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夠獨立自主有多難

Posted 2023-01-03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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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夠獨立自主有多難

一、
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同志們集體上線，這在當時是個大新聞。
歐洲自有記憶以來，還沒見過這麼奇葩的政權，別人上台頂多要點錢，布爾什維克同志可是要命啊。
國內的白軍不甘心失敗，外國害怕俄國模式傳播出去，還有趁你病要你命的，大家一擁而上要扼殺蘇俄。
既然談不攏，那就戰吧。
幾方勢力一直打了4年，用犧牲幾百萬人的代價，蘇俄戰勝敵對勢力，保衛住了紅色政權。
這個時候，原本被俄羅斯帝國佔領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等國也成立了蘇維埃政權，各國一合計：
「要不繼續搭夥過日子？」
1922年12月30日，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外高加索聯邦在莫斯科開會，成立了個蘇維埃國家聯盟，簡稱蘇聯。
別看蘇聯地盤大，其實在國際上沒朋友，大家的宗旨是「防火防盜防蘇聯」，做朋友？呸。
列寧同志望向諾大的地圖，喃喃自語：「不就是朋友么，仔細找總是有的。」
事實上，列寧在半年前已經讓越飛南下了。
越飛是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同志，資歷特別老，立場特別堅定，列寧把交朋友的任務交給越飛，特別放心。
那時候的中國剛剛爆發過直奉大戰，張作霖被趕回東北，每天望著火鍋發獃，掌握北京政權的是直系軍閥。
直系吧，表面老大是曹錕，勢力最大的卻是吳佩孚。
越飛第一個找的就是吳佩孚。
我們知道，民國軍閥都是有投資人的，皖系和奉系的投資人是日本，而直系的後台就是英美。
吳佩孚背靠英美的大樹，壓根看不上蘇聯，不過想交朋友也可以，先把外蒙古和中東路吐出來再說。
得，沒得談。
越飛帶著二維碼在北方晃悠一圈，結果沒有一個人願意掃一掃，就在這個時候，南方的孫中山走過來握住越飛的手：「同志，找個地方聊聊？」
倆人在上海越聊越投機，在一系列問題上達成共識......其實是一個缺投資人，一個缺項目，互相抱團取暖而已。
1923年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公開發表，再加上2年前幫助中共建黨、聯繫北方的馮玉祥，蘇聯的中國朋友圈已經有3個待通過好友。
這是蘇聯投資中國的起點。
看到這裡，大家應該知道以後要發生什麼事情了，對，黃埔軍校要成立了。
宣言發表之後，越飛馬上向孫中山提供200萬盧布、8000支步槍、15挺機槍，蘇聯派來大批顧問幫助國民黨革命。
比如政治顧問鮑羅廷、軍事顧問加侖、步兵顧問白里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里......他們親手幫助黃埔軍校制定了條例和課程。
除了軍事，還有政治。
1923年，鮑羅廷出任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他到廣州之後問孫中山：「國民黨有多少人？」
「應該有3萬，但登記的只有3000，反正是糊塗賬。」
鮑羅廷感覺不行，這麼鬆散的黨是沒有戰鬥力的，於是，他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模式，硬生生把渙散軟弱的國民黨，改造成如臂使指的國民黨。
從1905年成立同盟會以來，屢戰屢敗的國民黨突然崛起，原因就在這裡。
蘇聯費盡心血，出人、出錢、出武器的扶持國民黨，希望革命成功之後，中國成為蘇聯的堅實盟友。
據統計，蘇聯給國民黨提供了價值1700萬盧布的款項、槍支、炮彈等物資。給馮玉祥提供將近6萬支步槍、7000萬發子彈、各種炮78門、1100萬貸款，蘇聯顧問還幫馮玉祥設計兵工廠，生產出一批裝甲車。
算起來，蘇聯在中國花了3000多萬盧布。
有了這麼雄厚的資本，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1年打下半壁江山，馮玉祥的乞丐軍立刻縱橫中原，到1927年3、4月份的時候，蔣介石已經進入長三角包郵區了。
北伐軍的士氣旺、意志力強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北伐軍的武器裝備確實好，加上蘇聯顧問親自擬定的作戰計劃，讓北伐軍幾乎無往不利。
那麼中共在幹嘛？
主要在做政治工作。
蘇聯覺得中共太弱小，不如先做點輔助工作，其他的以後再說。
那時的蘇聯領導已經換成斯大林。
他以為中國投資很快要上市敲鐘了，沒想到，蔣介石想跳車了。
二、
最初的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地位不高。
1912年辛亥革命後，他跟著陳其美在上海混，搞搞暗殺辦辦報紙炒炒股，軍中職務也是參謀長、作戰科主任之類的，屬於眾多螺絲釘中的一個。
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到永豐艦避難，蔣介石聽說後立刻趕赴廣州，貼身護衛孫中山40多天，才得到最高領導的信任。
多年後，蔣介石在台灣回憶：
「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不斷對我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干工作，但我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亦不曾派我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才被選為中央委員，中間差不多相距20年之久。」
