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的反间谍与反反间谍

Posted 2023-01-03 情报

篇首语：我不知道离别的滋味是这样凄凉，我不知道说声再见要这么坚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我党的反间谍与反反间谍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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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的反间谍与反反间谍

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按照中央情报部的部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展开进攻性情报工作。
红军时期的保卫局系统只管保卫不搞情报，抗战时期的保安处是保卫和情报两手都做。1936年、1937年的时候，边保刚刚尝试情报工作，还特别强调成分，只信任工农小资产阶级，连商人都不用。派出一两个自己人化装成商人到白区走一趟，始终收获不大。1938年以后开始建立据点，刘子义在绥德利用抗敌后援会活动，叶运高在洛川以抗大的名义掩护工作，还派出两三个情工人员，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关系。1939年，又增设赵去非负责的富县据点，李启明负责的绥德据点。边保的情报工作尽管已经从无到有，但还是不敢放手用人，而且处处顾虑，生怕影响同国民党的合作。
1940年底，根据中社部《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召开第一次外勤工作会议，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方针，决定在各地区都建立外勤据点。作为边区的情报、保卫机关，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围绕边区边境，对当面之敌展开工作。
延安东北的绥德、米脂据点，针对榆林方向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南部的富县、甘泉据点，针对洛川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西南的定边、陇东据点，针对西峰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边保各据点的情报干部增至40多人，三边派了葛申，陇东派了陈石奇，关中派了曲及先、边保布鲁带人巡回指导。
各专区的保安分处和县保安科也有情报力量。各情报据点，都注意向敌特机关内部伸展力量，建立内线。
关中地区，边区伸向国统区的突出部，胡宗南担心的“囊形地带”，这里的情报工作格外重要。关中分区的外勤机关对外称专员公署秘书处，曲及先任秘书主任。秦平任外勤组副组长，对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曲及先亲自掌握西边的几个内线，张仲平住在柳林管东线，陈鉴以赤水县统战部长的名义管淳化一带的派遣工作，杨宗耀以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对外。关中地区的人们，不少是家住共产党的边区，职业工作在国统区，这就有利于外勤组发展力量。关中外勤组积极工作，很快就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建立一批内线。在耀县发展高小校长何振东、胡家弟兄、孟家弟兄，成保长等人；在富平利用哥老会争取非法武装方老五。淳化县的地下党员王万裕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建立情报组。旬邑县的地下党员李树桢家在边区，利用小学校长身份，建立情报组。最为突出的是派杨宗耀的侄子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这个杨宏超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杨宏超在边区的边界地带小椅子村当小学教员。小椅子村外一华里就是国统区，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不知怎么应对，就寄给叔叔杨宗耀。杨宗耀是关中地区的老党员，曾经掩护习仲勋搞地下工作，知道策反人张占英是个叛徒，与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有关系。杨宗耀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外勤组长曲及先认为是个机会，与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派杨宏超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中统。布鲁也亲自与杨宏超谈话，布置他如何取得信任。
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谎称自己发展的特情有新正县委书记李科，这就赢得中统信任，当了专任调工。杨宏超为人沉着，不时带些国民党的情报回来，边保也让他给中统一些边区的假情报。
杨宏超发现，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蒲随昌和蒲又杰都是中统专职特务；还获悉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活动对象名单，查知中统在边界地带活动的几个特务，分几次抄回国民党《党网活动细则》。根据杨宏超的情报，秦平整理了一份情报《中统陕室特务一瞥》，受到边保肯定，杨宏超被批准为特别党员。
“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
绥德的李启明眼光长远。李启明在绥德发展了鲁南情报组，还与打入国民党部队的毛培春恢复建立了联系。边保侦知，军统西北特侦站在兰州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特务，于是策划打入这个“兰训班”。按照边保部署，李启明要毛培春设法打入“兰训班”。
毛培春到兰州投考，顺利进入兰训班。这个学员比别人多了一重共产党情报训练班的经历，学习当然出色。从这第二个情报训练班毕业后，毛培春加入军统工作，被派到洛川宪兵司令部任特高组组长，兼任耀县特高组组长。身处敌营的毛培春一直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硬是纯凭记忆，向边保提供了兰训班学员的全部名单。这批特务刚刚进入边区，就全部被边保掌握，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积极开展情报工作。
太岳军区司令陈赓本是特科的情报里手，派遣一个情报组打入临汾的日军师团部。陈赓亲自设计，让这个情报组为日军提供假情报。一次，日军从情报组得知八路军驻地，连夜突击，八路军仅能提前一刻转移。陈赓的高招，让自己不受损失，还使日军信任这个情报组。1943年9月，从遥远的日本来到中国的日军战地参观团，到晋南地区参观。陈赓通过临汾情报站得到参观团准确行程，一举将其全歼！
开展对外情报工作，对于年轻的中共情报员来说，当然还要有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些最初的动作，已经显出虎虎生气。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都有一个“联络图”，图中描绘国民党间谍在共产党解放区埋伏的秘密网络，谁拿到这张图，谁就掌握情报斗争的主动权。不过，尽管这图被渲染得神而又神，读者和观众却都没有真正见到这张图，也许这图本来就是虚构之物？
不承想，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文章中却真的出现一张“联络图”――中共在重庆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图示。
顾虑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盟关系，国民党虽然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却不敢完全撕破脸皮。于是，还在陪都重庆给共产党留下一个“八办”。这就给周恩来留下活动空间。徐恩曾将重庆八办的联络图，绘制为同心的三个层次，每层都从中心辐射而出，每层又有几个小圆，各圆之间又有连线…．
如此复杂的联络图，还是尽量使用徐恩曾的语言来描述吧：“共产党在重庆担任上层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他是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留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贵宾’。”看来，徐恩曾对周恩来在中共统战、情报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相当了解。
