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次大授衔解密

Posted 2023-01-03 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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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次大授衔解密

军衔制酝酿已久，但是为什么只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才真正实施呢？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根据这一会议精神，解放军实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如今，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大致情形已广为人知，但是，关于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许多历史细节也许并不为人所了解。本文就为你呈现授衔时的一些内幕珍闻。
1939年和1946年，我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施。建国前夕的1948年，党内也酝酿过关于军队内部的等级和军衔制的问题。
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掀起了一场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军队也不例外。
1950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可是，就在军衔制的酝酿过程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也正是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总指挥彭德怀深深感到我军实行正规化（当然包括军衔制）的必要性。一是部队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样；再是与美军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不便于平起平坐。彭德怀回国后，军队改革就由他直接来抓。
军衔等级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内容。当时世界各国的军衔等级设置不同：多数国家军官分将、校、尉3个等级。部分国家在将官之上还设有元帅。但不少国家的元帅衔一般只在战时授予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平时很少有人被授予。另有个别国家把准尉当做不同于尉官的单独一级军官军衔。士兵军衔，各国通常分为军士（士官）和兵两个等级。如此细分起来，军衔最多可分为帅、将、准将、校、尉、准尉、军士、兵8个等级。当时在东方阵营中，苏联军队规模大，编制等级多，军衔设置比较复杂，规格也很高，仅元帅就设3级：大元帅、元帅和海军元帅、军兵种元（主）帅，而军兵种元帅则与大将同级；朝鲜、波兰、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古巴等国，都设有元帅一级。而匈牙利、捷克等国，则不设元帅衔，大将为最高军衔。实际上，元帅作为最高军衔，除苏联外，其他国家一般是授予最高统帅的荣誉称号，而并非为军队将领设置的军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朝鲜的金日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等。苏联的大元帅，则是专为斯大林设的。
1952年冬，军队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着手进行军队军衔制具体实行的方案策划工作，并于当年11月26日拿出了方案，由总干部部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呈上书面报告。这份方案是，军衔设6等20级。“6等”，即：帅、将、校、尉、军士、兵。“20级”，即：元帅分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分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分3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分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分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分2级：上等兵、列兵。
这个方案是在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基本上是苏联军衔制的一个翻版，略微与苏联有所不同的是，在将级军衔中多了一个“准上将”。
对这个方案，当时，总干部部提出，在“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总干部部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我军当时的现状是，军、师干部共分6个等级，即正军、副军、准军、正师、副师、准师。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将较弱的军长和副师长合并为少将一级，在这一级内存在的悬殊很大”的状况，这对于我军的现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军衔系列中设置“准将”。
但这个充分酝酿的设想，却遭到了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
因为当时的苏联军队中的副师长通常就是上校。如果我军设置了准将这一军衔，副师一级的军官就可以被授予准将。也就是说，与苏军同等的我军副师长，按照这个方案就可能高于苏军的同等军官军衔。这样，在与我军的交往中，对于苏联军官是不利的，所以卡苏林坚决反对。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中方最终妥协。
1953年中央军委不得不重新搞了另一套方案，这个新方案是在第一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草案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军衔制度，并结合当时我军的具体情况，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了一个“大校’’军衔，这个方案基本上满足了几方面的需要。同时在新方案中，把在第一方案中称作“上将”、“准上将”的军衔分别改称为“大将”、“上将”。对于尉官系列也作了较大的调整，原来在第一方案中被称为“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的军衔，被改为“大尉”、“上尉”、“中尉”，同时保留原方案中的“少尉”军衔。准尉以下的军衔基本上沿用了第一方案中的叫法。这样，第二套方案即为6等21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在制定军衔方案一年内，军委领导再次把军衔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从1953年12月至1954年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55天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这次会议之后，又经过充分的准备，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并将士兵军衔定为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在此基础上，195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由毛泽东签署命令，在全国公布实施。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规定我军采用世界通用的军衔体制，设6等19级：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又与此次通过的军衔等级不完全一样。1953年第二方案为了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在原来军衔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准尉”军衔，准备过渡一两年再取消。