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前的日本浪人川岛芳子

Posted 2023-01-03 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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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前的日本浪人川岛芳子

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机密，对川岛芳子来说，简直像报童手中的报纸一样容易拿到
1931年12月中旬，上海高层社会举办的舞会上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
此人身着考究的西装，打着领结，梳着偏分，俨然一派绅士风度。但此人身材娇小，面庞秀丽，皮肤白嫩，又分明是个妩媚可人的女性。这个男装丽人，便是著名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肃亲王善耆的第14女川岛芳子。
这位名噪一时的清室郡主舞步娴熟，姿态优美，而她的男步比女步跳得更加得心应手，曾在上海举办的一次国际交际舞比赛中获得男子组一等奖。舞会上的男士与她相比，反倒相形见绌。
男装丽人的出现，使许多国民党政军界要员为之倾倒迷狂，他们向她大献殷勤，以能与她共舞为乐。然而，川岛芳子并非仅为跳舞而来，她肩负着为日本军方猎取中国政府政治、军事情报的重任。因此她在施展其难以抗拒的魅力时，自有特定的目标。
那些希望拥着芳子的娇躯，于靡靡之音中起舞的中国政府要员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男装丽人不久将为发动一场战争而挑起一连串的杀戮与暴乱。
川岛芳子的大名曾经于20世纪30年代轰动中日两国。她被称为魔女、妖花、男装丽人和“东方的玛塔・哈丽”（著名女间谍）。
川岛芳子生于1906年，是肃亲王善耆的十四格格，是最受肃亲王宠受的女儿。她的母亲张桂氏，是肃亲王的管家从京兆南收旗租时买来的丫头，俗名兰姑娘，生得苗条秀美，颇有姿色。兰姑娘早在少女时代，就被肃亲王之子宪平奸污，15岁时被肃亲王收为偏房，封为四侧福晋，但她仍然和奴才差不多，经常挨打受骂，生活并不愉快。母亲的生活经历和其在肃亲王家族中的地位，对川岛芳子怪戾性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肃亲王将他的十四格格过继给川岛浪速，是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期间。1911年，正当川岛浪速与善耆等人紧锣密鼓地策动“满蒙独立”之际，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发给关东都督一封密电，电文是：“援助肃亲王，首先要考虑满洲独立，望尽快决定肃亲王方面的谈判对手。”
关东都督府将日本内阁的决定通知肃亲王后，肃亲王毫不犹豫地指派川岛浪速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负责同日方谈判。但是川岛浪速只是一个大陆浪人，即使是论职务，也只是曾经当过日军的三等翻译，重视资格的日本政府无法接受他为谈判对手。然而肃亲王仍顽固地坚持己见，绝不更换人选。
最后，日方提出：“既然肃亲王坚持推荐川岛浪速先生，那么亲王与川岛是何关系？如果仅是密友，川岛是无法接触日本政府要员的。不知是否还有其它更有力的证明？”
于是，肃亲王便决定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川岛浪速，使两人有公开的亲属关系，以便川岛能代表清王朝与日本政府谈判。
川岛浪速开始提出要肃亲王把王子过继给他当养子，但根据清朝皇室的典律规定，不允许将皇族的男孩送给皇族以外的人做养子，肃亲王便把十四格格过继给川岛。
肃亲王曾对川岛浪速说过，他的子女中，男孩子没有一个能成器的，只有十四格格将来能继承他的意志，他希望川岛把她当成男孩一样教育。
川岛浪速起先给养女取名“东珍”，对她说：“你以后要去东洋日本，希望你作为东洋日本的珍客，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
十四格格去日本后，川岛又将她改名为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的家庭教师夸她：“有罕见的天才，能以锐利的目光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她有五感，而实际上胜过五感，似乎有七感、八感之多。”
川岛芳子在日本度过了少年时代，她修完了日本高等女子学校的课程，学会了日本舞、日本琴和茶道等，而且在川岛浪速的训练下，学会了骑马、射击、滑冰、开汽车……可以说，她是受日本文化的教育长大的。为“满蒙独立运动”奔走多年的川岛浪速在芳子的幼年，就向她不断灌输复辟清朝王室的思想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目的是为了把她豢养成搞政治冒险的工具。
川岛芳子17岁那年，被59岁的养父川岛浪速强奸，此后，她痛苦地在卧室里开枪自杀，子弹钻进了她的左胸，但并未能使她毙命。川岛芳子精神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苦闷之后，毅然剪去秀发，改易男装，离开日本，回到旅顺肃亲王府。
1927年11月，21岁的川岛芳子在哥哥宪立和川岛浪速的撮合下，嫁给了巴布扎布的次子甘珠扎布。婚礼是在旅顺举行的，场面十分隆重，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弥平太被邀为这对新婚夫妇的媒人，策划炸死东北王张作霖的主谋河本大作列席参加了婚礼。
这是一桩明显含有政治目的的婚姻，川岛浪速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这桩婚事的真正含义，他说：“为了掌握‘满蒙独立运动’的主动权，无论如何要让芳子同甘珠扎布结亲，因为芳子如果成为甘珠扎布的妻子，肃亲王与巴布扎布的遗志就可能得到继承。”
但是，这只是川岛浪速的意愿，川岛芳子并未与甘珠扎布厮守终身，婚后第二年，她便弃夫出走，回到日本。
川岛芳子离开甘珠扎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她新婚的第二天早晨未拿出初夜的“腰垫”。
按照蒙古人传统的习俗，新娘子出嫁时，都携带一个人工缝制的50厘米见方的纯白“腰垫”，讲究的人家，还用白丝在白布上绣上精美的花卉图案。新郎在初夜时把这个腰垫铺在新娘的臀下，次日早晨由小姑子们前来验看，根据腰垫上有无血迹来判断新娘贞洁与否。川岛芳子因未能拿出初夜的腰垫，而被甘珠扎布家的人视为不干净的女人。
川岛芳子奔放任性、刚愎自用，不甘心永远做一个家庭主妇，她像孔雀开屏一样，一举一动都在向人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这使她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很难接受，并且感到她身上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妖气和杀气。当然，川岛芳子也觉得她们因循守旧，陈腐古板，无法和她们和睦相处。
