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孔子周游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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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孔子周游列国
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帮助下,大败楚国,声势很大,连中原一些大国都受到威胁,首先受到威胁的是齐国。齐国自从齐桓公死后,国内一直很不安定。后来到齐景公当了国君,用了一位有才能的大臣晏婴当相国,刷新朝政,齐国又开始兴盛起来。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和晏婴想拉拢邻国鲁国和中原诸侯,把齐桓公当年的事业重新干一下,就写信给鲁定公,约他在齐鲁交界的夹谷地方开个会。
那时候,诸侯开会,都得有个大臣当助手,称做“相礼”。鲁定公决定让鲁国的司寇(管司法的长官)孔子担任这件事。
孔子名叫孔丘,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陬音zōu)人。他父亲是个地位不高的武官。孔子三岁上就死了父亲,靠他母亲带着他搬到曲阜住下来,把他抚养成人。据说他从小很爱学礼节,没有事儿,就摆上小盆小盘什么的,学着大人祭天祭祖的样子。
孔子年青时候,读书很用功。他十分崇拜周朝初年那位制礼作乐的周公,对古礼特别熟悉。当时读书人应当学的“六艺”,也就是礼节、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他都比较精通。他办事认真。开头他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吏,物资从来没有缺少;后来又当管理牧业的小吏,牛羊就繁殖得很多。没到三十岁,名声就渐渐大了起来。
有些人愿意拜他做老师,他就索性办了个私塾,收起学生来。鲁国的大夫孟僖子(僖音xī)临死时,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到孔子那儿去学礼。靠南宫敬叔的推荐,鲁昭公还让孔子到周朝的都城洛邑去考察周朝的礼乐。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轰走了。孔子就到齐国去,求见齐景公,跟齐景公谈了他的政治主张。齐景公待他很客气,还想用他。但是相国晏婴认为孔子的主张不切实际,结果齐景公没用他。孔子再回到鲁国,仍旧教他的书。跟随孔子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
到了公元前501年,鲁定公派孔子做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第二年,做了司空(管理工程的长官),又从司空调做了司寇。
这一回,鲁定公把准备到夹谷跟齐国会盟的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齐国屡次侵犯我边境,这次约我们会盟,我们也得有兵马防备着。希望把左右司马都带去。”
鲁定公同意孔子的主张,又派了两员大将带了一些人马,随同他上夹谷去。
在夹谷会议上,由于孔子的相礼,鲁国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会后,齐景公决定把从鲁国侵占过来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地方的三处土地还给了鲁国。
齐国的大夫黎I认为孔子留在鲁国做官对齐国不利,劝齐景公给鲁定公送一班女乐去。齐景公同意了,就挑选了八十名歌女送到鲁国去。
鲁定公接受了这班女乐,天天吃喝玩乐,不管国家政事。孔子想劝说他,他躲着孔子。这件事使孔子感到很失望。孔子的学生说:“鲁君不办正事,咱们走吧!”
打那以后,孔子离开鲁国,带着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希望找个机会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可是,那个时候,大国都忙于争霸的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并吞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孔子宣传的一套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的主张,当然没有人接受。
他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这些国家的国君都没有用他。
有一回,孔子在陈、蔡一带,楚昭王打发人请他。陈、蔡的大夫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发兵在半路上把孔子截住。孔子被围困在那里,断了粮,几天都没吃上饭。后来,楚国派了兵来,才给他解了围。
孔子在列国奔波了七八年,碰了许多钉子,年纪也老了。末了,他还是回到鲁国,把精力放到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教育学生上面。
孔子在晚年还整理了几种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像《诗经》、《尚书》、《春秋》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集西周、春秋时期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民间歌谣,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尚书》是一部我国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春秋》是根据鲁国史料编成的一部历史书,它记载着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大事。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他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授他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派,孔子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术思想在后世影响很大,他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第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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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如何赚取财帛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过他在世的时候,他的思想理念并没有被多数人所认可。所以孔子才会坚持周游列国,来推广自己的理念,只是收获的成效还是有限。孔子出游可没人给他买单,所以需要自己赚钱,那孔子的赚钱之道究竟是怎样的呢?其实孔子也想富裕,但他的欲望不是很强烈,而且愿意从事卑微的工作,来为自己赚取钱财,那孔子的钱财观究竟是怎样的呢?
