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幽禁凤凰山

Posted 2023-01-03 特务

篇首语：当筵意气临九霄，星离雨散不终朝。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张学良幽禁凤凰山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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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幽禁凤凰山

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毅然对亲自前往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幽禁了张学良，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辗转幽禁之地达13处。湖南沅陵凤凰山就是幽禁张学良将军的其中一处。
1938年初秋时节，幽禁在湘南郴州苏仙岭的张学良将军。被国民党军统局指令迁往湘西沅陵。当时，由于沅陵方面还来不及做准备，只好先安排张学良在离郴州不远的永兴县油榨圩镇一座小学校里暂住了20多天。
迁至沅陵的前一天，张学良正在看悬挂在墙上的地图时。特务队员邱秀虎到张学良的房间清点需要搬运的物件，沉思中的张学良突然叫住他，指着地图上东北的位置问：“到过东北没有?”
“没有。”邱秀虎回答。
“东北可是个好地方啊!”张学良说着又指着地图说：“你看，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可这里又能停多久呢?”
次日。张学良、于风至在特务队长刘乙光、副队长许建业带领的大队人马护卫下，向湘西沅陵出发了。
车到沅陵，只见遍城都是逃难的人，城区秩序十分混乱。张学良不禁触景生情，转头对于凤至说：“还是咱们当年的东北好啊!可如今不知被日本鬼子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同车的特务副队长许建业接过话道：“张将军离开东北已有好几年了吧?”
张学良说：“自从‘九一八’事变退入关内，到今已有整整7个年头了!”张学良虽遭幽禁，但对东北故乡却一直念念不忘。
秀美的凤凰山，坐落在沅陵县城东南，北临沅水，背倚群山，因山势如展翅的凤凰而得名，这是一座独山，海拔200多米，面积约一平方公里。明万历年间，凤凰山顶建起了凤凰寺，寺庙周围绿树成荫，风景十分幽雅。当时，张学良就被禁锢在这座山上。
凤凰山虽然面积不大，但已是层层封锁，并设有三道关卡：第一道是外围关卡，由一个约160人的宪兵加强连把守；第二道是40多人的便衣队。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遣，负责督查外围情况，检查来函来电，增设流动哨等；第三道才是刘乙光的特务队。虽说张学良有时也到附近做一些钓鱼、散步的活动，但他周围总有人监护，一般情况下不能与外人接触。特务队长刘乙光还在凤凰山划定了禁区，规定以山前山后5里为界；沅水河面以上至洲头，下至河涨洲15里为限。张将军散步、游泳、垂钓不得超过此界限。每当张学良外出，必定是前呼后拥，宪兵连在外线警戒，便衣、特务护卫在身边。凤凰山上更是岗哨密布，戒备森严，许多小道还埋了锋利竹钉，附近百姓一律不得进入凤凰山。
实际上，除了上述三道关卡把守凤凰山之外，在山外还有两股由地方势力设置的屏障：一是沅陵的县长、乡长、保长等地头蛇；二是由军统派人在本地担任的师管区联络参谋、警察局侦缉队长、邮电检查所长等。这道道关卡。犹如一张布下的密网，笼罩着凤凰山。
张学良将军的住房安排在大佛殿进至二门后厅的送子殿，房间里陈设简陋，除了床、桌、凳、椅等简单家具外，就算书房里那张漆着枣红色的九屉书案引人注目了。书案长3.1米，宽0.72米，高0.78米，由三屉部分和左右对称的二屉直式箱体构成。书案搬动时，可以自由拆卸(此书案至今仍保存完好，为当时长沙福湘女中一位名叫范菅的女士购买，现陈列在凤凰山纪念馆)。张学良幽禁凤凰山时，除了垂钓、下棋、打网球等活动外，平时就与于凤至、赵四小姐在这里抄写资料，研究明史。
在凤凰山正殿的白色墙壁上，至今还保留着张学良当时被幽禁时写下的《自我遗憾作》：“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诗言志，歌咏言”，张学良的这首题诗，表达了他在“西安事变”之后一段时间里感慨忧愤的心情。特别是在幽禁中得知日军节节逼近，自己却无法效力于国，不禁抱恨长叹，他还在湘南郴州苏仙岭的高墙上奋笔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词句。
幽禁到凤凰山后，那种强烈的“驰骋沙场，抗日救国”的愿望，更是在张学良心头澎湃。一次，当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前往凤凰山看望张学良。张学良与张治中过去私交甚好，政治上也甚为知音，这次他们在凤凰山相见，两人感慨万分。张学良向张治中道出了自己心中的苦闷： “国家正是多事之时，为何老是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日做点事情。”张治中建议他写封信给蒋介石，但蒋介石却对张学良的要求不予理睬。
抗战中，长沙会战与广州沦陷后，日军加紧向大西南进发，并由广西海防南宁过昆仑关进逼重庆。1939年11月25日，在广西南宁附近发生了着名的昆仑关战役。这时，日本飞机也先后多次窜扰湘西，轰炸沅陵。当时国民党军统局把张学良幽禁凤凰山，认为是很安全稳当的。一是湘西属大后方，地处偏僻，山高林密，易于隐蔽；二是离沅陵不远的芷江修有一个远东盟军最大的军用机场，方便转移。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处于大山深处的大后方――湘西沅陵也不安全了。1939年12月，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军统局又把张学良押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张学良前往贵州的那一天，沅陵城里全面戒严，车站、码头断绝交通。300多名战干团的女兵排列在公路两旁，气氛十分紧张。上午9点左右，从凤凰山望城坡方向开过来8辆小汽车。小车在车站操场边停住，下来了10来个身着黄色美式军装的军人。随后，身穿蓝色中山服，戴着墨镜的张学良和身穿青色短旗袍的赵四小姐，依依不舍地向送行的人打招呼。接着，在一阵隆隆的汽车声中，张学良离开了幽禁一年零两个月的沅陵凤凰山。