川岛芳子回到日本东京，寄宿在中国留学生居住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她的美艳和身世，为她博得了“杨贵妃”的称号。
1930年，川岛芳子回到旅顺，从哥哥宪立那里擅自拿了2000元钱，然后独自来到上海。是年10月，23岁的芳子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一次招待会上，结识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从事谍报工作的辅佐官、有“魔鬼军人”之称的田中隆吉少佐。
时年37岁的田中隆吉，身材魁梧，风度翩翩，令川岛芳子为之倾倒，当时她身穿一件深色的中式旗袍，将她的皮肤衬托得更加白，在招待会上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她主动上前和田中打招呼，尽管田中会说中国话，她还是有意用日语和他交谈，以拉近两人精神上的距离。
此后，芳子便向这位英俊的少佐发起了一连串的感情攻势。
第二天，芳子事先没打任何招呼，就到总领事馆武官室拜访田中隆吉。田中考虑到芳子是清朝王室的郡主，不敢怠慢，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她。
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略作寒暄，便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来访的目的：她急需一笔资金，请求他帮助解决。田中问她资金用在何处，她说有一位日本议员为了亚洲的复兴运动，为向国民政府推销飞机引擎来到上海，现因资金一时周转不开，生活遇到困难，连住旅馆的费用都难以支付。她相信他在上海的活动能力，希望他能给予帮助。
田中隆吉见清王室的郡主有求于他，有些受宠若惊，他当即给了她1000元，让她帮助那位日本议员渡过难关。事后他才知道，川岛芳子借钱的目的，是为了摆脱那个日本议员，断绝与他的肉体关系。
数日后，川岛芳子给田中打来电话，说她正在四川路一家医院住院，希望他能去看她。
田中隆吉接过电话，立即放下手头的事务，赶到医院看望川岛芳子。芳子躺在病床上，装出很虚弱的样子与田中闲聊了一会，然后以哀怜的口气对田中说：自己在上海孑然一身，没有容身之处，想请他帮助找一处住房。田中一口答应，很快便为她找一处环境幽静的住宅。
1931年元旦的夜晚，田中隆吉正独自一人呆在武官室里，川岛芳子又飘然而至，说自己如何孤独寂寞，经过一番挑逗纠缠之后，竟要田中与她共赴巫山。但田中不为她的挑逗所动，并晓之以理，要她尊重自己清王室郡主的身份，让她回自己的住处。芳子只好扫兴而归。
可是，刚过半月，田中隆吉又在四川路舞厅与芳子“巧遇”，这次舞会是各国驻华武官联合举办的，芳子事先得到消息，料想田中必然参加，便精心装扮一番，去找田中。芳子穿着袒胸露背的西式晚礼服，身上喷了法国香水，云鬓蓬松，淡施脂粉，尽显妙龄女人的妩媚。她频频邀请田中共舞，借机言语挑逗，大飞媚眼。这天晚上，田中终于被芳子俘虏，两人在中国饭店的一间雅致的客房里共度良宵。
从此以后，川岛芳子便与田中隆吉结下了孽缘。
不久，田中隆吉就购置了一所住宅，当作藏娇的“金屋”，让芳子居住。以后，无论在私生活和间谍工作方面，芳子都成了田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九一八”事变之后，川岛芳子为日本关东军策划建立“满洲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她参与了将溥仪从天津诱拐至奉天的行动，继而又大显身手，躲过重重监视，只身潜入溥仪住宅，诱使第一王妃婉容逃离天津，与溥仪团聚。
12月中旬，川岛芳子又奉日本设在沈阳的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之命，赶赴上海，协助田中隆吉，预谋在上海挑起一场战争，以转移国际视线，使关东军能将建立“满洲国”的计划，顺利地变为现实。
土肥原交给川岛芳子的具体任务，是利用她的特殊身份，迅速进入上海高层社会，摸清美国和英国对日中关系的态度，猎取国民党政治、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准确情报，并在短期内点燃发动战争的导火索。
日本关东军通过上海横滨正金银行汇给田中隆吉2万曰元，作为挑起战争的活动经费。
川岛芳子回到上海，立即进行活动。在上层社会举办的舞会上，第一个成为川岛芳子俘虏的是孙中山之子、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
在一次舞会上，川岛芳子以她出众的美貌和动人的舞姿使孙科大为着迷，他与芳子共舞了几曲之后，握着她的纤纤素手，盯着她娇嫩的脸庞，向她提出目的很明确的请求：“芳子，你当我的舞伴，只能陪我跳舞，我需要你天天和我在一起，你要愿意的话，就当我的秘书吧。”
对川岛芳子来说，孙科简直是自投罗网。她当即一口答应，做了他的秘书。
从此，孙科得以金屋藏娇，而川岛芳子则能轻而易举地猎取国民党政府的机密情报，两人可谓各取所需。
川岛芳子终日和孙科相伴，每当有电报来，她总是想方设法知道电报的内容，一发现有情报价值，立即记录下来，转给田中隆吉。孙科对身边的丽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提防，于是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机密，对她来说，简直就像大街上报童手中的报纸一样容易得到。
她窃取情报的手段很多，比如当她估计孙科要看完一份电报时，她就会娇声娇气地喊：“哎哟，好疼呀，我的肚子疼死啦！”怜香惜玉的孙科见她花容变色，一副痛苦之状，便信以为真，赶紧丢下电报稿，去为她取药，她便趁机记下电报的内容。
正在川岛芳子频频窃取中国方面的重要情报之际，日本发生了刺杀天皇裕仁的事件。这起事件，为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12月17日，即川岛芳子奉土肥原贤二之命回到上海的第四天，设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组织的一名会员尹邦昌，乘船离沪，前往日本，他决心要用一枚炸弹结果天皇裕仁的性命。他设法躲过种种盘查，安全抵达东京后，在下等娱乐区浅草的尾张屋旅馆租下一间客房，整天注意报纸上关于天皇的消息，研究东京街道地图，等待下手的时机。
1932年1月8日，天皇去东京郊区代代木视察军事演习。天皇这次出巡的路线，五天前就在报上公布。保安工作做得异常周密，日本警视厅特地从“满洲”空运来关东军的秘密警察，以协助东京各警察部队共同保证天皇的安全。警方事先突击搜查了许多茶馆、妓院和朝鲜人的寄宿场所，但是尹邦昌安然无事。
天皇出巡那天，尹邦昌身携炸弹，赶到裕仁回宫必经之路樱田门外，在看热闹的人群前排占到一个位子。
早在1923年，日本曾发生过一起谋刺天皇事件，自那以后，裕仁在出巡时，沿途的警察都在马路边背向街道肃立，双眼盯着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以防不测。按照传统的礼节，想见天皇的人必须跪在路两边。尹邦昌毕恭毕敬地跪在人群中，当天皇的御车队渐渐驶近时，他突然跳起来，从怀中掏出炸弹，向车队奋力掷去。但是由于他不知天皇乘坐的马车饰有皇室菊徽，投弹时并无明确的目标，结果炸弹在宫内大臣的马车下爆炸，天皇却安然无恙。
尹邦昌当场被捕，九个月后，被日本警方秘密处死。
