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保鸡丁＂送礼

Posted 2023-01-03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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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保鸡丁＂送礼

说起丁宝桢，大家首先会想到一道菜“宫保鸡丁”，还会想起一个故事“丁宝桢智杀安德海”。其实，还有一个民间俚语“丁宝桢送礼――皆大欢喜”也和他有关，这里还有一段历史佳话。
1859年咸丰皇帝准备过38岁生日。举国欢庆，可是丁宝桢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的丁宝桢已经40岁了，但还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记名知府、不是实缺，他的施政抱负根本无法施展，甚至很多向皇帝建言献策的奏折、都如泥牛入海一般毫无消息，丁宝桢报国无门、着急上火。人微言轻、位高权重，要想在有生之年、雷厉风行地为百姓办更多实事，就必须尽快补上实缺，当个有实权的大官，丁宝桢为此伤透了脑筋。
解决这个问题，找谁也不如找当一把手的咸丰皇帝。问题是，咸丰皇帝那可不是想见就见的，得有机会、得他高兴的时候。皇帝生日，倒是个机会，可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去吧。要知道，咸丰既是决定丁宝桢命运的人，也曾经对丁宝桢有知遇之恩。咸丰三年，已经34岁的丁宝桢被咸丰慧眼识珠钦点为进士，自此才步入仕途，当然之后一直没有被重用（一年到头见不了个面，怎么可能被重用啊）。
我们知道，丁宝桢本就挣钱不多、又没有外快，再加上为官清廉、乐善好施，因此手头很紧、拮据得很。这下可把丁宝桢可急坏了，不表示表示，肯定说不过去、也办不成事；表示吧，送什么好呢？既要拿得出手，让皇帝满意，还不能花太多钱。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一份礼难住大清官。丁宝桢左右为难、坐卧不宁。到了晚饭时，丁宝桢依旧心事重重、闷闷不乐的。丁宝桢的妻子谌氏知书达理、聪慧过人，早就洞穿老公的心事，忙呈上简单可口的饭菜、然后双手奉上一杯台郎酒，丁宝桢机械地端起来一饮而尽。
一口酒入口，“台郎酒”，丁宝桢灵机一动，拍案而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么好的台郎酒不正是最棒的礼物吗？”。这两坛子台郎酒，还是六年前丁宝桢考中进士，他的一个老乡、最好的同窗好友送的，很有纪念意义，丁宝桢一直舍不得启封，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倒解了燃眉之急了，多亏细心的妻子打开啊。
高兴之余，丁宝桢马上想到一个问题，台郎酒这么好，咸丰皇帝一高兴要是定为贡酒、御用酒，让贵州年年进贡，岂不是要给乡亲们增加负担，这可怎么办？丁宝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终于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到了第二天，丁宝桢将两坛台郎酒呈献给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素闻丁宝桢廉洁能干，听说他也送了礼、忙让人呈上来。咸丰皇帝饮后，禁不住连声赞叹：“世间居然有此等美酒，从何而得？”
丁宝桢连忙一一道来：“此酒乃臣之家乡仁怀台郎酒。皇上勤政爱民、体恤百姓物力维艰，乃一代明主。家乡父老无以报答，走千山跨万水，行程万里、历时两月有余才来到京城，为万岁寿”，给咸丰戴上“勤政爱民、体恤百姓”的高帽子后，丁宝桢就势简要讲述了家乡百姓的不易、天下百姓的不易。
咸丰皇帝龙颜大悦、也大为感动、更欣慰有丁宝桢这样有情有义有担当的清官：“万里送美酒，情意比天高。卿家用心、朕亦体会，着赐玉如意一件；仁怀百姓民风淳朴、减赋一年”。这里说一下，丁宝桢祖籍其实是贵州平远人，而喝了酒的咸丰皇帝误以为丁宝桢是仁怀人，阴差阳错给仁怀减了赋。皇帝的话那就是圣旨，丁宝桢也不敢大堂之上说咸丰帝错了啊，那不是找不自在嘛，再说平远也罢、仁怀也罢，反正都是贵州、都是乡亲们受益，丁宝桢张了张嘴，也没有说出口。
不管怎么说，丁宝桢一举三得赚大发了，御赐玉如意倒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咸丰皇帝满意、还为仁怀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丁宝桢自此更是深得皇帝器重、一路官运亨通，第二年丁宝桢就被任命为湖南岳州知府，次年调任长沙知府。后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太子太保。真的应了“好人有好报”那句话。
这就是仁怀民间流传的俗语“丁宝桢送礼――皆大欢喜”的来由。表达了淳朴的百姓对一代清官丁宝桢的怀念，谁执政为民，谁就会活在人民心中。（张德勋）
送礼

