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清廷“打工”的美国大使

Posted 2023-01-03 清廷

篇首语：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给清廷“打工”的美国大使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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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清廷“打工”的美国大使

2011年3月9日，骆家辉―― 一位长着中国面孔、操流利英语的美国商务部长，被奥巴马提名为驻华大使。这位“黄面白心”的美国外交官，迅速成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热议的焦点。
　　而143年前的2月25日，一个刚刚从驻华公使任上退下来的美国人，被委任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清廷首个外交使团，远涉重洋，出使欧美。在外交史上，这位“双面大使”堪称罕见，一些中国的修史者将他描述为一个“狡猾、伪善，骗得满清政府信任的资本主义外交官”。他的名字叫蒲安臣。
　　阴差阳错来中国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顿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农场的活，参加教会活动，并四处布道。父亲的熏陶和自身的经历，使得蒲安臣颇具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个性，而这直接影响着他后来的政治活动。22岁时，蒲安臣进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蒲安臣回到波士顿当律师。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此时的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蒲安臣积极投身其中。1856年，作为众议员的蒲安臣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1861年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第一任常驻北京的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
　　在中国任职期间，这个无论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还是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竟然成为最受清廷欢迎的外国人。究其原因，是他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清朝政府颇有好感。
　　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精明的蒲安臣扩大其内涵，将“与西方列强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他的“合作政策”虽然顾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主要还是考虑本国利益。
　　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蒲安臣的确能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从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围之内。
　　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6年之久的蒲安臣辞职回国。在总理衙门（清廷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他向奕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当时，正在开展洋务运动的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更为紧迫的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
　　一方面，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各国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如果中国派出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磕头”的问题必定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蒲安臣在饯行宴上的这番话，让奕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这既能取得遣使出洋的实效，又可以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获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
　　就这样，在清廷和蒲安臣的一拍即合下，外交史上堪称奇闻的“蒲安臣使团”组成了。
　　毕竟，蒲安臣是外国人，清政府对其权限做了某些规定：“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更具标志性的是，在出使期间，蒲安臣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了一步。
　　备受争议的《蒲安臣条约》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面对国势颓弱的老大帝国，各国不可能轻易就范，按清廷的意愿来修约，蒲安臣深知此行的难度之大。因此，他把使团的第一站选在了最有把握的地方――美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团抵达旧金山。
　　久历美国政坛的蒲安臣深深懂得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热情地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在华盛顿，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而这也是让他在中国成为一个争议人物的关键。
　　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一些条款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在论及这个被后世某些史家指责为卖国的条约时，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这些矛盾的观点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蒲安臣的评价：他要么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要么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在访问途中病逝。
　　在他去世一个月后，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便颁布上谕：该使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的出行无疑对此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此外，随行的中国官员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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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美国大使

世界历史美国大使欣喜华人共产党员被屠杀

1960年印尼反华美国大使欣喜华人共产党员被屠杀

　　马歇尔·格林：时任美国驻印尼大使

　　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和他的同僚们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的敦促下，使用军队和“宗教信徒”行刑队屠杀了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

　　《悉尼晨报》在介绍这些文件时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实际上，这些档案表明，美国当局及其合作小伙伴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担当了积极的角色。

　　首先，文件显示美国官员与印尼军方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他们力主苏哈托军人集团斩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并要求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６年２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马哈尔？格林从雅加达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于印尼政变前夕抵达雅加达。民主党政府的约翰逊总统根据格林所具有的这类特定经验，选中他为驻印尼大使。格林早年在韩国任全权代办任内，全斗焕发动了政变，开始了长达３０年之久的由美国支撑的军人统治。在此之后，格林被调到澳大利亚任职，直至１９７５年威特伦劳动党政府的垮台。

　　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１９９０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１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国家新闻社的一个报告，其中。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话以证实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们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情报……美国供给的情报质量高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

　　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姆？科比于１９６２年之后督促拟订的。科比这一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尼。他在１９９０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把对印尼共产党的情报收集工作与他在越南所指挥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计划作了比较。在后一计划中，有两万名越南全国解放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杀对象名单。

　　根据《悉尼晨报》此一报道的作者玛丽安？威尔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国有关大屠杀前的“绝密级”和“机密级”记录，这些材料是由华盛顿的研究者约翰？凯利为制作一部过时的纪录片而收集的，它们已经被收进最近的解密文件中。还包括由美国律师凯茜？卡登于１９９０年得到的美国杀人名单记录。

　　但在这些最新资料中，没有一件是有关苏哈托发动政变前的准备阶段的。但资料显示：这些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１９６５年９月３０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说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的“并不确定”，他于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５日发给华盛顿的电信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宗教信徒团体和其他人都站在军队一边……”

