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朝官员不愿退休的原因

Posted 2023-01-03 官员

篇首语：做了好事受到指责而仍坚持下去，这才是奋斗者的本色。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揭秘唐朝官员不愿退休的原因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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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唐朝官员不愿退休的原因

　　《白居易诗集》中的系列长诗《秦中吟》中有《不致仕》一首，这首讽谕诗，讽刺了一些官员不肯遵守退休制度的现象。全诗如下：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缕，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诗一开头就挑明了“致仕”的严肃性――“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所谓“致仕”，指的是官员因为年老体衰等原因而卸去职务，又称休致、致事、致政、请老、告老、乞骸骨等等，总的说来就是退休回家的意思。
　　中国的官员退休制度古已有之。周代的《礼记・曲礼上》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说明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官员年老退休的思想。
　　西汉平帝于元始元年(公元1年)下诏规定：“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这一带有法律性的诏令，可以说它标志着我国古代退休制度的最早建立。
　　到了唐代，作为文官制度末端的最重要部分――退休制度进一步完善，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于是70岁成了横在官吏头上的一道硬杠杆。
　　接着，白居易又诚恳地劝告一些年老官吏要有自知之明――“可怜八九十，齿坠双眸昏”、“金章腰不胜，躯偻入君门”。“人生七十古来稀”，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了，八九十岁的人，牙齿掉了，两眼昏花，你还能做什么呢?!
　　白居易又劝道：“少时共嗤诮，晚年多因循”，你们年轻的时候，也曾对恋栈的前辈嗤之以鼻，可是到了自己年迈的时候却步其后尘。年老了，你们大多因循守旧，跟不上形势了，不如回家享清福去吧。
　　但是，我们从诗中也可以看出，唐代执行退休制度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唐代官员退休基本依据汉代“七十而致仕”的年龄规定，但并不“皆龄致仕”搞“一刀切”。如果到了七十岁，但身体较好者亦可延长，对政绩显赫的官员亦可留任。
　　这样，因为致仕年龄标准相当模糊，事实上造成了过了年龄还继续供职的官吏不在少数。官员普遍不愿意退休，到龄时主动退休的少，寻找各种理由赖着不走的多。
　　不少官吏使用各种手段伎俩要留住官职，有的虚报年龄，修改档案;有的干脆不上奏申请，看你皇帝咋办;有的攀附权贵，向皇帝邀宠，千方百计多留几年。由于一般的官员到了七十岁以后如果不请求致仕并无强制性措施或不利后果，而且三品以上官员的退休年龄更为宽松，何况只要朝廷需要，也有鞠躬尽瘁，老死在职守上的。
　　贞观初，驸马都尉窦诞年届高龄，“精神衰耗，殊异常”唐太宗和他言事，他常昏忘不能对。太宗无奈责备窦诞“睹尸禄而不退”，下诏“诞可光禄大夫还第”。也是唐太宗时的金紫光禄大夫令狐德芬，结果官至80岁死在任上。
　　大名鼎鼎的礼部侍郎贺知章，在唐玄宗时官至86岁才告老还乡。武则天时宰相苏良嗣年已85岁仍不退休，有一日他去朝见武则天时，“谢恩拜伏，便不能复起，舆归其家”，当日便死了。
　　唐懿宗时卢龙节度使张允伸已88岁，重病在身，自知来日无多，即上书辞职，结果朝命未归就死去。闻名遐迩的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至唐宣宗大宗八年担任太子师时已经年过八旬了。每次上朝，步行至大殿之下就已经力不能支了。他老眼昏花，一次竟将皇帝的尊号“和武广孝皇帝”读成“光武和孝皇帝”，遭到御史弹劾，罚俸一季，被朝野嘲讽。
　　由此看来，唐代在贯彻退休制度上的不得力以及退休年龄规定上的模糊性，导致了官员到龄退休的为数甚少。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不愿退休呢?白居易在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无非一是贪恋名利，二是为子孙谋福利而已，此乃所谓“恋栈”情结也。“恋栈”之说，出自《晋书・宣帝纪》“驽马恋栈豆”，意为马儿对马棚的依恋之情，后引申为讥讽做官之人对官位的依恋。这么多官吏不愿退休，其实就是留恋官职带来的名和利。
　　所谓留恋“利”，就是留恋官场上的收入。唐代官员的俸禄一般由禄米、职田、俸料等常规实物待遇三部分组成，还包括免费工作午餐、上朝服装、役使人力等特殊实物待遇部分。除外还有一些隐性收入，如亲属免役、住房、乘车、受田、子孙享受优先入学和做官等优惠和特权。当然，这些没算上赏赐以及收礼等灰色收人。
