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反动”组织事件

Posted 2023-01-03 公社

篇首语：家资是何物，积帙列梁梠。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知青“反动”组织事件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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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反动”组织事件

1968年9月2日，一大批北京知识青年来到我们县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大队分来了12名知青，其中男青年8人，女青年4人。
知青由生产队的老农带着参加劳动，白天学习农活技术，晚上参加大队组织的政治学习。即使是秋收农忙时节，每晚照样要学习，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雷打不动的政治任务，美其名日“既要抓生产，又要抓革命”！
这天晚上学习结束后，大队支书宣布散会，大家陆续往外走，突然听到知青中有人说：“老九不能走，我封你为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接着有人回应：“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知青们说说笑笑地走了出去。
待大家都走了，屋里只剩下支书、队长、会计3人，支书神色严肃地说： “刚才你们听到没有？我说散会，就听知青中有人说什么‘不能走，还要封什么……’”队长和会计都说： “我也听到他们说的话了。”3人努力回忆，互相补充，终于大致补齐了知青对话的内容。会计拿出纸和笔，记录下来：“老九不能走，我封你为什么第五旅上校团副”， “天王盖地虎”， “什么镇河妖”。
3个人坐在一起反复研究这几句话的意思，却始终弄不明白，最后一致认为是一个组织内部说的暗语。支书说： “听说到咱们这儿来的知青，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资本家的孙子，有当权派、黑帮子弟。上级让他们来就是为了好好教育他们的。他们会不会不接受再教育，还在暗中建立反动组织？是不是在说联络暗语？咱阶级斗争这根弦可要绷紧啊！别在咱这儿有了反动组织咱却没发现，这个责任咱可担不起！”
经过研究，支书让会计马上把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临分手时又叮嘱说： “这事儿仅限于我们3个人知道，谁也不许往外说，要拿党性担保。我明天去公社汇报，你们俩分工负责监视知青，看他们有什么行动。”说完，3人走出队部，来到知青住处观察。
这时已是晚上10点过，知青们劳动一天都累了，散会回去倒床就睡。屋里的灯已经关了，支书3人蹑手蹑脚地贴在窗户上听里面的动静，只听到知青们发出的鼾声。支书对队长、会计说： “你俩明天要和知青在一起，以教他们干农活为由，暗中监视他们。但只能暗中监视，不许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他们以为我们没文化，什么都不懂，竞说起了联络暗语，咱们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要提高警惕，决不能麻痹大意。”
第二天，支书到公社交了书面报告，并对公社领导说： “在我们队下乡的知青可能建有‘反动’组织，我们发现了联络暗号。还封了‘团副’，这肯定是一个什么组织。”公社领导听完汇报，又详细读了报告，也弄不明白知青说的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同样认为问题严重。公社领导对支书说： “你们警惕性这么高很好！什么事情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时刻注意阶级敌人的新动向。把报告放这儿，我们向县里反映。决不能让反动组织在我们这里生根开花。但在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暗中监视，并做好保密工作。不能让他们到其他村子的知青点去串联，更不能让他们的组织发展扩大。”
偏偏这时，公社下达了兴修水渠的任务。修水渠的地方不在我们生产队，而在10多公里外的红星生产队，各大队都要派人去。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切都要与政治挂钩，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社下发文件，将修好水渠、多打粮食，与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联系起来，讲了一大堆兴修水渠的重要性，要求各生产队必须选派根红苗正、思想好的社员去，不能让“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去。为了造声势，还要开动员大会，报名参加者需小队把关，大队审查，最后报公社批准。
知青一听说有修水渠的机会可高兴了，争抢着去报名。知青倒不是思想先进，而是在我们这个小村里待腻了，想借机出去散散心。再则修水渠是集体出工，不但能挣工分，伙食也比知青点好一些。知青们从以往参加过修水渠的社员口中得知，集体出工，生产队会想尽办法带点大米、白面，有时为了鼓劲儿，公社还会杀猪，出工的人都能吃上猪肉――那时，我们这里的农村只有过春节才能吃上一点猪肉。