丁宝桢——刚正清廉的中兴名臣

（一）

“宫保鸡丁”，一道闻名遐迩的中华传统名菜。选以新鲜鸡脯肉为主料，佐以花生米、黄瓜、辣椒等烹制而成，香辣味浓、肉质滑脆。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华埠，举凡餐馆食肆，皆为必备菜肴。这“宫保”二字，还常常被误写为“宫爆”，实为谬传。提起此菜由来，须从山东济南府讲起：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第七子朱榑受封齐王，就藩济南，于城南建齐王府。至大清朝，此处成为山东巡抚衙署，府中各处，仍沿袭旧名，其中二堂与上房分界之处，叫做“宫门口”。因此，“宫保”一词，几乎成为山东巡抚专用的别称。虽然朝廷恩赏的“太子少保”亦可称为“宫保”，但总不如山东巡抚来得贴切。同治初年，素有“清刚勤敏”之誉的名臣丁宝桢，经曾国藩、阎敬铭保举，由山东按察使升任巡抚。案牍之余，他将鲁菜中的“酱爆鸡丁”与家乡贵州的“辣子鸡丁”相结合，改良发扬而形成了一道新菜式，引来交口称赞，人皆以“宫保鸡丁”名之，流传至今。

（二）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牛场乡人。五岁启蒙，读《周易》、《诗经》，八岁时，即有《风筝》诗传世：“忽地因风起，高明仰太空。纸鸢频作伴，画虎俨称雄”。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因母丧，回乡丁忧。期间恰逢苗民与白莲教举事，席卷黔境，经贵州巡抚蒋霨远“奏留”，朝廷特旨授丁宝桢为翰林院编修，留军效命。丁宝桢遂变卖家产，召募乡勇参与镇压，一度募兵至四千人，先后收复平越（今福泉县）、独山等数城。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攻略湖南，全湘震动，丁宝桢奉命奔赴沅陵、芷江、辰溪一带募勇防剿，勉力支撑九个多月，卓有勋劳，因功授为岳州（今岳阳市）知府，开始了疆臣之途。

当时，湖北南岸十二州县尽陷于太平军，一江之隔的岳州城也已先后失陷四次。丁宝桢到任时，城内居民四散，府库空虚。于是他首先稽查户口，年四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编列成营，以兵法约束，得兵勇八十余营，分驻凤凰山及府城各要隘。并于城内文庙掘地，得吴三桂所铸大炮数百尊，皆可用。又组织洞庭湖渔民五六千户，均以营制部署，配以火枪、铜锣、旗帜，驻防城陵矶等地，日夜巡守。一番举措之后，军民一心，都有了固守城池之志。太平军见此地防御甚严，不得已回师江西，岳州全境得获保全。

咸丰十一年十月，湖南巡抚毛鸿宾暨湖广总督官文，联折上奏朝廷，保荐丁宝桢升任长沙知府。称:“该员联络团绅，周历要隘，布置井井，市民信服……勇于任事，明干有为，实为知府中出色之员”。消息传来，岳州绅民箪食壶浆、陈情攀留，拖延了一月有余，丁宝桢才得以动身赴任，饯行的百姓犹依依不舍。