张学良凤凰山

周恩来给张学良的“16字密信”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曾托人给远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捎去一封16字密信，全文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有关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密信最早披露于1990年，多年过去了，密信的知情人或年事已高、或已作古、或三缄其口，围绕这封密信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正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16字密信究竟是通过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传递到张学良手中的呢？
秘密一：关于密信传递的时间
关于密信的传递时间，历来说法不一，计有1960年说、1961年说、1962年说等不同的说法，就是1961年说又有1961年春和年底两种说法。
最早向外界公开这封密信的是曾在周恩来身边长期工作的童小鹏，据他回忆：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张学思以及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东北籍人士。席间，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张学思激动地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留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回到寓所，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16字短信……
但是，罗青长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报》撰写的《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一文中，写道：
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总理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将军……
罗青长长期从事对台工作，了解许多对台工作的内幕，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在文中特别提到的“当时我在陪”，更是令人毋庸置疑。
那么，传递密信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在中共中央文献档案中找到了直接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时间证明，这份档案全文如下：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这份档案的准确时间为1961年5月31日。从这份档案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它应该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且是总理在得到密信已转交到张学良手中的信息反馈后，向中央做的汇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受总理委托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总理，同样，总理也会将事情的经过及时向中央汇报。由此来看，密信一定是在1961年5月通过安全渠道转到张学良手中的。
秘密二：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
谁是密信的传递人？此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密信是由郭增恺夫人传递的。此说大多依据童小鹏的回忆：
1961年12月12日晚，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16字短信，决定通过特殊渠道转交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信写好后，周恩来几经思考，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送信人选———郭增恺夫人。此后，郭增恺夫人不负众望将总理的密信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童小鹏此语一出，立即被史学家接纳。因为郭氏夫妇与周恩来及张学良夫妇皆有着很深的交情。郭增恺原为杨虎城17路军参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将当时关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西安救蒋时，郭作为宋子文的随员一同到达西安，协助宋子文做调解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很多工作，郭增恺由此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当时其夫人在香港居住，不仅能自由出入台湾，而且与张学良夫妇也有交情。郭增恺夫人作为双方均信赖的朋友，完成这一使命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与此说相去甚远，童小鹏的回忆至少有两点错误：时间和密信的传递人。关于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考证，而在前面我们提到的1961年5月31日的那份中央档案也明确提到“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根本未见郭增恺夫人参与此事的任何依据，这是其一。
