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越国境，援越抗美的红卫兵

Posted 2023-01-03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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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越国境，援越抗美的红卫兵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红卫兵组织可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
一提到红卫兵，大家总是习惯跟“串联”、“批斗”、“打砸抢”、“抄家”、“武斗”这些词联系起来。却不知，这些在红色浪潮中头脑发热的学生小将还曾有过一段充满冒险色彩的故事一一到越南去和美国侵略者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让无数人终身难忘的日子――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清晨，当毛主席从天安门走下来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地动山摇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在金水桥左侧不远处，有两名一高一矮的红卫兵从凌晨3时就等候在这里。这两人就是赵建军和武烈河，他们是北京滑翔学校的学员。
1966年9月下旬，赵建军、武烈河带领8名红卫兵，组织了一支“长征小分队”，来到了井冈山。在那里，他们决定去越南，和美国鬼子战斗。因为在此之前，武烈河已从赵建军口中得知，中国已秘密出兵越南。回到北京后，几经考察和商量，他们选取了孙智忠、瞿绍东、王营生、李三海、孙英才、杨湘燕、赵和平、李南下共8个人。
10月25日下午，10名将要偷越国境的北京红卫兵，秘密召开了重要会议。
由手李三海和李南下因故不能前往，会上增补了李小倩和赵奠军（赵建国的弟弟）。
10月29日晚7时整，京城华灯初放，10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满怀热情，登上了开往南宁的列车。
到南宁后又买了开往凭祥的火车票。凭祥离边境就不远了。赵、武二人怕10人一同到边境目标太大，决定就在南宁分组。最后10人分成了3个小组。
第1组：武烈河、孙英才、王营生、李小倩、由武烈河带队；
第2组：赵建军、孙智忠、瞿绍东，由赵建军带队；
第3组：赵奠军、杨湘燕、赵和平，由赵奠军带队。
武烈河带的第一组，向西南方前进，翻越了一座小山，走了一两公里，看见了一个小村子，武烈河以为到了越南境内。进了村子，和村子里的人一说话，才知道还没出境，村里的民兵连长把他们领到了不远处的一个边防站。
第二天等吃完早饭后，排长就告诉武烈河，说友谊关那边也有几位红卫兵，凭祥市委来电话，让他们到那边吃午饭。武烈河听了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事情不妙，赵建军他们那一路在友谊关被截住了。
中午在市委招待所，赵、武两组“会师”了。饭桌上市委一位胖胖的副书记说：你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可嘉，但我们这里是祖国的边防，上级规定不能搞串联，火车票给你们买好了，下午就送你们回北京。这一番话说得他们心里直发慌。
快到下午1时30分，两个秘书领着7个人到火车站去。路上，赵、武、孙、瞿四人以上厕所为借口，让王营生，李小倩两个女生支开两个秘书，偷跑成功。
四人踏进越南境内，真可谓历尽艰辛。后来，在宋化的公路上，幸运地遇上了一位去河内的卡车司机，一直把他们拉到了越南首府河内。
当四人误入中国驻越大使馆时，把七八个外交官吓了一大跳，开始还以为四个“小黑鬼”是哪儿来的乞丐。当他们从身上掏出红卫兵证件时，一位大使瞪大了眼睛，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你们赶紧回去，这“破四旧”可不能在越南搞！
四人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到越南南方去参加游击队！
弄清了四小将的来由，朱其文大使迅速让人给中国外交部去电报。1966年11月9日上午，这是四小将到达河内的第四天。在朱大使的办公室，一个意外的消息让他们高兴得跳起来，国务院来了电报，他们几人围上来，看见上面写着：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段时间，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果范文同总理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四人的姓名、年龄、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上。此事下不为例。
后来得知，电报是周总理拟的， “此事下不为例”是林彪提出的。
1966年11月12日，援越高炮部队某师长来到大使馆，亲自将赵建军、武烈河、孙智忠、瞿绍东接到部队。他们从此成了该师的战士。
赵奠军那一组，是最早顺利越过边境的。钻进热带丛林后，他们在高大茂密的树丛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来到了越南的一个小村子。村长让他们在家中饱餐了一顿，第二天，便被两个越南公安人员带到了一个中越边防站。几个小家伙就这样结束了解放越南南方的梦想。
在越南宋化一座大山里，赵建军等四人在部队准备集训1个月再下连队，起初大胡子副师长还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好好当兵，不能胡来！但他们很快都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一个星期以后便下连队了。赵建军和孙智忠分在第16团第2连，武烈河和瞿绍东分在第2团第2连。
从1967年1月中旬开始，美国飞机连续不断地对越南谅山战区、宋化、温县、太原一带轮番轰炸。
1月19日是个晴空万里的日子，这样的天气往往是美国飞机出动的最佳时机，果然在上午8时前部队接到了指挥部通知。第16团各连早已严阵以待。第2连第1班的炮位上多了一名新手，他就是赵建军。第2连连长韩克利经不起这位新兵的再三请求，换下一班的八五炮供弹手老兵憧适俊，让赵建军顶替他的位置。
据后来孙智忠和第2连的一些老同志讲，这次战斗部队伤亡很重。全连阵地上烟火一片。一班的炮位上有两个人牺牲，其余都受了伤。牺牲的一位叫谷玉坷，是个二炮手，另一位就是赵建军。
一颗子母弹钢珠穿进了赵建军的胸部，赵建军在自己的衣兜里始终放着一张父母的合影，钢珠正好穿过照片上父亲的胸膛进入他的体内。
1967年的清明节，在越南的中国烈士陵园，武烈河、孙智忠、瞿绍东一大早分头来到了谅山战区的中国援越部队烈士墓地。三人在赵建军的墓碑前脱帽伫立良久，没能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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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亲历者述红卫兵用皮带抽女工胸部将其打死