（三）

同治二年（1863年），43岁的丁宝桢擢任山东按察使。当时的直、鲁、豫一带，捻军纵横往来，频频威胁京师。清廷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军追剿，颇有斩获。僧王贵胄勋臣，性情倨傲，接见各地司道以下官员概不设座。丁宝桢赴任途中，路过其驻营地淄川，照例投帖拜见。在得知了僧王的“规矩”后，便对门吏言道：“同役国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都大吃一惊。僧王接报，对丁宝桢的耿介大加佩服，于是“改容加礼”，出门相迎。此事很快传遍山东，巡抚阎敬铭闻之，不禁对这位新到任的按察使刮目相看，亲自到郊外迎接。此后“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中了捻军的埋伏，全军覆没。僧王麾下的蒙古骑兵，乃是清廷倚为干城的精锐，东征西讨，功业彪炳。如今兵败身殒，朝野震惶。按例，山东各级官吏均被连坐问责。丁宝桢也未能幸免，被交“部议”处分，所幸其政绩卓著，有口皆碑，又有曾国藩等为其辩诬，得恩旨留任。此时，巡抚阎敬铭上表乞休，并向朝廷举荐丁宝桢自代，获准。于是，47岁的丁宝桢成为山东巡抚，一品封疆。

（四）

当时的山东，当务之急有两件：一是剿捻，二是治河。僧王败亡，朝廷令李鸿章督率淮军入鲁，继续追剿。丁-李二人在征讨方略上多有龃龉，两军各自为战，缺乏协调配合。捻军则因势利导，采用“官东我西、官南我北”的短促游击战术，频频得手。剿局不利，丁-李则互相攻讦，多次被朝廷严谴。后来，官军改用筑圩、围河战术，逐步收缩捻军活动区域，形势才稍显缓和。同治七年，丁宝桢上书，指出捻军在鲁豫两省奔突日蹙的情形下，很可能会掉头北窜，威胁京畿。他在提醒朝廷注意京城防卫的同时，还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势做出了相应的部署。没过多久，捻军果然从河北定州北犯，近畿震动。早有准备的丁宝桢，闻警后立即率领山东劲旅数千，赍五日粮，自东昌府星夜驰援。激战旬月，捻军溃败。这一战，沿线各地守军都被朝廷降旨谴责，惟有山东巡抚丁宝桢“独以一军猝出寇前，转战雄、任、深、祁、高、肃间，复饶阳，功最盛，数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丁宫保威名，传布天下。而捻军经此大挫，胆气尽失，在各路官军合力围剿之下，终被聚歼于山东，历时十八年的“捻乱”，就此平定。

同治八年（1869年），正是息兵弭乱的太平时节，上上下下都有了一些“同治中兴”的意味。这年七月，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无旨出京，宣称“采办龙衣”，沿运河一路招摇南下。途经山东泰安时，被巡抚丁宝桢派遣总兵王心安、知县何毓福擒拿，并押解至济南关押。五日后，军机处六百里加急批复：“著丁宝桢……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当晚，一代权阉安德海被处斩于济南。此事一出，不啻晴天霹雳，震动朝野。安德海在辛酉政变中曾为慈禧-恭王立过大功，此后恃宠而骄，贪财擅权，连小皇帝同治也不放在眼里，朝中清流无不切齿痛恨而欲除之。此番得意忘形，竟不顾“太监不得私自出京”的祖制，恣意妄行，正好落在刚严耿介的丁宫保手上，也算是命中劫数。安德海伏诛的消息传来，朝野交口称颂。李鸿章“矍然起，传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国藩也对幕友薛福成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慈禧太后虽然心头窝火，但丁宝桢行事缜严，无懈可击，安德海罪证确凿，再加之满朝文武的支持，也就只好顺水推舟了。

战乱方敉，接下来便是治河。1855年（咸丰五年）8月，黄河于河南省兰阳县铜瓦厢决口，豫、鲁、直三省顿成泽国，百万生灵涂炭。河道“神龙摆尾”，由南甩到北，自山东寿张、东阿之间冲断运河，最后夺大清河入海。泥沙淤塞、久疏治理之下，下游的山东受害最深，河患不断。1871年，郓城侯家林段决口，“灾民田庐漂没，资粮悉已无存，荡析离居，极为可悯”。正在病假修养的丁宝桢，闻讯急赴决口处视察。他一面上奏朝廷，截留运河漕粮四万三千石以赈济灾民，一面拟定封堵方案，组织人工昼夜施工，并亲赴工地督办，“与役夫同艰苦，人情和乐，争先趋事”。在巡抚大人的躬亲之下，决口仅耗时二十五天即提前合龙。原拟用银三十六万两，实际只用三十二万八千两，所余悉数归还藩库。在颟顸腐败的晚清官场，如此勤励清廉的治河工程，实属难能可贵。顺利竣工之后，朝廷对丁宝桢的功绩予以表彰，称其“艰巨独任、功成迅速、给予优叙”。侯家林堵口，是近代山东第一次大规模的黄河堵口工程，为后来的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照和经验。