实际上这个原本被当做临时性的军衔，成了第一次授衔时正式设置的一个军衔，使尉级军官增加到5级。因此，1955年的军衔方案就成为6等20级。这样，中国在仿照苏联军衔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军衔制。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要大元帅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什么也没有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颁布后，全军上下普遍关注，因为授衔是真正涉及全军每个人利益的大事。为组织好这次授衔工作，中央决定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直接负责。1954年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调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和徐立清一起协助罗荣桓工作。元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中央政治局审定；将官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提名，报中央军委批准；校官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提出，报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授衔的主要依据是从资历、战功、德才和威望等方面综合考虑。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初步方案出台。毛泽东被提名为大元帅；元帅13人，除正式授衔的10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大将14人，除我们熟知的10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
当时我军军衔制度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设置而制定的，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被授予最高军衔大元帅，因此，在中国就必然想到了也要授予毛泽东为大元帅。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回忆说，当时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指挥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同时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3个一级勋章。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回忆说，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刘少奇已知道毛泽东不会接受大元帅军衔。但在大会上，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并授3个一级勋章。对此，刘少奇和彭真秘书长作了解释和说明：许多同志已转业到地方上做党政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同意他们不要军衔的意见。当然，将来在特殊情况下，譬如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仍可授予他们军衔，比方毛泽东就可出任大元帅，统领全军战斗。
尽管如此，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微笑着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这次会议之后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应是元帅。你也应该评嘛！”刘少奇摇头：“我不要评了。”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恩来和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当时在场的那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谭震林（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中共中央农工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们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
这样一来，对原定方案作了修改：不设大元帅衔。设元帅衔10名，大将衔10名。在上将衔名单中，除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情况特殊者外，其他转到地方上工作的领导干部都不授军衔。本来，1954年9月，陈毅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经过反复思量，考虑陈毅的历史功绩与在第三野战军的影响，考虑他当时与以后的工作，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恩来特别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全军上下普遍关注的十元帅和十大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军衔评定的政策制定之后，就是评衔的具体工作，这是整个军衔实施过程中最难的，也是是否能够在全军成功实施这项制度的关键所在。当时，我军绝大多数干部都对这次授衔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这次授衔工作能否公平、公开十分关注。可以说，这次授衔工作是真正涉及到全军每个人的一次利益分配，因此对于组织好这次具体的授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时任总政治部与总干部部主任的罗荣桓。对少将以上的将军军衔的评定工作由罗荣桓亲自领导，由当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与赖传珠、徐立清、肖华和王宗槐等人共同评定。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到1955年的时候才成立28周年，但是却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慢慢地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和若干地方部队等等，每个时期，每一支部队都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在战争年代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为着全中国的新生而战斗与工作，但是到了有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能有任何偏差。但是，偌大的一个军队，偌大的一项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偏差呢？
人民解放军从最早的革命起义部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地方部队……面对28年的复杂变化过程，评衔工作做到公平合理，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十元帅和十大将的产生，全军上下普遍关注，中央军委及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衡量考虑，这里除了战功、职务、资历、德才等因素外，还考虑到了在全军中的平衡问题。
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员，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由中央政治局最后审议通过的。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的讨论。将军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人员的名单由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并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一个授衔的初步方案形成了。
