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毛泽东身边的钉子

Posted 2023-01-03 特务

篇首语：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拔掉毛泽东身边的钉子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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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掉毛泽东身边的钉子

延安医院的女护士遭到奸杀抛尸，刘伯承的幼女被人掐死并割去了器官，惨不忍睹……
建设根据地同打仗有所不同。打仗，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设根据地，目标却是搞好自己的政权。中共控制陕甘宁这一大块地盘，当先要务自然足建立政权。可是，陕甘宁边区，却出现“双重政权”的怪事。
国民党控制着中国的中央政权，因而有权任命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权。中共中央到达之前，陕北红军已经打出一片根据地，但国民党中央政府始终不予承认。
抗日战争兴起，国共实现合作，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却寸权不让，坚持地方政府仍由中央政府任命。久争不下，共产党索性边斩边奏，自行任命边区各级政府。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边区政府存在的既成事实，同时又以陕西省政府名义，直接任命各县政府。
这样，在陕甘宁边区新扩展的地盘上，以前就有的国民党政权赖着不走；在陕甘宁苏区原有的地盘上，国民党也借口统一领导重新派进自己的官员。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命一个“肤施县政府”。
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
这样，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两个专员、两个县长，两个县保安队。
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不共戴天。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
蒋介石向来是个纵横捭阖的人物。1938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
这一年，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连下武汉、广州，打通中国南北中线。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发出公开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劣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往大西南的重庆，远离战地。曰军也要消化战果，修整部队。
于是，战况出现喘息之机。回顾一年形势，蒋介石认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共产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
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磨擦。
1939年，“磨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
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乘晋察冀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之机，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深县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第27集团军杨森部，出兵包围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
8月1日，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中共中央发出反磨擦斗争的号召。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奉命率部歼灭张荫梧所部4500多人。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蒋介石见机起意，召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反共方针代替以前的政治溶共方针。
国民党方面图谋的重点，当然是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位于边区南部，像一只拳头伸向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胡宗南将其视为威胁西安的腹心之患，称为“囊形地带”。胡宗南早想把共产党的这个拳头切断，在囊形地带三面设置20万重兵，随时可以动刀。
共产党在关中的驻军，只有3个保安独立营。1939年初，八路军荣校（残伤军入学校）从前方转移到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外，一个给养员采买时被国民党保安队暗杀。
荣校学员进城抗议，国民党县长张中堂竟然调集保安队镇压，当场打死残废军人9名。随后，国民党方面又调集部队围攻，共产党部队驻守县城的保安独立1营和荣校一个排抗击7天8夜，被迫撤出，掉队的17名重残人员全部被杀害！
年底，胡宗南所部脱掉军装，化装成地方保安团，突袭关中分区驻地马栏镇，企图砍断囊形地带。边保提前获得情报，关中分区的独立3营和警备8团成功实施店头镇突围，又经过井村、转角镇等战斗，消灭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长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千余人，胜利收复马栏镇。
淳化县城呈现两军并治的奇特局面，国民党守北关，共产党守南关，地势较高的北关经常向南关扔石头挑衅，两关经常互相摸哨、打冷枪。
1940年3月，胡宗南突然调动一个师围攻保安独立2营，打了两天，2营被迫撤出，淳化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
驻扎洛川的国民党骑兵2师，也进占边区村镇，威逼富县，距离延安只有百余里。边区东边的陇东分区频频告急。
1939年4月，国民党方面的西峰公署扣押共产党人员10名，共产党方面的385旅也扣押国民党区长以示警告。双方不断扣人报复，国民党165师出动，围困镇原县城。
不久，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胁迫共产党驻军撤出，共产党方面的2营不予置理，方振武就调集部队进攻。激战两天，2营将方振武包围在城中的一幢楼内，国民党将2营包围在宁县城内，双方相持不下。
这时，八路军3个师已经调往抗日前线，留守兵团只有15000人。毛泽东一方面调集身边的少量部队迎战，一方面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交涉。国民党却乘机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连续侵占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区43乡。
国民党搞磨擦危害抗日大局，往往是中央装作不知，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作战双方的部队常常都是保安团队。
