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反间谍第一案

Posted 2023-01-03 军统

篇首语：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延安反间谍第一案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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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反间谍第一案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咸，惟有这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后来成立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庆阳城是陇东枢纽，北通环县、定边，可至盐池、银川；东行可至合水、富县，以至延安；西通镇原、平凉，以至兰州；南扼宁县、长武，可达汉中。北宋戍边名臣范仲淹曾在这里督师。庆阳一带是双重政权局面。城内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可是，这里又是八路军的驻防区、募补区，王维舟任旅长、耿飙任副旅长的385旅就驻扎在庆阳一带，蔡畅的公开职务是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县长。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环分区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是边保七里铺训练班一期毕业的乔苍松。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郝苏，到了陇东就被李甫山派到国民党专署所在的西峰镇潜伏。庆阳县保安科长郑子兴手下缺个有文化的秘书，不久又把郝苏调回。涂占奎正任环县保安科特务队指导员，忙着剿匪。
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我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地位。平民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助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是国民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可是，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却把吴南山训斥一顿。后来，区公署又借口这个小学的教员唐得智的父亲欠了两元税款，把唐得智拉去打屁股板子！欺侮教师？陆为公、吴南山带着庆阳几十个教师冲到区公署，把区长也打一顿。由此，庆阳的国民党认为吴南山有些“红”。后来，吴南山被调到庆阳县第一完小当教员。多才多艺的吴南山拉胡琴，闹社火，排演戏剧，上街宣传，搞得更热火。国民党庆阳县教育局长缪至德点名批评吴南山。别人提醒他，你再逼他，他就跑到延安去了。
1939年12月，陇东的“磨擦”激烈起来，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镆原、宁县地区，八路军赶跑国民党的合水、庆阳县政府。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国民党裹胁到西峰镇。缪至德挟嫌报复，以吴南山和八路军接触多为借口，不给吴南山工作。吴南山离开家乡，生活无着，就在第二完小帮助闹社火。正月十五一过，社火也闹完了，又解决不了吃住，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碰到原来庆阳第一完小的同事胡瑞麟。只见这人穿着一身黄军装，相当神气，又相当神秘，这就引起吴南山的好奇，赶紧找他介绍工作。这胡瑞麟还卖关子，声称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的亲信组织，像你吴南山这样的人太红，不要。这个时候，不少陇东人还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到重庆工作还是相当诱人。吴南山下心央求，胡瑞麟这才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继续上学正合吴南山的心愿，何况又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邀集李滋渊、杨易荣等几个同事一起去，胡瑞麟提供了一点儿旅费，说是不够到重庆，让吴南山到了汉中再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
三人到了西安，杨易荣生病住院，吴南山在街上碰到几个庆阳老乡，告诉他去的地方严得很，当地入主动报名都不要。吴南山不知这几个正是汉中特训班的毕业生，还说严怕什么。三个老乡答应照看杨易荣，吴南山就和李滋渊去了汉中。
吴南山进了一个怪异的学校，还有一个《中共内幕》的小册子大谈“共产共妻”：“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馆子街18号，见到的杜长城是个佩带短剑的军官。杜长城看了胡瑞麟的介绍信，带两人上街照了相，然后就说带他俩乘车去重庆。杜长城坐着洋车，吴南山和李滋渊步行跟着，一直走出汉中东门，到了郊外的十八里铺，又从兴隆寺旁的小路穿过去。吴南山和李滋渊觉得这地方不对，但又不敢追问。
杜长城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院落，像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庄园，有三个相连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之后更觉不对，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
杜长城把吴南山和李滋渊交给一个叫做王绍文的教官，王教官谢问一通，交待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给吴南山起名“吴继尧”，还有一个代号。然后就是填表，撰写详细自传，再经过教官谈话核实后，才算正式加入。吴南山带的东西，除了水笔之外都被收走了，从里到外换上军服。教官交待纪律：一不准见了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在受训期间抽烟，三不准把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其他人，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六不准在受训期间理发洗澡，七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八不准在本部院子中单独走来走去，九不准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十不准不经请示离座上厕所。
吴南山诧异：这哪里像是学校？
吴南山和李滋渊被送到一个房子里面。同屋有好几个老家的熟人，可是都不跟两人说话，有的还暗示不要交谈。吴南山好生诧异。到了厕所，才有人悄悄告诉：这里很可怕，千万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一不对就会押起来，或者失踪，或者丢到硫酸池里面！
睡觉的地方是两排草铺，一人一尺多宽，早来的学员满脸胡须，满头长发，躺下人人都一动不动。这晚，吴南山蒙着被子悄悄流泪。
这个训练班的日程十分紧张。早上5点半起床升旗，晚上10点降旗睡觉，上午下午各上4小时课，晚上还有加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吃饭还有仪式，饭菜摆好后人人起立，待班主任程益到场，值星官一声“立正”报告人数，然后程益一句“开动”，大家才能吃饭。狼吞虎咽五分钟，值星官就吹哨停止就餐。大家又是立正，目送教官出场，而后列队慢跑15分钟，上厕所5分钟，接着就是上课了。一天三顿饭，顿顿有仪式。
这个训练班的课程都是令人胆寒的特务专业。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也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技能。“密写”要用米汤、白矾、唾液、浆糊，显现要用碘酒、火烤。密电可以用明码加“密约”，还有“隐身法”、“先横后直”、“先直后横”……
吴南山是个好学的青年，但对这些课程却是闻所未闻，只有小心学习。