这个初步方案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后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这个结果也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十元帅和十大将的履历，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朱德，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无论从哪个方面考量，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总司令”成为朱德的代称。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1940年回延安后，主要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局；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曾多次深情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啊！”
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指挥工作，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佼佼者。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还由于当时十元帅中仅有朱德、彭德怀和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子朱德。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授衔时刘伯承没在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担任实职，但凭资历和威望他无愧排列第四。
贺龙，具有南昌暴动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他创建了红二军团，抗战时期是120师师长，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
陈毅，是南方3年游击队、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的代表。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以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而使得这3支部队的代表人物非他莫属。
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但他上过大学，是10人中学历最高的。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由于红四方面军人数众多，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
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叶剑英，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的角色，除他之外再无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而在资历方面，他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他又任总参谋长。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立下大功。1927年7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而直接引发了南昌起义；1935年在茫茫无际的荒原草地上，他截获了张国焘向陈昌浩所发“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令”电报，及时报告中央。
从十大元帅的各人背景看，哪一个都动不得，从十大将中换谁上来都会引发新的不平衡。
再看看十大将的人选，职务的因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粟裕，他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林彪。但他长期是以陈毅的副手身份指挥作战，而且他的资历只能够和罗荣桓相比。陈毅代表新四军和三野的元帅地位已定，粟裕只能任大将了。
徐海东，陕北红军方面的代表，红军长征时除了3个方面军外，还有一支独立长征的部队最先到达陕北，即红25军，徐海东是这支部队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之后，徐海东任军团长。陕北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志丹阵亡，高岗自杀，徐海东理所当然成为代表人物。
黄克诚，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陈赓，第二野战军的代表。
谭政，与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
肖劲光，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
张云逸，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大将中他的年事最高，是惟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百色起义时他任红7军军长，在邓小平离队后他率红7军艰苦转战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副总参谋长。抗战时期，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任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陈毅任军长，他任副军长；华野成立，他又先后任过副司令兼参谋长。
罗瑞卿，华北野战军的代表。他当时的职务为公安军司令员兼公安部部长，毛泽东对他颇为赏识，是党内军内正在上升的人物，庐山会议后也正是他接任了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的重要职务。
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他的职务与陈赓相同，都是国防部副部长。
许光达，作为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人物列名最后，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部队，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这在各兵种的主官当中成了特例。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投共”将领。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
综合十元帅和十大将每个人的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党内军内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从授衔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20个人堪称是“最佳组合”。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1955年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10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0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