刺杀天皇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便作了报道，记者在报道整个事件的过程后写道：“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不料，这句表示婉惜之意的话，竟引起了一场骚乱。
上海的日侨抓住这句话大作文章，说是侮辱了天皇，侮辱了大日本帝国，不仅聚众捣毁了几家报馆，而且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直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赔礼道歉，并取消报道，处分了报社负责人，事态才未继续扩大。
但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却认为这是煽风点火的大好时机，不愿让骚乱就此平息。
1月10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从日本向奉天的土肥原贤二和上海的田中隆吉同时发出一份密电，电文如下：
“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内阁有人因列强反对而持怀疑态度，清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板垣征四郎从奉天返回日本后，便为他和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的在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和挑起上海事变两个方案积极活动，经过他一番奔走游说，这两个方案终于得到天皇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批准。
田中隆吉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正值上海日侨为《民国日报》那篇惋惜尹邦昌未炸死天皇的报道而“群情激愤”之际，田中隆吉根据从事特务工作多年的经验，发现这正是一个点燃战争导火索的绝好机会，于是他把川岛芳子召回领事馆，两人经过一番策划，决定进一步挑动中国人与日侨的对立情绪以扩大事态，使其成为日本政府发动战争的借口。
川岛芳子按照情夫的指示，在缠住孙科的同时，施展她的间谍才华，开始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千余名日本人手执木棍，在上海一路打砸逞凶，眼看就要引发中日两国的大冲突
1月18日下午4时左右，五个日本僧人冒着寒风，大摇大摆地敲着鼓，呜里哇拉地念着经文，在位于引翔港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转来转去。这些日本僧人的举动，美其名日“严寒修行”。日本僧人这种怪里怪气的行动，颇令上海居民厌恶。但尽管如此，以往也未发生过什么冲突。
但是这一次却与往常不同，五个日本僧人走到毛巾厂门口时，鬼鬼祟祟地往厂内张望，并且往门内投掷石块，进行挑衅。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毛巾厂的工人满怀爱国热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工人抗日义勇军，每天上班前齐唱自编的战歌，并进行操练。正在厂内操练的义勇军队员们，见这几个日本僧人形迹可疑，便派人跟踪，监视他们的行动。
几个跟踪的义勇队员在马玉山路赵家宅附近，上前拦住了他们，进行盘问，几个日本僧人神色慌张，支吾了两句，转身欲逃。
正在这时，数十个身着工装的人突然围上来，其中一人大喊：“这些日本人，凭什么在我中国横冲直撞？打死他们！”话音刚落，大伙一拥而上，对五个日本僧人拳打脚踢，混乱中，有人用石块向僧人的头上猛砸。
警察闻讯赶来，试图保护日本僧人，制止殴斗，但为时已晚，日本僧人有两人逃走，另外三人被打得气息奄奄，昏倒在路旁。其中一个名叫水上秀雄的僧人于数日后在医院死去。
这五名日本僧人，为首的是日本山妙法寺的上海传教主任天崎启升，另外四名是“日莲宗”的信徒。天崎启升也被打成重伤。
这起殴打日本僧人事件，便是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精心预谋，由芳子暗中挑起的。
事件发生前的一天夜晚，田中隆吉身着中国服装，悄悄来到位于江湾路的一座寺院里，找到天启崎升，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辅佐官的身份，要求他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天崎不知是何重任，忙问：“我虽身在佛门，但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国民，理应为国尽力，只是不知我能干些什么？”
“我只要你带领僧徒在三友毛巾厂附近做‘严寒修行’时，干一点力所能及之事。”
田中隆吉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天崎启升说：“这有何难，我按辅佐官的吩咐做好了。”
田中隆吉之所以要天崎启升扮演肇事的角色，自有他的目的，他早就知道有几个日莲宗信徒追随天崎启升。日莲宗是日本佛教的一个教派，下设分支中有的卷入政治斗争，其中专门暗杀军政界与财界要人的恐怖组织“血盟团”，便是“日莲宗”的一个分支。
血盟团的人因一次暗杀活动而受到警方的追捕，首领井上日昭要其弟子离开日本，到上海暂避。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密商，利用日莲宗的人挑起事端，又可以使这些危害日本政府的暗杀狂受到惩罚，可谓一箭双雕。
川岛芳子从田中隆吉那里领取了1万日元的活动经费，立即开始行动。她换上简朴的男式服装，秘密来到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在工人中煽风点火。她装出一副爱国青年的模样，在工人中慷慨陈辞，历数日本种种侵华罪行，鼓动他们将反日情绪化为行动，并将一部分钱散发给有威望的工头，作为他们行动的报酬。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著名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市场竞争中压倒了邻近的日资东华纱厂生产的铁锚牌毛巾。加上厂里的工人又于“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工人抗日义勇军，并在厂门口贴出了一幅题为“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的巨幅宣传画，令驻在东华毛巾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十分恼怒，并因宣传画与三友毛巾厂的工人发生过冲突。可以说，在上海的日本商界和军政界对三友毛巾厂敌视已久。
因此，田中隆吉把这家工厂看做“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根据地”，认为在这里发生排口事件，不会有人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暗中挑动的结果，于是与川岛芳子密谋，把这里作为挑起事端，点燃战争之火的导火索。