徐恩曾这样描绘环绕周恩来的几个核心人物：“还有几个不经常在渝的助手，如秦邦宪、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叶剑英等，这些人都被认为中共的代表人物，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这些人，不但具有国民党承认的代表身份，而且同国民党有久远的关系，有的还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活动起来当然方便。正像徐恩曾所说：“我们如果把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比作精神的原子爆炸，那末，这就是爆炸的核心。”
徐恩曾又描绘中共精神原子爆炸的辐射情形：“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当时重庆总能影响政局的几个目标，它都照射到了”，“透过冯玉祥、邵力子去影响国民党上层”，“利用章伯钧、罗隆基去影响其他党派”，“透过郭沫若、田汉去拉拢文化教育界”，“利用渗透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中的刘清扬、曹孟君去做妇女工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庆办事处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宋庆龄在重庆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其中特别可以看到，共产党对于美国驻在重庆的机关，所搭的线特别多”。
徐恩曾感叹中共的情报部署周密：“这样一分配，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
徐恩曾描绘的这张联络图，虽然不够完全，却也抓住要点。只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部署周全就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尽管曾家岩的重庆八办被国民党特务重重监视，周恩来却依然频繁进出。中国民主同盟，是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政坛的第三大党。中间派人士在筹建这个组织之前，就与周恩来多次商讨，民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至由周恩来出面帮助调解矛盾。
周恩来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频繁交往，又捎话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与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民主。后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
周恩来还结交四川地方实力派。他不带随从，深夜潜出曾家岩，和刘文辉在秘密地点见面。朱德还送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一个密码本，建立无线电联络。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身份是中共首席代表，党内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着南方各省地下党组织。富于秘密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为新形势下的秘密工作制定一套具体规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八办干部，一般不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到八办来。还要求地下党员“三勤”、“三化”――“勤业、勤学、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西南五千地F党员奉命隐蔽，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得差事，掩护地下活动五年，国民党特务连其名字都搞不准。
徐恩曾的回忆文章颇有自知之明：“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这倒是实话。周恩来在重庆八办指导秘密情报人员的活动，哪里能让徐恩曾知道。
谢和赓为白崇禧写讲话稿，周恩来亲自修改。白崇禧对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无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居然能够扭转大局！
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手卜．最有才干的将领，统率精锐的“天卜．第一军”。
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为，此人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他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胡宗南选择一个人，周恩来还设计了具体条件。蒋南翔推荐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其父是武汉高等法院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熊向晖本想到延安学习，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投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胸怀政治大志的胡宗南，正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年轻助手，先派熊向晖进军校学习，加入黄埔嫡系，又把熊向晖调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于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就成了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起草作战计划。中情部又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经任组长、中健参加的三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作出杰出情报贡献，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
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情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
国民党桂系大将白崇禧精于作战，军中艳称“小诸葛”。蒋介石一向排挤桂系，到了抗战用人之际，不得不请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又在白崇禧身边安插两个人物：中校秘书谢和赓，高级参议刘仲容。
谢和赓于30年代初在北平入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广西老家工作，抗战时期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38年5月，谢和赓奉命为白崇禧起草在师以上军官训练团的讲话。谢和赓埋头苦写三天三夜，成稿一万四千字，送李克农审阅。交回谢和赓手中的稿件，删去两千多字，还有大量修改。原来，周恩来亲自修改谢和赓的稿子，去掉与共产党政治工作语言相似的部分。白崇禧对于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刘仲容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的学员都有良好关系。刘仲容的父亲刘承烈曾任桂系驻天津代表，善于交往的刘仲容也受到桂系重用。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到西安、延安联系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刘仲容从李宗仁处转到白崇禧身边，任桂林行营参议。后来，刘仲容一直得到桂系的高度信任，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关键时期，曾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派，作为秘密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共谈判。
谢和赓是派进去的，刘仲容是拉出来的，这个情工小组搭配得相当高明。
学下闲棋冷子的还有中共的地方情报部门。