这个训练班的管理极其严格。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迟到就挨打，上课说话也挨打，就连上厕所东张西望也要关禁闭。一次上课，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竹桌，教官非说吴南山“心不在焉另有所思”，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这哪里是抗日游击训练班，分明是人间地狱！吴南山表面上检讨过关，心中暗想：在这由你，出去由我！
这个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第三国际是苏联组织的国际间谍网”，“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只有消灭中共，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复兴，太平洋才能太平”。《中共内幕》的小册子大谈共产共妻，“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
吴南山是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反而越是使得吴南山觉得国民党不是真心抗日，而是真心争权。吴南山决心，离开这里坚决不给他们干事！
下定决心之后，吴南山反而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为了回去有所交待，吴南山利用学习机会，暗中记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人员、课程设置和内容，又利用晚上值班的机会，抄写“万能显影液”和“汞爆药”的配方，搓成细卷藏到头发里面。
教官李国栋表扬吴南山学得好，吴南山乘机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让我回去我就干。可是，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李国栋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班主任程益汇报。程益给吴南山编了一个代号101，就派吴南山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讯，就靠这个“海底”。
一个姓张的别动队员护送吴南山离开。吴南山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第四期，别人受训两个月，自己提前一个月毕业，是第一个离开的学员。出了十八里铺，姓张的说：“你们年轻娃娃要小心，你出去以后不要回来了。凡进过这里的人，再回来下场都不好，发现不轨就没命了！”吴南山以为此人是试探自己，故意表示忠诚，说自己还要回来。到了汉中汽车站，这个姓张的流泪了：“我看你是个忠实分子，你向程益报告去，把我收拾算了。”这下，吴南山倒放心了，此人刚才说的还是真心话。
吴南山到了西安，到北大街的一处机关接头。这里是军统西安站的联络机关，指示吴南山今后直接和这里通信联系，到西峰镇之后找张明哲领导。吴南山又到处打听一起从西峰来的杨易荣，别人说病死了。
返回陇东的路上，吴南山还心有余悸。本来是想寻找一条生活出路，没想到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虽然自己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回到陇东，共产党能不能信任自己呢？
陆为公问啥事，吴南山为难地说：“杀头哇！人家说给谁都不能讲，说出去就要暗杀o"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陆为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陆为公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吴南山心想，只要不杀我，我就交待，要杀我我就跑！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共产党员朱开铨代理县长，原抗敌后援会主任姚静波任秘书，地方知名人士田绍锡为民政科长。上级派来高益任财务科长，郑子兴为保安科长，秦平为保安科秘书。4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决定在庆阳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王维舟、朱开铨为正副专员。8月，又将以曲子为中心的庆环分区，与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分区合并，成为陇东分区。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为马文瑞，正副专员为王维舟、马锡武。陇东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乔苍松，侦察股长郝苏、治安股长涂占奎。
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一所中学，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吴南山边工作边思考自己的出路，先是给军统写了两封汇报信，第一封说回到庆阳，第二封说在陇东中学工作。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马文瑞、副校长是陆为公。吴南山带领学生平整操场、上山砍柴，工作得很愉快。可是，晚上就时常忧虑，还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变化太大，从来没有中学的庆阳当年就有了中学，还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而吴南山本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卜，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陇东各方面的建设都很兴旺，吴南山观察着共产党的政策，怎么看都比国民党好。
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熟悉的陆为公，当选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邀请代表。见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交待问题。
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为公家里谈心。两人边饮边谈，陆为公向吴南山介绍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吴南山感叹：“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民主，我看咱们庆阳县的人民代表会就很民主。”
两人一直谈个通宵，到了凌晨，吴南山试探：“我这趟出去，动（闯）了个麻达（麻烦）。”
陆为公问：“啥事？”
吴南山为难地说：“杀头哇！人家说给谁都不能讲，说出去就要暗杀。”
陆为公硬气地说：“我们边区他敢来？我们有政权！”
边区政府的县长如此撑腰，吴南山下定决心，说出汉中特训班问题。
陆为公大吃一惊。虽然前面从话音里面听出有些问题，估计是国民党关系，但没想到居然是特务！陆为公反复追问吴南山这是否是真的，见吴南山十分认真，就劝吴南山不要背上包袱。
事关重大，陆为公没有向任何人讲，当天上午就向马文瑞汇报。这不仅因为马文瑞是吴南山的校长，而且因为，马文瑞是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
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
马文瑞于1926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共青团，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1934年就到庆阳拉队伍，开辟陕甘东地区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庆环地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熟悉陇东地区敌我交错的情况，理解吴南山误入国特的实情。马文瑞也知道，中央正在调整政策，鼓励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
一家商店的柜房，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待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
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马文瑞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
