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秘密锄奸

Posted 2023-01-03 周恩来

篇首语：千金一刻莫空度，老大无成空自伤。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央特科秘密锄奸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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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秘密锄奸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赶早来到枫林桥，却不急着拍电影，人人脸上都焦虑万分……
1927年9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密。
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这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样，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倒像是跑生意的样子。
这些“生意人”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捕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26年5月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E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鸣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地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10月9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警惕地打量着街口的动静，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豆腐脑担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28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
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遭到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愤怒而染上红晕。他用力一挥手，继续说：“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周恩来的发言则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激愤的情绪形成对比。他面庞清瘦，大病初愈，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
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恩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
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金的驱使下，正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
此后，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配角，还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东张西望。
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火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勃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
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
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8月28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1896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1929年8月24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迅速，可见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了叛徒。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
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28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的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淞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40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者戴一种特制的眼镜就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这时，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烦燥不安，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地蹭了几下。这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原名顾凤鸣，上海人，1903年生。他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达到专业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处多次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股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11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顾顺章搞特科工作，还是像过去搞工人纠察队那样，喜欢聚众而来，呼啸而去，大打出手。
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顾顺章不耐烦了。“劫法场”的人们也开始沉不住气了。
“是不是囚车已经过去了？”
“我们出发时间太晚，很可能错过了。”
特科的这次武装劫救行动，所有环节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但28日这天早上临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接到武装劫救的指示后，特科连夜紧急准备，因为参加行动的人多，特科现有的枪支不够，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按照预定计划，特科人员将在28日一早赶到枫林桥。这天早上，参加行动的人们在同孚路特科机关集中，等待一辆摩托车把枪送来。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的手枪全都涂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黄油才能使用。于是马上派人上街去买煤油。大伙心急火燎地好容易才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出来，但已经使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小时。
枫林桥一带人渐渐多起来了。“外景”队在这里呆太久会引起怀疑，不能再等下去了。
顾顺章再一次抬腕看表，悻悻他说了声：“撤！”
果然，内线的情报很快就证实：就是因为临时擦抢耽误了时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彭湃牺牲时年仅33岁。
叛徒终究未能逃脱惩罚，
“霞飞路特大血案”一时间震
惊全国，特科红队威名大振
“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亍以处决！”
周恩来浓眉高扬，神情激愤，平时那柔和的苏北口音此时变得异常严厉。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全党极其悲痈。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谁不知道广东有彭湃，谁不知道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穷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地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现在，如果还让出卖彭湃的叛徒逍遥法外，不仅难以告慰烈士英灵，而且还会继续给党的秘密组织造成威胁。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1927年曾在叶挺的24师教导营担任过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1929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
早在一个月之前，白鑫就已经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想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不过，范争波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范争波的胃口相当大，他想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是想抓到周恩来和彭湃。
范争波所要等的机会，就是趁军委开会的时候动手。
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并不困难。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周恩来作为军委书记通常都要主持会议。而每次开会，都由军委秘书白鑫负责通知开会时间、地点和开会的人员。