毛听到有人为了争个军衔哭鼻子抹眼泪的，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当讨论到粟裕的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很是感慨：“难得粟裕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辞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周恩来也说：“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不仅是粟裕，大多数将帅都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曾任八路军115师代师长兼政委、解放军四野第一政委、总政主任的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请求降衔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解放军兵团司令、装甲兵司令兼政委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后，寝食不安，几经考虑，写了降衔申请：“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就是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公正，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5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惟一被定为行政5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解放军兵团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主管这次评衔工作的，他也认真考虑着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为了使评衔工作符合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做到公平合理，评出团结，鼓舞士气，便于工作，自己最好不要上将衔。于是他向罗荣桓主任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低授军衔。过了几天，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便把自己名字划去，改添到中将名单中。
彭德怀、罗荣桓多次找他谈话说：“授予你上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够资格的嘛！”另外也有些老同志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陷入矛盾中。恰在这时，徐立清听到毛主席赞扬许光达让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觉得自己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态度更加坚定。他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写信，要求低授中将衔。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做工作：你是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主抓这项工作的，勉强低授。然而徐立清为使评衔工作顺利进行而让衔的决心，终于感动和说服了周总理。
曾任红军军团参谋长、解放军纵队司令、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衔，顿时想到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连忙向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下来就比已死去的无数战友占了很大便宜，因此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后还是毛主席拍板，授其中将军衔。
曾任红军军团长、八路军旅长的虎将徐海东等人，也曾要求降衔。
钟伟是少将军衔，但是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3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4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5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行政6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7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30军89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6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7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4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32军93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3兵团副司令兼任12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
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钟伟少将。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他是四野的12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49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毛泽东都知道了。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例子。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同让衔的人一样，他们也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
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彭德怀也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萧克的资历和职位足可以做大将，但却只被评为了上将。毛泽东为何不让他做大将？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造就出入民军队众多开国将领。在这闪烁的将星群体中，萧克无疑是最具特色、最富有传奇经历的一位将军。在人民革命史、战争史、军事史乃至文化史上，创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功勋。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最早率部踏上漫漫征途的就是萧克将军和他率领的战友们。1932年10月，年仅24岁的萧克已经担任湘赣红8军军长。
第五次反“围剿”，整个中央苏区全面失利，形势严峻。1934年7月23日，由湘赣红17师、18师以及16师合编而成的红6军团接中央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进发，寻求与贺龙的红2军团联络，并建立新的根据地。红6军团是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担负开路任务的，是红军长征的先遣队。