1873年（同治十二年），铜瓦厢河道再次决口，导致下游山东东明一带河段亦被冲决。此次灾情比两年前的侯家林决口严重数倍，巨野、济宁、嘉祥等州县悉数被淹，微山湖、南阳湖等湖泽被连成一片，水面宽至数百里，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此时的丁宝桢，正在老家贵州平远扫墓省亲，获悉后立即星夜兼程赶回山东。目睹惨重的灾情后，丁宝桢寝食难安，自责道：“千百万民生之颠连不为补救，抚心何以自安？”。在他的多方统筹下，治堵工程排除种种艰难，得以在光绪元年开始。已过了知命之年的丁宝桢，亲自审查制定了“堵合决口、引归旧河”的施工方略，并昼夜驻守在工地督导抢修，历时四个多月，工程终告完工，水患逐渐褪却，百姓回还家园。原先预计需银98万两，实际只用了54万两。初登大位的光绪皇帝，对此极为欣慰，颁旨称赞丁宝桢“力任巨艰，督牵有方”。

两次治河功成、两次得到上谕褒奖，这在清代治河史上是少有的。丁宝桢“清刚勤敏”的官声，称誉四海。

（五）

同光年间，列强再启边衅。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十三年，日本犯台湾；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侵云南，英法两国军舰进犯烟台港；身处海防前哨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一面整顿山东水师，积极防御，一面在烟台、威海、登州等处构筑炮台，加强海防建设。同年，他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提议筹建“山东机器局”，兴办军事工业，抵御外侮。此议得到李鸿章的赞同并由丁宝桢全力负责实施。同年十月初一，山东机器局正式挂牌成立。共招收各级技工250人，由徐建寅任总办、薛福辰为会办、曾昭吉总管机器设计和生产业务，上述三人均亲身参与过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厂建设，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俊才。对他们的任用，充分体现了丁宝桢“练兵必先利器，制造尤贵得人”的不凡见识。

山东机器局历经变革，一直不断发展，于1953年改称为山东化工总厂，2002年，改制为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业公司，延续生产至今。

（六）

光绪二年（1876年），太子少保、山东巡抚丁宝桢署理四川总督（后改实授），授头品顶戴、挂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进京面圣期间，光绪帝颇加慰勉，赐“紫禁城骑马”，慈禧太后亦优礼相待，并为之题写“国之宝桢”字幅。看起来，七年前的那桩惊天公案，似乎已经被倚重之情所消解。

当时的四川，吏治腐败，百姓困苦。古来“天府之国”，却因都江堰年久失修，逢雨必涝；盐务积弊丛生，导致财赋收入锐减；交通蔽塞，无任何近代工业可言；丁宝桢不仅要解决这一系列棘手问题，还要面对四川官场存在已久的排外心理。不禁让人浩叹：蜀道难，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丁宫保任重道远。

新官上任，首先是整顿吏治、改革弊政，他查验四川各级官员的账目，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并裁撤了营私剥民、用度奢侈的“夫马局”，这些改革初步震动了四川官场的贪风劣习，使人看到了新总督的雷厉风行。随后要解决的，便是治水。因经费短绌，都江堰工程已失修百余年，“江底愈淤愈髙，水涨辄多泛滥”。已经在两度治黄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的丁宝桢，到任之日立即启动了大修工程。他提出“外江之淤宜淘，内江之漕宜垫”的主张，保证“内六外四”的传统分水定则不受影响。大修工程从光绪二年十二月开始，于第二年四月竣工。在施工期间，丁宝桢不仅“轻骑减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还创造性的使用了“易笼为石”的修堰方法：即将原来由石竹笼构成的堰堤改为条石砌切，以桐油石灰塞缝，再用铁链加固。这样一来，堰堤的坚固性大大增强。此外，在坚持深挖淤塞之余，他还否决了要将“大鱼嘴”退缩的提议，坚持保留了原有的形态。整个工程施工里程达70余里，挖土40余万方。竣工之后，当年即遇特大洪水，新建各鱼嘴完好，仅人字堤等几段堤身被冲垮37丈，后又及时修复。再以后，岷江之水“晏然顺轨各堰，层层消纳，但有灌溉之利，绝无泛滥之患”。天府之土，重又恢复了沃野千里的生机。如此福泽后世的大型工程，仅耗银十二万两，丁宝桢无愧“能臣”、“廉吏”的美名。