他覺得懷才不遇，可以理解，牛人嘛。
直到孫中山去世的時候，蔣介石的職位也只是黃埔軍校的校長，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黃埔軍校是他起家的資本，但當時不是這樣的。
黃埔軍校，說白了只是一所軍校，世界上的軍校校長太多了，不是每個校長都能用學生武裝起一支勢力。
蔣介石真正的貴人是鮑羅廷。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遇刺，兇手到底是誰，現在也說不清楚。不過沒關係，只要出事就得有人背鍋。
當時孫中山已經去世，廣州說了算的是鮑羅廷，他提議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予政治、軍事和警察的全部權力。
特別委員會相當於臨時的最高權力機構。
汪精衛是國府主席，許崇智是軍事部長，唯有蔣介石是邊緣人物，他坐了幾十年冷板凳，終於遇到貴人進入權力中心。
亂世當然要兵權。
蔣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包圍許崇智府邸，張口就說：「軍隊屬於許崇智管理，沒有軍隊支持，誰敢刺殺廖仲愷？」
許崇智有口說不清楚，跑到上海拉倒。
恰好，胡漢民的弟弟和案件有關係，蔣介石立刻把胡漢民抓起來問話，胡漢民沒辦法：「你不就是要權么，我去蘇聯好了。」
於是，廖仲愷、許崇智、胡漢民三大巨頭下線，蔣介石正式進入廣州的權力中心，第二年又通過「中山艦事件」架空蘇聯和中共，逼汪精衛出國，此後再也沒有人能阻礙他升遷的步伐。
亂世中手段重要，但歸根結底是要能打。
國民黨內還真沒有人能比得過蔣介石。
自從孫中山起兵以來，基本是屢戰屢敗，從來沒有一場像樣的勝利，無奈之下，只好躲在廣州城韜光養晦，直到蔣介石帶著黃埔師生平定商團叛亂、參與第一次東征、指揮第二次東征，基本統一廣東，打下從未有過的地盤。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蔣介石以最高票當選中執委，連宋慶齡都說：「廣東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
7月北伐開始，總司令蔣介石和開掛一樣，年底打到武漢，第二年春天拿下南京和上海。
我們之前說過，國民黨的主流大佬是廣東人，北伐的目的之一是外省人爭權，蔣介石能上位也是外省人的支持。
廣東大佬汪精衛是仰仗蘇聯的，他的勢力叫國民黨左派，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汪精衛和陳獨秀都在武漢活動。
蔣介石的外省勢力要爭權，必須找一個能和蘇聯對抗的後台，這也是為什麼他一路向南京打的原因。
吳佩孚和孫傳芳的後台不是英美么，他們在北伐的過程中被打倒了，英美投資多年的項目突然破產，虧大發了。
英美急需找一個接盤俠。
蔣介石在上海混過，認識不少江浙財閥的大佬，而江浙財閥基本是替英美做事的買辦......一個是北伐軍司令，一個是買辦財閥，簡直可以無縫對接。
於是，英美讓一個叫虞洽卿的金融大佬出馬，去試試蔣介石的口風，看看有沒有合作的可能。
是不是很像幾年前的一幕？
當初是蘇聯帶著錢找項目，孫中山帶著項目找投資，如今是英美帶著錢找接盤俠，蔣介石急需找後台。
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
虞洽卿問蔣介石：「想跟著我們混不，只要點頭，給你6000萬銀元。」真是瞌睡遇上枕頭，蔣介石什麼都不用說了，干。
「但是有個條件哦，汪精衛等人是要革命的，我們是被革的對象，想拿錢可以，必須要投名狀。」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動刀清黨。
整個清黨的過程中死亡近百萬人，中共6萬黨員犧牲了5萬，加上團員和工農群眾，共犧牲33萬人，只剩下可憐的1萬黨員。
那其餘幾十萬人是誰？
基本是國民黨左派，包括汪精衛的勢力、熱血的革命青年、不服從蔣介石的人也被扣帽子殺掉。
他用屠刀表明自己的立場，順利得到英美和江浙財閥的信任，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
此時的武漢，還有汪精衛的國民政府。
他本來是要靠蘇聯的，可蘇聯讓他立刻土地改革、武裝工農軍隊、吸收工農群眾進入國民黨......本來是要投資的，沒想到你要控股？
2個月後，武漢開始清黨。
既然在關鍵問題上達成共識，「寧漢合流」也就順理成章了。
至於馮玉祥，本來就是以背叛和投機吃飯的，蔣介石許諾每個月給他250萬軍費，1年就是2800萬，相當於蘇聯在中國的全部投資。
「嘿，蔣大哥好。」
蘇聯在中國苦心經營5年，換來竹籃打水一場空，斯大林已經哭暈在廁所。
中國剩下的一絲絲火種，正在山溝溝里醞釀。
三、
四一二是蔣介石的跳車記。
他用蘇聯的投資發展壯大，又在上市敲鐘的前一刻，用血腥的手段驅逐投資人，把股權交給實力更大的老牌資本。
但是，還有一批立志救中國的人。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
1927年11月13日黃麻起義。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
一連串的起義，讓中國的軌道逐漸偏離航向，此後幾十年，他們都在講述一個故事：「不拿外國的錢，也有成功的可能。」
說起來，拿外國的投資無非是解決經濟問題，買槍、買炮、發工資都需要錢，但是說出「槍杆子里出政權」的教員，用打土豪分田地也能解決錢的問題。
把土地分給農民就有兵員，建立根據地就有穩定財政，這兩個問題解決了，紅軍就站穩腳跟了。
財政雖然不充裕卻不用看別人臉色，地盤雖然不大卻理直氣壯......這就是中國走向獨立自主的星星之火。
不過，這只是嘗試的起點。
蘇聯是不會放手的。
中共建黨時說的明明白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不是我說的，是官方已經確認過的。