8月24日，中央军委的会议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动就像事先经过演习一般，准确无误。包围楼房之后，巡捕和包探进入房间，按名捕人。为了掩入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时，故意将白鑫夫妇一起带走。范争波还想再度利用这个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笔赏钱，但终日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自知罪大恶极，干了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手段之狠，他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1929年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
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党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
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在五洲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120师政委。在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做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时，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麟无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药房。
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柯麟家中。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镖。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脱身。开了处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药房附近布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某饭店看病。柯麟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保护人了。
接着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43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43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做好了出国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11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著名大教堂。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联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圣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师董键吾，浙江青浦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党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笔下，他被称为“红色牧师”。
在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之前，陈赓来圣彼德教堂找董健吾，是要他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镖，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易引入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面买回许多水果，迹象表明，内线提供的关于白鑫在11月11日离沪的情报是准确的。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
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波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紧张。他一看见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他正要俯身上车，突然听到一声“不许动”。
白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
白鑫扑倒在地，红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拦截，立刻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20年代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邓小平刚刚跨出门，罗亦农就遭到逮捕，前后只相差短短一分钟时问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混杂，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
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行的。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一个角落里呢？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算得上响当当的大剧院。
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447号”。房东名叫周赍生，是个医生，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20岁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1918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27年10月，他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小了22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2年-1925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清晨，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
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他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人并不是教授，而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7点以前和晚上6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
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700号是～所常见的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的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3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很亲密。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一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中分、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谁。
周恩来见这个眼光敏锐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不住提示了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你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一失了。”
20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4月15日上午，一个年约25岁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1902年出生。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5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1927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科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
邓小平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探子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响亮的鞭炮声中，红队队员一脚踹开叛徒的家门，愤怒的子弹倾泻而出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并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捕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
此后几天，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4月22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不便追问，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纸条，而是布告，上面怵目惊心地用朱笔打了一个大勾。
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
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6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