边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保安团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心腹之患。
尽管中社部和边保在延安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毛泽东并不安全。
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盯梢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之时，王明的警卫员将其逮捕。
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就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土地庙的围墙上发现一块五尺长的白色绸带。这种绸子在延安很少见到，却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很可能是特务为敌机铺设的信号。
延安内外人心不稳。有一阵，大批群众突然涌到寺庙进香。保安处调查了解，原来到处正在传播一个谣言，说是有一对男女在寺庙的供桌上行房，身体就长到一起不能分开，吓得群众都到寺庙中消灾。中央立即组织学者四处宣讲科学，还请外国医生讲解医学知识。
就是防卫严密的内部单位，也不时有重大案件发生。
延安中央医院一个女护士失踪，后来发现是被奸杀抛尸。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的幼女在中央保育院托养，被凶手扼死，还残忍地割去器官！这两起严重案件，都怀疑有政治背景，但一直没能破案。
嵌入边区各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就像一根根钉子，钉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肢和心脏。有的在基层秘密建立保甲组织，有的发展地下党员小组，有的操纵当地土匪。
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营长匡裕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匡裕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匡裕民，连刺十几刀！
利用政权的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相当方便。保安处七里铺情报训练班二期学员中有个紫军，嫌训练班生活艰苦，私自跑到延安邮局给家里发电报。
邮局里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线索，以帮助回家为诱饵，引诱紫军提供训练班的情况，又威胁紫军做特务。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中都藏有中统、军统的特务，利用一切机会策反共产党人员。延安的邮政局、电讯局，还成为国民党特务通讯联络的畅通渠道。
国民党政权公开捣乱，日本特工也乘机活动。边区农村出现秘密组织“黑军”，城镇也有“天星党”，秘密为日军收集情报，发展汉奸组织。
“双重政权”严重干扰边区施政，“第二武装”威胁边区安全。已经进入成熟时期的共产党，在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不再幼稚，再加上已经执掌边区的实际权力，就开始以攻为守。
先是控制边区内部的“第二武装”，夺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刀把子。
1937年11月，边区政府发布通令，明确延长、延川、延安、富县、甘泉、安定、安塞、保安等8县已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规定上述8县的保安队严禁调往它处。这就限制了国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在边区内部的活动。
1939年1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发布联合公告，将保安部队与地方武装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节制，对于公开或秘密编组保甲、组织非法团体、擅立捐税、擅捕边区人民、假借名义检查行旅、进行破坏宣传者，以汉奸论罪。
七项规定，全是没有点名地针对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
“双重政权”的解决难度就大些。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在国内名声很臭，共产党出手整顿保安队正得民心。如何对国民党的地方政权F手，就有个合法性的问题。
“东方福尔摩斯”一招偷梁换柱，就把国民党方面掌握的资料都套了出来
边保对于边区内部的国民党政权早已手痒，保卫部部长布鲁更是整日琢磨制胜手段。
布鲁乃是边保一位奇人。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三大侦察专才，中社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还有一个就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
布鲁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人称“东方福尔摩斯”。这称呼内含褒贬，布鲁却不予置评，淡然一笑。细心人发现，布鲁的笔记本扉页写着两句话：“高空雁，海底鱼，高可射，深可钓。”
1939年春节，布鲁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中统将派特工到延安活动，此人的掩护身份是记者！送上门来了？布鲁立即布置各检查站严加盘查。
不久，富县检查站送来一位从洛川过来的中央日报记者。秘密突击审讯，此人交待，此行任务是到边区各县巡视，向县党部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在胡宗南军事进攻沩区时里应外合。
审讯至此，可以说已经破案。
按照当时党的锄奸政策，对于日探、奸细，从严惩处。对于国民党特务，如无重大破坏活动，一般采取教育释放、驱逐出境的做法。对于个别人则争取“反用”。这个记者特务30岁左右，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统已有6年，审讯中言词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
反用没有把握，释放又可惜，反复斟酌，布鲁想出一个奇计。
第二天晚上，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来了一个神秘客人。
堂堂县党部，也就是延安南门外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院落。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弄得国民党机关也不敢摆排场了。
暗夜里，院l´ J轻轻敲响，看门老头一见来人装束，就知道是县党部刘书记长等待的客人，急忙请进。
警惕性颇高的刘书记长仔细观察来人，只见他皮夹克、呢大衣，举止落落大方，黑皮鞋、金丝镜，透出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
来人沉着地掏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证，对上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刘书记长不禁欣喜：“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你几天了！”
来人四望，只见屋内十分凌乱，中央放着一个火盆，火上煮的一锅大枣散发着香味。在火盆旁落座后，来人大气地说：“你们生活太辛苦，连电灯都没有。”
刘书记长关切地问：“按照西安电报，你前天就该到了，我以为你出事了呢。”