那時候，誰能抱上蘇聯的大腿，立刻飛黃騰達，誰要是沒有蘇聯的關係，再牛逼也不行。
王明在中山大學讀書，結識了一群同學，組成「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還認識了副校長米夫，在蘇聯混了個臉熟。
米夫想發展勢力，王明想向上爬，倆人一拍即合。
1931年，米夫主持了在上海召開的會議，一手把素人王明扶持到最高權力中心，成為真正說了算的最高領導。
這就是蘇聯的威力。
米夫絕對想不到，他6年後在蘇聯被逮捕，第一個劃清界限的就是王明。
王明一輩子都站在蘇聯的立場說話，從來沒有變過，因為他的地位都是依靠蘇聯得來的，他讓蘇聯一時不高興，蘇聯讓他一輩子不高興。
教員說他：「這個人啊，總是替別人考慮的太多，替自己考慮的太少。」
王明不能獨立自主，蔣介石又何嘗不是呢。
拿了別人的錢就得看別人的臉色，惹惱投資人馬上喝西北風，民國的軍閥不就是這樣么，一旦拿不到錢迅速垮台。
不過，蔣介石運氣好，跳車幾年以後，又重新和蘇聯發展起合作關係。
因為日本人來了。
當初投資國民黨，蘇聯就是要扶持親蘇政府，做蘇聯的外圍屏障。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向遠東擴張的意圖很明顯了，斯大林顧不上曾經的恩怨，再次扶持蔣介石。
所以說，國家利益永遠是不變的主題。
斯大林希望蔣介石做一個獨裁者，如果形勢需要，任何違抗命令的將領要立刻除掉，只有掌握全部權力，中蘇兩國才能齊心協力戰勝日本。
抗戰前三年，蘇聯提供25億美元貸款、24個師的裝備、3600名軍事專家、飛機985架、大炮1317門、槍彈1.6億發、炮彈190萬發。
歷史走到這裡，好像還沒有什麼變化。
拿外國投資的喜笑顏開，好像有越來越強壯的趨勢，自力更生的越來越土，好像隨使都能累的趴下。
別急，歷史會告訴你終極答案。
四、
1934年10月，蔣介石和斯大林眉來眼去的時候，由於有蘇聯背景的博古和李德瞎指揮，8萬紅軍被迫離開根據地，走上一條悲壯的長征路。
他們不知道去哪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臨行前，他們砸掉不能帶走的東西，只帶了武器、文件和電台，13年來和蘇聯的聯繫也斷了。
為了躲避追兵，他們沿著各省的邊界，專門挑偏僻的小路走，這樣可以避開國民黨的統治中心。
即使盡最大努力，紅軍依然損失慘重。
到達貴州遵義，紅軍只剩下3.7萬人，減員太嚴重了，很多人都有情緒，連老成持重的朱老總都說：「再這樣下去，紅軍就不跟著走了。」
他們決定在遵義開個會，總結一下經驗教訓。
經過一番爭論，大家取得共識，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兵權，教員被補選進最高領導層。
這是中共第一次決定自己的事情，甚至是中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在沒有外國干涉的情況下，改變了領導層的人選。
真的，這是第一次。
當初慈禧太后想換皇帝，招來八國聯軍入侵，北洋和國民黨也一樣，沒有外國的支持連一個月都做不下去。
從這個角度來說，遵義會議怎麼吹都不為過。
1935年10月，他們經過14個省、翻過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行程2.5萬里，終於到達陝北，當初兵強馬壯的中央紅軍，只剩下7000人，抗戰開始後，紅軍改編成的八路軍也只有3萬人。
這支部隊很苦，人均子彈只有5發。
他們的武器全靠戰場繳獲，有的戰士沒有槍，只能背著大刀上戰場，用血肉之軀抵抗日本的鋼鐵洪流。
以至於延安有種說法：「蘇聯的武器給了資產階級，書本給了無產階級。」
但就是這支軍隊，8年後發展到100萬人，根據地全是從日佔區搶回來的。
到解放戰爭的時候，只有1億農村人口的根據地，論財政收入，已經和3億城市人口的國府不相上下。
「我們不拿外國的錢，照樣能挺直腰桿。」
整個抗戰期間，教員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叫做延安整風。
前些年，這件事被污名化了，感覺就像專門整人一樣，動不動就撤職扣帽子，影視劇里都是類似的情節。
其實整風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去除蘇聯影響，把受蘇聯影響的黨，改造成完全的中國黨。
1942年6月成立的總學習委員會，教員是主任，各單位部門分別成立學習中心，教育了1萬多到延安參加整風的幹部。
整風的流程大概就是：
「毛老師告訴你們，以後要幹什麼、什麼是對的、具體做事的方法是什麼......聽明白了沒有，聽明白就下課。」
參加過整風的幹部，回去以後傳達到每個單位，逐漸讓所有黨員了解毛老師的想法，大家一起向前走。
1945年七大召開，一個政治、軍事、財政、思想都能實現獨立的政治力量誕生，這是中國唯一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
走到這一步，整整用了25年。
五、
解放戰爭，找投資和獨立創業的區別就出來了。
當時很多人對解放區沒有信心，覺得這就是一群土炮，用什麼和蔣介石的美械師打仗？
是的，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忙著和希特勒打仗，暫時沒空搭理蔣介石，但日本不是炸了珍珠港么，美國需要中國牽制日本，就把大量裝備和款項送給蔣介石。
你以為蔣介石是軍閥，其實人家是拉投資的高手。
所以他才敢說3個月「戡平內亂。」
打了2年，那些民主黨派才發現，咦，打的還不錯哦，不知道能抗住老蔣的幾波攻勢？
有記者採訪教員：「你覺得戰爭能打贏么？」
「那要看各地的土改情況，以及政策有沒有落實。」他沒有說前線的部隊狀態，甚至不提指揮員的能力素質。
在他看來，只要自己的實力夠了，勝利是遲早的事情。
慢慢打著打著，出問題了。
解放軍越打越強，抓回來的俘虜經過改造，馬上從慫包變成野狼，拿起槍杆子就向國軍衝去。
而國軍戰士卻產生懷疑，他只不過是當兵吃糧而已，何苦賣命呢？
隨著戰場局勢越來越明朗，那些不受重用的雜牌軍紛紛起義，起義之後馬上如狼似虎，比如佔領總統府的35軍，就是在山東起義的部隊。