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们都抢着报名去修水渠，这可难倒了大队领导。让他们去吧，他们跟其他生产队的知青见了面，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发展组织呢？不让他们去吧，又用什么理由说服他们呢？修水渠的活儿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秋收时节，农活忙，各生产队都抽不出劳动力去修水渠，知青去是最合适的。大队领导觉得事关重大，做不了主，便向公社领导请示汇报。
公社领导询问了这几天发现的新情况。
支书说： “这几天很平静，没有发现他们有新的联络暗语和行动。”
公社领导说： “是不是你们的监视行动被他们发现了，所以他们的活动和联络更加隐蔽了。”
支书说：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们是很小心的。”
公社领导说： “也许是这段时间他们停止活动，暂时隐蔽起来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毒草只有让他们长出来，才能除掉！我们不妨引蛇出洞，给他们一个暴露的机会，挖出他们的全部组织，好一网打尽。所以，可以让他们去修水渠，但是要加强暗中监视的力度，尽早发现，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了公社领导的指示，大队决定让知青去挖水渠，但要派人和他们一起去，暗中监视他们。
修水渠挖土方是个苦差事，一般都派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去。可监视知青这事只有支书、队长、会计3人知道，也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这暗中监视的任务只有他们中的一人去完成。为了不引起知青的怀疑，去的这个人还要与知青吃住劳动在一起。可支书、队长、会计都是农村脱产干部，多年不干力气活了，谁受得了修水渠这个苦？3人都不愿意去，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让年轻的会计去。
我们生产队一共去了6名知青，加上大队会计和一个做饭的老头，共8人。由于当地农民家没有容纳8个人住的地方，他们只好分开住在3户村民家里，会计和炊事员住一起，6名知青分别住在另外两处。每天干完活，吃过午饭和晚饭，6个知青不是休息、睡觉，就是聚在一起说话、打扑克牌。这时，会计就偷偷摸摸到知青聚会的房间外偷听。窗户玻璃比较隔音，他听不清楚知青说了些什么。尽管如此，他仍然每天都去偷听，直到知青各自回住所睡觉才离开。会计白天和知青们一起干活，晚上还要去“偷听”，心中有说不出的苦，却又不敢放松警惕，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修水渠的任务完成了，会计带着知青们回到村里。会计向支书和队长汇报说： “这十几天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知青们白天干活，中午吃完饭睡午觉，晚上有时间打一会儿扑克牌。总之没有什么新情况。”
不久，公社反馈回消息，说知青们讲的那几句话根本不是什么“反动”组织内部的联络暗语，而是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中解放军战斗英雄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打入土匪内部，上山献“联络图”时与匪首座山雕的一段京剧台词对白。
剧中，杨子荣上山见到座山雕，座山雕用“天王盖地虎” （意思是：你好大的胆子，敢来气你的祖宗）这句土匪黑话来问杨子荣，杨子荣则以“宝塔镇河妖”（意思是：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回答。不认识的土匪第一次见面都要用黑话拷问对方，这是土匪识别同伙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接下来，杨子荣向座山雕献上“联络图”，这张图是座山雕一直想得到的，因此非常高兴，就接纳杨子荣入伙，并封他为威虎山“老九”和“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老九”是杨子荣在威虎山内部的排名，对外则称为“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 （“滨绥图佳”是哈尔滨、绥芬河、图门、佳木斯一带的统称）。最后，杨子荣利用座山雕对他的信任，与解放军剿匪小分队里应外合，消灭了这股残匪。
杨子荣和座山雕的这几句对白，之所以在我们那个偏僻的村子里引起一次“反动”组织事件，一是由于当时该剧刚刚上演，只有大城市市民才有机会看到，还没有普及到小城市和农村地区。那几个北京知青，看过该剧后觉得很新鲜、很好玩，下乡来到我们村后便以开玩笑的形式，把这几句台词组合起来说，以调剂枯燥的生活。二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衡量。加上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某地如果出现了“反动”组织，当地领导又没有及时发现，都得承担政治责任。我们这个东北小山村的大队支书、队长、会计成天害怕挨批斗，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非常紧，才误以为知青们那几句对话是“反动”组织的联络暗语。如今想起来，实在觉得很荒谬。
青蛙小牛鸭子鹦鹉狐狸灰狼考研逃犯古代玄武门