日本战败后，田中隆吉在受审时，供认是他委托川岛芳子“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即三友毛巾厂）的名义”袭击日本僧人，蓄意嫁祸于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的工人，以此“搞出点名堂来”。
川岛芳子到三友棉织厂活动一番之后，又设法与上海的流氓集团挂上了钩，以重金收买一些人，要他们伺机对在三友毛巾厂附近做“严寒修行”的日本僧人，采取一次暴力行动。
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只是骚乱的开端，紧接着，受到川岛芳子指使的日本浪人便以此事件为借口，开始肆无忌惮地纵火行凶，事态按照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的策划迅速扩大。
1月19日晚，几个手执枪械的浪人气势汹汹地来到三友毛巾厂附近，向当地居民询问工人宿舍在什么地方。居民见这帮人来者不善，不愿告诉他们。这些浪人竟凶相毕露，持刀威逼居民。他们问明了工人宿舍的位置后，便扬长而去。
午夜时分，十多个浪人腰挂日本长刀，闯进厂区，借口杀人凶手被厂方藏匿，叫嚷着要搜查凶手，在工人宿舍区横冲直撞，恣意挑衅。由于工人们一再忍耐，未能酿成冲突。
翌日凌晨2时50分左右，浪人再次来到厂外，有的携带装满汽油的酒瓶，有的拿着点火用的纸包，其中数人先用斧头将工厂的竹篱砍开，然后一起冲进厂里。他们来到工厂西北角的织巾车间前，其中几个人先爬上屋顶，将屋顶的铁皮用刺刀撬开，再将汽油倒入屋内，随后又将点燃的纸包掷下去。不多时，厂房便燃起熊熊大火。
当工人们发现厂房起火，赶来扑救时，浪人们已经逃离厂‘区。
工人们经过一番紧张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但厂房几乎全被烧毁，机器也被焚毁24台。
三友毛巾厂的厂房起火之后，华德路东口的第一号岗亭也遭到日本浪人的袭击。
这个岗亭就在三友棉织厂附近。岗亭内有华捕田润生和陈德胜值班。在他们发现三友棉织厂起火时，一队手执刺刀短斧的日本浪人，已在夜幕的掩护下，沿华德路悄悄逼近岗亭。当陈德胜拿起电话，准备向巡捕房报告三友毛巾厂发现火情时，数名浪人突然冲入亭内，挥斧乱砍，陈德胜拿话筒的左手当即被砍断两个手指，电话线也被浪人以刺刀割断。
田润生奋力冲出岗亭，试图喝止浪人的暴行，不料竟被数名浪人包围，以刺刀乱戳，田润生被迫开枪自卫，但浪人来势凶猛，虽有三人被田润生打伤，仍不退缩。
转眼间，田润生子弹打光，众浪人趁势…拥而上，挥刀乱刺，田润生身中十余刀，倒在路旁，当场身亡。
此时，两名巡逻的华捕听见枪声，迅速向岗亭赶来。他们在岗亭附近被一群浪人拦住，还未来得及掏枪，便被刺伤。
这些纵火焚烧工厂、血洗岗亭的浪人，均为日本在上海的秘密组织“青年同志会”的会员。会长光村芳藏，大阪人，时年46岁。数日前，川岛芳子悄悄来到他的寓所，向他说明了制造骚乱的计划，他兴奋异常，表示愿为帝国效力，保证完成任务。
田中隆吉担心自由散漫的浪人缺乏组织，特地委任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担任这次暴力行动的指挥。
骚乱并未就此结束。20日下午1时，1000多名口本浪人和侨民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在沈家湾日本小学召开了日本上海居留民抗议大会，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会场上，浪人杀气腾腾，侨民情绪激愤，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大会最后决定：“中国继不敬事件（指遗憾天皇未被炸死的报道）之后，又发生伤害日本人事件。现在，抗日的暴行已达到了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增派陆海军，行使自卫权，消灭抗日运动。”
大会结束后，浪人和侨民们在50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保护下，举行示威游行，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租界巡捕房怕这些人闹出乱子，派出30余名中西巡捕随行维持秩序。
这支长龙般的游行队伍中，有许多人手执木棍，准备寻衅闹事。当队伍行至四川北路时，这些手操木棍的人突然离开队伍，沿马路两旁前进。他们每看见一家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商店，便上前用木棍将其门窗玻璃全部打碎。一辆电车和数辆公共汽车的玻璃也被捣毁。
随队维持秩序的巡捕上前制止，反而遭到围攻殴打。数名中外巡捕被打伤，其中一名外国巡捕被浪人的木棍击中头部，当即血流满面，昏倒在路旁。
马路上，棍棒乱舞，吼声震天，一片混乱。街旁店铺多被捣毁，幸免者纷纷关门大吉。上海市民对日本浪人与日侨的暴行怒不可遏，四川北路附近的居民准备冲上街头，与日本人展开械斗，幸被各管区警察阻拦，未酿成大规模冲突。
1000余名狂热的日本人一路逞凶，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门前时，情绪格外高涨，他们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派代表请求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出面接见大家。
后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县重大佐出面向请愿者保证：“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我们现有兵力不足，随时准备增兵。请大家相信我们。”日侨和浪人们这才离去。
其中500余人在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保护下，又游行到打靶场，在那里继续召开会议，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一直闹下午6时许才散去。
就在骚乱不断扩大之际，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举行了一次别具一格的宴会。他们宴请的客人是三井物产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董事长福岛喜三。酒过三巡，田中突然掏出手枪，对着福岛，“请”他给三井总公司的大老板团冢磨发一封电报，由团冢磨会见首相犬养毅和外相芳泽谦吉，强烈要求政府出兵。
福岛迫于压力，只得按照田中的意思，向日本三井总公司发了一封长电。
血盟团的刺客接连杀死日本政客和财阀，却能在牢房中受到良好待遇，俨然成了“英雄”
在朝鲜人尹邦昌刺杀天皇裕仁未遂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日本三大恐怖组织之一――血盟团，在其总部举行了一次神秘的仪式。
血盟团的总部设在东京北区某街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久已无人居住，最近才被血盟团接管。因此当屋内亮起阴森森的灯光时，不免令周围的居民感到恐怖，以至于他们将这所房子称作“鬼屋”。
总部的门厅内，站着一个身穿白袍的和尚，在他的背后点燃着几根蜡烛，昏黄的烛光映出他矮胖的轮廓。每当有人进来时，和尚便喃喃有声，发出低沉的欢迎词。