中共西北局社会部（边保），安排阎义文投入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又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队。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万荣同乡，逐步取得信任，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打入傅作义身边，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过去，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文稿先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有了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也是秘密共产党员。
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曾先后安排吕出打入国民党通讯部门。在国民党部队中，吕出暗自努力，发展秘密组织，控制胡宗南司令部的通讯电台。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吕出这个情报组立即启用，凡是胡宗南、裴昌会司令部的军事动向和作战命令，电稿脱手之时，也就是延安电台接收之时。这个小组在西北战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国民党军队有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周恩来对这三大集团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派遣情工人员只是其中一环。这种长期埋伏、关键时刻启用的做法，标志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机智灵活的战术方法。
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毛泽东有时也亲自指导。
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十分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秘密策划行刺。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以记者身份掩护的孙风鸣进入会场，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冒死击伤汪精卫。国民党在全国通缉刺客，华克之无处容身，逃到延安。
193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接见华克之。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华克之表示无处安身，希望进抗大学习。
对于华克之的安排，毛泽东也费踌躇。正在谈判国共合作，如果容留华克之在延安上学，一旦国民党发现要求解送要犯，共产党就很被动。延安不能留，华克之十分着急。毛泽东建议华克之去华南，作为共产党与李济深等人之间的“行人”（联络人）。
华克之到华南后，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周旋于日本、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华克之爱好秘密事业，各方关系众多，每逢关键时刻启用，必见奇效，营救李白就是一例。延安中情部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1942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无线电测向抓捕李白，张惟一指示华克之设法营救。华克之的情报关系任庵同汪精卫的大特务周佛海相熟，就说李白是自己的电台。周佛海出面向日本人担保，释放了李白。李白继续坚守这部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话直到上海解放前夕。
中共对于重要情工人员，都由高级首长亲自联系。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后来倾向革命，就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中共一直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地下党员常常生活难以为继，但是拨出情报经费从不含糊。居住于豪华的花园洋房，暗地里节衣缩食，正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一种典型生活方式。保密之严格，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生存前提。中共在1928年就作出“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不要说间谍，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也是秘密活动；不要说白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部队，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也不公开。在地方，党组织隐藏在政府之中，在军队，党组织隐藏在政治部之中。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党组织和党员才开始公开。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间谍，往往只能与领导人单线联系。这就是说，一个间谍将把自己的生理生命和政治生命全部交给一个上级。承担生命重托的人物，必须首先值得间谍尊敬和信任。国民党那边，中统的徐恩曾时常寻花问柳，军统的戴笠更是花天酒地。两人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更是闹得四海沸腾。而中共这边，情报工作不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还有足够的个人魅力。
享誉华夏的女作家关露，只凭潘汉年的信誉保证，就肯忍受屈辱到汉奸机关潜伏。
李克农于1957年摔倒，脑震荡溢血，连续昏迷六天。苏醒之后，几乎丧失记忆。休养4年之后，医生同意李克农恢复工作。1961年7月20日李克农提笔写信，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中央特科在敌人特务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关系鲍君甫，在顾顺章叛变后割断联系，后来当过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副院长，还参加过汪精卫汉奸政权。解放后，鲍君甫生活困窘，摆小摊糊口，镇反时又被逮捕。周恩来、陈赓过问，释放了鲍君甫。李克农又写信给公安部建议特别照顾，鲍君甫得到按月津贴，安度晚年。
潘汉年因错案被捕，死在劳改农场，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就在没有直系亲属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廖承志等同事为潘汉年呼吁平反，陈云亲自写信：“潘汉年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
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因此，间谍本人的忠诚，领导对间谍的信任，就十分重要。
当年最为隐秘，现在最为出名的情工人员，当属阎宝航。
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勋。领取大勋章的名单中，居然有三个中国人：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众人瞩目：中国人何以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如此贡献？
阎宝航是东北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逃进关内，同高崇民、杜重远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时，阎宝航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共。周恩来亲自批准阎宝航入党，并安排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工作。李克农在南京八办又见到阎宝航，布置他相机获取重要情报。
阎宝航时常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往来，在一个偶然机会，听到桂永清说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十分吃惊，旁敲侧击了解详情。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连带张学良也崇德。蒋介石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望于德国影响日本。因此，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1941年的一天，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这一消息，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和孙科喜形于色地议论，无意中透露给阎宝航。阎宝航十分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将这个绝密情报向苏共通报。同期，潘汉年在香港也获得德国进攻日期的情报。