8月7日，红6军团9000余人于下午3时由江西遂川横石悄然出发，踏上西征之途。途中四日四战，突破了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进至湖南桂东寨前圩。12日，在此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宣布中央军委批准的编制序列及领导人员的任命。萧克任红6军团军团长兼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10月1日，打了一路的红6军团进入贵州。面对延绵无尽的大山和陌生的道路以及敌军无休无止的追击，红6军团只能夜行晓宿，加上供给又严重不足，当时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当时国民党也很清楚，红6军团一旦和贺龙领导的红2军团会合，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蒋介石尽一切可能调动各方面的军队对付红6军团，前堵后截，空中轰炸，两面夹击。红2、6军团之间会合的距离越近，敌人的包围堵截就越是疯狂。所以，红6军团进到贵州石阡地区的时候，也是战斗最激烈残酷的时候。面对敌人的围追拦截，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1934年10月24日，部队到达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等会师。红2、6军团的会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极大的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湘、鄂、川、黔地区，红2、6军团连克桃源、澧县，威震常德、岳阳，并在四省交界地区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惟一一块坚持了一年之久的红色根据地。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时年授上将军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一人。前十名上将名序排列依次是：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虽然萧克名列第一，但当时很多人认为按照萧克的资历和功勋授予上将军衔是委屈他了，为他抱不平。萧克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4军的师长，后任红6军团军团长、红2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120师副师长，当时的师长是贺龙；后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当时的司令员兼政委是聂荣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当时的四野司令员是林彪。实事求是地说，萧克在三个革命时期担任过的职务不逊于任何一员大将。
面对那么多的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说到，萧克授的是上将军衔，大将没什么可说的，上将更没什么可争的了。对此，萧克坦然地说，很多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战争中都牺牲了，我早该打死了，评不评衔，评什么都行。并随兴谈起了一段古人佳话：东汉大将冯异是光武帝时期的开国大将，战场上，勇不可挡，功勋卓著，但他为人谦和，每到将军们聚会论功时，他都会躲到一旁的大树下，从不参与争论，由此东汉军中都称他为“大树将军”。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古人吗？萧克宽广的胸怀和高风亮节，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克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组织观念非常强，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从未违拗过上级指示，哪怕是职务下调，这一点，一直被熟知他的人传为美谈。历史上，由于工作需要，他多次调动工作。长征时，他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后来31军军长生病了，要他去接替，他毫无怨言地就去了。抗日战争时期，萧克任120师副师长，后来调他去当挺进军司令，实际上司令麾下没有多少兵马，他照样欣然接受。
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萧克与共和国的缔造者都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有的是他敬重的师长、领导，有的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参加湘南暴动的部队中，年轻的萧克率湖南宜章农民军第一个与毛泽东会师，所以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68年的“五一”节，萧克在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紧紧握住萧克的手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还记得他与萧克在井冈山的那次会师，还记得那支小小的农民起义武装。萧克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九百来人，六七十条枪，三百多杆梭镖。”毛泽东听后感慨地点头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还有一次在长征时期，萧克在战斗中负了伤，躺在担架上，毛泽东看到后马上脱下自己的大衣轻轻盖在萧的身上，深情地对医护人员说，一定要尽快医治好我们的“白袍小将”。
表面上看10位元帅都出席了授衔典礼，但是实际上只有7位。另外3位去了哪里呢？
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建议的授衔、授勋名单后，决定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军官以元帅军衔。当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授予朱德等10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周恩来总理发布将军授衔命令。
当天上午，授衔典礼在中南海举行。庄严的怀仁堂内，身穿海蓝色礼服的解放军军官济济一堂。当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后，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身材魁梧、气度恢宏的毛主席来了。他仍然穿着那身中山装，健步走上主席台，不断向台下挥手致意。
典礼开始，国歌高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和授勋命令后，身着元帅礼服的朱德、彭德怀等走上主席台排成一行。毛主席将元帅军衔命令状、元帅肩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一授予他们，并握手问好。
需要澄清一下的是，出席授衔典礼的元帅究竟有几位？根据1955年9月28日新华社新闻稿：在授衔仪式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接着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从文字上看，是10位元帅都在现场接受军衔。然而，实际上当时林彪、刘伯承都因病在青岛休养，这两人都没出席元帅授衔、授勋典礼。
近年来，很多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文章、书籍都采用了“八大元帅”出席授衔典礼的说法。
然而，如果细心探究，就会发现，在所有记录当年授衔、授勋典礼的照片和纪录片中，只能看到7位元帅的身影，而叶剑英的面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又是怎么回事？根据叶剑英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当年授衔、授勋时，叶剑英确实不在北京。
1955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当年下半年在辽宁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登陆军事演习，演习的总指挥就是叶剑英。演习日期是11月初，为搞好我军首次大规模反登陆演习，叶剑英从8月份起就来到辽宁紧张筹备。由于演习工作脱不开身，叶剑英特地向中央写了报告，表示不能参加授衔、授勋典礼。中央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因而，叶剑英就没有出席授衔仪式。他的元帅服是工作人员到北京给他取回大连的。因此，1955年的元帅授衔典礼上，实际出席的只有7位元帅。
看到此处，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许多书刊对当年现场情况的描述：
1955年9月27日。
下午4时一过，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驶进了中南海，停在了怀仁堂前的广场上。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都身着海蓝色的元帅服，个个精神抖擞地走下车来，就连一向严肃寡言的徐向前，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会出两个元帅。”一向沉稳的叶剑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给原来其乐融融的气氛点缀了一束冷色调的康乃馨，把老帅们又一次拉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叶挺要是还健在，能看到今天该多好啊！他要在，我一定要把元帅的桂冠奉送给叶军长！”陈毅的语调，充满了深情，“如果新四军中有两个元帅的话，十大元帅中该有两个叶帅喽！”
