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巨头陈光甫

Posted 2023-01-03 银行

篇首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改变将来，从现在开始。改变现在，就是改变未来。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国的金融巨头陈光甫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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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巨头陈光甫

陈光甫婉拒了孙中山先生邀他加入兴中会的美意，决定先好好学本领，走实业兴国的道路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原名辉祖，后改名浑德，字光甫。早年留学美国，获商学学士学位。1909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后又创办中国旅行社。1927年后，历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和立法委员。后去台湾，并继续在香港、台湾经办金融与投资事业。1976年7月1日在台湾逝世，著有《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等。
陈光甫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镇江。父亲以经商为业，曾在镇江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恿，共有子女八人。陈光甫是陈家的次子。他年幼时体质很弱，经常生病，长到七八岁才学会说话。仲衡夫妇只求他平安长大，将来能够自食其力。
1858年后，由于经营不利，父亲陈仲衡只得停业转向，另谋出路。他到了汉口的祥源报关行去当职员。
报关行负责替进出口商人向海关申办报税手续。当时海关大权被外国税务司操纵，办理报关手续，自然免不了要同这些外籍人员打交道，而且必须用英文填写报关表格。
陈仲衡想：若能精通英文，以后就可以工作清闲，收入稳定，头脑灵活点还可赚大钱。于是他到汉口不久，便将光甫也接到了汉口，送进报关行当学徒。
在陈仲衡的安排下，光甫开始学习英文。学徒生涯，苦不堪言。这个自小在父母爱抚、兄弟姊妹照顾下长大的孱弱孩子，如今每天清早即起床，倒尿缸，打扫厅堂，侍候主人们洗漱。开饭之时，等候在主人左右，随时为主人添饭。有客人来时，即马上奉茶。晚上关闭房门，也理所应当是他的职责。夜里睡在地板上，夏天便睡在凉台上，时常吃不饱。但陈光甫时刻不忘父亲的嘱咐：每天清晨听到汉阳铁厂的汽笛声，便起床读书。
就这样，光甫熬了七个年头。他处处留意，事事用心，不懂就问，不告诉就偷艺，学到了许多有关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灵活应对各种人与事。英文也大有长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1898年，陈光甫考入汉口海关，时年18岁。当时海关兼管邮政业务，光甫被分配在汉口邮政局做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牢记“因而知之”、“勉而行之”的古训，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他逐渐精通业务，并深入了解了邮局严格的人事和业务管理制度。光甫的工作态度深受上司的赏识，不止一次地给予嘉奖。
后来在工作过程中陈光甫发现，一些外籍职员傲慢得很，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陈光甫心里很窝火。一天，又有一位海关的英籍职员以藐视的恶劣态度对待他，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辞职而去。
辞职后，陈光甫到汉阳兵工厂谋职，经过考核担任英文翻译。他仍是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博得了该厂经理景维行的赏识。景维行见他天庭饱满，鼻直口阔，面色白皙，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机敏和干练，觉得这小伙子潜力很大，于是招之为女婿。
买办出身的景维行，与湖广总督端方交情甚密，因而请准端方，委派陈光甫为湖北省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这样，就有了陈光甫的跨海之行。
1904年年底，国际博览会闭幕了。美国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常。人们忙着准备过圣诞节。
参加博览会的这几个月，对陈光甫来说，初时感到新鲜，继而感到乏味，最后感到自卑。西方先进国家送展的工业产品，使他惊羡，感叹，大开眼界。
中国送来参展的物品相形见绌，显得十分落后。参展物品以农产品为主，其余的仅仅是把国人平素常用的衣饰器具等日用物品做成模型，附带展览。
面对这些难以与洋货抗衡的国货，年轻的陈光甫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他自卑于参展的这些国货的落后，自卑于国内生产状况的落后，也自卑于整个国家境况的落后。他为自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深感担忧。
他不甘心忍受这一切。想到此，他握紧拳头决定留在国外，求学深造，立志要寻觅救亡道路。他忽然想起前些时候，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见了敢于公然反叛朝廷的“大逆不道”的孙博士。孙中山先生端庄的仪表和豪迈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孙先生的盛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如今偶然相遇在异国，真是天意。
他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询问了他的情况。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陈光甫对于孙先生讲的一番道理，感到心悦诚服，但是他还是婉拒了孙中山邀他参加兴中会的美意，想要走实业兴国的道路。为了表示对革命的支持，他还向兴中会捐赠了5美元。
陈光甫没有随展团回国，他抑制着与亲人重聚的愿望，继续留在圣路易市，进入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打字、簿记及商业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识。
学习了一段时间，他感到不满足，转而进入依阿华州印地安那镇的辛普森学院。
经过几年的刻苦攻读，他终于掌握了系统的近代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知识。陈光甫于1909年从商学院毕业，并获得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又到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两个月，才启程回国。
因为想为辛亥革命筹措经费，陈光甫开始了改组官钱局的创举
陈光甫回国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清朝政府，请求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以表示朝廷兴办实业的意向。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具体负责筹办事项的是道员陈琪。
陈琪曾经是主持中国赴美参加国际博览会各项事务的官员。陈光甫和他同时赴美。博览会期间，陈琪向国内呈送会上见闻报告时，陈光甫经常帮助他翻译有关文件，供他选用，二人因此相熟。他深知陈光甫颇有才干。知道光甫学成归国后，他特邀陈光甫参加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并委任陈光甫为该会的外事科主任，负责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照料劝业会开设的展陈各国产品的展馆。
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视，邀请他主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此时的陈光甫非常活跃，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为革命担忧。在一次聚会上，他们谈到了要改变裕苏官钱局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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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你们说，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陈光甫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作点文章？”
“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实施呢？”