来总部参加仪式的人都很年轻，而且体格强壮。他们个个神情肃穆，显得郑重其事。进门后，他们便按照和尚的吩咐，从门旁的木架上取一个白色头罩戴上，然后跟随和尚来到一间名为“冷骨厅”的漆黑屋子里，打坐入定，等待众人到齐。
当奉命参加仪式的团员聚齐之后，穿着白袍的和尚便举着蜡烛，走进冷骨厅。他首先将佛经中那段神秘的“莲花经”念上一遍，然后表情严肃地向团员们讲述一番大道理，告诉他们为天皇为帝国效劳的机会到了。
按照血盟团的团规，团员们直到接受任务时为止，必须同他们的首领住在总部，行必要的清净仪式。等他们清除了一切龌龊的私心杂念之后，他们就可以进行最后的“血清净”，即每个团员杀一个人。和尚告诉团员们，这样干，他们就可以进入天堂。
和尚讲完话后，团员们便用匕首刺破手指，把血滴在一起，并在“血盟书”上签名。然后和尚为他们每人安排一间小屋，并发给一卷铺盖，让他们在空屋中住下，直到完成暗杀任务为止。
这个矮胖和尚，便是血盟团的首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著名浪人井上日昭。
井上日昭原名井上阳，1886年生。他1909年大学未毕业就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称为“在中国从事企图把中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非官方活动的日本专家”。
1920年，井上日昭和黑龙会另外两个著名的会员大川周明与北一辉，一起回到日本。由于大川周明和北一辉在侵华理论上发生分歧，井上对他们的忠诚之意也受到打击，他一怒之下，到特务组织中心大洗附近的一座山上，在一个山洞中隐居修行。
当他离开这个山洞，再次回到“尘世”时，他向别人吹嘘，他在斋戒期间，有一天突然精神恍惚，看到了日本战胜美国的景象。出山后，他把自己的名字井上阳改为井上日昭，披上了“日莲宗”的僧衣，并且决定追随理论家大川周明博士。
井上日昭举行这次神秘的仪式，目的是命令他的忠实信徒执行一项暗杀计划。凡是参加仪式的会员将每人去刺杀一个财阀、企业家，或是一名政客。在一张长长的暗杀名单上，有曾经当过首相的西园寺公爵、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财阀团冢磨等20人。
井上日昭制定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血盟团的暗杀行动，威胁日本自由派人士，迫使他们不敢向调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真相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揭露事变的内幕，并迫使他们拿出钱来，供政府在上海发动战争和开发“满洲”殖民地之用。
由于有地位很高的人士做后台，血盟团享有不受警察逮捕的特权。井上日昭是后来当上首相的近卫文磨和东久迩宫亲王的密友。井上受大川周明的领导，而大川接受的命令，是裕仁天皇的首席顾问牧野从宫内派专差直接送出来的。
此外，井上日昭背后还有军界的支持，霞浦湖空军发展站的海军飞行军向血盟团提供枪支弹药，并在距血盟团总部不远的地方设下他们自己的“政变威胁司令部”。血盟团能与他们有这种合作，是由于这些飞行人员都是井上日昭的哥哥、海军中佐井上文雄的门徒。井上中佐是老资格飞行教官，他曾教过山阶亲王和后来偷袭珍珠港的山本大佐怎样驾驶飞机。
血盟团的暗杀计划并未立即执行，井上日昭制定这一计划的动机，是对财阀和政客们起到一种威胁作用。但是，当他们与政府拒不合作时，井上日昭便给杀手们每人指定了一个暗杀对象，让他们去完成任务。
前文提到，田中隆吉曾用手枪逼着福岛喜三，向日本三井总公司大老板团冢磨发回电报，由团冢磨出面要求政府出兵。团冢磨虽然并未去见犬养毅首相，但这封电报却被内阁获悉。于是，犬养首相便以其为证据，证明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三井总公司在上海的利益，从而要求团冢磨向政府捐献2200万日元，以支付运送军队去上海“保护三井利益”的费用。
但团冢磨表示，三井不需要这种保护，而且也出不起这笔“保护费”。
犬养毅提醒团冢磨，当日本放弃金本位制时，首相本人至少使三井赚了5000万日元，既然发了大财，就应该知恩图报。
团冢磨答应考虑犬养毅的建议，但又说他没有把握说服三井家族和其他财团为发动战争慷慨解囊。
事实证明，团冢磨是在婉言推托。因为直到1月30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三井总公司和其他财团均未同意为政府向中国出兵捐款。
这笔经费本身固然重要，但做出提供这笔经费的姿态，有着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工商界不愿出钱支持政府发动战争，就是对帝国的国策持有异议。
井上日昭觉得是将暗杀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
1月30晚上，井上日昭在血盟团总部为那些杀手们举行最后的净身仪式。
所谓“净身”，当然不是像中国宫廷中的太监一样割去生殖器，井上日昭让这些年轻的杀手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走进“冷骨厅”，在他喃喃的诵经声中，每人从海军飞行队提供的武器中挑选一支手枪，熟悉它的使用方法。井上对杀手们表示祝福之后，把手枪锁在柜中，留待行动时再分发给他们。
仪式结束后，井上给每个杀手指定了一个行刺对象，并且规定了行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是，他并不打算让他的信徒把暗杀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干掉，因此他耍了一些花招，或是没有及时给杀手发枪，或是派杀手去的地方，行刺对象却不在那里。所以真正被杀死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团冢磨。
这两起暗杀事件，已足以震动日本朝野，使财阀和政客们恐惧万分。
杀死井上准之助的理由是，他没有协力迫使财团向国家捐款以支持战争。
2月6日晚，井上日昭把一支勃朗宁手枪和46发子弹交给一个名叫小沼正的青年，命他去刺杀井上准之助。
小沼正时年25岁，是茨城一个渔夫的儿子，他在读初中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曾当过面包工人的助手，后来转学木工，并以此为生。他是井上日昭手下最精干的刺客之一。
小沼正花了两天时间练习使用勃朗宁手枪，然后静候井上日昭的行动命令。
2月9日下午，小沼正接到井上日昭的通知：井上准之助预定于当天下午在东京帝国大学附近的某小学作竞选演说，要他立即行动。
小沼正接到通知后，马上乘电车赶往指定地点，在那所小学门口徘徊监视，等候行刺的目标出现。尽管他在马路边来回遛达，吸了无数支香烟，但并未引起众人的注意。因为他让人看起来像一个心情不安的贫寒大学生，在等候一位女友的到来，或是等待一场重要的考试结果。这种角色在马路边可以经常看到，不足为奇。
下午8时许，井上准之助乘轿车来到了小学门口。他为了支持一名候选人而来此地作竞选演说。那位候选人下车后，向一个政治性的欢迎团体鞠躬致意，66岁的井上准之助也下了车，他向前走了五六步，正向人群颔首致意时，早已等候在附近的小沼正从旁观的人群中冲出来，朝老人的背上开了三枪。井上当场倒地，很快便死去。后经医生检查，小沼正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左臀，另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右肺，第三颗子弹击碎了他的脊骨。
