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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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2、怕活不过毛泽东

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这一前所未有的版面安排,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
这年1月,毛泽东会见爱德勒等到国际友人。其时爱德勒正协助叶君健将毛诗英译,他向毛祝贺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示: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这当然是不无夸张的说法,但是诗词确实成了这位政治家诗人用以“反修”的独特武器。 此外,围绕着《毛主席诗词》出版的一系列宣传,诸如《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大幅近照的刊登,新闻报道的及时配合,不妨称之为“组合拳”。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已成气候并日趋严重的表现。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邓小平谈罢,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1 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文艺和教育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其实,在1 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新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卜书):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教育界成为发动“文革”的两大首选领域(另一个是文艺界)、‘势所必然。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4年6月5日,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名单里,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因身份特殊,江青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整个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一个1 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题为《谈京剧革命》的发言。毛泽东在26日读到会演办公室送江青审定的讲话记录稿,写下“已阅,讲得好”的五字批语。这份记录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与周恩来讲话时一再表示“不熟悉”、“紧张”、“艺术上我还是外行”的谦虚相比较,江肯似咄口出逼人:“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就在称赞江青“讲得好”的次日,毛泽东作出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批示,并发出将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政治警告。这样的疾言厉色恐怕与江青质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不会全然无关罢。 除了京剧现代戏,对于其他一些艺术形态,毛泽东都予以利用ol0月6日,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 0月8日,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 0月13日,毛泽东在3天之内第三次去剧场,观看歌剧《江姐》。这一系列的举动,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京剧要革命,芭蕾舞要革命,归根到底,人们要革命。革命成了1 960年代中国的主旋律。中苏大论战中的小插曲
就在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决眦裂眶的一刻,人们大出意外地在1964年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读到了毛、刘、朱、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70寿辰的电文。电文第一句竞以“亲爱的同志”称呼,并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经验告诉人们,这只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3月1 7日,也就是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谈了两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电贺赫氏70寿辰。他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据吴冷西回忆,1 0天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又就电贺赫氏寿辰表示了另一种考虑:赫氏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毛说,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要考虑对赫本人表示一事实上的友好之意。
4月1 4日,毛泽东审定贺电,在加写的诸多文句中,最具个性色彩的就是“亲爱的同志”。祝寿电文可以视为大论战中的一插曲。
这年1 0月中旬,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不无巧合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与赫氏下台的消息刊登在了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这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的一上一下的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无疑为毛泽东赢得了极大的威望。毛泽东此刻的心情应该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豺狼”已除,忧的是继承者是否更坏。毛泽东迅速决断,指派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以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为名,与苏共新领导接触,作现场考察。在1 1月初日的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先是周恩来,接着贺龙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了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已将赫鲁晓夫撤换了,你们也应该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报告和请示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党政代表团应正式向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道歉,但周恩来未予接受,并强调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结果不欢而散。
1 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红旗》杂志社论《赫鲁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历数赫氏执政1 1年来的1 2大罪状。毛泽东总结赫氏下台的原因,除社论所说的,还有一条未便公之于世,那就是1965年1月9日在回答斯诺提问时所说的:“赫鲁晓夫的倒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毛泽东对原因的洞察可谓别具慧眼。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吐真言”对于毛的刺激之深是不难想象的。紧接着发生的作出“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定,当然是毛多年来反复权衡的结果,但也不能低估毛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总结。
“接班人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
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毛刘分歧固然在1 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开始,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两人还是步调一致的。即使是社教运动,在1964年春夏之前,也还是基本上一致的,在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上,毋宁说刘比毛更“左”。在笔者看来,引发毛泽东强烈反应的真正原因,还是对“大权旁落”的担忧。
6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发表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备战,二是培养接班人。
也许是没有讲稿的即兴发挥,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侧击,在谈到高岗问题时,毛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诸公谁人不晓,高岗当年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刘少奇。毛这番关于接班人讲话的最后,指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