明代《孔子圣绩图》图册,绢本设色,共39页,页纵60厘米,横40厘米,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藏
孔子很少谈钱的问题,《论语》中说:“子罕言利”。
这一说法,差不多得到了公认。一般观点大都认为,孔子对钱差不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那么,为什么“子罕言利”?孔子不谈钱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是因为孔子不爱钱吗?
显然不是。
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得到钱(富)的话,即使去当个司机(执鞭之士),孔子也会去做。孔子是坚定的贵族制度与贵族生活的捍卫者,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而他居然说,他愿意选择一个在贵族时代很卑微低贱的工作去赚钱。
很多人由此钦佩孔子的真性情,说话简洁而真实,一点也不做作。
可是,这好像又不太像儒家的作派。
在大家印象里,千年以来的儒家是不太谈钱的,只有俗人、商人才会谈钱,而这样的人是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所不耻的。
对于这种矛盾与疑问,儒家有解释。
《论语·里仁》一篇中就有闪光的句子存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同一篇文字中,还有更详细的解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后面这句话,讲起来比较麻烦,于是,最终被扼要概括为更为今天公众所熟知的八个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儒家的财富观由此变得清晰明确:首先,“君子”是可以“爱财”的;其次,虽然可以“爱财”,但获得财富的方式要“有道”。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因为这八个字仍然有点不清不楚——
取之“有道”?什么才叫“有道”?儒家取得财富的“道”又是什么呢?
这才是最紧要处!
要想剖解儒家的价值观,就必须把这个“道”弄明白。
实际上,千年以来,代代儒家已经身体力行,形象地演绎着这个“道”,只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说出来。而要破解它,我们需要读懂儒家的终极价值观。
什么叫终极价值观?
简单说,就是在儒家乃至于孔子心目中,一个人在社会中能够达到的最理想、最顶级的终极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这就好像在今天,有人问你,你认为谁代表着最理想、最顶级的终极生活状态呢?
马云?比尔·盖茨?乔布斯?袁隆平?
对这一点,孔子自己闪烁其辞,或者说史籍记载语焉不详,我们站在好不容易找到的紧要处,却如堕云雾。但是,中国著书立言的传统,使得我们仍然可以从儒家留下的文字间细细揣摩,寻找蛛丝马迹,然后顺藤摸瓜,发现其中的秘密。
在《中庸》一书中,儒家对于周武王留下了这么几句热情洋溢的评价——
“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按照《中庸》的记录,这一评价是孔子说的。这一点很难确定,但肯定是儒家说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评价明显代表了儒家的评判标准,也非常接近孔子的终极价值观。
这个终极价值观是什么?
请看仔细——
第一,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尊为天子);
第二,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富有四海之内);
第三,有宗庙祭祀(宗庙飨之);
第四,子孙延绵且保持强势(子孙保之)。
我们把这个终极价值观和儒家自身的历史轨迹结合在一起看,严丝合缝!
这种现实的追求,就是儒家的心向往之,孔子也是一样的。说儒家是入世之学,铁证如山。
那么,既然儒家如此推崇财富、地位,这一点为什么在孔子身上体现得不明显呢?
因为,孔子追求财富、地位有一条不太明显的途径:儒家取之有道的“道”,是一条“隐秘”之路。
在孔子看来,财富与社会地位应从哪里来呢?
答案是,从一个人的贤能中来,用一个人的贤能来获取。
在孔子看来,在理想的社会中,君主以礼来治理天下,而要维护这种礼的秩序,君主就要依靠贤人君子,社会财富、地位也自然而然地按照贤人君子的贤能程度来分配:贤能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越高,财富也就越多。儒家以为,用这样的价值标准梳理社会,整个社会就会形成羡慕贤能君子的风气,礼的社会秩序也就由此稳固了。
从这个价值观里,我们依稀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历朝历代。
那么,什么才是评价贤人君子的标准呢?