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份情报的价值，够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顶级战略情报。
从此，斯大林再也不轻视中共的情报工作了。
国民党方面也有精彩战例。
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1941年下半年，军统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经蒋介石批准，戴笠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将情报转告美国国防部。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了美国将军的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国民党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捅。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想起中国人提前几个月送来的情报。由此，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重视中国情报能力，专门派人与军统和二厅联系。1942年春，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委派梅乐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开始正式合作。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
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
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
做苏联特务！”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回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囝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围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刚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1935年入党的姚伦是东北人，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日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幸亏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了解敌占区情况。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一些中共情报员也当过“国际间谍”，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打入日本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经历的艰险更是惊心动魄。
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是个政治欲望很强的人物，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作方面。所幸，两位副部长都是情报专才。李克农坐镇延安，调动全国情报网络。潘汉年深入敌后，开展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身居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是屈指可数。
香港是个英国管辖之下的自由港，非但商品出入免税，人员进出也免除签证，于是被国际商界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被国际情报界称为“间谍天堂”。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各方情报机关都在这里大展身手。
香港也有八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董麟阁负责一个情报点。东北抗联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合作关系，两家的情报也互相交换。苏联在香港的情报点由中国人朱明负责，成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这个情报点与八办的情报点横向合作，定期交换情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据点，由胡鄂公负责，与中共虽无情报交换制度，却也来往频繁。胡鄂公曾是中共特科关系，经常主动送情报给潘汉年，还介绍孔祥熙夫人宋蔼玲与潘汉年见面，商谈国共合作。
潘汉年在香港设点结网，关系很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统管各系统情报班子。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在中央特科，陈云外号“先生”，康生外号“老板”，潘汉年不过是“小开”，这位却是“老太爷”。
老太爷本名张惟一，生于1892年，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张惟一被称为“老太爷”不止因为年纪较大。此人思维缜密，行动谨慎，是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物，在特科就主管内勤机要。1935年2月19日上海特科被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张惟一这里搜出金条和苏联护照，高兴得跳起来。张惟一在狱中坚不吐实，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到香港后，张惟一又被委以重任，在身边建立一个小班子，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负责译电，高志昂负责无线电收发报。陈曼云是个着名的电影演员，刚刚嫁给电影导演蔡楚生，交游广阔，活动十分方便。梅黎则是张惟一从半路扣下来的小姑娘。
梅黎出身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入党，家中有六个弟弟，生活十分困难，交一个铜板的党费都要受表扬。为了养家，梅黎向组织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组织上就派梅黎“住机关”。这住机关，就是几个地下党员假冒亲属共同居住，以普通居民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梅黎住在龚饮冰家，以“女儿”身份，用上海话替湖南口音的“父亲”应付外人。在这个老特科的家里，小梅黎得到亲人般的温暖，更加坚定投入革命大家庭的决心。后来龚饮冰搬家，亲生女儿也来了，梅黎需要另行安排。这时，梅黎就提出要去延安。组织上同意了梅黎的要求，还为她买好了船票。
后来，梅黎又有机会乘船从上海抵达香港，计划而后转往延安。梅黎临时落脚香港八办，可是闲住一个月，还是得不到动身消息。梅黎耐不住，追问行期，那被称为“老太爷”的领导总是笑而不答。梅黎急了，拦住门口，不说清楚就不让走！都是革命同志，梅黎才不承认他是老太爷呢！这个张惟一却和气地给梅黎布置工作，梅黎当然答应，共产党员就得工作。这工作不过是刻蜡版，梅黎的字好，刻得也好。梅黎不知，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察。不久，组织上就正式通知梅黎留在香港工作。原来，在香港活动需要有较高的素质，潘汉年和张惟一都相中这个大城市来的姑娘，要把梅黎培养成译电员。
30多岁的秦老太带着18岁的梅黎，在香港穷街的一幢木楼四层租了一间房子，以母女关系掩护居住。秦老太是特科同志的遗孀，丈夫牺牲后一直在情报系统工作。梅黎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像个女学生，白天尽量说广东话，晚上就为张惟一抄写字条。后来梅黎才知道，潘汉年与各地的电报都由张惟一译电，而传出的电文又由自己抄写，以免暴露张惟一的笔迹。这个简陋的家庭，经常接待潘汉年、廖承志、张惟一等客人。一帮情报专家高谈阔论国内外大事，梅黎就在一旁钦佩地听着。
不久，梅黎一家又搬到海边的一处楼房。刚刚搬走不到一个月，穷街就失火了，住在楼上的住户都来不及逃脱，活活烧死。搬到新住处，廖承志就不来了。张惟一的工作关系已经从负责统战的廖承志转到负责情报的潘汉年，译电工作也交由梅黎负责。新来的客人是大姑和六姑。大姑就是陈曼云，六姑是个中学校长，父亲是香港着名实业家。这么出色的两个女人，穿着朴素地出入梅黎的寒酸住处，更使梅黎感到革命的魅力。