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吴南山心头踏实了。
李甫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赵苍璧让人传情报给昊南山，又同时布置人在半路截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甫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相当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壁，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此人能力太强，与军统的联络都是独自进行，虽然组织上提供的假情报经过审查，但是，焉知此人有无私相夹带？
赵苍璧设计一个局，派治安股长涂占奎执行。
以往吴南山传送情报，都是委托张凌汉捎给西峰镇的张明哲。这次，赵苍璧又专门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涂占奎在半路截查，看看是否只传这一份情报。
张凌汉赶着毛驴上路了，保安队的吕剑华挑着担子在后面悄悄跟踪。半路上，涂占奎带着夏华、董辅元从天而降，截住张凌汉。可是，反复搜查，连驮子底下都翻到了，怎么也找不到情报。涂占奎像个凶神，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只得把张凌汉押回庆阳。
还是吴南山悄悄问张凌汉怎么回事，张凌汉才说把情报扔了。原来，庆阳的地形是塬、沟交错，赶毛驴的张凌汉下到沟里，正好看到登到塬上的挑担人。张凌汉以前就认识这个人是保安队的，赶紧把情报扔到草丛里面。
吴南山把这个情况报告赵苍璧，赵苍璧再派涂占奎去找，果然在草丛里找到那份情报，而且确实是赵苍璧提供的那份。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的可靠。审讯得知，这个张凌汉只是复兴社成员，并未受过特务训练。赵苍璧又设计反用张凌汉，可是，这个家伙被涂占奎吓坏了，回到西峰家里，既不理吴南山，也不找张明哲，反正是不干了。
李甫山和赵苍鐾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钓，很快有了成果。那个已经暴露的张凌汉不过是个临时交通，没有多大油水。赵苍璧又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汇报，要求派个正式交通来。不久，军统果然派来一个曾在庆阳金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此人在汉中受的是单个训练，身份十分保密。陇东方面没有揭露这个正式交通，而是让吴南山长期与其联络，继续诱敌上钩。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都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有一次贺铸刚刚见面就急着走，吴南山故意挽留，贺铸就说，还要去联络合水县剧团的刘某。这下，又新发现个特务，而且已经当上了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三人到环县。但是，高巍在环县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陇东来找吴南山。吴南山以科长身份将这三人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又将其纳入监控范围。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天，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就碰上汉中班第四期的同学郑崇义。眼光相交，二人会意，走到偏僻角落密谈。原来，郑崇义化名陈明，潜入边区，先是在关中工作，后来又转到陇东，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发展。
戴笠十分器重汉训班，曾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说汉训班学员都是“特殊人才”
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沈之岳1937年曾奉程慕颐之命打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读，并混入共产党。1939年秋天，沈之岳又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俨然一位中共专家。延安经历被沈之岳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特务圈中很是风光，六十年代在台湾任调查局副局长的高位。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听训，后来到汉训班主讲“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留班任教。此人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兰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升任教官。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为成功。张国焘叛变后给戴笠出了一计：共产党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程慕颐的汉训班招收学员，就注意选择知识青年，而且还是边区当地人。汉训班的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很容易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作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的惊天动地，死的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二百元，其他每人二十元至五十元。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
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治）宜（川）、五台、新乡、潢川、蒙城、泗县、即墨、定陶、平阳、丽水、孝丰、盐城、溧水、赣北十八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做出名堂。
这四个教官，以前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
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中班，才有一批人马成功地打入延安。可是，汉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由于中共叛徒张国焘在重庆磁器口亲自举办“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就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中班，还将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成员。
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与会人员有西北特侦站书记林继之、助理书记朱增福（朱国才）、情报编审朱沐光、人事徐志平、原陕西分组组长李元、延安组组长张林清、副组长傅镇基，以及赵秀、祁希贤（祁三益、祁秀山）、李昌盛（李春茂、李军）、杨朋（杨超）等人。其中祁希贤和李昌盛二人，是程慕颐专门从甘肃当地人中选拔培训的人才。祁希贤原名祁三益，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于汉训班第四期毕业，又留下专攻特技，由于爆破技术出色，又留班任教。李昌盛原名李春茂，甘肃宁县人，1940年9月第六期毕业，也是特技训练高才生，留班任教。程慕颐见这两人熟悉边区情况，特意调到西安特侦站延安组，祁希贤任副组长兼联络员，李昌盛任联络员。
程慕颐决定，打通交通，建立复线，把汉中特训班潜入边区各地的人员都联络组织起来。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22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等四人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