北大荒兵团情欲事件

2012年8月20日，原兵团54团第一任团长章某病逝于辽宁，享年86岁。5师的上海知青陆建东给我介绍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是现居美国的原54团章团长的警卫员、北京知青俞晓阳写的，读来令人感叹。这里节选部分内容如下：
团长是一方的太上皇，38万亩土地，2.8万人的吃喝拉撒睡，革命备战生产，都是他一肩挑。他的军人风度很足，处理事情自信心十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让大多数人害怕，少数人又敬又怕。他精力十足。在团部人员修红光湖水库的时候，我白天跟他一天，累得筋疲力尽。到了晚上，他还要从工地带回干部进办公室谈工作。通常我要到管理排打好开水，准备好麻花或面包一类的夜宵，然后就回去睡觉了，不知道他们熬到多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对一号(首长)的感觉只能用“敬畏”二字形容。
突然有一天，兵团颜副司令员驾临54团，召集全体现役干部在小会议室开秘密会议。我们连送水的任务都给免了。晚上，警通排通知我到小招待所陪颜副司令休息，无非是帮他收拾床铺，打点水洗脸洗脚。他临睡前还和我聊了天。当警卫员的第一素质是嘴要严，我没敢造次乱打听。颜副司令员问了问我对团长的看法，我实话实说，不过是诸如能干、刻苦但有时有点“粗暴”之类的话。他没说什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对首长要正确对待，首长有优点，也有错误等等。
不久参谋长向警通排传达：团长犯了奸污女知青的错误，已被撤职关进小号(看守所)。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连续几天头脑里一点思绪都理不出来。
第一冲击波带来的震荡平息了之后，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那就是自发地去回忆团长的生活细节，还有就是我这个警卫员该对他的行为负什么样的责任。
我想起来他文件柜里时常有知名与不知名的中药，如鹿茸之类，我醒悟到了它们的真正用途。有一次他偷偷溜进卫生队女宿舍，我以为他是想来个微服私访。有一天他把手伸进女知青的棉衣，问人家衣服够不够厚，当时我还为他体贴入微地关心知青而感动。他请知青女排长或女副指导员去夜谈，我背着枪跟着，以为他是在做调查研究，现在我都明白了。
几天后，我们警卫班受命解押团长去师部，听说由师部还要派专人押他去军事法庭。那天我穿着一件皮大衣，腿上横放着冲锋枪，对面是昔日神采奕奕的首长，今日手上带铐的罪犯。他的领章帽徽已被除掉，眼光一直在回避我，双手围住一个红红的烟头，不时拿出来抽一口来抵御寒冷和恐惧……
他离开几年后，我当了兵，驻防地正是他的老家辽宁瓦房店。有一天我在县城的大街上意外地遇到了他，于是我探望了他的家。在和他夫人的谈话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失落，知道了这个家是如何凄切地熬过了男主人服刑的那三年时间。这会儿他在县城的一个工厂上班，当工具保管员。失去了领章帽徽的他，面对着身穿军装的我叹了口气说：小俞啊，我对不起你们!他什么都变了，唯一没变的是抽烟的那股狠劲。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其实他很幸运。他和48团的邵团长都是在1970年被查处的。两年之后兵团又查处了16团的团长和参谋长。那两个人在案发后接受监督改造期间赶上了1973年的全国清查迫害知青的形势，在同样的罪过下，他们被执行了死刑。
知青作为兵团反腐的旁观者，这些问题是怎样呈现的呢?
从下面节选的陈述可以看出，他们只能谈论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却无法对全局的情况做出判断。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印象：这种问题在兵团无处不在。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值得当年的兵团反腐者们反思呢?
68 团的上海女知青史倍放说：“我们团也发生过女知青受迫害的事。有个女孩子和一个老职工司务长一起出去办事，路上被司务长强奸了，因为她反抗，头都被踢肿了。司务长走后，她在半昏迷状态下取出自己的红围巾挥动，被路过的车辆发现。事后那个司务长受到严厉制裁。”
4团的天津知青扈其泽说：“我们的第一任连长姓赵，是个留大胡子的‘66.3’转业兵，少数民族，他对有姿色的女人都不肯放过，特点是‘5分钟完事儿’。这家伙先后搞了5个女知青，外带3个职工家属。事情败露后，团里开会批他，他抽着烟一言不发。审查期间团里撤了他的职，让他赶马车，把受害的女知青都调走了。审查结束后，他被判刑劳改。此人现在已经死了。”
52团的北京女知青陈文慧说：“有个姓张的北京男知青是卫生员，晚上见政委在自己屋子里和女孩子聊起来没完，就直通通地来了一句：政委，你让她们走吧，我要睡觉了。结果他转天就干不成卫生员了。当时只要不下大田，都是好活儿，小张就因为一句话不会说，把好活儿丢了。”
24团的佳木斯知青赵立民当年在团组织股，参与过几起“迫害知青”案件的处理。
“我处理过29连副连长和一个天津女知青的事。这个副连长是山东人，是有家属的老职工。那个天津女知青在下地搞统计时，两人就搞上了。24 连的余连长是从山东支边来的，他在和一个哈尔滨女知青苟且时，因为不能勃起，那女的还骂他没用。调查他的时候，我们让他留在团部不许回家，派警通排的两个战士看着，刚和他一讲政策，他就全招了，然后我们又去和那个女知青谈。材料整理出来后，我向团政委做了汇报，政委的脸很阴沉，听完后嘱咐我：以后写这种材料时不要交代具体情节，像黄色小说似的，太难看!
“经我调查的所有迫害女知青事件，原因都是双方面的，没有女方被男方强奸的情况，但处理时，收拾的都是男方。对这种事要历史地看、人性地看。历史地看，就是说女知青年轻，远离父母，缺少社会经验，通常又是男方的下级，属于弱势一方，男方对这种不正当的性行为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当时对这种现象不加制止也确实不行。人性地看，就是说这种事是两厢情愿的个人行为，视为罪行并且都怪一方是不合适的。1968、1969、1970年这三年很少有这种事，为什么到1970年以后就多起来了呢?因为知青成熟了，高中生都二十三四岁了，到了有性要求的时候了。在这时，教育知青们如何处理男女关系就成了一项需要重视的工作。但那时谁敢公开谈感情和性生理啊?我们团3连在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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