经由梅黎译出的电报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也有国际社会的反战动向。
一天，秦妈妈出去买菜，梅黎正在后屋译电，突然有人敲门！梅黎急忙把电报稿放进书桌最底下的抽屉中，然后开门。六个港英警察猛然闯入，不问情由四处搜查。搜查后屋的警察打开上面的抽屉一看，全是整整齐齐的书，又翻开床上的褥子，打开紧闭的箱子……十分紧张的梅黎尽量保持镇静，不看那藏着密电的抽屉。搜查一番毫无所获，警察走了。梅黎立即取下窗台上的报警花盆，烧毁电报稿，从下水道冲走纸灰。以前，梅黎也许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年轻党员，现在，梅黎已经有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难道敌人发现了情报线索？这幢楼房也是咸水妹（妓女）的集中地，也许警察是来捉娼？不管政治目的还是其他目的，敌人已经注意这个地方。当晚，梅黎一家就转移了。张惟一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也一时断绝。
梅黎与大自己29岁的张惟一长期住机关，开始看张惟一像父亲一样，后来培养出感情，结为夫妻。
潘汉年重回上海的任务非同寻常，对手是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机关
香港虽然是个获取情报的好地方，但是，这个“孤岛天堂”远离国内政治中心，无法直接深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又潜回上海，目标――汪精卫政权。
谈起“冒险家的乐园”、“间谍天堂”，上海的资格怕是比香港还要早些。开埠就有外国租界，上海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蒋介石在这里发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不远的南京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现在变成汪精卫政权的驻地。
潘汉年自青少年时期就在上海活动，后来又是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这个“小开”在上海各界的三教九流都有极广极好的人脉。后来，潘汉年又隐姓埋名，潜伏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堪称神通广大。1933年，潘汉年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到江西苏区。1935年长征途中，又奉命潜回上海联络白区组织与共产国际。从苏联回到陕北苏区不久，潘汉年又在1936年被派到上海与国民党谈判。所以，1939年重回上海的潘汉年，可以说毫不陌生。只是，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对手是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机关。
此时的上海，正是日本与汪精卫的最高特工据点。
日本的特工系统相当庞大，内阁、外交部、陆军、海军、宪兵、满洲铁路，各自都建有自己的特工组织。侵占上海之后，日方决意统一领导，提高效率。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一个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梅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梅机关”的首任机关长由影佐祯昭中将担任。就是此人策划汪精卫叛逃，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又出任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除了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也领导着一个外务省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
汪精卫政权的“特工总部”也设在上海。原国民党军统特务丁默任主任，中共叛徒李士群任副主任。这个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上海谈之令人色变，代称“七十六号”。
日军虽然侵占了上海，但还保留着英、法等国的租界。相对独立的上海租界隐藏着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情报组织，活跃着形形色色的间谍，简直是没有硝烟的情报战场！
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上海情况，认为汪精卫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李士群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经在上海大学就读，到苏联留学，参加共产党后，在特科的打狗队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科（中统前身）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李士群此时自首尚属无奈，并未坑害共产党组织。特科负责人潘汉年亲自上门警告，李士群保证继续为党工作。1933年5月，打狗队刺杀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李士群涉嫌被捕。李士群被关押两年，受尽酷刑，虽然自首，也对军统埋下深深的怨恨。上海沦陷前，军统把李士群留下，担任地下特务队队长。李士群早有怨恨，现在更不肯陷入危险，就到香港拜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又由中村推荐，回卜海投奔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开始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李士群又成为汪精卫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李士群积极扩展实力，七十六号机构膨胀，内设机要处、总务处、情报处、电务处、无线电侦察总台、督察室、审讯室、化验室、专员室、看守所、警卫总队，下设二十多个行动大队，还在沦陷区普遍建立分部，有南京区、杭州区、华南区、江苏区、口警区、武汉区、安徽区、上海区，很快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支柱力量。
李士群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投机人物，先后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工作，哪边都想留条后路。尽管在汪精卫这里贵为江苏省长，却依然与国民党中统保持秘密联系，还试图联络共产党。1939年秋，李士群通过关系向共产党提出，把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作为和中共的联系人。原来，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被国民党逮捕时，李士群曾协助营救。后来，李士群被捕，其怀孕的妻子叶吉卿就住在胡绣枫家里，李士群出狱后全家又在胡绣枫家里住了一段。就在李士群夫妇最危难的时候，胡绣枫尽心营救，热情款待，因此被李士群夫妇视为救命恩人。
一个着名女诗人，化身而为女间谍，被文化界斥为“汉奸文人”，关露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胡绣枫夫妇后来加入共产党，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武昌等地从事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一时抽调不出来。潘汉年就想到胡绣枫的姐姐关露。由于妹妹胡绣枫的关系，关露也与李士群相熟。
关露原名胡寿楣，8岁丧父，15岁丧母，姐妹二人只得投靠表舅，投靠外婆和姨母。关露1928年到j二海法科大学读书，不久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1930年2月，2l岁的关露就发表了处女作，从此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学校，关露联合女同学反对思想封建的女生宿舍指导老师，被校方开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关露于 1932年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关露接替丁玲的创作委员会工作。在此期间，关露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插曲《春大里》，满上海的男女老幼都在哼唱：“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丁玲、关露、张爱玲，并称中国文坛三才女。