亲历者述红卫兵用皮带抽女工胸部将其打死

　　刘桂兰死得很惨，据说被红卫兵左一皮带，右一皮带，打个不停。那时她还没来得及奶孩子，乳房胀得鼓鼓的，又不讨饶，还不住地还嘴；打红了眼的红卫兵可不是好惹的，便照着她胸部猛打，几皮带她就痛得在地上乱滚，开始还抽搐着，不一会儿就咽了气。

　　那是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一个酷热难当的下午（确切的日期已记不清了），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和第二两个劳改队正在该校东侧厕所一带劳改，有的拔草，有的扫地，有的掏大粪，一个个汗流浃背。这时，两个身穿军装、手攥宽皮带的红卫兵，来到我们面前。我偷眼一瞥，这两个学生，大约十五六岁光景，虽一脸稚气，但透着凶狠。其中一个我还认识，是初三四班学阿拉伯语的。他俩冲着我们吼道：“我们今天晚上要用两个人，给我们抬死尸去！”然后指着党总支书记程璧和副校长雷力说，“你，还有你！晚上跟我们去！听见没有？”

　　我们大吃一惊：谁又遭难了？红卫兵见我们摸不着头脑，用鄙夷不屑的神情说：“实话告诉你们吧，地主婆刘桂兰给打死了！晚上让你们收尸去！”

　　刘桂兰？难道就是幼儿园打扫卫生的阿姨刘桂兰？这人我不陌生：她原来是收拾外籍教师办公室的，我是西班牙语教师，因为教学工作，常常在外籍教师办公室进进出出，隔三差五跟她打照面。在我的印象里，她很有礼貌，干活又勤快麻利，模样儿虽不算漂亮，但整整齐齐，白白净净的，给人好感。后来，不知为什么给调到幼儿园去了。她为人很倔，不会拍马屁，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敢直言顶撞，往往得罪人。她恐怕也就是二十五六岁，怎么成了地主婆给整死了？

　　我们正疑惑间，忽听得红卫兵又大喝一声：“程璧！雷力！你们俩听见没有？晚上抬尸去！工具房集合！”