那就是对于礼的遵从,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美德——仁、义、礼、智、信……这些最终全部可以兑现为财富价值。因此,当你看到“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诗句,千万不要以为是励志的鸡汤!
在孔子心中,你只有具备了美德,才能谈是不是贤人君子,而只有成为了贤人君子,你才有资格去要求社会地位与财富。这里有一个先后顺序。孔子是不可能撇开贤人君子的前提,而去谈获取地位、财富的,这就是所谓的“道”。
你要上这个“道”,首先要修身(成为贤人君子),至于你会不会因此而获取到财富、地位,这个很难说,就要看所谓“天命”了。
一个贤人君子,在落魄不堪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贤人君子,否则这个贤人君子不就是假的了吗?所以,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所以,孔子的财富观才会是看上去那么豁达理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请注意,“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并不是今天我们对良心商人的评价,因为,它与商人求富的道路大相径庭。
商人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财富与道德之间,也就是“利”与“义”之间,“利”肯定是第一位的。但在孔子的系统里,一个贤人君子应该“贱货贵德”。
这个“贱货”并不是真的“贱货”,只是“货”的地位排在“德”的后面,先“德”后“货”,以“贵德”的方式,即通过“不要财富”“舍得财富”的方式来收获财富,这就非常难了!
当今,很多人喜欢谈“舍得”两个字,以为是道家的辩证法,其实,这是儒家最拿手,也是最顶尖的学问,当然,也是极难的学问。由于深知这种难度,所以,孔子会在他的当司机求富的例子后面补充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儒家与商人的分野,最终演化为儒家对商人的极度贬低,然后把商人在上千年时间里用道德压在最底层——你们不是贤人君子,不是社会主流,更不是社会支柱,只是边缘人而已。
所以,孔子看弟子中表现出的商业才能,才会像看一个人会表演杂耍一样:惊其技巧,不以为然。他曾感叹说,像颜回这样的,学问与道德都算是可以了吧,可是他总是达不到财富的目的,端本赐这家伙不按我说的来,去做买卖,结果每次行情都给猜对了。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儒家思维的致命弱点也暴露无遗,那就是,他们缺少另一种更合理的思考方式,即今天我们人人都知道的法制环境的创建。
在好的法治环境中,商人就会成为有约束、有道德感的人;反之,在一个糟糕无比的法治环境中,不仅商人不会成为有道德感的人,那些顺着“贤人君子”之道成长的人也同样没有空间,反而被异化了。
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儒家思想,因为在帝制时代,构建帝制存在的前提是权力结构。法治的精髓是人人平等,这是无论哪朝哪代帝王都无法接受的。而为了维持这种帝王权力结构,就必须抬高儒家地位,极端强化儒家思想的某些层面,巩固政治等级,同时打压商人,把他们妖魔化。
商人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
不过,商人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比较真实,重利就重利吧,小人就小人吧,从挥金如土中寻找平衡也就是了。真正难过的,倒是这些儒家教育出来的读书人。背着道德感的他们,时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生要不断在利与义之间取舍。
艰难的儒家之路,即取之有道的“道”,实在是太不好走了!
很多儒家门生最后只能选择精神分裂——明明只能流于世俗,甚至为了个人私利,去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然后还要慷慨激昂地拿出圣人写的语录来为自己言行寻找借口遮羞。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一个悲剧的双输结果,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与法治精神的相悖,最终酿成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被儒家文化浸透直至骨髓的中国人,怎么忽然与孔子有如此深仇大恨?实际上,这种冲突其实并不是针对孔子的,甚至都不是针对儒家的,而是针对那些利用儒家文化来维护权力社会,阻碍社会向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过渡的力量,这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过渡必须克服的障碍,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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