友人的话提醒了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改变官钱局的现状。裕苏和裕宁两个官钱局，是当时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那时候私家银行和外资银行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来。
面对众多的中外公私银行，陈光甫的事业心受到强烈的怂恿。他不满足于裕苏官钱局的经营现状，希望自己能够一试身手。他经常找专家详细研究，认为可以利用裕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这一优势，加以改组扩展，兴办江苏兴业银行，以开拓江苏财政。
他把这些构想写成条陈文书，到苏州向巡抚程德全当面陈述。程德全采纳了他的建议，撰成本章申奏朝廷核准实行，但是朝廷迟迟没有下文。
不久，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给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由于程德全积极响应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应得闳督理全省财政。陈光甫时刻没有淡忘改组裕苏官钱局的创议，于是重新提起此事，当即获得当局通过，江苏银行从此诞生。总行原设苏州，不久即迁上海。在苏州时，应德闳为银行正监督，陈光甫为副监督。迁沪后，陈专任总经理。额定资本100万元，由旧藩库拨出现银60万元，后又收到津浦铁路债券40万元。
十年寒窗苦读，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番事业。
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是他采取的两项重大举措。总行迁往上海，一则可以使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当中，便于业务发展。再则，他认为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府机构的工具。离开省府，力求使银行力量少受政府的干预和操纵。至于停止发行钞票，也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银行开业之初，曾在商务印书馆及英商某公司订印钞票。陈光甫一开始就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确定不滥发行的原则，并对发行工作严加管理。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都事先准备好现金，并将每天所发行的数字开列清单，送到各大报纸公布于众，以此举向世人昭示江苏银行具有十足的信用。后来他考虑到，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将会误以为向银行借款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从事业的长远着眼，他参照美英等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决意放弃发行权。
然后，他又采取了一些新式的经营方法：聘用外籍银行的华人买办作江苏银行的董事，以便于与洋行的业务联系；采用新式银行账簿，请来洋行的会计主任到本行指导；在上海、无锡设立货栈，提倡对物信用；重视储蓄业务，多方面诱导和吸收储资；聘请住沪外籍著名会计师，每半年彻查全银行账目一次，并对外公开，增强银行的信用，在行内设立传习所，为青年行员补习国文、英文、簿记及商业地理等科知识。他亲自讲授英文，以提高行员素质，增强银行的办事效率。
这些新措施，多具首创精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银钱局的旧风习，在中国金融界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气，其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江苏盛产蚕丝，而丝、茶向来是我国对外出口的大宗货品。江苏银行实行收茧抵借的办法，由银行派出人员到各地茧行，按照茧行向蚕农收取蚕茧数量的多少，发放不同额度的钱款。蚕茧收上来之后，经过进灶烘干、缫丝、打包等一系列工序之后，把成包的蚕丝运到江苏银行的贷栈内存放，可以作定期押款。这自然为茧商提供了许多便利，也促进了蚕丝的生产和贸易。・难能可贵的是，陈光甫规定派往各地的办事人员，不收贿赂，不受招待，不举荐私亲故旧，减少中间盘剥，保障蚕农茧商的正当利益。
陈光甫原打算取得外国银行的合作，参与洋行的平等业务交换。但当时外国银行的洋员们一个个趾高气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陈光甫见此情景，决心办好中国人的银行，为中国人争口气，与外国银行一争高低。
面对张勋的强势，陈光甫决定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此举让孙中山都敬佩不已
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杀身大祸悄悄地到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夺去。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贪得无厌，又要阴谋策划实现他的皇帝美梦。
不久，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积极组织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捕杀革命党人，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他听说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参与革命，并得知其开支来自江苏银行，便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军事行动，来反对我袁大总统？实乃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
正当陈光甫的生命岌岌可危之际，有人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世凯的手令，被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经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筹办民政。当时陈光甫正受程德全委任，以副司长身份，协助办财政。后来，张一麇受袁世凯电召入京，就任总统府秘书长。他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张一麇想方设法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说：“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袁世凯闻听，觉得言之有理，也就无话可说，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二次革命”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并派张寿龄为江苏财政厅长。
真是祸不单行，陈光甫刚刚躲过杀头之祸，又迎来另一场灾难。张勋和张寿龄上任后，立刻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
陈光甫思前想后，决定挺直腰杆面对这些恶魔，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所作所为，令张勋惊叹不已。他没有想到一个文弱的书生，竟敢抗命不遵。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被上海《大陆报》记者周锡山知晓，便把事实真相披露于报端。
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打抱不平。陈光甫虽然丢掉了职务，得到的却是社会的赞誉。孙中山先生在报纸上得知陈光甫的磊落之举，非常赞许。他没有忘记这位在大洋彼岸结识的朋友。他为中国出现这样年轻有为的金融实业家感到骄傲。
陈光甫正酝酿着，要创办一个不依赖官府、不受官僚政客们操纵、可以自主经营、自由发展的新式私营银行。
当时，中外公私银行大多集中于上海，可谓山深而林密。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开辟出一条路，创建一个新银行，对没有雄厚资金的陈光甫来说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他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他们三人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他们兄弟三人都曾就读私塾，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皆有相当的基础：都是出洋留学的洋学生，所学专业相同，都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都有从事银行工作的经历。三人年龄也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
初时，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他们都不赞同。没有资金谈何容易！但陈光甫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
那么，用什么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呢？