来人平静地说：“共产党盘查得很紧，但是也不敢把我这个记者怎么样。他们还把我安排在边区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机会来看你们。今晚还不敢多待，回去晚了怕他们怀疑。”
见上级时间匆忙，刘书记长忙说：“是是！请指示！”
来人传达国民党五中全会精神，其实这些内容刘书记长已经从公开报纸上看到了。来人特别神秘地说：“这个决议遭到党内外一些人的反对。”
刘书记长说：“延安这里，共产党也整天喊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我们县党部压力很大，活动很不方便。”
来人有些不悦：“看来你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必要了？”
刘书记长苦笑：“虽然活动有限，但是我们能够留在延安，就有作用。他们总是麻烦，有些青年人来了延安又怕苦，偷偷找我们联系回家！”
来人也有兴趣：“你们没有从中发展什么人？”
刘书记长找出一份文件交给来人：“我们写了书面报告。”
来人又问：“你们在延安有没有建立情报据点？”
刘书记长为难地说：“我们身份公开，共产党盯得很紧。不过，我们还是在桥儿沟有个包子铺，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老到那里买包子，从闲谈中能够拿到一些情报。”
来人关切地问：“你们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困难，经费够不够？”
刘书记长感动地说：“谢谢上峰关心，我们的薪水都能按时收到，就是还要换成边币才能用。共产党都吃小米，我们还能吃-卜白面馍！”
来人笑道：“看来共产党还是讲信用，没有为难你们。”
刘书记长说：“生活上还不整我们，就是工作开展不起来，我们也不安心。”
来人问：“如果国军进攻，你们如何策应？”
刘书记长积极地说：“我们当向导不成问题。”又急忙摊开一张地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住在枣园，朱德和八路军总部住在王家坪，特务机关在城里，边区政府就在我们这个山头上。”
来人似乎不愿再听，看看怀表，站起身来。
刘书记长与众人一齐起身，恭敬地说：“感谢特派员冒着危险来看望我们，我们的处境特派员也看到了，请向上级报告，我们期望国军早日收复延安！”
来人匆匆离去。刘书记长谨慎地观望，只见远山窑洞灯火点点，没人注意。能够在共产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把机密情报送到中统特派员手中，刘书记长十分欣慰。
刘书记长不知，这位“中统特派员”出了国民党党部，进了延安南门，却走入共产党的保安处大院！
原来，布鲁向周兴建议，采用“偷梁换柱”之计，由保安处派人化装成中统巡视员，骗取国民党情报。周兴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替代人选却是难题。边保的侦察干部大多来自红区，对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部情况不大熟悉，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特务文化层次较高，更是难以模仿。
思来想去，只有布鲁本人最为合适。可是，布鲁在延安也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人物，又是独臂，能掩饰过去吗？
布鲁，原名陈泊，出生海南岛琼海县渔民家庭。布鲁少年时期就到海口市的修理工厂当学徒，可以说是产业工人出身。1926年5月1日，布鲁在工人夜校由琼崖总工会负责人黎竞民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这个工厂的党员集体被捕，释放后都被遣散回家。布鲁在家乡参加琼海工农红军，攻打博鳌失败，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姐姐妹妹被捕，布鲁也流亡海外。
海南人自古移居南洋各地，布鲁的三舅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有个中餐馆，收留了布鲁，还供布鲁就读华侨中学。布鲁在这里又联络几个从海南逃来的党员，自行成立秘密党组织，在码头工人中开展活动。
1928年，布鲁等人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巨港特支，负责联络当地三大工会，筹备成立巨港总工会。总工会发动工人捐款，支援新加坡鞋业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
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委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布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就是马来语“螺丝钉”的发音。
布鲁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新加坡与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纠察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罢工，打击工贼。每逢罢工游行集会，布鲁都率领工人纠察队保护主席团，抢救被捕工友。
那时，南洋各地的斗争十分尖锐，政府派遣的暗探经常搜捕共产党人，国内流亡人士中也混有国民党民团头子。布鲁又在纠察队员中挑选可靠同志，组成秘密特别队，执行特殊任务。
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带领英国当局逮捕了上百同志。地下党企图除掉这个叛徒，但是，李锦标出行总是与英国当局的政治侦探长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都未成功。艰险的任务最后交给布鲁。
行动前夜，布鲁把炸弹运到小世界咖哩巷的咖啡馆楼上，正在检查炸弹，突然有人敲门，布鲁一回头，不小心碰掉炸弹，当场爆炸！爆炸声惊动警方，血淋淋的布鲁被送到医院，《星洲日报》还刊登了现场照片。
昏迷的布鲁在医院被割掉受伤的左手，伤势稍愈就被送到监狱关押。审讯中，机智的布鲁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自己，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这样，案件不了了之，布鲁被判处“当庭释放，候轮驱逐出境”。
布鲁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过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厦门市委书记被捕，布鲁又转往上海。布鲁在上海被分配在海员总工会工作，后来又到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工作。
1936年12月，全国总工会调布鲁到延安工作。途经西安正好赶上西安事变，布鲁就留在陕西省委工作，1937年2月又到达延安，先是在抗大学习，不久调到保安处，在保卫部任组长、科长、部长。
见过世面的布鲁，思路开阔，行动大胆，主动向周兴自荐，由自己化装成中统特派员到国民党的县党部侦察。周兴同意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布鲁的国民党肤施县县党部之行。
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成了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却也风度翩翩。那单手使用打火机的功夫十分帅气，更使党部刘书记长相信这个特派员是个大地方来的人。
“特派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随行秘书一口广西口音，一点儿不像陕北当地人士，原来是边保侦察员邹优瑜。这一对走了延长，走了延川，每到一处，国民党县党部都恭恭敬敬汇报，奉上特工报告。