血盟团的刺客小沼正被警察逮捕后，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几个月后，他红光满面地在法庭上受审，身体显得十分健康。
在小沼正刺杀前大藏大臣的同一天，井上日昭为了逃避警方的搜捕，将血盟团总部迁至浪人之王头山满住的隔壁――黑龙会开办的学生寄宿所“天行馆”。这个寄宿所的负责人是头山满的儿子头山秀和头山满的秘书、曾在中国从事过间谍活动的本间宪一郎。本间在1930年以前是井上日昭的同僚。
此后，井上日昭在他的新总部内照常指挥他的信徒，毫无顾忌地搞他的恐怖活动。那些宣过誓的血盟团的杀手们，都寄宿在附近的私人住宅里，与首领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听候首领的调遣。
在小沼杀死前大藏大臣之后20余曰，井上日昭又命令另一名杀手刺杀日本企业界的领袖、三井总公司的常务董事长团冢磨。
这时，上海的战争已经进入尾声。3月3日，大藏省宣布：为了偿付上海战事所负的债务，大藏省将发行2200万日元的债券，希望三井和其他财团购买。但团冢磨却答复说：“全国的大企业一致认为，由于缺乏现金，他们难以合作。”
他的答复，给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血盟团找到了一个杀死他的最充分的理由。
当天晚上，井上日昭把一支手枪和16发子弹交给了另一名宣过誓的刺客菱沼五郎，命令他去刺杀团冢磨。
菱沼五郎是血盟团最老练的杀手。他事先摸清了团冢磨的工作日程，利用其为谨慎起见，出入三井银行时总要走旁门的习惯，伺机下手。
3月5日下午，团冢磨的私人轿车开到了三井银行不大引人注目的旁门，在街边等候多时的菱沼五郎立刻冲上前去，想拉开车门，但车门是上了锁的。于是他不待警觉的司机把车开走，便隔着玻璃向车内开了～枪。这一枪命中了团冢磨的要害，使他在20分钟后毙命。
刺客菱沼五郎枪击团冢磨后并不逃走，而是若无其事地等候警察赶来将他逮捕。他要借此一举而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大财阀团冢磨被杀，惹怒了血盟团暗杀名单，七的头号人物西园寺公望。东京警视厅在这位年迈的政治家的干预下，开始小心翼翼地逮捕血盟团的一些成员。
3月11日，警察像对待贵客一样，把血盟团的杀人魔头井上日昭恭恭敬敬地押送到东京的一所最清洁的监狱里。
另一方面，三井和其他财团，在西园寺公望的劝告下，买进了相当于800万美元的上海战争债券，并垫支了750万美元，作为日本傀儡国“满洲国”的开发借款。
老牌浪人井上日昭被东京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不过他在狱中的待遇很好。1940年，井上日昭被特赦释放。
由于蔡廷锴轻信了川岛芳子的谎话，国民党十九路军遭到日军夹击，只好放弃上海
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精心策划并一手挑起的骚乱，大有升级的趋势。
上海的紧张局势，已经接近爆发战争的边缘。
1月20日下午3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派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就日本浪人及侨民的暴行，向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方赔礼道歉、逮捕凶手、赔偿受害者损失，并切实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1月21日上午8时，日本总领事村井创松前往上海市政府，会见市长吴铁城，当面表示遗憾，并保证缉拿凶犯，予以严办。然而村井并非仅为道歉而来，他紧接着就日本僧侣被殴一事，向吴铁城提出了4条要求：向日本道歉；处罚肇事者；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曰活动。
吴铁城对村井表示，他提出的前三条要求，中国方面可以接受，但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一条恐难照办，因为他难以控制人民群众的感情。
村井仓松则威胁说：“如不能照办，我们决心采取必要手段。”
所谓必要手段，当然是指使用武力。
1月22日下午，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就日本僧侣被殴事件，向上海市政府及公安局提出严重警告：
本职切望上海市长容纳帝国总领事所提出之抗日会员加暴行于日本僧侣事件之要求，速为满意答复，并履行之，万一与之相反，为拥护帝国之权益计，吾已有采取适当措施之决心。
1月23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表了措辞较为强硬的声明：
政府对日领（事）所提抗议中第一、二、三点，在合理范围内，可予考虑；至于第四项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一节，因系人民爱国运动，政府不能予以压迫，此点绝不能允。唯抗日团体如有越轨行动，妨及社会安宁者，当予法律制裁。
此项声明发表后，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泊于上海附近海面的十艘军舰，相继驶入杨树浦江面和汇山码头，对上海市政府进行威胁。
1月24日，日本航空母舰能登占号载飞机一队驶入长江，另有运输舰上海丸号载运军用飞机三架与炸弹抵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于当日派500名士兵，以保护杨树浦一带日本工厂为借口登岸。
1月26日，天皇裕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训令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大将：“于必要时行使自卫权利。”
当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召开会议，做出决定：
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始终隐忍，但此次上海事件则不能默过。帝国曾经要求解散反日团体，若中国无诚意，则不得已出于实力之发动。其对策如下：
一、现状警备不足之场合，则命第三舰队出动；
二、居留民之现地保护；
三、确保吴淞一上海之间之联络；
四、为膺惩起见，扣留在吴淞口出入上海之中国船只。
1月27日，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树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
上海市政府对日方提出的四条要求，必须在28日下午6时以前明确做出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行动。
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处于临战状态，而上海的局势就仿佛一包炸药，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使其爆炸。
擦着这根火柴的人，是受川岛芳子指使的日本浪人。