陈光甫认为只要自己的服务能力足以取信于大银行，即可利用大银行的资金。另外，可以利用优良的服务，吸收储蓄存款。只要能集资5至10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如果真正能够有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透辟分析，特别是他创业的胆识和披荆斩棘的勇气，使二位挚友深深佩服。于是，三人同心协力，积极着手筹备起来。
大上海中的小小银行，谁也没去注意他。孔祥熙却在这家小小银行诞生之初就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1915年6月2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该行开业之前，于4月17日召开创立会，也就是首次股东会。会上选出七名董事，董事会推举庄得之为董事长，推举陈光甫为总经理。
庄得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间，先在位于上海的专门从事军火经营的奥地利信义洋行当买办，该行后来与德国的礼和洋行合并，他继续以买办身份供职。大战爆发后，该洋行停业了。
有这样一位合作者，对陈光甫来说是十分理想的。在首次股东会上，议定该银行开办时的资本额为10万元，庄得之当即认股22500元。陈光甫财力单薄，仅认股五千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垫支的。
当时，人们把这家银行叫做“小小银行”，或者叫做“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然而，当年身处海外的一位名人，却在这家小小银行诞生之初给予格外的关注。
一天，一个职员进来说：“经理，有人要见您。”
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地喊道：“是．你，老朋友！”
来人名叫孔祥熙。他与陈光甫相识十余年了。当年，陈光甫在美国参与博览会工作时，孔祥熙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圣保罗参观博览会，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两人谈得很投机，从而结下交情。
孔祥熙满面春风地握着陈光甫的手说：“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来。”
“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干？”
“中山先生委托我，给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送来一万元股金。”
陈光甫闻听深受感动，此时，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自己这个小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 “孔兄，你近来可好？” “我早已成家，妻子是宋霭龄。今年初中山先生与内妹宋庆龄也结为眷属。”
陈光甫高兴地说：“恭喜！恭喜l如今孔兄已与先生是姻亲了。”
随着中山先生的慷慨投股而来的，还有宋庆龄、宋子文等宋家姐弟的母亲倪桂珍投
来的五千元股金。
陈光甫深受感动过，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银行！
当时的中国，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帝国主义列强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其中尤以英国汇丰银行势力为大。
陈光甫当时财薄力微，根基尚浅，社会声望还不算高，在当时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还不及一个洋商买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之初，不但没有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可作押借款的道契，也未取得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
审时度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外商银行与钱庄及国内大银行之间的夹缝中寻求生路。
当时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变故频繁，内地的官僚、士绅等有钱人，多把资财转到上海，存入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凭借外国银行在租界内享有的特殊权利，寻求财产的安全保障。同时，一般中产者及广大百姓，尚有许多闲散资金。陈光甫对于这些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因而，他拿定主意，想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的办法，迅速扩大银行资本，开拓出一条可行的路子。
为此，光甫明确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他把这一战略性口号，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营方针，并作为行训，要求全体行员必须遵守。
陈光甫提出“服务社会”这一举措，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业务方面，通过庄得之和陈光甫的社会关系，征得一定数额的存款，同时开展往来存款业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的吸收。当时钱庄对于小额存款持轻视态度，根本瞧不上眼。特别是对于银元存款，一般不付给利息。陈光甫则有金融企业家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当时银两与银元并用的局面应该改变，也终将改变，因为货币的混乱，对工商金融业造成许多不便。他看到银元的使用范围必将日渐扩大，而小额储蓄又有比大额存款更加稳定的特点。因此，陈光甫力倡银行开办小额存款，不嫌麻烦，务求广为开展。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少有的。
紧接着，陈光甫又提出一元钱即可开户的规定，这在当时金融界可以说是一花独放。此举引起了各界的不同反响。一般平民从心里欢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一举动，欣赏它大众化的特点；但金融界中也有人对此举不以为然，并且故意难为陈光甫。
有一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绅士怀揣一百块银元，趾高气扬地声称要开立一百个户头。
银行的雇员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雇员们热情与彬彬有礼的行为，让这位绅士心悦诚服。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元开户”的举动，初时虽曾遭人讽刺，后来却倍受欢迎。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默默无闻到在中国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业务新举措是分不开的
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业务举措是多方面的，每项新举措都体现着创新精神。
在他的倡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其各分行，逐步开办了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多姿多彩，五花八门。另外还开办了定活两便储蓄，付给储户比活期存款较多的利息；私人运用支票存款，方便储户，存取自由；婴儿储蓄，专门为有孩子的家庭开办的一种长期定额储蓄，每当有新开户的存款者，由银行赠送一元银币以表谢意。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发行了礼券，更是独出新裁。社会上无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家家户户，都难免要礼尚往来。
有鉴于此，陈光甫创办了适应人们这种特殊需要的新颖储蓄方法，发行储金礼券，受到人们的欢迎。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不惜工本，印制年历，制作皮夹等赠送顾客，以便联络感情，广为招揽。顾客们渐渐乐意与上海商业银行往来。
陈光甫还特别重视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树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形象。自1916年起，他就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了学校服务处，一方面吸收学生储蓄，一方面代替学校收取学生的学费、膳食费和住宿费。
他认为学校服务处储蓄业务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学生没有什么钱，老师们多数为低收入者，也没有多少钱可以储蓄。但学校服务处的工作，既可以为学校代劳，受到校方的欢迎，又可以使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留有深刻印象，将来学生们毕业走向社会，必然会使银行的影响更加扩大。