1941年的10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吴南山去延安开会之后，与华池、合水、镇原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一起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那便衣青年正是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希贤！
吴南山立即想到自己的侦察任务，祁希贤也认出吴南山，两人打个招呼，退到路边小声交谈。
见到老同学，祁希贤没有完全保密：“我去延安上学，或是找个工作。”
吴南山心想，祁希贤是镇原人，不回老家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就问：“你去延安有手续吗吗？”
祁希贤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邓宝珊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回“祁三益”。
吴南山就说：“你这个22A护照不顶事，会引起怀疑。”
这下祁三益就紧张了：“你说怎么办？”
吴南山灵机一动：“不如你先跟我回庆阳，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给你搞个边区的护照你再去延安。”
祁三益十分欣慰。从西安一路过来，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匪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老师”，汉训班的学员一路侍候。眼看邻近延安，祁三益不禁心中发慌，这下好，又碰上汉训班同学了！
吴南山体贴地对祁三益说：“同路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你突然跟上不好，还是晚上到黑水寺会面。”
祁三益追上那个军官，从马背上取下自己的行李，远远跟在吴南山后边。
第二天，二人同行，途中又互相试探。吴南山不会告诉祁三益自己已经主动向共产党交待，而祁三益也没有告诉吴南山此行延安是执行程慕颐的联络任务，那个同路的军官正是西北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国才！
回到庆阳，吴南山立即找李甫山汇报，自己擅自带回一个特务。李甫山当即表扬吴南山干得好，要他先把祁三益安顿下来。陇东保安科研究认为，祁三益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心由吴南山对祁三益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务任务。李甫山向庆阳县长陆为公作了交待，又由吴南山出面推荐，把祁三益留在庆阳民教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很快，发现祁三益给上级的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祁三益与专署的特务陈明接头三次。可是，二十多天过去，祁三益却没有新的动作，其真实目的还是没有搞清。倒是祁三益等不及了，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吴南山故意拖着，祁三益终于说出：“我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就可能误事！”
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
李甫山、赵苍璧、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三益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三益实行突击。
潜伏在延安的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案情惊动延安
第二天，吴南山邀请祁三益到庆阳郊外十里铺的老家吃饭，两人走到城门洞时，涂占奎带人拦截，当即将两人拘捕。为了掩护吴南山身份，将其押送385旅，其实在那儿帮助人家画了一天列宁像。祁三益则被押解到鹅池洞边保外勤组的驻地。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琦、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侦察股长郝苏共同审讯，薛光记录。
祁三益坚不吐实，可是，当郝苏问起1940年春天的去向时，祁三益就无法解释了，那正是祁三益离开镇原去汉中培训的时期！
祁三益颓丧地说：“当了特务，好活不了，好死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郝苏交待政策：“只要你交代问题，把人都弄出来，就不杀你。”
当天晚上，祁三益就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祁三益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
祁三益的交代比较老实，李甫山当即予以肯定，而且没有关押，让祁三益住在鹅池洞写材料。
布鲁敏感地想到，这个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行动破坏！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国民党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
祁三益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使得祁三益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党，可是，又担心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自己。祁三益试探提出，想回镇原老家看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果断同意祁三益的要求。
陈世琦当面向祁三益交待，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还给祁三益发了路费和通行证。
祁三益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挺好，还打听到中统有个邓应贤打入了庆阳。
吴南山到驿马关第二完小检查工作，碰到也在视察的布鲁，又发现布鲁的随行人员之中也有一个汉训班同学！约会交谈得知，这个李峰璧从汉训班毕业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居然混进边区保安处，现在正随布鲁工作。分手后，吴南山骑马跑了九十里路，半夜敲开李甫山的门报告。布鲁得知情况之后，暂时没有动李峰璧，实行暗中监控。
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祁三益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三益、李峰璧等人带回延安。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
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
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
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一批嫌疑分子，有陶华、郭继武、李峰璧、杨志常、杨成章、李峰等六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如果是特务又是哪个系统的特务，一时还搞不清楚。于是，就将这些人分散安排。杨志常、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一趟国民党86师回来就有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联系。李峰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堡，没有发现问题，又到了延安，李峰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网员。1940年还发现陈明（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讯“海底”，审讯中，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线索，朱浪舟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舟、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是，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