川岛芳子挑起骚乱之后，一面继续和孙科勾搭，从他那里猎取有用的情报，一面静观事态的发展。当中日双方处于口头书面交涉、骚乱暂告平息之际，她开始有点耐不住寂寞了，觉得有必要再点一把火，给日本发动战争提供一个充分的理由。
1月24日晚上，她身着男装，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来到日本青年同志会会员的驻地。前一天，该会会长和六名会员已向日本总领事馆“自首”，被日方“押解”回国。但仍有数十名会员留在上海，由一名头目组织“义勇队”，准备参加即将爆发的中曰战争。川岛芳子向他们下达了任务，要他们去法租界的日本领事馆纵火。
浪人们对她下达这一任务的目的有些迷惑，头目问道：“芳子小姐，我不懂你的意思，我们为何要去放火烧本国的领事馆？”
川岛芳子一笑，说：“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嫁祸于人’，不知你可听说？”
“嫁祸于人？我好像听说过，但是……”
“只要你们纵起火来，中国的抗日团体就会又多一条罪状。到那时，村井总领事就又有戏可唱了。”
众浪人这才领会男装丽人的意图，头目哈哈大笑，说：“芳子小姐真是足智多谋，我保证完成这个嫁祸于人的任务。”
当天晚上，几个浪人身着中国服装，携带着纵火工具，混入法租界，来到日本领事馆的后门。但是，正当他们准备动手时，被法国巡捕发现。
川岛芳子嫁祸于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并不就此罢休。1月27日，她从孙科那里得知，上海市政府准备接受日方提出的全部要求．已有屈服之意。这一消息使她感到不快，她要让她一手挑起的骚乱逐步升级，直接导致战争爆发，而不希望日方因骚乱平息而另寻发动战争的借口。她觉得有必要再采取一次行动。
这天晚上，她又一次来到日本青年同志会会员的驻地，要他们执行一项任务，并且确保成功。
1月28日早晨8时左右，一名青年同志会的会员穿着中式便服，怀揣炸弹，大摇大摆地来到法租界。由于是白天，他的出现并未引起租界巡捕的注意。这个年轻的浪人走到日本领事馆楼前马路的对面，从身上掏出炸弹，像扔一块瓦片一样，隔着马路若无其事地将炸弹扔了出去。
这颗小小的炸弹在日本领事馆的墙根下爆炸，一扇窗户上的玻璃被炸碎。这便是男装丽人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施展的最后一招。
这小小的一招，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日本领事馆立刻抓住这一小小的爆炸事件大做文章，一面要求上海市政府派人到现场勘验，一面大肆宣传：中国抗日团体仍在继续以暴力手段危害日本人的安全。尽管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于下午2时派员向日本领事馆送上了接受四项要求的复牒，但已不起任何作用。
下午4时，租界工部局迫于日方的压力，宣布租界地区戒严，以防止中国暴徒的袭击。
下午5时，盐泽海军大将在旗舰上与《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本德共饮鸡尾酒时说：“现在，吴铁城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已经于事无补。”并宣布，“今晚11点，我将派我的陆战队进入闸北，维护那里的秩序，保护我们的侨民。”
是夜11时30分左右，上海淞沪路天通庵车站一带，骤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奉盐泽之命向闸北推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此地受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英勇阻击。
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
日本关东军趁各国政府的视线被上海事变吸引之际，加紧建立“满洲国”的策划。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这个日本傀儡国后来的版图是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以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
著名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子，在上海事变前后立下了不小的“功勋”。她不仅为发动战争成功地点燃了导火索，而且施展勾引异性的高超伎俩，征服了国民党要员孙科，从他那里提前得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的情况。这些重要情报，对日本打赢这场战争，可说是一种战略上的鼓励。
她和驻上海的一个英国武官睡觉，轻而易举地从他那里刺探到，西方国家对于制止日本侵略“满洲”并未做出统一的承诺。她还获悉，只要不影响西方国家在上海的现实利益，各国也不会协调一致地干涉日本在L海的行动。这使得日本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动战争。
上海事变发生后，她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潜入吴淞炮台，侦得中国军队的部署和具体炮位，然后向田中隆吉的上司――临时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做了报告。这对日本制定进攻上海的作战计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目的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以使关东军能够顺利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并不准备将战争长期打下去。日本国内民众和企业界都不支持政府发动这场战争。于是，川岛芳子又奉日本谍报机关之命，设法摸清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抗战意向。
川岛芳子化装成记者，前往拜会蔡廷锴将军，发现蔡将军抗日的决心非常坚决，没有诱降的可能。她一方面告诉蔡廷锴，日本军队已从上海溯江而上，建议他应该尽快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她又告诉日本方面，说中国军队已开始抢占民宅，这表明他们已丧失战斗意志，建议日军抓紧有利时机停战。她的这些活动，事实上起到了使战局走向停战的作用。
川岛芳子还通过田中隆吉的介绍，结识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从他口中获悉一上海国民党系统的银行己濒于破产，无力支撑这场战争。这一重要情报，使日本得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以占据优势的姿态结束这场战争。
上海事变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在他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按照田中隆吉的指示，将唐有壬藏在她的住宅内达两周之久。
在上海战争接近尾声时，日军第11师团2万余名士兵得以突破中国军队的后方防线，对第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川岛芳子。