此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开办了代收电灯费、电力费、自来水费和代发工资等业务，不避繁杂，为顾客提供广泛的服务。代J--方向工人发放工资，有的发给现金，有的发给储蓄折。
此举既方便了工人，又省却了厂方许多繁琐的工作负担，银行本身也可以从中获取存款利益。
尽管这种利益有时显得微小，但从长远看，银行在公众中获得的好感，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当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决不会轻视大额存款。银行的各位股东，通过各自的关系，各展神通，尽力争取上层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广泛吸收存款。
陈光甫另一项著名的新举措，是首倡银元与银两并用。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币制还没有统一，社会上银两与银元并行流通。由于币制不统一，不仅造成折算收付的诸多麻烦，不利于流通，而且也使用户蒙受损失。
陈光甫认定中国的币制终将统一，并积极与有共识的同业人员吁请政府早日统一币制，废两改元。由于种种因素，直到1932年，中国政府才正式公布了废两改元的法令。
在废两改元的愿望未得到实现的时期，陈光甫为便利顾客，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倡银两与银元并用，顾客可以用银两按八九归元开户，也可以用银元进出。就是同一个顾客同时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用银两和银元开户，银行也准许。
这种业务的开办，顾客感到十分便利，而且不必损失洋厘差额和手续费，因而深受欢迎。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舍弃了以上两项收益，而且增加了许多工作量，还必须保有银，两、银元两种准备金。陈光甫不避繁难，以“服务社会”的精神，推行这种业务。
陈光甫舍小利而求大成，既显出民族实业家的挚诚，也显出金融企业家的精明。没多久，两、元并用的业务，也被其他银行仿行，一度成为上海金融业的惯例。
为了方便顾客，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积极开办汇兑业务。汇兑方式多种多样，有票汇、信汇、电话汇款、小额家用汇款等，不拘一格。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来在国内各地及香港设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为汇兑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广泛吸收各地的工商汇款及个人汇款。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把汇款视为另一种方式的存款，是一种可以为银行短期利用，而且不需要付给利息的存款。基于这种实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汇兑业务发展很快，三十年代该行在国内的汇款总额度居于全国各家银行之首。
为适应银行业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设机构，作出有别于其他银行的创意安排。
陈光甫非常重视国内外商情信息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方面信息的捕捉与调查。
为加强国外经济信息的搜集与传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特在纽约设立通讯处，派专门人员负责调查了解国外的投资技术、市场动态、国际贸易、汇兑收解、政治形势、金融状况、产业结构等各种情况，提供给总行参阅。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特设经济研究室、棉业研究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等专门研究机构，经常召开各种专业性的研讨会，对某一门类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并提出建议，以供总行领导人决策时参考。总行有时还特聘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对本行的调研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
此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加强业务往来，还设有往来部。为加强对物信用业务的开展，在广设仓库的同时，专门设立了仓库部，以便统一管理该项业务。为加强储蓄业务的开展，特设储蓄部等等。这些业务机构的设立，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事业发展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业务工作手段上，还曾首先采用机器记账，以提高工作效率。
面对这些新的起步，陈光甫感到无限欣慰。但他没有停止不前，又在筹划新的举措。
一次不愉快的遭遇，促使陈光甫下定决心，开始办旅行社
1923年花开草长的季节，陈光甫到香港，准备转路去昆明。他非常注重对社会情况的考察了解，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内各地或国外旅行，以此增长知识，扩大见闻，促进新想法的产生。这次香港、昆明之行，也是这个目的。
一天中午，陈光甫到一个外国人经营的旅行机构去买船票。进门之后，看见柜台里边一个外籍青年男子正和一个女职员娓娓交谈。二人交谈的内容与旅行事宜根本无关，而且谈兴正浓，以至陈光甫在柜台前伫立十几分钟之久，他们竟然视而不见，根本不加理睬。
陈光甫受到这样的冷遇，心中忿然难平。他转身走出门来，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汉口报关行时遭受外籍行员白眼的情景。他想，那位外籍职员之所以对我视而不见，还不是因为他看我不是和他一样的外国人！这些洋人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而中国人又不争气，偏偏连一个自己办的旅行机关都没有。
他又想起了很多被外国人看不起的经历，不禁握紧拳头自言自语道：“要洗雪耻辱！要争回权力！”
于是，他决心要创办一个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旅行机构，以服务于国人，同时也与洋人在华开设的旅行机构一争长短。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可代办旅行服务的机构主要有两家，一家是英国的通济隆公司，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通运银行。这两家外国企业在上海、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开办代售旅行所必需的车船票等营业项目，几乎包办了中国人出国旅行的全部业务。外国旅行机构还发行旅行支票，这种支票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作“通天单”。
有一天，他无意间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条消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己定于本年10月22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各省代表都需要先集中到上海，然后转香港、经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达目的地。陈光甫想，这些教育代表们所行路线，正巧与自己的这次旅行路线相吻合，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不便，不应该再让别人也遇到。于是他在旅途之中便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拍发了电报，嘱咐相关人员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取得联系，争取教育部与各省代表齐集上海后，从上海至昆明旅途间的一切舟车食宿事项，全部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派出人员陪同料理。
陈光甫此举，颇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有关人员感到新鲜，一时不甚理解，但却受到教育界代表们的欢迎。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人员与教育部门黄炎培先生接洽，得到首肯。陈光甫的计划得以顺利执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周到服务，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称赞。
陈光甫在中国旅行事业上获得了首次成功！受到成功的鼓舞，创办中国旅行机构的意念更加坚定了。返回上海后，他进一步加紧筹划这件事。后来越干越红火，随着业务的逐步扩展，到旅行部来办理购票、接洽事宜的人越来越多，旅行部遂于1924年1月迁至四川路，独立门户，以利发展。1927年6月1日起，改称中国旅行社。自此，旅行部与银行分立。