上海沦陷后，关露按照组织安排留在租界坚持斗争，撰写自传三部曲第一部《新旧时代》。《上海妇女》半月刊隆重推出这部作品，关露边写，杂志边连载。此时，投靠日本人的李士群正在飞黄腾达，见恩人的姐姐生活困窘，几次提出请关露吃饭，还请关露到自己那里工作，但是都被关露拒绝了。虽然过去关系不错，但现在李士群已经是公开的大汉奸，关露决不会与这种人同流合污！关露在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这个名句使关露被文人称作“民族之妻”。
1939年秋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家中修订《新旧时代》的单行本，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
刘少文递给关露一封叶剑英署名的电报：“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刘少文向关露介绍，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分管联络工作。小廖就是廖承志，现在香港工作。
关露愉快地接受任务。关露知道，廖承志正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把上海的许多文化人都接到香港去了，关露正想离开这口寇统治的上海呢！
到香港，关露见到左联时期的老领导潘汉年。潘汉年向关露布置：代替胡绣枫打入李士群的76号。
关露迟疑了。李士群虽然与自己妹妹交好，但他现在已经是个闻名全国的大汉奸。前些日子，李士群一会儿找自己做翻译，一会儿请自己吃饭，自己都拒绝了，难道现在上门去求这个汉奸？
潘汉年解释：“现在想派你去他那里，不是要你代表党和他谈话。不！不是的！是利用你们过去的老关系，派你去看看，听听，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汇报给我们，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做些策反工作。”
关露脑子里面激烈地斗争着，潘汉年和廖承志也期待地等待着回答。
想到抗日大局，想到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关露最后还是答应了。
关露风风光光地进了76号大门。李士群、叶吉卿隆重迎接救命恩人的姐姐，带领关露参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潘汉年通过关露掌握李士群的真实想法。这些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可以对中国百姓生杀予夺，但对自己的长远前途却是惴惴不安。李士群的对头周佛海已经联系上国民党的军统，与军统势不两立的李士群，急切在联系共产党上争先。
见到当年特科的领导潘汉年，李士群立即表示，自己其实是联汪反蒋，现在更想联共抗日，还主动提供日军清乡情报。
可是关露呢？一个单身女人，化身而为女间谍，关露承受多大的压力！一个着名女诗人，却被义化界斥为“汉奸文人”，关露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还将目光投向日本情报机关。
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工夫下得很足。口本外务省很早就在上海创办一所“同文书院”，专门选调日本青年在中文环境之巾学习中文，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这个学院其实也是一个间谍学校。
毕业于同文学院的岩井英一，就任口本驻上海总领事，经常以左倾面貌出现，结交不少中国进步文人。岩井英一在上海建立一个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这里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
岩井公馆的一个情报人员主动来找潘汉年。国际情报界向有双重间谍之说，这个袁殊，却是与敌、伪、顽有多方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
袁殊是左翼文化人，由潘汉年吸收加入特科，按照组织部署利用同乡关系打人国民党特务头子吴醒亚的“干社”，同时又拿岩井的情报津贴，一身三任。后来，袁殊与特科失去联系，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又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后，袁殊又找潘汉年联系。抗战爆发，中统、军统都很重视袁殊与日本人的关系，戴笠亲自拉拢袁殊入伙。经过潘汉年同意，袁殊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1939年，袁殊奉军统之命刺杀李士群，反而被李士群逮捕，又由岩井英一出面营救。
上海地面颇有些路路通的人物，袁殊的身份更是极其复杂。他是汪精卫政权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长、忠义救国军纵队总指挥、岩井英一系统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又是军统站长，实际上却是一位在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潘汉年大胆决策，通过袁殊与岩井英一联系。岩井英一早想联络中共情报人员，正是求之不得。
两个间谍头子会面了。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自称左派人士。日本领事岩井英一彬彬有礼，愿意提供方便。
香港，一家《二十世纪》杂志创刊了。每过半月，这个情报据点的代表陈曼云提供一份情报，每过一月，岩井英一的代表小泉清一提供2000元经费。这样，共产党情报机关编制的假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岩井公馆，日本情报机关的经费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共华南情报局。
胡越明这个情报线索也得到日本驻华最高情报机构“梅机关”的重视。影佐祯昭特意宴请胡越明，岩井、袁殊作陪。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频频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又派刘人寿等人到岩井公馆去工作。刘人寿在敌特机关内部设立秘密电台，以备急需。
通过岩井公馆的关系，潘汉年获取日本外务省的内部情报。日本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东条英机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与英美交战而不是北进打苏联，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中共中央指示隐藏在租界的江苏省委机关转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工作进行之中，发生省委负责人刘长胜被关卡扣留的事件。为了安全，潘汉年决定启用李士群。
李士群一口应允，交给潘汉年一个密码本，还派胡均鹤具体布置。潘汉年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夫妇、组织部长王尧山夫妇一行五人，乘坐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上海。到达镇江，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站长徐毅（徐汉光）早已在车站恭候，随之就是下榻金山饭店，游览金山寺。虽然接待十分周到，客人却相当紧张，王尧山认出那徐毅是中央通报的叛徒！潘汉年告知，这胡均鹤与徐毅都是叛徒，现在正想戴罪立功。晚上，镇江方面非要宴请客人，刘晓等人勉强出席。席间，主客双方都很拘谨，胡均鹤等人不知随同潘汉年的是些什么人物，刘晓等人不知胡均鹤等到底可靠与否，惟有心中清楚的潘汉年谈笑风生。
李士群试图靠拢共产党，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岩井英一也为胡越明帮了大忙。日军连续攻占中国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各地的着名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纷纷避难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郭沫若、茅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人陆续来到精英汇聚的香岛，一时成为中国的战时文化活动中心。1941年12月日军进攻九龙，香港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廖承志设法营救，将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南洋或内地。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日本特务立即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灯，邀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日军司令部会面。还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元旦，廖承志偷渡到香港，部署营救。