　　雷力人高马大，身板硬朗，胆子也大，不发怵；再看看程璧，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其实那时也不过四十多岁），给剃了个阴阳头，衣服上尽是被泼洒的墨迹；而且，前几天，一条腿还给打瘸了。要她去抬死尸，岂不是作弄她吗？我实在看不过去，便硬着头皮，对红卫兵说：“你们别让程璧去了，我去！”红卫兵看看我，没说什么，倒痛快地答应了。

　　干完活，回到宿舍，我才听说，刘桂兰是在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被活活打死的。她死得很惨，据说被红卫兵左一皮带，右一皮带，打个不停。那时她还没来得及奶孩子，乳房胀得鼓鼓的，又不讨饶，还不住地还嘴；打红了眼的红卫兵可不是好惹的，便照着她胸部猛打，几皮带她就痛得在地上乱滚，开始还抽搐着，不一会儿就咽了气。我还听说，红卫兵原本也不知道刘桂兰是什么“地主婆”，是医务室（就在幼儿园附近）一个与她有点个人恩怨的人给红卫兵吹的风。

　　在劳改队里，数我最小，别人都四五十，有的快六十了，我刚三十。我仗着年轻，反正也豁出去了，倒要领教领教“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吃罢晚饭，我看时候差不离了，便到总务处西边的工具房集合，只见雷力早在那里等候了。还是他有经验，带了一条旧床单，是用来裹死尸的。雷力在“文革”中表现得真是“积极”，不但体力活从不含糊，就连他十来岁的女儿由别人唆使在他被红卫兵打破的脑袋上撒盐，他也毫无怨言。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这时，那两个红卫兵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拿出钥匙，打开工具房的小门，勒令我们进去抬死尸。我们不敢怠慢，赶紧低了头，钻了进去。我们定睛一瞧，在朦胧中看到刘桂兰横卧在地，混身血污，光脚穿着一双褐色塑料凉鞋，散发出一阵阵特殊的腥臭，令人不堪忍受。雷力飞快地撒开床单，从头到脚把尸体一裹，他抱头，我抬脚，按红卫兵的命令，搬到停在甬道上的吉普车里。到了火葬场，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勒令我们抬尸下车。一下车，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扑鼻而来……见我们抬着尸体来了，工人师傅倒很和气，把我们领进一个大房间，让我们把尸体放到地板上。我们依命行事，以为苦差就此到头了；不料背上重重挨了一皮带，听到红卫兵大喝一声：“起来！走！在房间里走一圈！”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耳边是红卫兵的咆哮：“老实点！不老实，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走完一圈，心想这回该完事大吉了吧？偏偏事与愿违，该着我们倒霉。这时，只听得轰隆隆开来四五辆大卡车。卡车停处，跳下二十来个十四五岁的红卫兵。他们和我们那两个一接头，我们就意识到没有我们好果子吃了。果然，那帮红卫兵里，跑过来三四个，也挥舞着皮带，冲着我们大喊：“你们两个牛鬼蛇神，给我们抬尸去！”说着，便驱赶我们俩朝大卡车跑去。到了那儿，只见有不少人在卡车上忙着搬麻袋，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里面装的准是死尸！这时，我脑袋里飞快地一转：“四五辆卡车，就算一辆装十个麻袋吧，这一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啊，天哪！”正发愣间，红卫兵又吼了：“还愣着干吗？还不快搬！找揍哪？！”我和雷力当然不敢违命，便随其他十几个恐怕也是“牛鬼蛇神”的人一起，使劲地搬抬这一个个十分沉重的麻袋，我心里默默地记着数。整整八条人命！那一夜，加上刘桂兰，我们竟抬了九具死尸！

　　干完活，我们俩站在停尸房门口，听候处理。我们学校那两个红卫兵也回来了，见我们俩乖乖地站着，过来一人给了我们一皮带，说：“表现还不错，滚吧！”说罢，押我们上了吉普车，回校了，对我们的折磨算是暂告一段落了。

　　那一夜，仅我们所见的那一小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一晚上，恐怕不止这一拨吧，那该是多少冤魂呢？而且，有没有人想过，这些毛头小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竟个个变成凶神恶煞、毫无人性了呢？

偷越国境，援越抗美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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