功成之日，丁宝桢喜不自胜，随兴赋诗咏怀：

龙门凿后大河通，告锡元圭报德崇。

别导江流分内外，全将地力遍西东。

蜀人庙祀由来久，秦代山川尚此同。

善创何人能善述，兴怀救弊恨无穷。

经过此番治理，都江堰灌区的范围从原有的十个县扩至十六个州县，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灌区面积的基本格局。后人在离堆公园的“堰功道”上，塑起了丁宝桢的雕像，以表达纪念之情。当时的石砌河岸和鱼嘴，一直沿用至今，被称为“丁公鱼嘴”。

改制很快就见到了成效，盐业的产销和课税体制得以理顺，史称“开办官运以来，民皆食贱，商皆获利，私贩稀少，实无稍害”，实现了民间减负、府库增收的双赢，盐税岁增百余万两，川省财政收入数倍于前，一举扭转了多年的亏空且有盈余。此后的北洋海防、滇边军务、山东机器局等，都曾得到过四川盐税的支持。光绪八年，丁宝桢结合盐改的经验，颁布刊行了《四川盐法志》，从制度和理论上对盐制进行了完善。

厘清水利和财税这两件大事的同时，丁宝桢决心移植山东的成功经验，着手创办四川省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四川机器局。当时川省舆情，对西式工业诸多排斥，时任按察使方浚颐，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曾著有《机器论》一文，道：“制枪、制炮、制火轮船，旷日持久，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云云，其看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官员的心声。丁宝桢必须以实效来回击这种指责。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机器局在一片质疑声中于成都东门外下莲花池开始建设，原山东机器局总管曾昭吉担任总办。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共生产水轮机器及各种机器共25部，未合成机器等项共12069件，已合成后膛枪共148杆，未合成洋枪161杆。耗银73000两，较之其它机器局所费仅为十分之一。饶是如此，依然招来了台谏的弹劾，机器局一度被迫停办。随后，丁宝桢多次上奏朝廷，强调机器局存在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效。在他的据理力争下，朝廷终于明令“设法兴办，毋使废堕”，机器局得以复工。此后一直稳定生产，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军工企业，为四川的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丁宝桢督蜀十年，励精图治，四川的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光绪十一年，英国侵占缅甸，图谋滇、藏，丁宝桢四方奔走，加紧筹划西南防务，不久病倒。在病榻之上，闻知中法军队在台湾对峙，他又派出五营川军兼程驰援，成为全国增援台湾的第一支部队，一时传为美谈。李鸿章在书信中说“窃念时局多艰，西陲一隅，全赖大才挹拄”，对丁宝桢的艰劳予以高度评价。

（七）

光绪十二年（1886年）6月6日，勋勤懋著的丁宝桢在成都任所辞世。光绪帝“遽闻溘逝，悼惜殊深”，下旨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诚”。讣闻传来，山东父老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他的灵柩运回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丁宝桢一生为政清廉，两袖清风，俸禄常用于济困助教，《清史稿》载：“丧归，僚属集赙，始克成行”。次年秋，灵柩归葬于济南历城丁家林地。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军民悼哭”，并建“丁公祠”于趵突泉畔祭之。阎敬铭作《丁文诚公墓志铭》云：“凡有兴革,不避怨嫌……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

丁宝桢为官一生，清廉刚正，十分注重自身修养，今存《丁文诚公家信》，涵盖修身、治家、爱民、廉洁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至做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等语，今日仍可镜鉴。他主持兴办的织金凤西书院、济南尚志堂书局，如今都已修葺如新。一代中兴名臣，遗泽尚在人间。

惟公之生，其气英英；

惟公之没，其光烈烈；

熟黔之西，熟鲁之北；

其精在天，是安其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