眼看大廈將傾，蔣介石趕緊讓宋美齡到美國要錢，再要不到錢就斷糧了，結果美國乾脆利落的拒絕了。
為什麼？
宋子文在美國有7000萬美元存款，宋靄齡有8000萬美元，宋美齡有1.5億美元，美國援助的錢，很多都被放在美國吃利息。
這要是能打贏才見鬼了。
雖然蘇聯把日本武器留給東北野戰軍，但是斯大林對宋子文說：
「我們不支持也不想支持他們，我們認為中國只有一個政府，我們想誠實的對待中國和各個盟國。」
蘇聯正在和美國談判，不想鬧得太僵，而國民黨是美國支持的，所以......順手幫你們一把，能不能成功就看你們的造化了。
蔣介石手裡沒錢，只好發行金圓券，結果玩崩了，解放軍百萬雄師過江一波推到。
1949年，五星紅旗飄起來了。
中共初期拿過蘇聯的經費，那也僅僅是聊勝於無，和蘇聯資助國府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
他們沒有糧食就在南泥灣大生產，沒有槍炮找敵人要，曾經有多麼艱苦，日後就有多麼驕傲，這種自力更生的政權底氣特別足。
剛剛建國，中國就否認和西方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並且不承認舊的外交關係......既然和外國的關係更換了，那些依附外國為生的買辦和黑幫，基本就走到末路了。
稱霸上海灘多年的黃金榮，不都去掃馬路了。
西方國家懵了，在中國投資百年的資產，就這麼沒了，這可咋整？
咋整？
我們可沒拿過一分錢投資哈，現在你們還想吃分紅，怎麼想的這麼好呢？您配鑰匙么，配幾把？
在朝鮮戰場，志願軍面對集結了半個地球的軍事力量，一點都不慫，硬生生把聯合國軍推到三八線以南。
為了這一天，他們已經等待百年了。
這才是真正的獨立自由。
1949年12月16日，教員抵達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
斯大林回他：「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這是一般公理。」
六、
那時候，冷戰鐵幕已經拉開，美國和蘇聯正在全方位對抗，雙方都急需拉攏人手。
中國和美國在朝鮮打了一仗，已經沒有合作的可能，何況從根子上來說，中國和美國就不是一條路上的人，「一邊倒」是必然的選擇。
雖然蘇聯之前沒怎麼給援助，但好歹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而在冷戰格局中，蘇聯更需要中國做前沿陣地。
可純農業國是做不了前沿陣地的。
於是，蘇聯決定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
教員在訪蘇期間簽了一份《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向中國貸款3億美元。中國就是用這筆錢買下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國防等50個大型工程項目。
3年後周恩來同志訪蘇，又談下91個項目，據當時估算，141個企業在1959年建成後，將超過日本1937年的水平。
此後赫魯曉夫訪華簽了10項文件、加上其他部門簽約和口頭協定，共確定174項工程，經過仔細審定，去除各種重複工程，最終敲定154項工程。
由於之前公布的是156項工程，以後就統稱為「156項工程」，包括44個軍事工業、12個航空工業、10個電子工業、7個鋼鐵工業等等。
這批工程就是中國工業化的基礎。
為了幫助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累計向中國提供價值24億美元的貸款和設備，正是這筆貸款和設備，讓中國走上工業化的快車道。
當然，工業化需要技術擴散，更需要人才。
中國的人才還沒有培養出來，只要依靠蘇聯專家了，10800名蘇聯專家奔走在各大工廠，手把手教中國人怎麼操作機器。
斯大林告訴他們：「你們的任務就是把所有知識和技能告訴中國人，直到他們學會為止。」
除了工廠的蘇聯專家，還有600名教師在高校任教，1400種教科書翻譯成中文，每個中國工程師和技術骨幹都在蘇聯接受過專業培訓，截至1957年，中國得到各種圖紙3646種。
沒有蘇聯的幫助，中國能不能實現工業化，真的不能保證。
你看印度的底子多好，到現在也不行。
如果國府繼續執政，美國會和蘇聯一樣，給國府力度這麼大的技術擴散？顯然不可能，就算給了國府也接不住啊，到現在就是加強版的印度。
而且蘇聯援助也不是白來的。
周恩來同志說：「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時才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
教員也說：「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原因，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入朝作戰。」
抗美援朝不僅是投名狀，更是展示實力，明明白白告訴美國和蘇聯：「我可以。」
世界就是這樣，即便別人想投資，也要看到你的價值，打心底里看得起你，才會把資源逐漸過渡給你。
扶不上牆的爛泥，美蘇正眼看一眼算輸。
所以啊，中國工業化與其說蘇聯賞賜的，不如說是自己掙來的。當然也有意識形態的原因，就像斯大林說的：
「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也取得勝利，那麼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取得勝利也是有保證的，因此，我們要不惜人力和財力援助中國。」
斯大林這個人，做事向來以實用和利益為標準，特別符合馬基雅維利的要求，幾十年來中國吃過他的苦，受過他的好處，真是一言難盡。
斯大林去世後，新上台的是赫魯曉夫。
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一份秘密報告，徹底否定斯大林，要在蘇聯去除斯大林的影響。