布鲁拿到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驻边区各县的县党部都在对共产党使用特务手段！拿到对手违背国共合作的把柄，共产党开展斗争就有理有据。
可是，布鲁的行动大胆奇特，也引起内部同事的疑虑。
中社部部长康生得知此事，把布鲁叫去狠批一顿：“你这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国共合作时期，你对友党搞化装侦察，不考虑政治影响？”
康老板批评得是否正确，保安处的干部也是各有看法。
钉在边区心脏的国民党肤施县政府，其县长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地下党员
延安的双重政权其实也不奇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些人物早就有双重身份。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不少地方的国民党党部还是由共产党员创建的。后来国共分裂，有些共产党员背叛组织投向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也有些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中秘密为共产党服务。
陕西省政府派驻边区的国民党县长们也是身份复杂，既有共产党的叛徒，也有潜入国民党组织的地下共产党员。
钉在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叫做肤施县政府，县长马豫章与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都是中统要员。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街头的布告全是马豫章县长签署。
马豫章县长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
肤施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属于陕西省政府地下共产党员杜斌丞的关系，此时就主动报名，来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马豫章秘密与边保接上关系。
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这个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
肤施县政府并非空架子，马豫章手下还有一支武装――县保安大队。这支国民党武装就驻扎在共产党的首府，时刻威胁党中央的安全。马豫章如果不能控制这支武装，在县衙门里面也是孤掌难鸣。周兴又设计为马豫章发展关系。这肤施县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崔翼，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调动失掉组织关系，现在政治态度不明。
延安城里，崔翼租住的院落里添了一个邻居老杜。崔翼在延安人地两生，遇到一个性情随和的邻居，很快和老杜交上朋友。一来二去，两人都探明对方的实情，这老杜原来是边保副处长杜理卿！
杜理卿为崔翼恢复组织关系，又让崔翼把保安团的一个排长安插进保安大队任职，负责保卫马豫章的安全。
对付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这个中统特务，边保特意安排一个勤务员马英海。这马英海年纪虽小，却是红26军少年先锋连的战士，经过边保十里铺便衣训练班的培训。马英海的任务还有收集破纸卖废品，这样边保就可以从废纸中收集肤施县党部的情报。
没想到，高仲谦对这个没有文化的陕北小伙儿也感兴趣，要发展马英海为中统的情报关系。于是，少年马英海就成了双重特务，在国共双方都合法。马英海在延安和西安之间跑交通，把高仲谦在延安搞到的情报都交给共产党的保安处审查，筛选之后送到西安中统。
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肤施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掌中。
延安周围，边区境内还有几个专区，其中绥德的情况最为复杂。
绥德地区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本来就是陕北苏区的地盘，1936年红军东征，国民党趁机侵占这些地方，国共合作之后，这些地方又划归陕甘宁边区。还有几个县虽然原来不是苏区，但由西北军、东北军移交给红军，属于八路军的征募区。
八路军在绥德驻扎3个团，与山西日军隔黄河对峙。共产党的绥德特委，就隐藏在司令部秘书处，以公开组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活动。绥德各县都有共产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会长形同县长，与国民党任命的县长分庭抗礼。
国民党也十分重视绥德地区，特任何绍南为“行政督察专员”。这何绍南向来是反共专家，到任就积极争权。绥德的抗敌后援会本由共产党创建，出于团结抗日考虑，将会长让给何绍南，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任副会长。
可何绍南并不安于虚位，千方百计夺取实权，以“确保地方治安”为由，调柬保安队400多人，又在当地收编土匪流氓，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绥德地区各县，这样，绥德地区又有了何绍南的第二武装。
何绍南大搞“磨擦”，1939年5月授意安定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园子，打死八路军官兵数十人：9月面谕吴堡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暗杀八路军副营长尹才生；10月指令清涧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冒充八路军私贩烟土。
绥德军民对何绍南恨之入骨，陕甘宁边区称之为“磨擦专员”。何绍南去西安开会路过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登门问罪，警告何绍南：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但也决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
肖劲光又带何绍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更不客气，指着何绍南的鼻子骂他是“磨擦专家”！
挨骂归挨骂，何绍南回到绥德还是照样磨擦。八路军驻扎绥德的兵力有限，一时奈何他不得。
不久，八路军359旅奉命开赴绥德。359旅是主力部队，旅长王震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王震立马绥德，兼任绥德警备司令，共产党方面立即实力大振。国民党方面，则叫唤王震是“越境将军”。
“越境将军”斗“磨擦专家”，且看谁家得胜。
常人不会注意，工震手下还有两个年轻的联络参谋。
为了丌展双重政权地区的情报工作，保安处委派的情报干部一般都掩护在驻军之中。最早有驻洛川的叶运高，还有驻绥德的刘子义、叶荫农。1938年8月，李启明带陆伦章（柳风）来到绥德工作。
初学情报的李启明，一卜被推到独当一面的位置。七里铺一期训练班还没仃结业，李启明就被派到瓦窑堡，不久又到绥德，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国民党搞情报常用金钱收买，李启明手中可没有钱，想起以前在白区发展地下组织的经验，决定从团结进步青年入手。
绥德的“抗敌书店”本是情报据点，陆伦章就在这里当店员，专门介绍进步书籍，吸引进步青年聚集。来这里看书的人有好有坏，有的表面进步，实际生活乌七八糟。李启明到这里物色对象，最感兴趣的是坚决抗日并同情共产党的青年人。
