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的最后斗争

Posted 2023-01-03 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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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林彪的最后斗争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25分持续到晚上11时半。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熊向晖。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他于1962年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年1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他这段军队履历虽然短暂，却和本文密切相关。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天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总理让她和唐闻生同他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总理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以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
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天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5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总理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10日晚，周总理、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向毛主席汇报同基辛格第二天会谈的情况时，毛主席谈笑风生，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8月初，熊向晖为了治疗两年前一次车祸的后遗症，住进301医院，住院50多天。这期间，他仍然没有脱离工作。8月中，根据周总理指示，由外交部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部分，让熊向晖也参加。初稿完成后，上报周总理。周总理于9月7日在中南海召集外事口的有关同志讨论，作了修改。
9月11日夜，周总理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稿，直到清晨4时。最后指定乔冠华、熊向晖和崔奇负责修改，14日交卷。
9月12日下午，他们几人在乔冠华家进行讨论。13日下午，在乔家再次讨论、修改。不多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乔冠华叫走了。过了一会儿，乔打来电话，说他回不来了，改稿的工作暂停。紧接着，熊向晖得到通知：周总理指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向北飞去，要密切注意动向。当天晚上，熊向晖得悉，这架飞机上坐着林彪和叶群等人。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熊向晖想起7月9日毛主席的谈话，才感到那次表面上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寒暄”，其实是有深意的。
第二天，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到人大会堂，研究我驻蒙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报告说：蒙古副外长约见许文益大使，告以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事提出抗议。许大使向蒙方要求到出事地点调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复告许大使，速赴现场仔细检查并拍照。
大使很快回电说，已到温都尔汗，飞机全部烧毁，没有残留文件。不久送回的照片证实，林彪、叶群等人确已粉身碎骨。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中央并要求有步骤地逐级传达。
这时，熊向晖还在住院。9月21日下午，也在该院住院的陈毅同志在军委听了传达，跟熊向晖作了一次长谈。他说：这样的结果最妙，林彪自我爆炸，消除了党内的隐患。他还说，到会的有许多老同志，中央要求与会的老同志们揭发林彪。但是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由黄永胜来传达。他还讲了不少林彪历史上不光彩的事。
9月22日下午，熊向晖接到通知去听总参系统的传达。他已知道内容，本不想去，但通知他的人说，黄永胜指定他参加。熊向晖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开会地点。在一位副总长宣布有重要事情传达之后，过了一会儿，黄永胜才挟着文件包，匆匆走进会议室。他放下皮包，先问：熊向晖同志到了没有？熊向晖说：到了。
黄永胜盯着他，问：是不是主席在今年7月间，问过你庐山会议的事？熊向晖说：是的。黄又问：我犯了错误，你是不是对主席说你不知道？答：我的确不知道。
黄永胜对全体与会者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我上了林彪的贼船。之所以上他的贼船，是因为我认为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我上当了。
这个开场白使绝大多数与会者大吃一惊，不禁交头接耳，以为自己听错了。黄永胜要大家安静，开始宣读中央通知。大概是心虚的缘故吧，并不很长的文件，他念得颠三倒四，几次出错。
散会时，一位副总长问熊向晖：主席找你谈话，你为什么不向我讲讲？
熊向晖说：主席没有让我讲。
但他心里有些不安：这件事，他从未向别人说过，黄永胜是怎么知道的？回到家里，他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总理。总理说：是我告诉黄永胜的。我对他说，7月间，主席就问了熊向晖，你们现在还不交待，我们等了快十天了。总理又问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向晖如实作了反映。
9月24日下午，张才千副总长又召开类似规模的会议，传达周总理当天上午同几位副总长的谈话和主席的决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和总参的工作，黄、吴、李、邱“隔离反省”。
两天后，叶剑英副主席邀请乔冠华、章文晋和熊向晖到他家中谈话。叶帅说：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叶帅说：如果打下来，解释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会增加麻烦。机毁人亡的结果最理想。他还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了董老（必武）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时写的一首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
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
地下应惭汉李陵。
熊向晖当时笔录了这首诗，并注云：“董必武同志作于1971年9月16日晨3时（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时）。叶帅转告。”但此诗不见于《董必武诗选》，而载于叶剑英的《远望集》，并冠以《斥林彪》的标题。
10月16日晚七时半，周总理在钓鱼台召集外交、新闻、公安、电讯等部门的有关同志开会，讨论接待将于10月下旬公开访华的基辛格一行的方案。这一次，他是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的。周总理同大家谈到林彪叛逃的情况，说：主席讲，他们搞阴谋，熊向晖是副部长，也不知道黄永胜犯了什么错误。
10月20日，基辛格到京。当晚9时许，周总理和叶帅、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一见到熊向晖，毛主席就笑眯眯地问：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问：现在知道了吧？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毛主席幽默地说：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他又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老人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6日，基辛格离京返美的当天，传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当晚7时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同叶帅和有关同志讨论此事。讨论尚未结束，毛主席要周总理和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处。
毛主席还是穿着浴衣，很高兴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席位。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然后，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
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斗争毛泽东林彪

邓小平为何唯独不与林彪来往

据邓小平之女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
　　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后，林彪对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
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解决林彪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由于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上海的前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 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后，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但是他等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这条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才采取了行动。 11月6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约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力不好，所以被允许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带一份文件回家阅读。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邓小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后，又写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毛泽东对于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于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复后，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更谈不上让他担任什么职务了。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况且他的精力也没有用在林彪之后的领导班子上，而是忙于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