秘密報告惹怒了斯大林班子的二號人物——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和赫魯曉夫鬥爭1年才敗下陣來，獲勝的赫魯曉夫也元氣大傷。
這個時候，他特別需要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
1957年社會主義陣營在莫斯科開會，赫魯曉夫希望教員也參加，以大國的身份表示支持，教員告訴他：「支持沒問題，但是我要核武器。」
「沒問題，來談。」
當年9月，聶榮臻元帥和陳賡大將、錢學森等人赴蘇聯談判，經過35天才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答應援助中國原子能工業、導彈、火箭武器和核試驗基地建設。
從此以後，中國的核工業起步了。
去蘇聯的飛機上，聶榮臻元帥問錢學森：「造蘇聯的爾—2導彈，有把握嗎？」
錢學森明確告訴聶帥：
「只要他們肯提供有關設備和火箭樣品，保證沒問題......而且我們的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統一，這比自由化的美國更適合搞火箭工程......如果沒有外援，我們也可以在7至8年內研製出無控制火箭。」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距離去蘇聯談判正好7年。
蘇聯又不是散財童子，這麼大規模援助中國，當然是有目的呀，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
蘇聯的目的就是擴大社會主義陣營，並且把中國置於蘇聯的領導之下，讓中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之一。
敢情我們奮鬥多年就是為了給你當狗？
做什麼夢呢。
我們要的是平等交往，懂嗎，平等交往。
1958年，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寫信給彭德懷元帥，希望在中國南海合資建一座大功率長波電台，蘇聯出資70%，中國出資30%，建成後雙方共同使用。
彭德懷上報了蘇聯的建議，高層一研究：「雖然我們都需要長波電台，但不能合資啊，這是涉及民族尊嚴的事。不如蘇聯提供裝備和技術，中國出全款，建成後歸中國所有，但蘇聯可以協商使用。」
同樣是1958年，周總理寫信給赫魯曉夫，希望蘇聯援助中國一點海軍技術，蘇聯回話：「蘇聯的條件不利於潛艇發揮，兩國可以共同成立一支潛艇艦隊啊。」
教員怒了，產權不明晰，以後很多事情說不清楚。
以往的說法，是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導致中蘇分裂，其實不是，而且赫魯曉夫把聯合艦隊的事收回去了，並且親自到北京解釋一番。
真正讓中蘇分裂的，還是蘇聯的大國戰略。
50年代後期，赫魯曉夫謀求與美國和好，做為籌碼，當然是中國利益。
蘇聯對58年的金門炮戰很生氣，因為他們正在與美國講和，中國做為社會主義陣營，怎麼能在此時攻擊美國扶持的蔣介石呢？
何況事先連個招呼都不打。
你們打蔣介石的屁股，其實是打我的臉啊。
中國也生氣，我管自家的事情，怎麼還要你來指手畫腳？蘇聯把中國當成弟弟，中國要和蘇聯平等交往，這就是最大的分歧。
另一件事是關於中印邊界。
1959年3月，印度堅持說「麥克馬洪線」是中印邊境，導致邊境糾紛升級，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國急需蘇聯的外交支持。
可蘇聯卻說：「你們儘管鬧，反正我中立。」
蘇聯為什麼中立呢？
因為赫魯曉夫要訪美了，他要不惜一切代價，在西方國家維護蘇聯「愛好和平」的形象，而中國就是那個代價。
中蘇關係走在這裡，由於各自目的不一致，曾經的鐵杆兄弟，變成如今的塑料姐妹花。
鬧到最後，就是1960年蘇聯撕毀600個合同，撤走1390名專家，停止供應設備和技術資料。
中國堅持獨立自由的代價很大。
全國250個企業的建設，基本處於停頓狀態，而且很多技術沒來得及消化，給未來造成困難。
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根本沒法想像面對陳兵百萬與核威脅的時候，領導層被疏散到全國各地是什麼景象。
但這12年時間，中國都咬牙扛下來了。
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才在和蘇聯的對抗中找到平衡點，美中蘇成為最穩定三角關係。
此時，中國才敢拍著胸脯說，我是獨立自由的。
距離鴉片戰爭已經過去132年。
距離八國聯軍侵華已經過去72年。
距離蘇聯援華已經過去50年。
中國能堂堂正正的做人，真的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沒有任何捷徑，只有咬牙硬抗。
七、
做為挨打的老大帝國，走到這一步實在不容易，二戰以後，能做到這一步的國家寥寥無幾。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驕傲。
其實任何成功案例都是這樣，開始的時候很艱難，但只要咬牙扛過去，路會越走越寬闊，可選擇的空間也會越來越大。
如果開始就選擇走捷徑，慢慢會發現，到頭來終究是死胡同。
如今，中國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西方國家的抹黑和輿論打壓，中國的壓力不比幾十年前弱多少，我們能做的只有以史為鑒。
堅持獨立自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被嘈雜的聲音擾亂心智。
這個世界，終究是實力說了算。
當我們的實力足夠強大時，西方那種「來自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陸」的抹黑，也會變成「至高無上的陛下，於今日抵達自己忠實的巴黎。」
沉下心來努力工作，不管任何困難，只要咬牙抗都會過去的。
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
路，是人走出來的。

