讨”。那时，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大都用在翻译西洋科学书籍和钻研时务政策上面。虽然不得不做些应景文字，但从他在翰林院学习时所作的另外四篇馆课中，还是可以看出他这一时期的政治见解和改革思想。
《海防迂说》是讲对付倭寇的入侵政策的。其见解颇有战略眼光。《拟上安边御虏疏》讨论的是北方的边防问题。文中揭露了不少边防上的腐朽情况，从而指明当时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而在于明王朝本身的腐朽无能。鉴于强敌压境和边防军的极端腐败，他提出了军事上的“备御之要”是要求经过选练，建立“胜兵十万”。为了保证战争的物质资源，他又提出了“务农贵粟”的根本政策。可见徐光启的重农思想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讨论的是国家的财政问题。所谓“宗禄”，是指皇室的所食俸禄。他注意到了宗禄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他的“导之本业”的解决方案，要“禁人于游惰，而教人于生谷”。虽因封建特权阶级的本性难以实现，敢于揭露它，却是需要勇气，需要比较清醒的头脑的。《漕河议》一文谈东南岁供京师粮米的运输问题。明代的漕河政策，是除了留东南地区的水用于生谷外，把黄河、淮河流域的水都引过运河，京师的百官和北方边防的驻军，都需依赖漕运，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徐光启认为假如能把淮河、黄河地区的水也用来生谷，那么虽然“亡漕”，但是能使“西北之水亦谷也”。他的结论是“漕能使水费，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河坏”。他进一步提出了“治田以治河”的思想，建议把农业生产和粮食运输统筹安排，充分利用水源。《漕河议》全篇充满着要求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精神。
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光启在南京认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虽然只是短暂的接触，但彼此在科学上的共同语言，都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供职翰林院三年间，徐光启与正在京师逗留的利玛窦频繁往来，交流天文、地理、数学等各方面科学知识，同时也探讨宗教教义。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用以裨益国计民生，这是徐光启最为关注的事情。
当徐光启听到利玛窦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之精辟珍贵而难译时，毅然决定首译其书。但利玛窦最关心的却是传教，宣传西方科学不过是他用来为传教开路的工具。徐光启不得不与他反复论辩，终于争取他同意了自己的主张。两人用了半年时间，将全书的主要部分前六卷译成，立即刻版问世。《几何原本》是古希腊一部杰出的数学著作，是活动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亚力山大城的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一部几何教本，全书十三卷。这部几何学的完备总结在两千多年的时期内，一直博得各国数学家的称誉且作为标准教科书在使用。这是中文的第一次译本。由利玛窦口译成汉语，徐光启记录成文，两人反复推敲，力求使译文符合原书之意。由于徐光启对待科学一贯的严谨态度和对于中国数学的渊博知识，所以他的翻译非常成功。徐光启所创立的一套名词术语如点、面、直角、四边形、平行线、相似、外切等，其中有很多至今还为我国现代数学所沿用。徐光启把一种全新的演绎思维方法，在历史上第一次介绍给了中国知识界。其后清一代的数学大师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受到其深刻影响的。徐光启大力推荐《几何原本》，认为“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尽管在当时未能引起社会重视，但他仍坚信： “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几何原本》刚刚付刻后，父亲徐思诚去世。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光启陪伴父亲的灵柩回到故里守制。回家后他整理编出了利玛窦旧译稿《测量法义》，接着依据《几何原本》进一步展开对中西数学中勾股测量法的科学研究，次第写成《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三书。徐光启在这些书中根据《几何原本》的原理和方法，论证了我国古代的数学，使之严密地条理化和系统化，这项工作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表明了徐光启把中国的数学科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徐光启的译著工作不是简单的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而是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科学知识融会贯通起来，大大加强了偏重实用的我国传统科学的理论性，这些工作对于后来清初的数学和测量起了重大的作用。
万历四十年(1612)，他又与传教士熊三拔译成了《泰西水法》。但他的翻译方法却并不是简单的照本直译，而是结合我国原有的水利工具，只选择其中适用的或者先进的部分，而且边译边制器边试验，然后就把制器和试验的方法与结果都记录下来。这部书还在雕版的时候，就已经在良乡试种的稻田中发挥它的实践效用了。稍后，在徐光启到天津屯田种稻时，它又经过了一次生产实践的检验。所以，从一开始这部书就对发展我国农田水利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我国中世纪最重要的一部有关农田水利科学的著作。
徐光启平时特别注意搜集关于作物栽培、水土资源的利用和农具改革等资料，回乡守制闲居为他在这方面的实践提供了方便。他回乡的第二年春天，家乡就遭了水灾，他既注意到了解救眼前的急难，也想到了长久的救灾之计。他一面建议政府发金赈济灾区，一面尽自己并不宽裕的财力在徐家汇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实验田，亲自试种外地作物。他编写了小册子广为宣传，用意是要普及先进的农业技术，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甚至期望不识字的妇女、儿童也能领会通晓。《甘薯疏》介绍甘薯的优点、性能和种法; 《芜菁疏》劝南方人种北方高产作物芜菁，以救灾备荒; 《吉贝(棉花)疏》总结了当时的种植经验，提出了改进的方法，力图进一步提高棉花产量。徐光启这一时期对于农学的研究和试验，针对的是当时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培育高产作物和提高植棉技术问题，希望使优良品种、高产作物能在更广大的土地上普及，做到“人人务相通，即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道殣”。而在他的科学试验中，又特别着重于解决南种北移或北种南移问题，打破传统农业上狭隘的风土说和各种保守观念，表现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为人民谋福利的伟大胸襟和一切真理必须通过实验的严谨的科学态度。
万历三十八年(1610)，徐光启在家守制期满后回到北京又恢复原职。直到天启元年(1621)，由于练兵工作受到多方掣肘和他自己的健康原因(他即将60岁)请假休息，这次服官前后历时10年零10个月。在这一长时期中，他由于天主教的关系为人攻击，更重要的是又和当权者政见不合，所以三次到天津屯田。这段期间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与练兵工作，大部分科研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因与公试同考官魏广微之间发生了矛盾，于秋天告假往天津屯田。这年他52岁，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复职。这时沈

徐光启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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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徐光启生平简介？徐光启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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