从香港外出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都要经由日军控制区，十分危险。为了挽救这批民族精英，潘汉年找岩井英一帮忙。胡越明说是要为岩井转移情报干部，岩井英一答应提供协助。于是，潘汉年和廖承志利用香港日本领事馆的掩护，把何香凝等人安全送到内地，华南情报局人员也分两批撤回。香港大营救历时两百多天，行程十余省，输送八百多人而无一伤亡。这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华南局与东江纵队的工作，但是，不该忘记，日本情报机关也有贡献呢！
看到潘汉年如此神通，香港的岩井情报人员小泉清一惊讶地问陈曼云：“听说他是潘汉年，着名的共产党人？”
陈曼云未予回答。
50多年后，小泉访问中国，探访陈曼云。中日友好的气氛中，昔日两方的间谍人员，终于可以敞开心扉交谈了。
间谍战的复杂，一般人难以想象。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不承想，却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学生之中，潜藏着一个共青团支部，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驻华日军中展开工作，反对日本侵华，西里龙夫到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撒传单被捕。
潘汉年到上海后，及时调整上海情报组织，以吴纪光为组长，指导这个日本情报小组深入工作。西里龙夫出狱后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还发展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党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本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曰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
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沦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口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尾崎秀实和佐尔格。
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11月从满铁绝密通报中看到，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发动南进战事。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口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围情报组织！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而一直深深隐藏。世问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1942年6月，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被捕，“中共谍报团”案爆发。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未及执行，日本投降后得以释放。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口共领袖。
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活动，在口军本问师团发展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搞剑本问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这个事情成为中共支持国民党抗战的一个例证。
中共对日情报工作成效卓着，及时获取日本的战略动向，深入掌握日本与国民党关系，这对中共中央及时开展斗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个国民政府。
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_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义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可见。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卜．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上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刚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

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

毛泽东和斯大林
1950年国庆节前夕
人们正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
北京市公安局却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有外国间谍可能在国庆节那天进行重大破坏活动。
北京的公安人员立即展开侦查
很快掌握了这个特务组织的人员名单和住址
新中国第一场打击外国间谍的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这个特务组织的核心人物是美国人包瑞德
原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他自1940年来到中国
一贯奉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后
包瑞德受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派遣
以美军观察组组长身份
到延安会见毛泽东。他指责毛泽东在延安建立人民政府
建议毛泽东听赫尔利的话
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去做官
归蒋介石领导。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新中国成立后
中共和美国关系紧张。为了遏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国务卿杜勒斯
向中国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
如尼泊尔、韩国等秘密派遣了许多高级特务
混入美国驻各国大使馆
对中国形成“新月形”的间谍包围圈。这些特务与潜伏在我国境内的美国间谍、国民党特务相互勾结
对新中国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中国负责反国际间谍组织的是公安部一局一处
一处的侦查科科长曹纯之接到上级关于打击外国间谍破坏国庆庆典活动的任务后
立即将富有反国际间谍经验的北京艺专日语教授徐省吾借调到侦查科
协助侦破工作。
徐省吾先生是一名爱国知识分子
大连人
早年留学日本。日军占领大连时
他被迫为日本人服务
后随日军到北平
被中共华北军区情报处发展为情报员
与情报科长方良单线联系。徐省吾教授收集了许多外国间谍在华机构的材料
其中一个就是设在北京的美国新闻处。
这个“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分支机构。常来这里的人有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侨民
其中一些人以前就是间谍
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
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经常出入“美国新闻处”的意大利人李安东首先被我侦查人员纳入视线。李安东
1896年出生在中国上海一个意大利商人家庭
1922年加入意大利法西斯阵营
从1933年起开始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与日军特务机关“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的高级特务日高富明结成密友
以记者身份在华北各地刺探中国情报
提供给日军。抗战胜利后
李安东被国民党逮捕
后因美国战略情报局插手被无罪释放。1948年3月的一天
包瑞德以探望李安东身体为由来到他家中
李安东受宠若惊。不久
李安东正式加盟美国间谍机构。
李安东成为美国间谍后
迅速拉起一支间谍队伍。他首先找到日本老牌间谍山口隆一充当情报员
随后又陆续将日籍特务日高富明、法籍特务魏智、意大利籍主教马迪懦、商人哲立和德国人甘纳斯等网络到自己名下
各方搜集中国情报。截至1949年北平解放
李安东先后为包瑞德提供情报115件。
新中国成立后
李安东以天津某贸易公司北京代理人身份为掩护
继续进行间谍活动。他指示山口隆一等搜集我国中央领导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特征、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