总而言之，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待，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
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
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
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
中社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中社部还明确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悔前非而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得迅速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努力，劝其悔悟；对被敌密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协助边保工作。
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长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是河北定县人，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叶运高、王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经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
周兴、布鲁与叶运、王又到中社部汇报。
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作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
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有了李克农的指示，破案人员感到心里有了底。延安的保卫干部与军统特务直接斗智的机会还不多，如何“化敌为我服务”，又是个敏感的政策问题，现在领导说得既原则又具体，大家就大胆工作了。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
侦破“戴案”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祁三益已经投诚，边保在军统西北特侦站中有了内线。祁三益直接认识多期学员，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祁三益工作，反复向他交待政策。祁三益见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作也挺卖力。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要祁三益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新市场更是重点地域。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这里亮相。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潜伏特务见到自己人分外欣慰，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385旅工作。
邻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原来，杨朋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通过杨超，祁三益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
李春茂于9月底到达延安，住在新市场的一家小旅店。整日城里城外游逛，上了宝塔山，进了大砭沟，还参加一场露天报告会，听吴玉章讲青年怎么对待恋爱问题。延安的青春气息感染力极强，李春茂决心先上抗大学习。抗大的学习可是同汉训班不一样，领导和学生平等相处，大家整日说说笑笑。同学多是前线回来的干部，还帮小青年李春茂洗衣服。领导和同志讲的抗日故事，李春茂听来不像假话。三个月的课程，学习了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每周还听大报告，李春茂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比国民党高明。对比汉训班的学习，李春茂开始想到，不能再跟军统走了。
抗大的同学中间，还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都很复杂。马鸣常常沉默思考，潜伏延安几个月了，汉训班里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地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五十元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有人还赋诗一首：
英雄气势冲霄汉，斗胆赤心到延安。
方今始知志被欺，画虎不成反类犬。
爬愈高兮跌愈响，悔后问心何为乎？
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是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
李春茂本想躲开汉训班，可是，春节去逛逛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祁三益。
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秉均（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阶段。
此时的中共保卫工作，已经开始纠正肃反时期没有证据就逮捕的错误做法，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程序，确立了重证据不重一口供的规则。
边保策划，设法取得国民党搞特务活动的物证。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说是要向西安汇报工作。可是，材料上来得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还有的人可能是故意不写。都是程益站长派遣的人，并不一定承认祁三益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似乎对祁三益有所怀疑。祁三益也不能暴露身份，就不好催得太急。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
边保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布置祁三益，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秉均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保认为李春茂这人也可以争取。
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于是，在1942年2月20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李春茂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人就是延安的侦察专家钱益民，还嘴硬地闹着要请假回家。这时，锄奸部副部长欧阳毅突然喊出“李昌盛”这个名字，李春茂登时垮了――这可是自己在汉训班的化名啊！
李春茂不得不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没有想到，锄奸部并未严惩自己，欧阳毅部长还请李春茂到家中吃饭。晚上，又安排李春茂同锄奸部干部彭由同窑洞居住。
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待汉中特训班的情况，列出自己联络的潜伏特务名单。这晚，锄奸部科长钱益民带着边保的布鲁来看李春茂，布鲁还热情对李春茂喊小弟弟！李春茂感动地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配合组织深挖其他潜伏特务。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