抗戰時，殺死一個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難

1944年4月，日軍動員兵力50餘萬，發起縱貫中國南北的“一號作戰”戰役，至12月該戰役始告結束。中國軍隊頑強抵抗，其間歷經中原會戰、湖南會戰、桂柳會戰，日軍先後攻佔河南、湖南、廣西和廣東部分地區。

其中，湖南會戰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續3個多月，是此次“一號作戰”期間中國軍隊抵抗時間最久、最頑強的一次戰役。

以此次戰役爲例，可以一窺中國軍隊與日軍之間的戰鬥力差距。此役，雙方參戰人數，中國軍隊先後投入16個軍，40多個師，約35-38萬人；日軍先後投入10個師團，約25-28萬人。

雙方傷亡人數，據日軍方面的統計，中國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傷病132485人，合計226400人；日軍傷、亡6萬多人。而據國民政府軍令部的統計，中國方面傷、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軍傷、亡66809人。

日軍傷、亡人數，雙方公佈的數字接近。而國軍傷、亡人數則出入較大。日軍方面公佈的數字，包括了傷、病、俘、亡，中國軍隊損失過半。國民政府公佈的數字，則不含病、俘，僅傷、亡兩項，也已佔國軍參戰人數的25%。顯然，日軍方面的統計要更爲確切一些，國民政府不統計病、俘，則有其鼓舞抗戰民心乃至獲取二戰國際地位之考量。

國民政府在1944年前後對兵力的配置也能從側面證明日軍的統計要更爲準確一些。抗戰初期，日軍裝備完整，訓練精良，常常以1個大隊（營）戰中國軍隊1個師（3團）或1個旅（2團）。日軍第一軍在山西有過戰中國軍隊30個軍的記錄。抗戰後期，中國軍隊的戰鬥力更趨下降。

據國民政府軍令部1944年統計，第一戰區敵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戰區是13：100；第三戰區是20：100。平均起來，中國軍隊要六七個人才能抵抗一個敵人。