这一年,毛泽东在部署和准备接班人上,采取了重要措施。1 2月28日,正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的这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与上届比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林彪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
1964年的毛泽东,思虑所及,渐由国际反修转入国内反修(社教),由运动重点之争及于接班人的替换,选择的突破口在文艺之争和教育两界,而确保既定路线的推进,要依赖对军队的掌控和对个人崇拜的鼓励。这一切被有机地组合在了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两年之后开通的“文革”之路。
毛泽东

怕活不过毛泽东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邓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父亲身在远离北京的羁旅生活之中,于世事本就寡闻,对发生在政治权力中心的纷争更是全然不知。
时间飞逝,转眼间到了1970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四个年头了。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今年,应该是这场“大革命”运动“收获”的时候了。他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想修改宪法,想用这些方式将“文革”的“成果”固定下来。
但政治的发展,出乎预料地扭转了方向。
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70年,不但发生了新的政治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恰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给已经被大动乱搞得乌烟瘴气的政坛,一刀子捅开了一个大大的窟窿。
事情的起由,是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改变国家的领导结构,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分析毛泽东的用意,是他在总结“教训”后,为防止再次发生“大权旁落”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而林彪,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并且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一眼便看透了,林彪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数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他说:“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还引古喻今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在毛泽东反反复复讲得如此明确之后,林彪及其党羽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从春天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日渐明显。
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实际上在此问题下掩盖着许多的心思和矛盾。
很多人在当时曾大惑不解,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的时候,林彪怎么会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怎么敢逆毛泽东的意愿而动?林彪已经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接班人,为什么还要费劲去争当国家主席?其实,说穿了也好明白。一、到了此时,林彪认为,党章上已确定他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自己的地位问题是保了险的,有力量来争一争了。二、国家主席这一头衔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力,这是党的副主席的地位所代替不了的。林彪的党羽也想让林彪出任此职。林妻叶群就曾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三、林彪的党羽觉得林身体不好,怕他活不过毛泽东。特别是林妻叶群,竭力怂恿林彪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再进一步。四、四届人大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的机会。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之间,自“文革”以来一直就是有分有合,而越到后来就越是分多合少,并相互龃龉、争权夺利。此次人大如能确立林彪为国家主席,就会为林集团带来与江集团角斗的重要分量。以上几点,对于林彪及其党羽,的确事关重大。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因为如此,在设国家主席一职的问题上,林彪及其党羽才敢于违毛泽东之愿,一意孤行。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庐山,一个风景秀美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发生过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多事之地。在这里,林彪曾大肆恶意附和,整过他人。他并不知道,庐山,对于他来说,同样是一个不祥之地。
一上庐山,矛盾就爆发了。
开始,是林彪抛出一个讲话,暗藏要设国家主席之意。林彪的党羽随之四处鼓噪游说,宣传他们的主张。接着,就是江青等人出面,到毛泽东处告状,“反映”林彪集团的异常动向。最后,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的党羽受到严厉批评,阴谋宣告失败。
9月6日,这个风云激变的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毛泽东最后发表了令与会者振聋发聩的讲话,用他那特有的、尖锐却不失潇洒的言辞,批判了林彪及其党羽的闹剧。
在这次全会上,一些林彪集团的干将受到了批判,纷纷被迫做了检查。最惨的当属“半路出家”的陈伯达。此前不久,他刚刚改换门庭归附林彪,刚想借这次全会有所表示,就落得个受到批判又受到审查的地步。
这次风云跌宕的会议,以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结果结束了。毛泽东虽然在会上没有点林彪的名,但他极其敏锐地看清楚了,这是一场新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这场斗争的双方,是毛泽东,和他新选定的接班人——林彪。
会后,在发起揭发批判陈伯达的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多次尖锐地点名批评林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地对林彪本人加以批评。
在这场斗争所涉及的几方中,林彪集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损兵折将,伤了元气。其旗下几大干将纷纷被点名,被批判,被迫检讨,或被打倒。经此一战,林彪集团不但势力大减,而且已经感到,未来的斗争可能会更加险恶。
对于毛泽东来说,庐山会议上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错误”,而是林彪集团野心的真实大暴露。毛泽东感到愤怒,感到失望,更感到问题的严重。因为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用来保障他的路线继续进行的重要政治砝码,也是衡量他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成就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志。林彪竟敢利令智昏地与他分庭抗礼,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向着这样冷酷的方向发展,不能不使已年过七十六岁的毛泽东受到精神上的打击。
在这场斗争中,获益最大的是江青及其同伙。会前,林彪、江青两大集团间为争夺权力,已明争暗斗不断。会上,江青集团告了林彪集团的状,算是“立了功”。会后,在林彪集团的权力被削弱的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趁机得到了扩张。
林彪的地位出了问题,林彪紧张,江青高兴,毛泽东忧心。
这不是说书,也不是演义,这是动乱时期政坛的真实。
会开完了,下了庐山,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毛泽东一方面对林彪集团及其控制的部门和地方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措施,以削弱其势力;一方面,毛泽东于1971年8月至9月巡游各地,不断与人谈话,指出斗争的严重性。
林彪集团作恶多端,众人声讨,已成瓮中之鳖,单等就擒。林彪急了,林集团中其他的人也急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策划谋害毛泽东未成,事情败露,林彪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的怂恿下,仓皇出逃,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乘机向北飞行,企图逃往苏联。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鬼使神差地,飞机未达目的地,就在境内坠毁。漠漠的荒原沙丘,成了林彪,这个十恶不赦之徒的暴尸之地。要知道,在“文革”中,在林彪上升的路途上,多少人为其所冤,多少人为其所害,多少人被关、被押、被打、被酷刑折磨、被迫害致残、被迫害致死。林彪集团所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就曾以最残酷最暴虐而恶名昭著。林彪及其走卒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此等千古罪人,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最终下场,实乃苍天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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