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
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
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祁三益向杨超建议，在杨超的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杨超也狡猾，声称事关重大，要亲自回西安请示。祁三益经过边保同意，允许他返回西安，没想到，此人一去不复返。
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这赵秀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机关的人员步入会场。李春茂立即将消息报告也在会场活动的布鲁和李启明，布鲁当即布置李春茂设法接近赵秀，了解确切情况。李春茂凑过去，用暗语向赵秀打招呼。两人相继离开会场，凑到树阴下交谈。李春茂主动向赵秀汇报自己在延安的工作情况，赵秀听了十分满意，又说自己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现名赵子宣，住在国民党的通讯局，可以自由进出延安，要李春茂随时去联系工作。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八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
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部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为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
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人家祁三益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昵！
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
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而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祁三益。万一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
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堑三人是一起来的。王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抗大时有个网员羊玉，和胡耀南在一个组，相当接近，也许能知道胡耀南去向？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可是羊玉也不知胡耀南的下落！王又要羊玉寻找胡耀南的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此案的侦破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
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塑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堑”，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垫（夏珍卿）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侦破此案的王，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公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385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汉中特训班案件为何在1942年5月开始收网，当时的解释是“因时局紧张，为了防止军事情况下，这些分子在内部进行大的破坏”。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侦破汉训班案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2年大批捕获特务，只是破案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后，各地在整风审干之中，还陆续发现新的特务，有的延伸到解放战争，有的甚至潜藏到建国以后。
陇东始终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安塞兵工厂逮捕苟振生时，同案的安永善逃回西安，不久又到陇东的马岭活动，1942年4月被曲子县保安科逮捕。薛守业从汉训班毕业后，回老家合水县潜伏，先后密报情报8次，1943年整风中被陇东保安分处查获。河南人张益昌于1943年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后被捕。
中共情报、保卫机关查获的军统西北特侦站特务的数字，多年来未能完全查准。开始是32名，后来又抓了不少，一说47名，一说55名。这是因为，此案之中，曾受汉中特训班训练的有47名，另外还有浙江特训班5名，未受训练2名，训练地不明的1名，如果全算上，则共有55名之多。汉训班特务不止打入陕甘宁边区，还渗入其他根据地，延安结案后曾由王列表将此案通报各地，但也不能做到统计完全。
由于此案的侦破，国民党军统的秘密特务训练显露真相。设在四川重庆的“渝训班”是戴笠直接掌握的大本营，着重训练校级以上的高级特务，毕业生一般担任各地的站长、副站长、组长、副组长。设在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着重训练尉级军官，毕业生充实各特务组织的骨干队伍。设在贵州息烽的“息训班”着重训练军统内部的警卫人员。最为特殊的就是“汉训班’’，着重训练打入共产党根据地的间谍，圈内人称“死间训练班”！
国民党军统的“死间”大量打入边区，不能不引起保卫系统的高度警惕。延安审干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锄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被动的投诚，又使得中共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
进入延安宴会厅的责客们很拘谨，原来他们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北门外的文化沟相对僻静，这里的青年食堂今天被全部包下不准外客进入。什么人做东如此气派？
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启明，陪客也很威风，总政锄奸部的钱益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贵客是谁？
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
由于这五人在案件的侦破中起到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人。
这规格，超过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
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为边保工作。
捕获祁三益之后，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赵苍璧布置吴南山给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以便掩护和安排。
吴南山继续受到国特机关信任。汉训班五期的禹济川主动报告：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陇东的安永善、安永录兄弟参加汉训班回来，先找吴南山联络，还告知具体任务。西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来边区活动也向吴南山暴露身份。中统特务邓应贤、邓应德潜入边区，也来找吴南山帮忙，这些特务当然都落入边保的秘密监控。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待，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王文翰离开边区，果真去了军统的兰训班，1943年返回边区正好碰上整风，在家待了一夜就匆匆离去。赵苍璧得知，立即派涂占奎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解放后，此人还是将兰训班的情况向兰州市公安局作了交待。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