　　“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格林指出：华盛顿期待印尼军队废黜苏加诺总统的夙愿终于可以开花结果了：“尽管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相信军队会把最近的事件归罪于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虽然尚不能断定其终局，使印尼摆脱苏加诺影响力的痛苦过程，看来似乎已经开始……”

　　他建议华盛顿“当权力斗争公开化之时，应避免公开的卷入……然而，要明确地向军队中的关键人物——那苏兴和苏哈托表明：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伸手帮助……广泛传播有关印尼共产党罪责、阴谋和暴行的故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某种方式不暴露这一宣传纯粹或大部分是出于美国所下功夫的话，这也许是目前能够给予印尼军方最急需最有效的援助）”。

　　两天后，格林警告华盛顿他担心军队也许走得不够远，“军方抗拒苏加诺的决心仍然很不清楚。”他写道。然而在他汇报军队专门对付劳工阶级的行动时，却称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军队横扫了下层阶级居住的雅加达郊区，围捕了在９月３０日暴力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共产党准军事分子。”

　　在此之后的１０月８日，格林变得更为乐观！“在印尼的多少年以来，共产党第一次抱头鼠窜了。”他发电说。其中让他最为鼓舞的是：“印尼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分崩离析，党的文件四处散失。今天雅加达印尼共产党总部的被焚烧，使这一情况达到了顶点。”

　　至１０月１３日，格林可以放心报告大清洗正在取得进展：“反共行动继续不断升级。今天的战果包括关闭亲共的大学校园，取缔左翼学生组织，对印尼共产党据点发动更多的攻击……青年团体捣毁了第二家印尼共产党的书店。”

　　两天以后，格林就与军方首脑和宗教信徒政治领导人的会谈情况汇报说：“军方和宗教信徒方面与使馆人员讨论了他们希望军队遵循的下一步战略。他们期待军队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不仅针对印尼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党和苏加诺的派系。”

　　同一天，他还急不可待地发送了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的绝密报告：“尽管苏朋久（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企图阻止，军队已经处决了７４名与政变企图有关的共产党人。”

　　格林决计要使反共屠杀越演越烈。他要求向美国情报机构转发了一个强调需要更多的反共煽动的电报。“在所有的媒介中，通过暗示和重复那几样事实，把这些恐怖和惨剧与北京当局及北京牌号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对那些将军们的残暴屠杀和残肢行为与在南越对付村长们的类似暴行相联系”。

　　苏门答腊建有很多工业和石油项目。１０月１８日，格林就该地由军队支持的宗教信徒青年团体所搞的反共反华裔大屠杀，呈送了一份绘声绘色的报告：“宗教信徒开始在密丹和其他苏门答腊北方城市袭击华裔共党分子。商店被焚烧，家居被捣毁，华人被殴打。美国领事看到在密丹和巴拉望的华人居住区火光冲天。宗教信徒在行动中，显然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两天后格林又以赞许的口气发电说：“在雅加达据说有数千印尼共产党干部被逮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处决。”但他坚持军方应该再接再厉，去完成他所称之为的“关键性任务”。“迄今为止，印尼共产党的基本潜在力量似乎仍旧基本完好无损，如果其地位得到政府承认以及军队的镇压就此中止的话，就纯粹的组织机能而言，它仍然有能力迅速地恢复并卷土重来”。

　　“不管怎么说，军队在摧毁印尼共产党方面不遗余力，对军方执行这些关键性任务时所表现的坚定性和组织性，我的敬意与日俱增。”

　　１０月２３日，格林对军方减弱其行动再次表示关切。但四天之后，他说他再次感到鼓舞，根据美国使馆武官威利斯？艾塞尔在玩高尔夫球时从一名印尼高级军官那儿得到的消息：“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处决那些有名人物的报道，而苏加诺可能会请求从宽发落这些人。”

　　美国使馆同军方的密切联系，可以从同一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电报中得到证实。电报内容来自东爪哇军队司令那里，说到”他将会对印尼共产党开始大规模的逮捕镇压……”

　　从华盛顿发给格林及其同伴的电文似乎显得异常稀少——这些与格林所发电报方向相反的电报流通，也许能揭示出更多的真相。１０月２９日，一封来自国务：的电报上印有“行动”一词，清楚地显示约翰逊政府要求建立一个军人独裁体制，并随时准备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这一电报指出华盛顿正在拟订其对印尼的政策，并希望看到一个军人政权：或早或迟……军方首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唯一能够在印尼建立秩序的力量。不管有无苏加诺的参与，他们必须出面组建一个军人的或军人文职结合的临时政府。

　　本文摘自《世界著名记者经典报道》作者：郝勤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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