不久，李启明发现，有两个山东青年正派直率，不像其他国民党员那样追逐声色。一个叫鲁南，是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卜尉书记，一个叫龚震，是绥德专署的准尉传达长。鲁南稳重，龚震乐天，两人与李启明成了朋友。大家都是年轻人，常常一起弹琴鼓瑟，李启明唱京戏，那两个就唱吕剧。
初步交往消除隔阂，李启明开始对他们讲些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鲁南和龚震早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饮佩共产党坚决抗口，于是也向李启明介绍国民党内部情况。开始，这二人还不知道这就是向共产党提供情报。待到与李启明交情渐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两人就无话不说，直至接受李启明交待的情报收集任务。
后来，李启明又发展保7团少校团副张振声。革命烈士后裔慕青在绥德国民党党部工作，也主动找李启明送情报。
不久，李启明又意外地见到七里铺一期的同学毛培春。1938年9月问，训练班尚未结业，毛培春就接受秘密任务，投入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政治部文工团任职。日军侵占山西，毛培春义随同政治部撤到绥德，这个政治部的主任又由何绍南兼任。
这样，李启明在绥德建立的情报组，打入国民党的保安司令部、专署和政治部，给何绍南罩上个大网！
通过这个情报网，李启明掌握何绍南贪污赈灾款10多万元的证据。有了这些证据，王震在绥德召集万人大会，公开声讨何绍南！
何绍南在绥德名誉扫地，不得不于1940年2月灰溜溜地逃往西安。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又联名致电蒋介石等，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
11月，彭德怀路经西安，看望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彭德怀说：“制造磨擦的顽固分子比汪精卫还坏！”碰到何绍南，彭德怀当面痛斥：“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干尽了坏事！”
临行，彭德怀义警告何绍南：“再回陕北，老百姓抓了你公审！”
两个月后，何绍南又秘密潜回绥德，煽动保安队哗变。王震公开通缉，吓得何绍南逃出陕北，再也不敢刚来。
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竟然夹有密写，这个发现让保安队大惊失色
194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赵思忠，率部侵入环县洪德区，抢占三个乡，抓获保安处干部送到马鸿逵那里。
这赵思忠绰号“赵老五”，是陇东著名惯匪，义被国民党收编。赵老五残忍凶狠，在边区烧杀抢掠，用绳索穿过教师王右的双手打马拖跑，活活把这个教师拖死。
袭扰乡村之后，赵老五又率队攻打县城。环县县城只有保安队一个连，战士大多没有作战经验。赵老五很快打进县城．围困保安科驻地。保安队指导员涂占奎在陕北红军就是个敢战角色，向保安科长表示：“部队足人带的，人带是人，狗带是狗！”
保安科长在前头抵抗，涂占奎带人悄悄绕到城背后抄敌人后路。赵老五正在骑马奔驰指挥，保安科一个干部甩手一枪把马打倒。这时，涂占奎又从背后开枪。
土匪狼狈撤退，涂占奎又带队追击，土匪扔手榴弹阻挡，涂占奎对战士喊：“手榴弹炸不死人！”大家迎着硝烟冲卜去，一气追了50里。
陇东分区又调派警备2团进剿，歼灭国民党保安团队300多人。赵老五逃到天水铺南窟，躲在山崖间的一个洞里。2团将其包围，但是无法攻打。
一个长征过来的神炮手，把自己吊在崖上打炮，一炮轰到碉堡上。赵老五见守不住，半夜逃跑，仅仅带走12人。
政治斗争已经发展为军事斗争，没有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共产党决心结束边区的双重政权现象，赶走这专事磨擦的县太爷！
1940年2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日．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军民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主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
见毛泽东先礼后兵，程潜回电，同意边区各县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
尽管共产党已经开始任命自己的政权，但是，各地的国民党官员还是赖着不走。武力夺权最为简单，可是将会遗人口实，好像共产党闹不合作。擅长群众斗争的共产党，发动群众起来驱逐国民党官员。发动群众的要件是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这时，通过隐蔽斗争掌握罪证，就成了关键手段。
甘泉县位于延安正南，这里的国民党县长杨烈十分顽固。保安处在甘泉小学发展情报关系石志文，石志文担任校长后，设法取得特务教师马占海的信任，又通过马占海得知，国民党驻甘泉的特务头子是县政府科长潘声华和省里派来办义务教育的杨通顺。
潘声华从共产党的甘泉县保安科中，拉出警卫班长张风彩作内奸，企图策划叛逃事件。保安处设计取得潘声华的书面证据后，召开全县自卫队和群众大会，当众公布罪证，搜查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又由边区政府批准，公开逮捕潘声华、马占海等特务分子。就是这样，国民党县长杨烈还是赖着不走。
1940年初，边区政府决定，将其“护送出境”。
富县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八路军炮兵营长匡裕民的案件，也由潜伏在保安队中的内线提供证据。边区政府正式批准逮捕凶手，解除保安队武装，国民党的县衙门立即瘫痪，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改为县政府，蒋龙涎也被“护送出境”。
有趣的是，国民党延安县政府被驱逐，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升官，1943年当延安副市长，1944年当延安市长。
无论当国民政府的县长还是边区政府的市长，马豫章始终是共产党员！
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共产党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
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卜．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这两个局，因为人民生活需要。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往。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
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通讯。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最初的人马有所长陈石奇，成员高继铨、朱桂芳、雍晋炳、林松、李石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人。
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同时，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讯。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于日本的地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之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