陈毅的一句话，又将老帅们的思绪从几十年前拉了回来。只有彭德怀似乎仍然在沉思。他面带微笑，眼睛却望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哟，大家都穿上了新衣服。祝贺大家！”不知何时，周总理已走进了休息室。望着面前几位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老战友，多少感慨系在他的眉宇间。
“我们的周副主席来了。”叶剑英拱手相迎。贺龙纠正说：“他是未授军衔的元帅。”周总理听了，仰头大笑，摆手说：“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类似的描写几乎出现在所有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出版物里。我们曾在《中南海备忘录》、《授衔中南海》、《红墙档案》、《1955年授衔回眸》等大部头著作以及纪念授衔50周年的一些文章中屡屡见到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有照片和纪录片为证，还真难分辨这里面的真伪啊。
林彪和刘伯承因在青岛疗养而未出席。他们的元帅照是在授衔仪式后第二天赶去青岛补拍的。
摄制组李华和柳成行先到刘伯承住处。这位儒将戴着一副墨镜，从客厅的藤椅上起身迎接他们：“你们刚下火车，吃饭了没有？”接着刘帅无所谓地说：“你们怎么拍，我就怎么配合；你们当导演，我听你们指挥。”“我们怎敢指挥刘帅？”“现在就得听你们指挥嘛！”“刘帅，请您从会客室出来，先向东走，再向西走，两个来回。”“好吧。”刘帅痛快地答应着，镜头顺利拍完了。为了给剪辑多备些素材，李华还多拍了几个特写镜头。
再到林彪别墅，空荡荡的屋子只有一扇窗，还用一层白纱和一层灯芯绒窗帘遮着，屋里弥漫着一股药味。秘书告诉他们：林彪怕风、怕光。李华问：“能不能请林总到室外去拍？”秘书说：“那要请示叶主任。”正说着，叶群来了。李华告诉她，屋里太暗，感光度不够。叶群很明白这次拍摄的意义，便对秘书说：“全打开吧！”林彪从卧室走出来，显得很精神：“你们来了。”话音倒没力气。柳成行是军人，赶快立正敬礼。李华却己把镜头对准了林彪。说话间，叶群上前整整林彪的衣角：“你在屋里走动走动，记者同志好拍嘛。”林彪很随意，不说行不行，就从东头走到西头，却又站在窗边不动了，样子像在沉思。李华觉得这很能表现林彪这个人物，马上抓拍下这组镜头。从林彪住处出来，李华才感到衬衣早被汗水湿透了。
有意思的是，林彪这位久经沙场，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而且身上有5处枪伤的军事奇才，在进城后，却很少看战争题材的影片。据说，进城后，林彪在家中从不穿军装，也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穿军装。
给元帅授衔的当天下午2时30分，国务院接着举行将官授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毛主席对千余人的授勋命令和周总理的授衔命令时，台上台下全体肃立。会议才开始，就己用了半个多小时。在周总理对将军们颁发授衔命令状和勋章时，开始每10人一排上台。先是大将，随之上将、中将、少将。将军们个个精神抖擞，接过主席授予的勋章，即向主席致以崇敬而幸福的注目礼。
由于时间的延长，担心国家领导人过度疲劳，周总理机智地走下主席台，向工作人员建议，每次15人一组上台受勋；过了一会儿，又建议改为20人一组。授衔速度大大加快了，整个典礼进行了3个多小时才圆满结束。
十大元帅中南海授衔时，被中外将士深怀敬意称之为“朱老总”的朱德，第一个走向主席台。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此时，他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
毛泽东和朱德握手时，他俩的目光都是那样凝重。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会师第一次握手开始，“朱毛红军”就成为当时中国黑暗世界中的“一把火”，是光明，是希望，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和旗帜，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漫漫征程上不可阻挡的铁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个20世纪革命的“神话”在他们手中诞生……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朱德一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尊重毛泽东，信任毛泽东，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仪式，彭德怀部长亲自为在京的校级军官授衔。全军各地驻军授衔和授勋的典礼，从10月22日起，分别在北京、南京、兰州、成都、广州、武汉、沈阳等7个地区举行。经军委第51次会议讨论决定：南京由刘伯承元帅主持；成都、兰州由贺龙元帅主持：北京由聂荣臻元帅主持；沈阳由叶剑英元帅主持；武汉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的校尉级军官授衔典礼，由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大将代表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主持。
军衔制实行10年后却忽
然被取消了o这究竟是为什么
呢？
共和国首次授衔9年后，1964年11月，中央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生效，从此结束了我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归结为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如早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少将领就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而遭到非议。
由于军衔制是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
1964年夏，为了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军委考虑减低军队干部的薪金，中央军委常委开了会，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到北戴河向毛主席报告这个事。毛主席听了汇报，把手一挥说：“减！”贺龙同志又请示说：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立即表示同意：“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在这以前，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 的通知》称：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
其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1965年5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此后，我军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无衔期”。
取消军衔制度后，由于军队等级制度不健全，没有外在的等级区别标志，在军官的成长、军队的指挥以及与外军交往等方面的问题渐渐显现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左”的思想影响不断清除，随着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目标和任务的提出，重新实行军衔制度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最早提出恢复军衔制，是1979年9月总政治部在全军干部工作会上提交《恢复军衔制度的初步方案》。经过会议讨论，军队拟改革和完善六项制度，其中第五项就是军衔制度。这次会议结束后，总政治部于同年II月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正式以文字形式提出“恢复军衔制”的建议。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搞不搞军衔制，也是组织路线问题。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2年初，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