本着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一贯精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中国旅行社积极从事各种旅行服务项目，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售火车票，尔后又代售船运票、航空票；既办旅馆、饭店，又代办火车上的餐饭，而且发行旅行支票，并逐渐打通国际关系。至抗战前夕，中国旅行社的分支机构在国内大部分省区星罗棋布。著名风景胜地匡庐、青岛、北戴河、莫干山等处，更是中国旅行社“用武”之地。日后又在新加坡设立星洲分社，在美国西雅图设立通讯部，逐步把业务推向海外。
1926年夏秋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不断传至上海，引起陈光甫的极大关注。北伐开始后，陈光甫收到一封孔祥熙的来信，约他去广州。孔氏并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兼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赴沪面见陈光甫，陈告广东一切情形。
一向稳健的陈光甫，并没有应孔祥熙的函邀前往广东。他还在观察局势的进展。
1927年初，宁汉分裂局面形成。蒋介石抵达南昌后，曾经有专函给时任“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合称）联合准备库协理的钱永铭与陈光甫，邀请他们“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钱永铭应邀前往，陈光甫却心怀顾虑，没有前去。
3月20日，北伐军进驻上海龙华。次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天一夜的激战，起义获得成功。起义过程中，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陈光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王晓籁等，名列被选出的19名委员当中。
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这时，时局已经渐露分晓，蒋介石取得政权的形势已成定局。
蒋介石对上海金融界采取了多种手法，软硬兼施，把金融界上层人物网罗在手，加以利用。稍不从命，即加威逼。他曾派军需官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和中国银行坐催一千万元，讹称中国银行在武汉集中大量现金支持共产党，并通过手下谋士放出口风，意欲没收中国银行。而当时上海金融界人士对于共产党的政策缺乏深入了解，惧怕工农运动，唯恐共产党势力扩大后有损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因而决定支持蒋介石。陈光甫也只得说：“押宝一次，不知如何？”
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的臣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意在控制金融全局、攫取中国银行的企图因故搁浅后，他要成立中央银行。为此，1928年8月3日，专约陈光甫在南京面商。陈光甫一面献言献策，一面忧心忡忡。不久张公权被逼无奈，在中国银行董事会上提出辞职，在中国金融界引起震动，对陈光甫也是触动不小。尽管如此，陈光甫为保住上海商业银行的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也不得不随波逐流了，他因与当上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过从甚密，因而当上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诞生初期，曾遭到国内钱庄的排挤和外国在华银行的要挟。对这两种压力，陈光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1931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建的办公大厦落成。望着这座崭新的多层建筑，陈光甫感慨万分。
崭新的办公大厦，标志着他一手创办和苦心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事业发展的崭新阶段。十几年风风雨雨，发展到如今地步，是多么不容易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根基深固，业务范围铺展得相当广阔可观，在国内设有几十处分支机构，已经跻身于中国当时有名的大银行之列。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业伊始，陈光甫就把业务经营的目光，投向了外国在华银行的经营领地。他决心要与外国人争上一争。他在行训三句话中，后二句是“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他一直努力实践着这后二句话。
吸收外国在华企业存款，是陈光甫向外国银行在华业务地盘渐进的第一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重新加重对东方的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步履艰难，中国民族资本银行业务扩展范围有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极力争取英、美在华大企业的存款，竭力为之提供周到的业务服务，创造种种方便条件，不避繁难，多方承揽，渐次打开局面，使当时一些外国银行不愿承做的某些业务项目，逐渐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承揽过来。
当时这些外国企业在中国推销商品或收购原材料，常有款项在上海与内地之间往来汇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千方百计承做这些外国企业的汇款，并逐步开展国际汇兑业务。为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早在1918年就在总行设立国外汇兑部，并在英国设立代理处，以后还把这种业务逐步扩展到设有海关的各地分行，并在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家设有通汇地点。为承做外汇业务，陈光甫还特聘一位德国专家作指导。
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由华商经营的甚少，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外汇兑都被外国人操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继中国银行之后开办外汇经营，足私营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第一家，也是陈光甫打破外国银行一统天下、为民族金融业争光的又一实例。陈光甫对属下说：“我们经营外汇，决不从事投机。我行多做一笔生意，外商银行就少做一笔生意。”
为开展国际汇兑，陈光甫又想方设法争取外汇储备，二十年代初期，曾先后获得美国纽约几家银行、信托公司的175万美元透支。随着业务的拓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外汇储备越来越雄厚，不仅使国内一些银行生羡，也令外国在华银行刮目相看。
但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诞生初期，曾遭到国内钱庄的排挤和外国在华银行的要挟。对这两种压力，陈光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由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发展很快，抢了钱庄的生意，因而遭到钱庄的妒忌和排挤。有一家老牌钱庄曾拒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出的本票，这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誉大有损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到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也曾遭到当地钱庄的抵制。1925年春，南通钱业公所曾突然宣布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通分行断绝往来。常州、芜湖也曾发生类似情况。
陈光甫胸怀大度，冷静对待。南通一事，邀请南通、海门、泰州商会会长张骞调解，纠纷得以化解。常州、芜湖问题，也得以解决。对拒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票的那家钱庄，陈光甫也友善待之。当那家钱庄一时手头紧张，遇到困难，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求援时，他也不计前嫌，连夜拨款相助，而且不要押品，只要钱庄开具一张第二天的即期本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德报怨，一时传为美谈。那家钱庄从此再也不拒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本票了。
