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仇者的“文革”记忆

Posted 2023-01-03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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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仇者的“文革”记忆

席庆生，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下过乡，当过工人，现在是自由职业者，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来介绍自己，他说我仅仅是这里的一个祭奠者，我还曾经是一个复仇者。
　　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的西南角，一道石墙围着一个很特殊的墓园，这个墓园曾经长久与世隔绝，墓园里有130余座墓碑，共掩埋了531个人，而其中大约400余人是死于“文革”中的“武斗”，这些死难者多为年轻的工人学生，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仅仅14岁。席庆生的母亲就埋葬在那里，虽然她并不是红卫兵，只是个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无辜平民。
　　席庆生母亲的坟墓在墓群靠中央的地方，有一块不大的墓碑，上面刻着“母亲黄培英之墓”几个字，下面署着席庆生兄弟和妹妹五人的名字。席庆生说，原来的墓碑已经破蚀了，这个墓碑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重新立的。
　　“革命”的旁观者
　　“文革”中千万个家庭被政治撕裂的悲剧也在席家上演了：本来是汽车司机的父亲在工作单位参加了“八一五”派，还成了这一派的一个小头目；而当时只有15岁的中学生席庆生，则在学校参加了“八一五”的对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只有善良的母亲居间中立，既要照顾丈夫，又要保护孩子。
　　1967年，“文革”第二年。重庆的两派斗争进入武斗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军工生产城市，有抗战时期建成的兵工厂，有上世纪60年代新建的“三线”军工企业，是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地。武斗一开，两派都迅速武装起来，从步枪、机枪、冲锋枪，到大炮、坦克、装甲车，除了飞机之外都拉上了战场，甚至在长江上还有了武装的舰艇互相交战。
　　战火一起，15岁的席庆生想要和同学们一样武装起来，到战场上去过一把“英雄”瘾。但是，父亲虽然自己已经参加了一方的战斗队，却坚决反对儿子参加武斗，而母亲更是跑到学校把他拉回来。日夜看着他，不许他离开一步。
　　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熬粥煮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还没跑出家门，就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菜粥，滚烫的水浇了一身，烫伤了脚。母亲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冲出去，死死地抓住他的皮带不放。最后，母亲流着泪瘫倒在地，一双手却始终没有松开……
　　就这样，席庆生成了“革命”的一个旁观者，在沮丧和愤懑中，慢慢走进了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
　　逃难中母亲惨死
　　1967年7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老席家所在的滩子口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
　　数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正面交锋。两边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们喊着口号冲向对方的阵地。一刹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
　　8月23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电校“东方红”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的望江厂(军工)101舰队赶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八一五”派虽然跟着坦克进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击败。重大“八一五”的“301突击队”十几个参战大学生被打死。装甲运输车也被“反到底”缴获，双方各有几十人战死，杀红了眼的两派准备着一场更大的战斗。
　　1967年8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席家很快就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为了躲避战祸，附近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武斗”爆发后，席庆生的三个弟妹就转移到了重钢的亲戚家，家里只有他和一个弟弟陪母亲留守。8月24日上午，席家母亲带着两个儿子也匆匆地离开了家，汇入了逃难的人群。
　　离家时，38岁的母亲带了家里的户口本和一些能带走的东西，还有两只老母鸡――这是他们家最贵重的财富。母亲还特意给两个孩子和自己换上白衬衣，她想以此来标示身份，说明他们是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希望交战双方不会把枪口指向他们。
　　席庆生清楚地记得，和母亲逃难的那一天，持续了多日的枪炮声也停了下来。然而午后，当母子三人走到一个叫毛线沟的地方，逃难的目的地――“重钢厂”就在眼前了。突然有人朝他们打了一枪，当枪一响，席庆生敏锐地卧倒在地。就在他还没有清醒过来时，第二记枪声又晌起，就在同一时间，他听到母亲“啊――”一声惨叫，席庆生扭头一看，母亲正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没多久，母亲眼睛一翻，就永远地闭上了……
　　这时候，那个阵地上的机枪还在疯狂地扫射。席庆生突然跳起来，脱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阵地上挥舞，一边大声地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回答他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他又被迫扑倒地上。
　　等枪声歇下来以后，席庆生又跑过去，爬到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他就抱着母亲躺在地上，那一瞬间没有眼泪，他只感觉天崩地裂彻底绝望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席庆生听到远处传来人声，是从田坎边上的民房里传出来的：“娃儿，快过来，快过来，这边来躲。”席家兄弟俩朝民房爬去，躲在了门口石柱子后面。
　　席庆生后来回忆说：“我经常梦见我母亲死亡的那种场面，终生不能忘，太刻骨铭心了。我有时候经常想着她，临死前那个眼睛往上面翻的场景。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寻找大兵瑞恩》，我第一次看了以后，对其中那个医生被打死后，又被拼命抢救的那个场面，印象深刻。因为我母亲死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这样，又急着按伤口想救活她，又不知道怎么办，那种茫然那种无措，就是那个样子，我边看着边流眼泪。”
　　杀母仇人竟是父亲的“战友”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才停下来。席庆生拉着弟弟，匍匐穿过两派交战的中间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厂，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父亲正带着手下几个转业军人在理发店里――即将参加武斗的人们，全部要剃成光头。
　　看到父亲，席庆生才哭起来。他告诉了父亲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咬牙切齿地说：“妈妈被你们，‘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亲站在一起的光头，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诧异和震惊，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诉的少年。
记忆文革

烈士赵一曼丈夫文革被迫害致死儿子上吊身亡

赵一曼 原载《红岩春秋》 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早在1950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给她的儿子宁儿留下的遗嘱，更让人耳熟能详，记忆犹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宁儿名叫陈掖贤，一直由伯父陈岳云抚养，在陪都重庆度过了他的童年，12岁时，才和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陈掖贤的女儿陈红1980年代初移居成都，这是赵一曼和陈达邦尚在国内的唯一后人。陈红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说:爷爷和奶奶在莫斯科结婚后不久，奶奶因工作需要一个人回国，爷爷继续留在莫斯科，后来到法国和吴老（即吴玉章——编者注）一起办报，抗战期间回到重庆，解放后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民币上有他写的字。我们根据陈红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了解，陈达邦的传奇人生终于跃然纸上。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婊亲，陈达邦小时候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为了照顾任弼时的工作，经党组织安排，调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从此共同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陈达邦接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投身革命后，在武汉军校学得了一身武艺，身体也算强健。但是，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轮，怎经得起那种颠簸？李淑宁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柳溥庆老人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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