徐永昌

國軍將領徐永昌的估計也大致相似：中國軍隊共有320個師，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約40個師，比例是8：1。徐永昌認爲，這樣的敵我力量對比，在水田山地尚可應付幾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應欽在擬定軍隊減編方案時，其着眼點亦大致以中國軍隊1個師對日軍1個聯隊的比例編制。考慮到抗戰後期軍隊編制的缺額——徐永昌認爲戰時國軍各師實際兵力平均要打七折。

而日軍師團分甲、乙、丙三種，人數爲一萬多人至二萬餘人不等。一個師團內轄三至四個聯隊。依此推之，1944年國民黨軍與在華日軍兵力的實際比例約爲3:1。

整個抗戰期間，正面戰場敵我傷亡比例在1:4到1:2之間。

抗日戰爭時期，要殺一個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難，要付多少代價？可以從敵我雙方士兵的傷亡作比較。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佈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爲4165485人。

而當時有多少侵華日軍被殲滅？目前沒有準確的數字。《日本陸海軍事典》一書中認爲在中國關內日軍總共死亡45.57萬，其中八年抗戰日軍在中國死亡40.46（不包括東北），戰後遣返中死亡5.11萬。按照美國學者根據日本戰中統計計算，在大陸被擊斃的日軍，共計四十四萬餘。

學者張忠義先生，根據日本的資料也計算出一個接近的數字，45.5萬人。國民黨軍參謀總長何應欽在《八年抗戰》中公佈的數字則爲48萬，而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則採用建國後綜合統計後的數字——55萬。

“一二八”事變中，參與侵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儘管目前日軍在華死亡人數還不確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數大概在45萬至80萬之間。根據國民政府的報告，國軍死亡將士共計約170萬人（合陣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說，抗戰期間，正面戰場敵我傷亡比例在4：1到2：1之間，這個比例應該算保守。

中、日軍隊戰鬥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林彪總結：中央軍隊守着捱打戰術真糟糕透了；我軍的軍事技術實在還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關大捷後，林彪曾撰文《平型關戰鬥的經驗》，刊登於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雜誌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對中、日軍隊戰鬥力做過一個基本比較，並分析了原因。文章說道：

七、敵人實在有許多弱點可爲我乘。但敵人確是有戰鬥力的，也可以說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爭中還不曾碰過這樣強的敵人。我所說的強，是說他們的步兵也有戰鬥力，能各自爲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戰後只見戰場上敵人屍骸遍野，卻捉不着活的。

敵人射擊的準確，運動的隱蔽，部隊的掌握，都頗見長。對此種敵人作戰，如稍存輕敵觀念，作浮躁行動，必易受損失。我們的部隊仍不善作疏散隊形之作戰，特別是把敵人打癱後，大家攏在一團，喧嚷‘老鄉，繳槍呀！’——其實，對日本人喊‘老鄉繳槍，不但他們不懂，而且他們也不是老鄉——這種時候，傷兵往往很多。

在抗大的軍事教育中，特別要教育幹部瞭解正規戰鬥中的戰鬥隊形之運用。

八、日兵至死不肯繳械，一來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但最主要的，是過去華北軍隊對日軍俘虜政策之不正確，採用野蠻的活埋、火燒、剖肚等辦法。故我們今後須加緊對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語的政治宣傳與優待俘虜。

十、我軍(八路軍)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爲主。斷敵後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

十一、中央軍隊如果還是守着捱打戰術，便真糟糕透了。他們對主要點應堅工固守，而不應到處守，應行決戰防禦與運動戰，應集中優勢兵力、飛機、大炮於決戰點。至於他們軍官的調動、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對羣衆關係的改善，都是他們很重要的問題。

十二、我軍的軍事技術，特別是戰鬥員與班排連長的技術，與戰術教育，實在還需大大的努力。過去大半年，部隊雖然得到了休息整頓的機會，在風紀、禮節與正規化上進步很多，但對戰術訓練還很差。

今後當努力此方教育。經過這次的戰鬥，部隊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躍了，戰鬥的情緒及生活高漲到萬分。戰地羣衆對我軍與友軍完全是兩個態度，見友軍就逃，見我軍到了則又轉回。八路軍所到之處，受羣衆熱烈的歡迎與誇揚，不是無因的。這一切經驗與教訓都值得我們虛心地學習，運用在今後的抗戰中，這些都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林彪對八路軍自身的批評自然是中肯的。其對中央軍的批評，其實也相當準確。下面就具體說說中央軍的問題。

準備對日軍發起進攻的27軍官兵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一：中國士兵缺乏訓練又營養不良，白刃戰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國軍戰鬥力的薄弱，除裝備不如日軍，亦由於士兵缺乏營養和訓練。1944年10月，魏德邁擔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後，發現士兵無力行軍，不能有效作戰，而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處於半飢餓狀態。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後方軍糧不能按期送達第一線，導致前線部隊常常斷糧。

學者黃仁宇正在國軍中任排長。據他的親身體驗，士兵“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只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