制成卡片
为以后暗杀、绑架做准备。这一时期
李安东共搜集各种情报485件
陆续转送给了包瑞德。
山口隆一当时的公开身份
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山口隆一于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
1931年至1933年在中国东北服兵役
任联队作战参谋。他擅长驾驶车辆和使用多种兵器
性格凶残
热衷冒险
曾同东北抗联多次作战
最后被抗联炸伤
退伍回国。1938年
他再次来到中国
先后在青岛市船舶联合局、华北航业总会担任庶办主任
人事、文书、辅导科长。抗日战争期间
他任意“征用”中国船舶
不付征用金。对“不合作者”
他就寻找各种借口
诬以“通共”或“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等罪名抓进监狱。很多人被他弄得倾家荡产
甚至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中。1945年
日本投降后
山口隆一又被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看中
委任他负责搜集、研究、整理苏联远东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情报资料。
在此期间
山口隆一经人介绍
与来法文图书馆办事的李安东相识。两人臭味相投
不久
山口隆一就被李安东发展为情报员
同时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情报
并从情报局领取薪金。
甘纳斯是德国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
1938年来北平
1940年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在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工作期间
被李安东发展为情报员。
1950年9月的一天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东南亚机构负责人包瑞德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
接受一项秘密任务。随后
包瑞德立即飞抵香港
想找个能名正言顺到北京的人
与李安东秘密接头。
与此同时
我侦查员发现北京大学音乐系助教程梦与意大利商人哲立有来往。进一步了解得知
北京解放前
程梦曾向哲立的苏联妻子霍尔瓦特・伊美娜学过钢琴。北京解放时
哲立把妻子托付给包瑞德带到了台湾。
这时
程梦住所的居委会来报
说程梦的大姐程娜从香港来北京探亲。程娜的丈夫是个英国人
解放前曾与包瑞德有交往
现在香港开银行。
侦查员立即找到程娜
请她协助调查
并从她的脂粉盒里找到了包瑞德的半张名片。程娜说:“我这次回京看望父母
受丈夫朋友包瑞德委托
以半张名片为凭
让哲立卖掉霍尔瓦特・伊美娜存在我妹妹那里的钢琴
然后把钱汇过去。我妹妹已经和哲立先生联系过了
明天上午我去见哲立先生。”
曹纯之对程家姐妹说:“你们被包瑞德利用了
还蒙在鼓里呢。”经过一番思想工作
程家姐妹表示愿意为侦查员的调查工作提供帮助。
第二天
程娜与哲立接上了头。哲立拿到程娜带来的半张名片
开车赶往李安东的住地。李安东一看
知道是包瑞德向他们下达行动命令
随后通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山口隆一随即找到了东交民巷一个卖熏鱼的伊拉克女人
交给她一个信封
请她代为邮寄。这封信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截获
其内容是:“CLC总部:所购灭火机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山口隆一。”
这似乎是一封普通的购销通知
但仔细一分析就觉得有问题了。首先
CLC是一个间谍组织
并没有经营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
为何要帮它购买消防器材?其次
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的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不是商人
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机?
信笺后面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及广场地形草图
图上还有一条清晰的抛物线
直指天安门城楼。
特务受审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副处长狄飞得知情况后
大吃一惊
感到事态严重
立即向处长李国祥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案情分析会。
会上
大家都认为山口隆一的信件中肯定隐藏着阴谋
特务们很可能在国庆节这天搞破坏活动。如果把信里说的“发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这个猜测一旦成立
后果不堪设想。
李国祥立即将此事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准备炮轰天安门
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
破坏我国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
迅速破案!”
李国祥领命后正准备离开
彭真又叮嘱道:“要严格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人区别开来
只抓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
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
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
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
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
国际影响极大
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9月27日上午7点
李国祥下达作战命令:经过侦查
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
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制造国际混乱。据此
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
各组人员迅速分头行动
很快完成了逮捕任务。最先被捕的是甘纳斯
第二个落网的是山口隆一
他对亮出手铐的侦查员说:“我抗议!那是我们正当的商务贸易
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逮捕哲立时
他只含糊地说:“正在策划
就被你们发现了。”
公安人员到李安东住处实施抓捕时
他本想抵赖
但发现无济于事
只好跟警察走了。侦查员从李安东的住处搜出了大量文件
其中许多都是关于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
有的情报上还附有我军部队番号和领导人姓名。此外还搜出一堆金属
经过拼装
竟然是一门小型迫击炮。
从山口隆一住处搜出的情报资料更多
有的还被整理成卡片。
一开始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都否认自己参加过间谍活动
但在大量证据面前
他们不得不承认
那封信和那张草图是给美军驻日最高司令部的。他们准备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
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
加害中国领导人
制造混乱。
天安门的草图是山口隆一画的
主席台上站着的人是毛泽东
其他国家领导人他没有画出来。审讯中
山口隆一的精神被彻底击垮
承认如果总部收到信件后没有回复
他就将冒险射击。“我当过兵
炮打得很准
1分钟可以打40发炮弹
我能打到天安门上。我检修过李安东的迫击炮
还对着天安门瞄准过。”最后
他十分懊丧地说
“我只是这么想想而已
并没有真做出来。”
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被捕后
另一涉案人员意大利籍主教马迪懦也落入法网。侦查员从他的住处搜出了迫击炮弹、手枪、步枪子弹、手榴弹、引火帽等多种武器弹药。
1951年8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起美国间谍案件作出判决: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马迪懦、魏智、甘纳斯、哲立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刑满后驱逐出境。
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