在中日双方战斗正酣之际，孙科跑到川岛芳子的寓所躲避战火，芳子趁机要挟他，要他给第十九路军所有重要将领写好介绍信，然后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偷偷把他送上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欧洲航线的客船，使他得以逃离上海，回喊家乡广州。
川岛芳子从孙科那里充分猎取了中国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情报，将他送走之后，带着他写的介绍信，在2月底的一天深夜，身着男装，步行去拜访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由于事先已经过安排，川岛芳子在通过日军的防线时，日本哨兵让她顺利通过，然后朝天放了一阵排枪。川岛芳子在枪声响过之后，模仿广东话高喊救命。第十九路军的哨兵听见一个女人在用他们的家乡话惨叫呼救，便让她进入了他们的防线。
川岛芳子靠着孙科的介绍信，通过层层盘查，最后来到设在防空洞里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见到了蔡廷锴将军。
她在防空洞里呆了几个小时，向蔡廷锴提供了一些关于日军部署的多少有些可信的情报，并谎称孙科还在她的寓所里，她可以为蔡将军传递口信给孙科。随后，她告诉蔡廷锴，她当天下午看到日本第11师团在上海码头下船，运送主力部队的运输舰正陆续进入港口。
蔡廷锴原来根据情报，得悉日军的两个师团正在运送途中，曾从第二线抽调兵力，加强他认为日军可能突击性登陆的沿江各港口。他听了川岛芳子的报告后，信以为真，认为日军的计划可能是以重兵从正面发动强攻，突破第十九路军的防线，于是把部署在其他地区的兵力重新调回正面防线，只在后方留卜100人和3挺机枪担任防守。结果使日军得以从第十九路军的后方突破防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2月29日，与日军血战的第十九路军，发现自己在处于人数1：3、大炮火力1：20的劣势F，遭到了敌人的前后夹攻。在此之后的48小时内，第十九路军的防线多处崩溃，蔡廷锴不得不下令放弃上海，向西南撤退。
随着“满洲国”的建立和上海战争的爆发，川岛芳子已陶醉于所取得的成功和名声之中，同田中隆吉之间的关系逐渐淡薄下来。田中考虑她以往的功绩，曾对她作过忠告，但她并不听田中的劝说，最后不仅大骂田中，还到与她有深交的海军司令官植松练磨少将那里挑拨，说田中对海军不满，经常埋怨海军无用。
田中隆吉考虑不能再让川岛芳子留在上海，便要求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把她调走。于是板垣便按照田中的建议，让川岛芳子到刚刚建立的“满洲国”执政府去当女官。川岛芳子到了长春之后，虽然得到婉容皇后的欢迎，却遭到溥仪的反对，因此她就任还不到一个月，便离开长春，重返上海。
1933年2月，川岛芳子就任“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改名金璧辉，率领3000人马，参加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战役。虽然没取得什么战果，但日军却利用她大肆宣传，说是清王朝的王女亲率“义勇军”参战，借此鼓舞侵略军的士气。
卢沟桥事变后，川岛芳子在天津松岛街开设了一家高级饭馆，名为“东兴楼”，在这里服务的多为原“安国军”旧部，接待对象主要是日军官兵，因此被一些日本人称为“士兵之家”。
此后数年中，川岛芳子的活动主要在天津和北京，并不断返回日本福冈。她在北京的寓所，位于东单无量大人胡同，日本的居住处是福冈东中洲旅馆清流庄。
这段时间里，她担任过驻伪满同乡会会长、华北采金公司董事长、留曰学生会总裁等职，并且与日军驻天津司令官多田骏、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秘密策划，利用汪精卫建立伪政权，并准备将溥仪迎回北平，图谋复辟清王朝。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国民党政府以叛国通敌罪判处死刑，在北平宣外第一监狱枪决。她在卜海“一・二八”事变前后的活动，成为她的主要罪状之一。
日本川岛芳子事变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汉语拼音：Yi-erbɑ Shibiɑn；英语：January 28 Incident），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中国上海的事件。1932年1月18日日本以日僧被殴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当局发出通牒，并从国内调兵，蓄谋占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急电上海驻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于28日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解散反日团体等无理要求。日军仍于当晚突袭闸北。上海军民义愤填膺，群情激昂。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2月初，日军从国内增调军舰14艘、陆战队7,000人及久留米旅团抵沪，统由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指挥。7日，以久留米旅团主攻吴淞，陆战队助攻江湾。蒋光鼐从苏州、南京急调第60师、第61师参战。蒋介石派张治中率第5军驰援。守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蕴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消灭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蕴藻浜的日军，其余日军龟缩租界。日军在英美等国领事再次“调停”掩护下，又增调第9师团援沪，改由该师团长植田谦吉指挥。20日再次发起总攻，第9师团主突江湾、庙行接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团围攻吴淞，九·一八事变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以第5军为左翼，第19路军为右翼，密切配合，夹击突入江湾、庙行之敌。经反复争夺，日军遭重创，无力再攻。2月底，日军又得到第11师团、第14师团增援，总兵力增至9万多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由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企图袭击浏河，夹击淞沪。守军兵力已不足5万，又得不到增援，左侧后浏河江防薄弱。3月1日，日军主力进攻淞沪，以第11师团突然在浏河登陆。守军腹背受敌，退守嘉定、太仓一线。2日淞沪陷落，3日战事结束。gt;gt;gt; 详见同义条目:一·二八抗战

“一·二八事变28291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