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人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50多岁的老人招了招手，默默地领着她走了一段路，见到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也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
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恩来回答道：“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科。扬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牺牲了。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他报仇雪恨了。
位于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交界处，有一家“三民照相馆”。这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机关。
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下午，顾顺章和刚刚担任情报科长不久的陈赓一前一后来到照相馆。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捕，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周恩来立即命令顾顺章和陈赓全力处理此事。
罗亦农被捕时的情景十分蹊跷。带队前来捕人的是戈登路巡捕房的捕头洛克，他用德语同“坐机关”的贺芝华交谈了几句后，当即将罗亦农逮捕，并且直接了当地说：“你是罗亦农，我就是来抓你的。”
除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都未被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秘密文件也没有被抄。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
显然，内部出了奸细，是他出卖了罗亦农。
这个出卖罗亦农的奸细到底是谁？顾顺章立即派人找到巡捕房的内线打听。
巡捕房就是租界的警察局，它同那个时代中国各地的“局子”一样，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巡捕分为西捕（西洋人，公共租界主要为英国人，法租界主要为法国人）、印捕（印度人，法租界则由越南人充当）和华捕（华人）三种。巡捕房的各级头目大都由西捕充当，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华捕。
华捕的待遇很低，，工资只有同级西捕的七分之一。因此，他们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而来。而西捕尽管收入已很优厚，但仍欲望难填。无论是谁，只要给钱，就可以向他出卖情报，通风报信，如此种种，就为特科获取情报、保卫中央领导和机关提供了许多方便。
旧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帮会的天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控制的青帮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也不例外。从租界警务处长、总巡，到普通的西捕和华捕，许多人都与黑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华捕们更多为青红帮的各级喽罗。
顾顺章原来就是青帮的活跃分子，主持特科工作后，便利用这些关系与各巡捕房的西捕、华捕们建立了联系。许多巡捕都定期接受特科的津贴，充当特科的“线人”，如果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还有额外的“奖金”。因此，巡捕房出动缉拿共产党人或破坏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特科往往能在一小时或半小时前得到消息，从而避免了许多损失。
但是，这次罗亦农的被捕，事先特科的情报人员竟毫无所知，因此顾顺章格外恼火。他立即派情报科的一名工作人员火速与戈登路巡捕房的内线联系，一定要打听出个究竟。
顾顺章和陈赓等了很久，打听消息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带回的情报果然证实了大家的猜测――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来自巡捕房的消息说，当天早上，有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漂亮女人主动找到总捕房政治部，自诩手中有350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而且其中多数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各级负责人。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张出国护照和二万美金，让她到她所想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把名单全部交出来。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她可以先提供线索。今天上午就可以抓到共产党总赞贵人之一的罗亦农。上午10点左右，西捕头洛克突然带队出动，不久，就把罗亦农抓回来了。
听了汇报，顾顺章和陈赓几乎同时想到了两个人――主持这个秘密机关的何家兴和贺芝华夫妇。
贺芝华是四川人，曾随何家兴一同到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从苏联回国后，双双被分配到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他们主持的这个机关，是组织局的一个中心机关，主要是联系参加南昌起义后从潮汕和香港等地辗转来到上海的同志，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作为组织部的秘书人员，他们的手中当然能掌握数百人的名单和住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中央的负责人。
情况紧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打探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落实情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关系到几百个同志的生命安全。
情报很快得到证实，出卖罗亦农的果然是何家兴夫妇。
何家兴和贺芝华，素来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从国外回来后，他们仍然迷恋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茶楼酒馆、舞厅剧场，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出很晚才回家。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当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20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足以维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馆舞厅，就远远不够了。
何家兴夫妇早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本可以像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互不妨碍。以当时险恶的环境，这样做最多被人视为胆小鬼，也无可厚非，不会受到追究。然而，他们却丧尽天良，处心积虑地要用同志的生命来换取一笔丰厚的赏金，以便远走高飞，享受优裕的生活。
4月15日早上，贺芝华与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初步达成协议后，总房就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亦农一到机关，他们就派机关的烧饭娘姨送信给站在戈登路和爱义文路口的华捕。
捕房西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罗亦农正准备出门，就被逮捕了。
情报落实了，顾顺章和陈赓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下令尽快处决叛徒，夺回那份关系重大的名单1
4月16日凌晨，何家兴夫妇的寓所门外突然燃放起鞭炮。在震耳的鞭炮声中，“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开房门，冲进房内。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已经被手枪逼住，被迫交出了名单。
这时狗男女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求饶。队员没有理睬他们，几声枪响，两个叛徒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完成了任务的“红队”队员们在鞭炮声中离去。
事后才知道，何家兴当场毙命，而贺芝华只受了重伤，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得知她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因为防范很严，难以下手，加之名单已经夺回，她己无法作祟，“红队”便饶了她的性命，让她回到四川老家去了。
罗亦农的在天之灵已得到安慰，中央领导人和数百名地下党员也转危为安。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掌握在中央特科手中了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党政军帮，路路皆通”。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经历颇为复杂。他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1919年回国后，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也有一些交往。“四一二”政变时，他曾遭蒋介石逮捕，后来由身居要职的朋友保释。