抗日劇中常常不乏白刃戰場面，往往中國士兵與日兵一對一廝殺，結局一般是中國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戰初期，日軍確實比較害怕與中國軍隊進行白刃戰，但到了抗戰中後期，中國士兵已多爲新兵，其劈刺技術已比不上敵人，有時兩、三個士兵尚不能活捉一個日兵。

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營養不良，體力太差，以及劈刺技術訓練不足等。衝鋒與陣內戰的戰鬥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習，每遇近距離與敵交鋒，只知一味喊“衝”、喊“殺”，如同兒戲。

造成士兵缺乏營養和訓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軍後期保障能力不足。據王奇生稱，“國軍各部隊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雜務。據估計，一般部隊因領糧、領草、搬運、打柴、磨麥等，每星期竟難得三天的訓練。

一個連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經常在打雜。新兵入伍後半年，還不知如何瞄準，如何使用表尺與目測距離。國軍士兵的射擊技能遠不如日軍。大多數士兵打仗時只是胡亂扳放。”

後勤不力，軍令部在檢討桂柳會戰時檢討過原因：

“政治不能適應軍事要求，軍隊不能得民衆協助。此次作戰，各級政府多行遷移，一般民衆率多避難，致軍隊運輸方面發生諸多困難。”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二：兵役辦理不良，新徵壯丁因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

隨着戰事進行，國軍士兵戰鬥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辦理不良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徵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新徵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時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的蔣夢麟在1941年7月寫給蔣介石的一篇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足以說明當時的情況：

“夢麟此次視察桂湘紅十字會醫務工作……沿途所見落伍壯丁，骨瘦如柴，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屍，躑躅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

（六）黃平縣長檢得道旁臥病壯丁七人，送醫院治之，死其六，其餘一人病癒逸去。

（七）據馬場坪醫生雲：“有湘人十餘人，挑布擔迤邐而行，近貴定縣，遇解送隊，數人被執，餘者逃入縣城報告。適一卡車至，持槍者擁湘人上車，向貴陽行駛。湘賂之，被釋。方下車時，以槍擊斃之曰：彼輩乃逃兵也。”

蔣夢麟的報告又提到，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 餘人。死亡壯丁與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11∶1。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衆”，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三：軍官素質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階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戰備、一般士兵不如日軍外，國軍的素質也令人堪憂。一般士兵多爲農家子弟，他們溫順、有紀律、能吃苦耐勞、服從領導，但在師長和軍長階層，則是個大問題。

蔣介石曾多次公開指責國民黨軍隊，官階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蔣介石說：“中國軍隊現在營以下的動作，大體可以說是很注意了，但團以上到軍師爲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

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

國軍中央軍直系部隊中湯恩伯的13軍系統一名士兵在訓練

團以上司令部的人員，很多不是正式軍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職務，交給一些落伍的軍官或不習軍事的文人來擔任。

參謀人員雖然有些是陸大畢業，但大多數都缺乏實際的經驗，在部隊裏面也沒有專門業務的訓練，所以人事參謀不知怎樣來管人事，補給參謀不知如何來辦理補給。至於軍需軍械人員，更多濫竽充數，甚至於管理物品檢查物品的常識都沒有。”蔣還聲稱：

“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觀察，皆官不如兵”。

蔣也許有痛責高級將領反省以及有“恨鐵不成鋼”之意，但仍可從中看出國軍軍官素質之不佳。徐永昌在其日記中亦稱：“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可見“官不如兵”在當時幾乎成爲一種共識。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四：指揮與協調差，蔣介石集事權於一身又常埋怨手下無人負責辦事。

此外，國軍的指揮和協調系統紊亂，幾無章法。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爲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

一些大的戰役，蔣必親自遙控指揮，通過電報、電話，頻頻傳佈命令到前方，不僅越級指揮集團軍和軍，甚至直接指令到團、營一級。1944年6月12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發牢騷說：

“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爲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於干涉之嫌。”

由於蔣介石事無鉅細均要親自過問，部隊長官不敢自作主張，或爲了卸責，遇事均請示執行，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張治中1939—940年間曾任侍從室主任。他對蔣介石的高度集權深有體會：

“蔣對軍隊的統率，向來採集權於一身的辦法，養成習慣已久，所以部隊將領就有一種反映：部隊接到蔣委員長電報，先看電尾是那一個機關主辦的，如‘中正手啓’是要特別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參’（引者注：侍從室主辦的）也還重視，但如是其他部門主辦的電報，就要看情形來決定遵行的程度了。

所以軍令部、軍政部甚至後方勤務部，有時爲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啓’名義發電。這種個人集權、機構無權的特殊現象，壞處甚多，決難持久……我認爲這是以後軍事失敗種種原因之一。”

蔣介石集事權於一身，卻又經常埋怨手下無人負責辦事。軍令部副部長劉斐私下與徐永昌議論時，即認爲這種狀況“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系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

說明：

本文作者王奇生

文章《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本文轉載自公衆號

“海派評論”（ID：Thinkerstation）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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