多年之后，吴南山回顾这段历史，还认为：“用党的政策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侦破案件是成功的。如对我的问题，就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我才主动向党交代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使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待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被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入主动逃跑，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有若干背叛者。但是，还有不少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始终忠于共产党。建国后，这些人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入回西安，也是王之定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但是最终被打入冷官。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

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

延安旧照（资料图） “新版《蒋干盗书》”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着一个设计巧除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连环故事。每当人们听到这个被称为“新版《蒋干盗书》”的反间谍经典案例时，都禁不住钦佩那位沉着冷静、勇敢机智的故事主人公。他就是时任边区保安处特派员，解放后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的赵去非。赵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毕业生，1937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站长，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按照国共双方的协议，洛川县由国民党政府统治。这里有组织严密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尤其是中统势力一度十分猖獗。赵去非经过考察发现，与洛川邻近的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为人正派、思想开明，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赵去非亲自找石志文谈话，开门见山，请他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有些犹豫，迟疑不决。为了争取他，赵去非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通过石志文送给洛川的中统特务，石志文得到他们的信任，后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后，石志文被赵去非的诚心所打动，将在西安的特务训练班的几十名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从另一个渠道得到了这份资料。经过双方的核对，两份情报完全一致，赵去非也因此把石志文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战友。 1940年初，共产党控制了甘泉县，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国民党撤出。到西安后，石志文进入中统驻陕西省调查统计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驻洛川的中统特务齐开章被派往边区，石志文乘机要求调回洛川，后得到批准，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国民党控制的洛川县政府的有关情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在赵去非的安排下，我党的多名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在洛川的要害部门。一天，赵去非在富县突然接到下属报告，说有中统特务要来投诚。来投诚的特务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赵去非通过在县党部的内线，早就知道王忠岐是位顽固的中统特务，他这次很有可能是假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一个圈套。赵去非决定将计就计，声称自己是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酒席上，赵去非打听驻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情况。为了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况。为了“借刀杀人”，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情。”“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你们的主人没有怀疑吧？”赵去非这样说等于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王忠岐回到洛川后，向单不移进行了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以为此行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赵去非巧施反间计，很快就让这个叛徒由中统方面处决。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迫使他提供更多的秘密。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投诚，王忠歧只得讲出八九个隐藏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特务的名字。后来，赵去非有意将他软禁起来，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面对同志们的疑惑，赵去非解释说：“王忠岐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他的上级也在考察他，人家会想，为什么我们这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岐毕竟向我们供出了几个人，大家就等着看特务们‘窝里斗’吧！”果然，王忠岐从边区政府控制的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承认了向赵去非供出了几个隐藏特务的名字。当单不移派人通知潜伏特务隐蔽时，才发现那些特务已经被捕。单不移气急败坏，下令将王忠歧处死。边区保安处的同志得知了王忠岐被活埋的消息后高兴不已：“这出戏真是比《蒋干盗书》还过瘾啊！”赵去非说：“大家别急，戏还没有演完。”他设计继续扩大战果，由边区保安处不断向外放风，以表明王忠岐是自己逃跑的。在洛川的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们得知单不移冤枉了王忠岐以后，立刻骚动起来。王忠岐是洛川本地人，在中统内部人缘很好，而单不移却不得人心。在王忠岐被处死后，洛川的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不满，最后闹得单不移在洛川无法立足，灰溜溜地走了。不久，中统方面安排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的主任。此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攻意图、特务派遣等情况通过这一渠道不断地被传递到延安。赵去非设计除掉王忠岐、赶走单不移的传奇经历，成为国共双方间谍战中应用“反间计”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