而对于来自外国银行的压力，陈光甫则敢于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外汇经营逐渐得手之后，便不断地向外国在华银行的世袭领地伸手。这触怒了外国银行。那些洋人岂肯坐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之争利？英商麦加利银行首先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难。一天，担任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会长的麦加利银行经理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意在限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咄咄逼人的外汇业务。
来而无往非礼也。面对洋人的无理行径，陈光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致函上海外国银行公会，郑重声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
陈光甫的举动，在上海金融界中外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惊愕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感佩者亦有之，结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场纷争中取得胜利，两家银行的合同恢复交换。从此，外国银行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时知道中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一位不怕压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声誉和陈光甫的名望在金融界同时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与外国在华企业争生意争权利，陈光甫又创办了保险公司，并积极扶助民族工商实业，冀望他们得到振兴与发展。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
1936年5月，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签定了“白银协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奉命赴美斡旋签定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担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又当上“国府委员”。他虽然如此效力，在国民党内却并没有真正的地位。为求生存与发展，他不得不改变“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开始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保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6年他赴美签定“白银协定”，虽遭人白眼，低声下气，但因得到在美国财政部里任职的同学的帮助，最后终于获得成功，使国民党政府对陈光甫另眼相看。1938年再度赴美签定可作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又使他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陈光甫为保证借款能及时清偿，在国内设立复兴公司，多方收购桐油、猪鬃并用自购汽车运至海口，装船运往美国。又在美设立接收、偿债机构，专司其事。陈光甫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一则出于为抗战出力，为国家尽责；一则是出于维护自己在美国的信誉，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办事不认真的印象，增强美国人的信任感。
陈光甫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他经手的借款都能按照协议如期清偿，他在美国的声望很快提高。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要蒋向陈请教。由于美方提名，这年成立的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会，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这时，与陈一向不睦的宋子文，对他也奈何不得。
陈、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结怨亦深。1927年陈光甫为蒋筹款之举，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却使得宋子文不大高兴。陈光甫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举家迁往武汉，至宁汉合流后才又返沪。这时，宋子文得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存有从开封运来的硝，于是委托章士刽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私运军火，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查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是，陈光甫办事一向谨慎，从开封运抵上海的确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物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持有军政部的正式护照。宋子文无话可说。事后，章士钊力劝陈与宋搞好关系。
陈对宋只是表面敷衍，心中时存戒备。1936年春，陈光甫从上海北上视察，途中突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密电，阻止他继续北上。其原因据说有人在南京、上海散布谣言说陈光甫这次北上是有政治企图，意在联络韩复榘和宋哲元。陈光甫认为这又是宋子文在图谋自己。因此，他放弃了拟议中的济南、天津之行，仅在徐州与这两地的分行经理会商行务。
陈光甫对政府当局压榨金融界的作法很不满意。有一次，他愤恨难平地说：“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
他已经感受到四大家族的压迫。加之他与身任财长的宋子文关系微妙，不得不令他心存警惕。
1938年夏，日本侵略军进攻汉口。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中国没有外援将不能持久抗战，决定请中国政府派员赴美磋商。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于是，陈光甫于9月9日由香港秘密启行，10天后飞抵美国首都。
在美期间，他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定了“桐油借款”2500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定“滇锡借款”2000万元的协议。其间，陈光甫与蒋介石、孔祥熙函电往来频繁，及时密商一切。1940年5月3日当陈光甫离开纽约返国之时，蒋介石曾发专电予以嘉慰。
陈光甫虽有功劳于国事，一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得以名列国府委员，但他仍持稳健谨慎态度。据说他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为继续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曾要陈光甫出任财政部长，但被陈光甫拒绝。陈虽从政，但未入阁。虽任国府委员、中央常务理事，但只是虚衔，并未因此缚住手脚。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仁发表他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经济政策的见解时说：“观史例，按现情，经此次大破坏之后，中国首先需要之经济政策，应是‘休养生息，以苏民困’。”
1949年1月底，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后，国共有和谈之意。李宗仁赴上海邀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冷御秋、陈光甫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探询中共意向。陈光甫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不愿承此难为之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出访泰国后，避居香港。
纵观陈光甫的一生，他常常以“随缘善变”的态度，求得与变幻多端的世态环境相适应，相谐调，借以实现他“不变”的人生愿望，创立与发展中国的民族金融事业。
1976年7月，96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脸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脸显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张开，口沫在两撇八字胡上面发亮。他自己一生奋斗无所遗憾，只是对故乡的眷恋深深地刺痛着他那颗即将停止跳动的心。
中国