“恢复军衔制”的问题虽然被提上了工作日程，但由于当时军队建设积累的问题很多，要马上实行军衔制还有不少困难，如军队整体规模过大，编制体制不顺，官兵比例不合理，各级领导班子臃肿、年龄老化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实行军衔制有较大难度。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军衔制只有在精简整编完成后才能实行”，“争取1984年做好，1985年实行”。
1982年下半年，中央军委根据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率的原则进行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
1983年春，中央军委对军、师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军、师级领导干部平均年龄有所降低，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这两项工作客观上为恢复军衔制做了必要的准备。
1983年5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直接领导，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杨得志（总参谋长）、萧克（军事学院院长）、王平（总后勤部政委）、朱云谦（总政治部副主任）为召集人。
领导小组共有十余位成员，都是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和有关部门（总政干部部、总参军务部）的领导。从此，恢复军衔制就作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
直到1988年8月1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全军才重新恢复了军衔制，学习、借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取消了元帅和大将军衔，最高军衔为上将，一直到今天。
新中国解密

55年被授予解放军将军军衔的国民党将领共几位

核心提示：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恐怕没有哪支军队会在一次授衔中给15位起义将领授衔。 1955年开国将帅授衔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1955年首次授衔的前前后后，节选永载史册的授衔之“最” >1955年的开国将帅授衔，已经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这次授衔，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创造了军史上的若干个“唯一”—— >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恐怕没有哪支军队会一次授予12位因战争而致残的军人将帅衔。 >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眼睛伤残的元帅刘伯承，独臂上将彭绍辉、贺炳炎，独臂中将余秋里、晏福生，独腿中将钟赤兵，独臂少将童炎生、左齐、彭清云、陈波、苏鲁，独脚少将谢良。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每个人身上都彰显着钢铁的意志。战斗中一颗子弹射入刘伯承的颅顶，又从右眼眶飞出，当他被送到一所教会医院时，德籍医生要给他做全麻手术，刘伯承知道全麻会影响大脑，要求医生坚决不用麻醉……在长达3个小时的手术中，刘伯承始终未呻吟一声。德国大夫说：这简直是军神！ >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恐怕没有哪支军队会一次授予37位少数民族将军军衔。 >他们的名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粟裕大将（侗族）、乌兰夫上将（蒙古族）、韦国清上将（壮族）、赛福鼎·艾则孜中将（维吾尔族）、阿沛·阿旺晋美中将（藏族）、廖汉生中将（土家族）、冼恒汉中将（壮族）、万毅中将（满族）、韦杰中将（壮族）、覃健中将（壮族）、朵噶·彭措饶杰中将（藏族）、丁秋生中将（满族）…… >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恐怕没有哪支军队会在一次授衔中给15位起义将领授衔。 >这些高级将领，抱着从戎报国的志向，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效力，有的曾与人民军队直接交战。在关键时刻，他们顺应潮流，深明大义，毅然弃暗投明，成为了爱国起义者。他们中有上将董其武（原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在绥远起义）、陈明仁（原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陶峙岳（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在新疆起义），有中将孔从周（原国民党陆军三十八军副军长，1946年5月在巩县起义，后任郑州市警备区司令、高级炮校校长、炮兵副司令等）、曾泽生（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后任解放军四野第五十军军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韩练成（原国民党海南岛防卫司令官，1948年10月脱离国民党军而参加解放军，后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军科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等职）等。 >这次授衔中，还有归侨将军和外籍将军。 >最著名的华侨将军是菲律宾归侨叶飞上将。此外，还有新马归侨庄田中将和卢胜中将、吴克之少将、陈青山少将，澳大利亚归侨曾生少将，印尼归侨叶松盛少将等。 >在授衔的将军中，唯一的外国人是越南河内籍的洪水（京族）。他于1925年到中国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江游击队从事政治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1954年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1955年，他开始被定为正师级少将。后来，周恩来将他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指示，洪水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至少应定正军级少将军衔。 1955年授衔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在中南海，周恩来把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李贞时，对她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现在说来都非常传奇，李贞1908年生于浏阳县一个贫农家庭，6岁当童养媳。18岁那年，她带头剪掉辫子，参加了支援北伐军的活动。1927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她当过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长和赤卫军政委、妇女团政委、红六军团和湘鄂川黔军区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秋收起义、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中，她是红二方面军英勇顽强的女将。她的两个小孩都夭折了。抗日战争中，她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历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她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在朝鲜的战火中度过了近3年的时间。回国后，她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7年，她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为军队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