检查所对于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检查。可是，检查人员之中，除了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
检查缺乏技术手段，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一孔窑洞里面，9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翻检大量信件。保卫部长布鲁不时上门辅导。
一次，布鲁检查邮包，还被里面的老鼠夹子夹了手。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夹有密写！
出身无锡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夏似萍、华明等姐弟三人一起来到延安，就读抗大。华明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脑子很灵，听毛泽东讲课，能够即时全部记录下来。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
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检查站看到，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可是，有封信却写道：“你们太傻，被醋泡了，用碘酒一擦就行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提醒检查人员，用碘酒擦拭信件空白处，果然出现密写内容！
扩大检查，发现寄给华明姐弟的信件之中多有密写。检查站把密写内容抄下之后，把原信用苏打水还原，而后邮给收信人。华明与夏似萍大概都不知道家信有密写，回信也没有使用密写。
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大都是关心孩子生活，还写了一些日军占领无锡之后的社会状况，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
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
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工资比新来的局长还高。通过这个信差，邮政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长，电信局长测验梁济的毛笔字之后，就收下这个学生当事务主任，每月工资法币40元。
梁济从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是中统特务，电信局存杭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局长等主要干部换成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就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
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后被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就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提供电信局内部人员的实情。原来，电信局初来延安的人员只有局长李钧一人是军统，其他人有的只是一般技术人员。
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
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到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发回重庆的密电，也落入军委二局手中。
蒋介石下令秘裁宣侠父，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共产党很快就查清了真相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延安的对策是以攻为守。
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八办就格外重要。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是罗青长。罗青长于1938年底从中社部训练班毕业，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兼管安吴青训班。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的夫人王平也是枣园三期毕业的，在八办管理保卫工作。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后来都成为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
罗青长在西安还有更深的隐蔽工作，担任吴德峰情报系统的副书记。吴德峰在西安的公开身份是长江日报记者，实际在西安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渗入国民党情报机关。邓宝珊的38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杨主任是地下共产党员，给了罗青长一个中尉书记官的掩护身份。
安排罗青长到至关重要的西安负责情报工作，足见中社部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
罗青长作风细密，思维清晰，记忆力奇佳，正是一个搞情报的好材料。组织上对罗青长的关心，甚至到了帮他解决个人问题的程度。
罗青长本来有个恋人，也是机要人员，受命潜入敌区工作不幸牺牲。罗青长这次到西安工作，身边也需要有个女性作为掩护。对于这个很可能成为罗青长妻子的女性，李克农精挑细选，找了聪明俊秀的女机要员杜希健。两人同进同出，出没于西安城的大街小巷，边工作边恋爱，倒也其乐融融。
罗青长的西安生活又有极大压力――国民党特务时刻在威胁八办安全！
1938年7月31日，西安八办的少将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不久，义有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四个看守火车站的人相继失踪。
侦破案件，保卫八办安全，成为罗青长肩上的重担。
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
七贤庄一号，成了共产党在围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腹大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4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西安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视西安八办的积极性之高，到了大争大吵的程度1
1939年，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设立特联汇报机构统管特务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一人手中。
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却是一个老牌军统。常圣照接任后立即积极着手严加监视，在七贤庄八办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监视出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哨亭高l叶5墙头可以看到七贤庄院里；在七贤庄对面的作秀女中墙后设立隐蔽的监视点，挖个小洞偷窥。