大银行家陈光甫如何为蒋介石筹措军饷？

陈光甫是谁？

1915年6月，孙中山适逢人生的低潮，旅居日本。听闻上海要成立一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孙中山嘱托未来的连襟孔祥熙加入股份1万元。银行的创办人是34岁的原江苏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他曾支持孙中山反袁，后因抵制军阀张勋而辞职。陈光甫的这家“小小银行”此时只有10万元的资本。

12年过去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之一——蒋介石已从一介布衣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3月，他指挥的北伐军经过与孙传芳军队几个月的血战抵达上海城外。进城前，国民革命军就已数次联系上海工商金融界，告知蒋介石将特派人手前来筹备饷需。

1927年初的陈光甫已是上海银行公会的副会长，而简称为“上海银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成为国内第四大商业银行。上海银行的存款已从1915年底的57万元增至3244万元，放款从51万元增至1919万元，平均年盈利率达到20%以上，1921年的资本额就已增为250万元。此时，大革命的高潮正要过去，工商业屡经动荡，尚未谋面的的蒋介石与陈光甫都在焦虑地思索着中国的前景。

陈光甫(1881年-1976年)，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近代中国著名银行家。

北伐的钱从哪里来？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年底形成了武汉国民政府。11月，蒋介石率军苦战三个月攻克南昌，急需大量金钱来收买人心。当时的军饷都靠宋子文掌控的武汉政府财政部，蒋介石苦于没有自主的财权，便将战略目光投向经济中心江浙一带。他派出黄郛等亲信赴沪秘密联络银行家陈光甫与钱永铭。

1927年初，统兵的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关系尚好，北伐局势非常有利。了解到蒋的军事实力后，陈光甫自然支持新生的革命力量，允诺“革命军饷银，当尽力而为”。同时，蒋介石的亲信陈其采传来情报，认为“陈光甫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选”。蒋介石对此非常兴奋，1月底写信给陈光甫和钱永铭，内称：“沪上来友，皆称诸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为感佩！尚祈随时指示，贯彻初衷。如有公暇，能来浔汉一游聊舒积愫。”时广东省财政厅长孔祥熙也又专门托人告诉陈光甫，“赣汉方对于财政前途，均于公有极大之希望。”2月初，陈、钱二人秘密托人给蒋介石带去了50万元。

双方的初次接触十分顺利，各自的想法却不同。对缺钱的蒋介石而言，陈光甫背后有着上海金融界两大支柱——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的支持。在陈光甫看来，上海尚在军阀孙传芳的盘据之下，军人蒋介石既未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也远不能在政治上代表南方革命政权。金融业在战争的环境中十分脆弱的，中国南北的银行家曾秘密商议：“惟政变难，损失固应预防，而金融界之在北方有事业者，此类尤不宜露面，否则影响所至，祸变难测。”总之要避免表态，“镇静处之”。

不过，南方的银行家们很清楚，只要北伐的革命力量不发生巨变，南北政治对峙的局面终将倾斜。1926年12月25日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邀约一些银行家率先密商支持武汉革命政府发行新公债事宜，众人对武汉方面2000万元的计划基本赞成，同时提出独立公债基金、区分基金与中央银行存款、按月公开款项收支和提高政府公债的利息。张嘉璈与陈光甫把这些意见辗转交孔祥熙呈请财政部长宋子文。陈光甫本人在2个月后婉拒了北京方面要他出任交通银行总行经理的邀请，上海金融界则拒绝支持孙传芳的抵借计划。

这本是躲避政治多年的银行界一次用表达立场换取资本利益的转折性尝试。不料，上海金融界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积极关系却到此为止——南方革命阵营内部风云突变。

政变还是交易？

3月22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26日蒋介石抵沪，当晚约见陈光甫、虞洽卿等经济界领袖，声明收回租界绝不诉诸武力，以安民心，同时表明维护资本家的立场。同时，为配合北伐而发起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余波未尽，工人力量的迅速崛起让资本家们联想起南方各省发生的激烈事件，资本家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4月12日，蒋介石为了最终得到上海工商界的支持，以“清党”的名义在宁沪两地发动了血腥政变，通过屠杀由中共领导的工人群众来履行其维护秩序的承诺。结果，以国民党左派为主导的武汉方面公开反蒋，汪精卫通电斥责蒋“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将蒋介石“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进行通缉。原本一路北伐的国民革命力量公开分裂了。

在蒋介石心里，独揽国民革命大局的野心和维持军费开支的焦虑交织在一起。3月30的蒋介石日记写道：“军事财政亦难。政治难，党务更难。以一身兼备数难，如何其不疲耶。”攻克上海之前，他就严辞催促宋子文：“前方饷项已经断绝，如再不速解一百五十万元来此济急，视为以后即断绝关系也。”如今宁、汉分裂，蒋介石不再需要或依靠武汉的财政力量。早在3月30日，他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由陈光甫出面组织了名叫“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简称“苏沪财委会”)的机构。

陈光甫任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立时位于上海宁波路9号一幢老式洋楼里。

上海金融界领袖之一的陈光甫也是处境尴尬。他刚刚探问汉口银行公会会长唐寿民政治局势，得知武汉方面对蒋“全是口诛笔伐，并无事实决裂表示”。谁料时局突变，蒋介石拉拢了广东的李济深，致使具有正统性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骤紧。4月15日武汉政府下达了《现金集中条例》，禁止现银流通与出口，封锁了大部分的外部经济往来，造成金融恐慌，上海银行也有20余万现金被封存。另一方面，蒋介石依靠军队和青帮，以有效维持上海的工商秩序为筹码，赶鸭子上架，希望陈光甫能出面筹钱。“四一二”事件第二天，蒋介石通知陈光甫，“请于最短期内筹款，以济急需”，要求“尽国民之天职”。

在商言商，陈光甫的上海银行照常营业，一方面接受有关国际支援武汉政府的存款，一方面以优惠汇率接受武汉地区外商汇款。面对已经控制了上海的蒋介石，陈光甫也同样表示合作，回以“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份责任”。蒋介石欣然给予多方的支持。

首先，蒋介石分别致函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上海商业联合会，称“所有关于财政问题，应统由该委员会通盘筹画”，“特派该委员会陈主任，亲赴贵会商议办法，尚希概予接洽，鼎力协助。”蒋授意陈光甫先筹款1 000万元，陈不负所望，在上海局势稳定以前就筹集了第一笔300万垫款，银行业垫借200万，钱庄业承担100万，月息七厘。民国史专家吴景平教授解读，此次垫借允许作为债权方的银钱业公会直接介入属于“国税”的抵押品监收和本息的偿付，这是对上海金融业的一大让步。