从杨登瀛早年的经历来看，他也算得上是个“赤色”人物，不过后来却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红人。
杨登瀛参加中统，是由于一个广东同乡的介绍。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
1928年初，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
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同乡杨登瀛，并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情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1926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1928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
杨登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甚至瞒着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
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登瀛家做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杨登瀛不是不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敷衍国民党，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这种选择很符合杨登瀛的处世原则。于是他找到陈养山，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等情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重视。周恩来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第一次同杨登瀛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意同他建立关系。他向杨登瀛提出，除了同党务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联系。
最后，陈赓问杨登瀛有什么要求，杨登瀛提出同那些党棍、特务来往，需要花一些钱。另外，如果国民党方面向他索取共产党的情报，应如何处理。
对于杨登瀛的问题，陈赓一一作了答复，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搜捕地址，杨剑虹事先却不让杨登瀛知道。
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
显然，陈立夫等人尽管对杨登瀛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也供给他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戒备心理。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两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国民党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
杨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于是，杨登瀛利用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人员发展私人感情。他本来就是拉关系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国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被他钓上了钩。
谭绍良是广东人，于是杨登瀛与他攀了老乡，然后请客送礼，每周星期六约他到一品香饭店，吃饭之后，又抽大烟，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有多久，谭绍良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了。
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捕探长兰普逊接着也上了钩。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要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
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给杨登瀛作为酬谢。
杨登瀛拒绝了，说：“你认错人了。”
杨登瀛此举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果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姓茅的副官处长，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搞到了。兰普逊非常感激，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却是可以指挥司令部的人。
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兰普逊探长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
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右逢源了。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到，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瀛的信任。
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请示特委批准后，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于是杨登瀛经常神气活现地驾车出入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以及巡捕房等地，给人的感觉是来头更大了。
中央特科建立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就在上海国民党的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查清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一事，内线就是杨登瀛。此后，特科利用杨登瀛还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
一个共产党员给蒋介石写密信，表示能轻而易举地抓住周恩来，献上一份“大礼”
1928年8月，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向杨登瀛介绍了一个叫戴冰石的人。杨剑虹对杨登瀛说，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很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
几天之后，杨登瀛得到通知，让他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公函送往英国巡捕房政治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看过公函，立即下令巡捕出动，并约杨登瀛一同前往平凉路，去搜查一处共产党秘密机关。
杨登瀛要通知陈赓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在这处秘密机关有7人被捕。
杨登瀛正打算查证这次告密究竟是不是戴冰石所为，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是来找杨登瀛求情的。戴冰石见面就说，这个案子是他告密的。戴冰石称，杨剑虹事先答应过他，为了不使他受到共产党怀疑，捕人时连他的小姨子一齐抓走，等被捕人员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放了她。但杨剑虹把人抓走后就不见下文了。
“杨先生，”这个叛徒愁云满面，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几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帮帮忙吧！”
杨登瀛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
几天之后，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巡捕房当然明白这是特科的红队干的。但特科究竟如何查出戴冰石叛变投敌的真象，他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
他们对杨登瀛仍然深信不疑。以后，又有一些秘密自首的叛徒仍然被介绍来给杨登瀛接头。有时杨登瀛几乎用不着费力去调查，只须守株待兔，叛徒就会送上门来。
夏天的一个夜晚，杨登瀛坐在一品香饭店楼下的酒吧间，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等待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们这两个广东同乡经常在这里会面。
谭绍良兴冲冲地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这人一身中式短打，头戴礼帽，见人点头哈腰，一望就知道是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流氓。
谭绍良介绍，此人叫王松生，对共产党的事情了解得最清楚。
杨登瀛不禁纳闷：一个小流氓怎么会知道共产党的事情？
“好啦，以后你有什么消息，就直接找这位杨先生好了。杨先生是顶可靠的人啦！”谭绍良吩咐之后，挥手将王松生打发走了。
不久，王松生果然有了“消息”。他给杨登瀛带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文件代名为《华字通报》，实际上是一份《中央通告》。
“杨先生，这个你要不要？”王松生想拿文件在杨登瀛这里卖个好价钱。
杨登瀛当即付款，买了下来。
王松生没想到杨登瀛如此爽快，顿时来了劲：“如果杨先生还要的话，我手头还有些货，可都是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呀！包管杨先生满意。”
“唔，”杨登瀛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