监视组共派9人，3人一组，每组配备2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联汇报秘书处联系。每天晚上，监视组都向秘书处提供书面汇报。
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门外展开。
一天清晨，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后座还带着什么东西。监视组的两个特务立即骑车跟踪。那八办的青年把车骑得飞快，进新城，到东大街，出东门，又回转火车站，绕过钟楼再出西门，又跑北大街、南大街，把西安全城转遍，也没见什么秘密联络，原来是带着特务遛弯儿！
盯梢是个苦差使，跟得紧了被发现，跟得远了被甩掉。七贤庄的人对西安街道越来越熟，特务的跟踪也越来越难。
这天大雨，小学的土墙塌了一段，墙后监视的特务就露脸了。对面八办的人笑喊：“辛苦了，过来坐坐？”
特务正在尴尬，对面又扔来香烟，气得常圣照把这个点儿撤了。
恼羞成怒，特联汇报秘书处索性布置西安警备司令部，以登记为名进入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谷正鼎期望找到错处借机下手。
可是，罗青长精细布置，使得每次检查都人枪对数，就连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一次检查发现少了5粒手枪子弹，特务正要发作，却发现床铺上掉了一个弹夹，其中子弹恰是五发！
特联汇报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七贤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就以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可是总也查不出来。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长派侦缉队长带队突击检查，仍未发现电台。这个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现在成了革命遗迹七贤庄的一个参观点。
八办也为延安采办物资，这本来是合法行为，但监视组还是秘密跟踪，甚至迫害与八办来往的商人。西北制药厂的制药师吴子实被秘密逮捕，关押三个月才释放。厂长薛道五不断接到恐吓信，威胁要绑架他的幼子。
罗青长不仅负有保护八办安全的重任，还要侦破八办的重大疑难案件――宣侠父失踪案。
吴德峰与罗青长在西安秘密活动，争取到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中统的侦缉队长师印三是陕北人，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此时又和罗青长取得联系。
罗青长要他在八办周围安排力量，表面监视，实际护卫。
师印三安排了几个侦察点，一个摆摊的陕北人何建台还是自己人。通过这个关系，终于弄清宣侠父事件的真相。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西北军，西安军界成了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足黄埔一划的队长，带兵大将胡宗南、董钊等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为了在黄埔系中展开活动，中共特意将原黄埔一期的宣侠父调来西安工作。
蒋鼎文是宣侠父的诸暨老乡，深知此人的厉害，特意布置军统西北区区长严加注意。军统区长张严佛指令西安警察局一分局在八办门口专设一个西宰门派出所，要求所里每个警察都熟悉宣侠父的体形面容，随时监视记录宣侠父的行踪，但是绝不跟踪。跟踪的任务，则由警察分局长李翰廷直属的一个组负责，确保身份秘密，不使宣侠父发现。
张严佛还布置蒋鼎文身边的诸暨同乡一起注意宣侠父活动，还特别从西北军中找人注意宣侠父同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等人的来往。
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胡宗南，虽然被蒋介石调到后方围堵八路军，却还是有心准备投入抗日前线。听说老同学宣侠父参加过冯玉祥的古北口抗战，他特意请宣侠父介绍抗日经验。共产党方面正把胡宗南作为争取对象，乘机把宣侠父调到西安，专门做国民党军方工作。胡宗南请宣侠父编写抗日游击教材，制定抗日作战方案，两人私交越来越多。
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警惕，
蒋介石向来视黄埔生为第一嫡系，本想争取宣侠父为我所用，反而被宣侠父乘机利用，出现失去胡宗南的危险！宁冒破坏国共合作的风险，蒋介石也却决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蒋介石密电蒋鼎文：秘裁宣侠父！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立即给军统西北区下了亲笔手令。宣侠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军统接到暗杀任务也是慎之又慎。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和行动股长丁敏之与警察局长李翰廷反复商议，决定乘夜黑动手，将尸体放入枯井埋藏。
怎么将宣侠父从七贤庄调出，又要由蒋鼎文出面。
1938年7月31日晚间，蒋鼎文电话邀请宣侠父过府交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才放宣侠父出门。宣侠父骑车返回七贤庄，路上，特务早已埋伏停当。两个特务骑车在宣侠父身后跟踪，徐一觉、李翰廷带李良俊等乘小汽车中途拦截，待到宣侠父骑车过来，前后特务一齐动手，徐一觉、李翰廷两人一齐卡住宣侠父喉咙！
宣侠父怒斥：“你们绑人呢！”特务立即用棉花堵口，用绳索套颈，徐一觉、李翰廷两边狠拉，宣侠父立时毙命。特务将尸体运到西安城墙东南角下马陵，扔到早已选好的一个枯井之中，倒土掩埋。
第二天，徐一觉向蒋鼎文报告，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徐一觉自己留下一半，其余的分给参与行动的十几个特务。
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就找国民党方面要人。可是，到处推说不知，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说自己不知道。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还是一直推托。
蒋鼎文担心宣侠父的尸体埋在城里被发现，又布置张严佛转移。军统又在深夜将宣侠父的尸体挖出，通过城墙中挖穿的防空洞，秘密运到城外，在荒地埋葬。
军统内部奖金分赃不匀，发牢骚讲怪话，被罗青长的情报关系师印三听到了。罗青长查明案情，立即报告中央。
侦破宣侠父被害案有功，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罗青长从此进入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
作为共产党在西安的公开机构，八办已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共产党不得不多备一手，八办的运输主任王超北奉命筹建秘密电台。
王超北是陕西当地人，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西安城里的“止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治安变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
王超北这条线，后来发展成为直属中央情报部的“西安情报处”，深入西安国民党特务组织获取情报。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迁址八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讯联络。西安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