其次，陈光甫并不想完全成为蒋介石的敛财工具，曾躲在镇江拒不赴任。蒋介石一面让其他金融家疏通，一面为陈光甫树立声势。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20日蒋介石亲自宣布“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训词，委任陈光甫为主任委员。蒋还要求陈光甫担任财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只是陈说“彷徨莫知所措”，以“忝居商界，未谙计政”，力辞不就。

第三，蒋介石渴望尽早募集到1000万借款，并对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吐露“财政委员会筹款延缓，且不得法”。然而，他依旧指示“苏沪财委会”负责收回苏沪地区的各项征收机关，并及时传递前线击溃敌军、“俘获甚多”的消息。陈光甫的工作很快有所进展，两天后，“苏沪财委会”与银钱两业公会的代表正式签署了续垫借款300万元合同。蒋介石表示满意，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布告：“江苏及上海财政完全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负责办理;嗣后无论任何机关、团体，对于财务上一切用人行政事宜，概不得加以干涉。”

此外，陈光甫在南京当局与上海银钱两公会之间斡旋协商，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委员会，帮助发行3000万元库券。这笔国债由政府与商界共同组织委员会保管。该二五库券基金会自1927年到1932年，总共发行了超过10亿的公债。同年7月11日，南京财政部聘陈光甫为高等顾问。

从合作走向龃龉：不只是钱的问题

远水不解近渴。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四处临敌，花销更巨，仅答应给冯玉祥的就要每月200万元。南京政府发行的二五附税库券等不及募集，5月3日蒋介石强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0 万元，顿时造成蒋与金融业的关系紧张。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和白崇禧合影。

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的态度本就有所分歧。中国银行上海方面的宋汉章、张家璈曾因对抗北洋政府1918年的“停兑令”而名声大振。两人一面请陈光甫斡旋，一面于5月13日复函蒋介石，称上海中行在两次600万元垫款中已担120万元，此次愿再垫200万元，大大超过各地其他分行的贡献，表示无力为继。而蒋介石更关心政府开支能否满足，20日竟严斥 “此等商人毫无信义可言，何必客气”。

陈光甫见到这般电文，其中还坚持中国银行两天各缴200万，一分不能少。23日财委会又收到蒋介石21日电，要求在24日前筹足500万元解宁。陈光甫当即与政府代表发生了争辩，他说：“军事与财政本属休戚相关，北伐军费固关重要，但市面金融亦应维持。倘挤逼过紧，市面一旦发生变动，则任何方面均属不利。”他认为蒋介石太不顾及金融界，于是支持中行，希望能兼顾双方的利益，圆满解决。

蒋介石依旧强硬，假言中国银行汉口分行支持武汉政府的货币，“如为法言，不谓其阻碍革命，亦有意附逆而不可。请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忌公，限本月内收足一千万元，千祈勿徇私情。”前一句以政治罪名威胁中行，后一句则暗示陈光甫不要再替中国银行说话。

陈光甫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但他也清楚金融业领袖的社会责任。经过深思熟虑，他写信提醒蒋介石：若中行连发行准备金都予提垫，会酿成挤兑风潮和金融恐慌，影响以后的其他借款，最终损害蒋介石的军事前途;同时上海作为金融中心，若因政府军需而导致金融失序，外国势力必对蒋介石有所顾虑。6月4日陈光甫又向蒋介石辞去政府职务。

此举让蒋介石明白此事对于金融业并非只是钱的问题。为使陈光甫继续配合政府，蒋通过其他人表达了妥协之意。政府代表俞飞鹏迅速表态：“中行以市面金融关系，确有为难之处，但前方需款孔急，尚宜筹划两全之策。”张静江向陈光甫表示，在中行垫款一事上“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蒋介石又恢复1927年初的恭敬之态：“中正到沪后，军事得步步进展，全赖诸公擘画之功。吾公主席财会，尤著贤力。方今大军渡江，后方接济更属紧要，千祈勉任艰巨，捍卫国家。”次日，蒋又挽留说：“财政困难，责任甚重，军政党务之命脉，全在于此，非贤劳决不能胜任，且非吾兄亦决不能著信集事也。”

陈光甫即是代表上海金融业的基本利益，无意与南京政府分出胜负。6月他继续主持苏沪财委会，表示月前差额“日内解出”，还托人携10万元给南京的蒋介石表示遵命。11日，陈光甫又亲自拜见蒋。两人的第一次不快得以平息。

右二为陈光甫先生

银行家的能耐与无奈

1927年的中国政局风雨诡变，资本家要找到强有力的政治盟友提供保护，而政治家必须找寻财源来谋取权力。双方的现实需求迫切得足以暂时忽视理念和立场上的差异。8月，蒋介石迫于时局第一次下野，陈光甫募集公债的重任也暂告结束。学者邢建榕从尚未公布的档案中找到了当时陈光甫的真实想法：“立国之初不可如此。如以军人事行之，不经政府通过，等如军阀之行为，令人寒心。”

银行家们把蒋介石对中行的强硬，理解成指向整个上海金融业的压迫，他们看到了蒋介石的权力野心，看到了南京可能不足以担当中国政治的革新。而蒋也看到了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家阶层会对政权命运造成的影响。政治权力对金融业的控制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又怎样会葬送一个政权？这便是1927年以后蒋介石与陈光甫等银行家们去探索的历史课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