小流氓四下望了一下，把嘴凑近杨登瀛的耳朵：“不瞒杨先生说，这些货都是一位朋友搞来的。他叫陈慰年，本事可大啦，你要什么样的共产党文件，他都可以给你弄来。如果杨先生愿意的话，我可以约他和你见面，你们面谈好啦。”
“好吧，你约他来。至于价钱嘛，你告诉他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他吃亏。”
几天之后，杨登瀛出面请客，陈慰年由姓王的流氓陪同前来赴宴。旁边一张桌子上，几个生意人也在浅斟低酌，不时向陈慰年这边望上一眼。这些生意人是特科红队队员扮的，他们的任务是认清陈慰年的面貌。
饭后，红队队员跟踪找到陈慰年的住址。第二天，陈慰年住的弄堂口出现一个连环画摊。不用说，他的行踪已经被红队严密监视起来了。
与此同时，杨登瀛按照陈赓的指示，加紧调查陈慰年的来历。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陈慰年不但是一个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经成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探。这家伙为了搞钱，又偷偷摸摸地托一个流氓转卖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
情况摸清楚之后，处决叛徒就很容易了。
陈慰年根本不知道身份已经暴露。这天，正当他兴冲冲地走出弄堂口，突然背后一声枪响。叛徒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已经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特科的红队动手，杨登瀛借用国民党之手就可以除掉叛徒。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白云观侦缉队拘留所内，有一名在押犯人刚刚抓进来几天，突然在牢房内大声嚷嚷，声称要见大头子，有重要事情要讲。
这人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从一家旅馆逮捕的。其实，侦缉队对他的身份还不清楚，只是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现在突然听他这样一嚷，觉得这个人非同寻常，于是马上报告给警备司令部。
第二天，这人被提出牢房，带到一间办公室。一位西装革履的人已经坐在那里了。
“你不是要见大头子吗？”看守对犯人说，“这位长官就是，你有话就向他讲吧！”
这位从警备司令部来的“大头子”正是杨登瀛。他是受警备司令部委托来处理这个案子的。
犯人立刻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原来，这人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负责人，是来上海开会的。但除了他的经历和身份之外，再三追问，他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是不想说实话！”杨登瀛把脸一沉，吩咐严刑逼供。他想弄清这个叛徒究竟知道多少情况。
叛徒被打得血肉横飞，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拼命喊冤求饶。看来他了解的情况确实不过如此了。
当晚，杨登瀛将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第二次提审时，杨登瀛带来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是特科成员刘鼎，他是奉陈赓的指示专门去给叛徒拍照的。
中央特委仔细审察照片之后，证实此人确系山东省委书记，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学习班学习过。杨登瀛又再次向他逼问口供，仍然问不出什么，然后告诉淞沪警备司令部说，此人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但利用价值不大。
警备司令部见这个叛徒既然留着无用，干脆就将他枪

中央特科第一科的成员和主要工作

中央特科是中共最早的情报和保卫机构，在中共早期革命中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中央特科基本上分为四个科，这四个科的主要工作都不一样。中央特科第一科就是所谓的总务科，简称“特一科”，本文将为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个科的成员和主要工作内容。中央特科的第一科，简称“特一科”，为总务科，主管中共中央机关事务及中央财务等工作。科长先后为洪扬生（后被捕叛变）、欧阳钦等人。其成员有王竹友、范梦菊、熊瑾玎、朱端綬等人。该科的主要工作是5项。“特一科”的第一项主要工作是设立机关。 当时，中共中央各机关多设在上海的沪中区（公共租界一带），中共江俗省委各机关多设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机关多设在法南区（法租界、南市地区）。“特一科”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地区，或开设各种店铺，或租赁花园洋房，作为（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例如，在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三马路）447号“生黎医院”的楼上、天蟾舞台的隔壁，开设的“福兴字庄”木器行，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生意与木器生意，由周恩来于1928年11月间安排熊瑾玎、朱端綬夫妇当老板与老板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与办公的秘密机关。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召开。离“福兴字庄”木器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三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曾在这里同顺直、云南、浙江等省委领导人谈过话。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的达生医院，由柯达文（柯麟化名）、贺雨生（贺诚化名）主持，为中共中央的一所掩护机关和秘密开会地点。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曾多次在这里开会。在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在上海爱文义路一条弄堂里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由洪扬生化装成大富商租住，实际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接头开会之处。在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开设的三民照相馆，由范梦菊任经理，为中共代购与储藏武器、传递密件。 “特一科”另外还开设了诸如钱庄、酒店、印刷厂、丝绸厂、古玩店、电器行、布店、通讯社或代办所等等，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使用。 “特一科”的第二项主要工作是布置会场。每当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各科会议时，“特一科”就预先布置好各种安全隐蔽的会议场所。例如，在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历时数天，与会者数十人，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特一科”将会场设在英租界麦特赫司脱路一幢洋房中。会议期间，特科人员全体出动，化装成各式各样的身份，在会场附近活动，担任警戒、瞭望、保卫与交通等各项任务。再如，在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六届四中全会，历时一天，直到深夜结束。“特一科”将会场布置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戒备森严，始终未出差错。特别是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会议”（简称“苏准会”），因参加会议的人数较多，规模较大，会议的组织与保卫工作更加艰难。“特一科”就预先准备了二处会议场所，以防一处发生问题时可以随时转移。其中主会场设在英租界特地租来的一幢四层楼房里，“特一科”人员先在这里假装开设了一座医院，一楼充门房账房，二、三楼充病房，四楼为会议室。各苏区代表抵沪后，先分别住进各家旅馆，然后以“病人”身份到该医院治病住院，集中开会。代表们进入会场后就不得外出，就地寝食，一切事情都由“特一科”负责解决。这样数百人的大会在敌人眼皮底下开了几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既安全又保密，未出任何事故。 “特一科”的第三项主要工作是营救被捕的重要领导同志。当时对被捕的一般中共人员的营救工作，多交公开机关“上海济难会”办理；若重要领导人员被捕，中共中央就交由“特一科”办理。 “特一科”曾利用所开各店铺的合法身份，或聘请律师，或寻找内线，托人说情，设法买通等，将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许多领导同志营救出狱。 “特一科”的第四项主要工作是保存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保守党的机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文件存放库（党内亦称“中央文库”），历经“白色恐怖”下漫漫长夜。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受命负责保存中央文库、整理党中央机密文件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他和夫人韩慧英一起，以经营湘绣店为掩护，白天扮成商人谈生意，夜晚整理文件档案。在革命低潮时期，为保证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他们用自己做小生意赚来的钱，多次搬迁住所、转移文库，一次又一次地排除险情，保证了党的机密文件的安全，使之安然无恙地保存到新中国成立，成为中央档案馆的永久珍藏。 “特一科”的第五项主要工作是筹措经费与保管经费。“特一科”曾将各苏区转移到上海的黄金与银元，以及苏俄与共产国际提供的资金等，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中共中央以这些经费支付在上海各机关与人员的日常开销与各种活动经费，如营救被捕同志，印刷革命书报，来往国内外各地的旅费等，以及支援各苏区购买武器弹药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