　　所谓留恋“名”，就是官职带来的影响力。尤其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他们通常考虑更多是避免“人走茶凉”。位高权重的他们往往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过去所做的事情在退休后常常会成为他人攻击的目标，只有留在位置上能够确保继续接近皇帝和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从而保证自己的安全。尤其对子孙的前途来说，“名”之关系极大。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致仕申请，李太太闻之勃然大怒：“家产空虚，儿子们都还没有当官立业，你退哪门子休啊?!”因为对官员来说，他“名”的坚持，是寄托着全家甚而全家族的希望的。
　　唐代官员退休待遇是不低的。据《唐会要・致仕官》记载，官员致仕时可享受一定的待遇，有的可加官一级，有的只换官名而品秩并未改变。三品以上致仕者还享受朔望听朝参，其班列在本品现任官之上以表尊崇。在经济待遇方面，五品以上者致仕，终生可以享受半俸，特例可给全俸。六品以下者，旧制前四年给半俸，天宝时令给至终身。但即便如此，官员们大多还是不愿退休。因为名也好，利也好，为子孙造福的能力也好，是和一个人的官职直接挂钩的。离开了实际官职，这一切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再好的退休待遇，哪里比得上官职附带着的衍生权力!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裴度曾经说过：“以年致仕，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有斯道。”指出当时的官员普遍寡廉鲜耻、贪恋富贵，到了退休年龄还不肯去位。官员不肯退休，很多时候非政务所需，实由腐败引起。
　　唐中期以后，宦官专权，政坛腐败，贪恋禄位情况十分严重，退休年龄极具弹性，官场有人就可推迟退休。唐僖宗时，皇帝下诏书让大太监杨复恭退休，杨复恭拒不接受致仕诏令，还杀害来使，最终导致君臣兵戎相见。中国社会是一个泛权力的社会，收益和权力一样是泛化的。无权即无收益，官员不愿退休情有可原。如果再加上国家的退休制度一不刚性，而不一视同仁，让官员自觉接受退休制度岂不难上加难吗?!
　　白居易这首《不致仕》是从启发官员自觉接受退休制度的角度来批评这一现象的。他在诗中歌颂了历史上两位功遂身退的贤者。他们就是白居易诗中的“二疏”――西汉宣帝时的疏广和他的侄子疏受。疏广和疏受叔侄两人都官居太子少傅，显赫一时。
　　当太子12岁时，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于是叔侄二人皆称病还乡。走时，同僚、友人在长安城东郭门外为之饯行，围观路人感慨：“贤哉二大夫!”像这样主动按时退休的高尚之举却无人继续步其后尘，令人叹惜!白居易以“二疏”为榜样，在七十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诗句用意深刻而措辞委婉，即使让一千多年以后的今人也诸多品味。
唐朝揭秘退休官员

揭秘古代官员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

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山阴县令褚，“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

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申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当时有些寺庙向社会募捐钱物后举办慈善医疗，免费或廉价给病人施医舍药，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辞职后，就住进长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疗养。对于这种“有身份的人”，寺庙方自然还要格外看待。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太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

王安石因为退居江宁半山后，常骑驴出游，周边居民都认识他，尊称“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远远望见地方官的车队迎面而来，忙避入路边民家。这户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疟疾，恰巧王安石带有治疟疾的药，便让随从取出来。老婆婆坚持要回报一缕麻线，说是“相公可带回去给相婆派用场”，王安石笑而受之。看来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买药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李日知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