1940年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对峙局面，蒋介石又开始琢磨共产党。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领导。10月，国民党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从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伏击新四军，蒋介石发布取缔新四军的命令。
第二次反共高潮骤起！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就在共产党家门口召开祝捷大会。关中南面的国民党部队也两次发起进攻，抢占富县的姚渠等地。
皖南事变之前，共产党采取顾全大局妥协退让的方针，在江南撤出部分阵地，同时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挤压国民党政权；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名正言顺地猛烈反攻，在国内外掀起谴责国民党的抗议活动，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全部驱逐国民党政权。
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磨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而共产党的对抗手段，也是武装斗争与特工斗争相结合。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共产党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仅取得统一边区政权的重大成果，而且获得开展隐蔽工作的珍贵经验。以攻为守取得成效，此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逐步转为进攻态势。
钉子身边毛泽东

历史人物揭秘:是谁荐汪东兴到毛主席身边

在多数人眼中，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几十年，对毛泽东很忠诚，是他的大警卫。但是，对他如何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却知之甚少。>汪东兴来到毛泽东的身边，是由康生向周恩来推荐的，其中还有一个他武艺高强的说法。>那是1947年3月的事情。>当时，胡宗南十几万大军对延安发起进攻，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由刘少奇、朱德等人率领去华北，一部分由叶剑英、薄一波等人率领去晋西北，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带领一支几百人的小部队留在陕北，牵住敌人。>>毛泽东等人匆匆撤离延安后，一天到达了横山县青阳岔。大家才安顿下来，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汪东兴从河东匆匆赶上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握手问候后，转头问同来的汪东兴：“汪东兴呀，河东好还是河西好?叫你和我们一起在陕北和敌人作斗争，你怕不怕打仗啊?”>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回答：“没啥怕的!在什么地方打仗我都不怕，就是担心主席的安全问题。”>“这就是怕嘛。”毛泽东说，“担心我的安全，可以做工作!可以和敌人打仗，我就不怕。总是为我担心，没有必要。”>“对，我们一定要做工作，教育警卫人员和部队保证主席的安全。”汪东兴说。>毛泽东似乎不愿再去谈这个安全问题，于是说：“好了，你去吃饭休息吧，以后谈话的机会多得很。”>就这样，汪东兴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本来，按照党中央的决定，中央社会部是随叶剑英等人去晋西北的。汪东兴怎么独个跟着周恩来来毛泽东这一路了呢?原来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鼎力推荐。>周恩来在河东与中央工委分手的时候，康生对毛泽东的安全不放心，找到周恩来说：“主席那个警卫秘书龙飞虎长期在国统区，离开部队太久了，指挥战斗不熟，我看还得派个人去协助他!”>龙飞虎本是周恩来的警卫秘书，之前确实一直随周恩来在重庆、南京等地，虽然也是老红军，而这几年确实没有打过仗。周恩来认为康生说的有道理，于是问道：“你看派谁去好?”>康生便推荐了自己属下的汪东兴。>>汪东兴时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他是江西省弋阳县人，出身贫农，1934年参加红军，历任排长、干事、特派员、指导员、教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委、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委，来到中央社会部时，先在三室任副主任，后来到二室当主任。康生说：“他是井冈山老红军出来的，政治上是绝对没问题，完全可靠的。”>接着，他告诉周恩来：“这些还不是我让他到毛主席那里的理由。他精通各种拳术、武器，还能徒手攀登几层楼，一人多高的墙壁可以一跃而过，还可以手扣墙砖，贴在墙上五分钟内一动不动。我看主席那里就需要这样一名武林高手。”>“有武艺，很不错呀!”周恩来又问道，“那么他打过仗吗?”>“老红军!有丰富的指挥战斗经验，在长征途中打过七次仗。”康生说。>周恩来听说汪东兴是老红军，会武术，也打过仗，认为是一个合适人选，于是决定把他调回到中央纵队，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于是，他便把汪东兴带回了河西。>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对中央机关直属队进行了军事编制，组建了一个司令部，下辖四个大队，任弼时为司令员，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汪东兴任正副参谋长，龙飞虎为侦察科长兼第一大队队长。为了保密，对外称昆仑纵队，主要首长们都使用代号，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为胡必成，任弼时名史林，陆定一叫郑位。并且，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改由龙飞虎协助汪东兴负责，龙飞虎负责内卫连，汪东兴负责外卫。>就这样，汪东兴来到了毛泽东身边。>随后，在艰苦危险的转战中，汪东兴工作认真负责，胆大心细，并且还带兵回到延安打了一仗，获得毛泽东的喜爱，以后逐渐成为直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高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跟随毛泽东进入中南海，负责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保卫工作，后来负责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他除短暂离开毛泽东到江西省任职两年外，一直在毛泽东身边，长达近30年，成为中南海的“大总管”。>至于汪东兴到底有不有高强武功，众说不一，有人质疑。汪东兴本人的回忆中也没有谈及(李银桥是武当俗家弟子，其回忆录也未提及自己的习武经历和武功)，但是张耀祠在回忆录中曾提到过汪东兴为中央警卫团表演武功的事，其他一些书籍中提及过汪东兴的武功，比较零散，文字不多。张耀祠跟随汪东兴多年，汪东兴会武功说法也散见各处，因此，笔者倾向于赞同的一方。

拔掉毛泽东身边的钉子

拔掉毛泽东身边的钉子

历史人物 揭秘:是谁荐汪东兴到毛主席身边

历史人物揭秘:是谁荐汪东兴到毛主席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