其二，据同样作为知情人的罗青长回忆，明确提到张学铭夫妇是密信传递人之一。
这样说来，至少张学铭夫妇、朱五三人曾参与了密信的传递。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学铭夫妇不具备到台湾送信的可能，是不是朱五将周恩来的密信亲手转交张学良？带着这一疑问，笔者走访了张学铭的儿媳吴量绩女士，却意外地获知，其实参与密信传递的人除了张学铭夫妇、朱五外，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参与了此事，而且就是这个人最终将总理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她就是现居台湾的朱浣筠。
张学铭是张学良同父同母的胞弟，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九一八事变后，张学铭携同妻儿到西欧、美国游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学铭由香港被迫回国，出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室中将主任、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等职。全国解放前夕，张学铭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学铭回到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深得周恩来的器重和信赖。
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的第六个女儿。朱启钤先生1964年病逝于北京，生前颇受周恩来的敬重和关照。朱洛筠不仅是张学良的弟媳，而且和赵一荻是中学时代的同学。朱洛筠的五姐叫朱湄筠，人称“朱五小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马君武曾写过一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的打油诗，讽刺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的张学良，诗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湄筠。朱湄筠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张学良遭到幽禁后，朱光沐做了宋子文的秘书，当时住在美国，朱湄筠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在香港。
朱浣筠是朱洛筠、朱湄筠的第十个妹妹，当时住在台湾，她的丈夫卢志德是蒋介石的私人医生。朱浣筠夫妇都信奉基督教，跟蒋介石、张学良同在台北的凯歌堂做礼拜，朱浣筠有和张学良接触最为便利的条件，是能够与张学良直接接触的最佳人选。
据吴量绩女士回忆，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北京宴请张学铭夫妇。席间，周恩来谈到如何花了好多的钱，找了好多的渠道、好多的人，都不能跟张学良接触上的无奈。希望听听张学铭的意见。张学铭略加思索，向总理提议，此事找他的夫人办最合适，并向总理详细地介绍了在台湾、香港的朱家姐妹情况。当时，周恩来听了张学铭的介绍十分高兴，马上拿出纸笔写下“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四句话16个字。考虑到张学良的安全，行事严谨的总理并没有在上面署名。总理把这封寄托着他对张学良无限思念与关切情感的短信郑重地交给了张学铭，希望张学铭设法尽快将信转到张学良的手中。
此后，张学铭夫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在香港的朱湄筠。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信交给妹妹朱浣筠，最后由朱浣筠将信安全送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秘密三：密信是怎样传递的
罗青长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周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他请张学铭夫妇到达香港后，再托台湾的友人将他的信装在口红盒里，到张学良夫妇经常做礼拜的教堂，趁人不备，交给赵四小姐，就说‘大陆方面的朋友有话捎给少帅’。”这一说法似乎跟以前大多数学者引用童小鹏的回忆如出一辙。此说认定郭增恺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总理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的手中。但是，这一说法却被吴量绩女士否定了。
据吴女士介绍，从总理写信，到信送往台湾，期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张学铭夫妇接受周恩来的重托后，即以探亲为名前往香港和朱湄筠接洽、联络。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为谨慎起见，张学铭夫妇几次往返于大陆和香港之间，每次从香港回到北京，他们夫妇都要当面向总理详细汇报香港、台湾方面的情况，当时朱湄筠在香港因经营不善，生活十分拮据，张学铭夫妇每次到香港都带去很多钱，作为朱湄筠的活动经费。
经过充分的运作和筹备， 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妹妹朱浣筠。5月的一天，朱浣筠将信夹在一本《圣经》里，带到了张学良、赵一荻经常去做礼拜的凯歌堂。在教堂做礼拜时，朱浣筠巧妙地靠近张学良，将事先准备好的《圣经》快速地递给张学良，在圣歌声中，张学良打开《圣经》，周恩来写的“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16个字立刻映入他的眼帘。熟悉的字体，关切的话语，加上特有的灵犀相通，使张学良马上意识到这封未署名的短信，一定出自周恩来之笔。张学良与朱浣筠二人均心照不宣。
周恩来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