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感極低的朝代，15個皇帝個個平庸，卻前承漢魏，後啟唐宋

Posted 2023-01-03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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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感極低的朝代，15個皇帝個個平庸，卻前承漢魏，後啟唐宋

自古以來，賢明的君主往往能夠締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而昏君、暴君則會害得社會秩序破壞，人民苦不堪言。隋朝末年，煬帝楊廣勞師遠征、開鑿運河，百姓不堪承擔沉重的賦稅徭役，社會自然會走向衰落。
大體而言，一個王朝一般都是先有比較賢明的帝王，後有一些昏庸君主，國家的興衰也基本按照著這個規律。
然而，我國歷史上有著這樣一個被說是最無能的王朝，它的十五個皇帝個個平庸，但是卻前承漢、魏，後啟唐、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過渡作用，它就是晉朝。
東漢末年，隨著漢王朝的衰落，各路諸侯紛紛起兵，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三足鼎立局面。天下三分之際，曹魏政權的司馬家族逐漸把持朝政，最終由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位，建立了晉朝。咸寧六年（280），晉軍南下滅掉孫吳，成功統一了三國。
作為西晉的開國之君，司馬炎在即位之初振興經濟、推廣法治、提倡節儉，諸多舉措都還算英明。
然而，到了執政後期，司馬炎慢慢懈怠政事，且採取了大肆分封諸王，想效仿周朝以諸侯國拱衛中央的做法，為後來的諸侯動亂埋下了伏筆。太熙元年（290），司馬炎去世，其次子司馬衷繼位，這位著名的白痴皇帝智力遠遜於常人，著名的"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就是他創造的。
因為過於痴呆，司馬衷的皇權很快被皇后賈南風篡奪，賈皇后性格暴戾善妒，掌權期間任人唯親、殺伐無度，這直接導致了八王之亂的發生。
永康元年（300），論輩分是司馬衷叔公的趙王司馬倫起兵殺死了賈南風，並逼迫司馬衷退位，自己當了皇帝。作為晉朝實質上的第二位皇帝，司馬倫並沒有什麼治國才能，他在位期間全權委任孫秀，自己當著甩手掌柜，只管享受不理朝政。
很快，不滿司馬倫篡逆行為的齊王、河間王、成都王聯合將其討伐，前者不堪壓力只好讓司馬衷複位。
光熙元年（306），司馬衷突然去世，其弟司馬熾繼位，司馬熾在位四年，基本是毫無作為，正是他在位期間，皇室內部的鬥爭愈發激烈，五胡亂華也開始萌芽。永嘉七年（313），司馬熾被劉聰殺害，他的侄子司馬鄴在長安即位，這便是西晉末帝。
在當時動蕩的社會環境下，司馬鄴儘管想要有一番作為，但已經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他在位三年後，隨著首都長安被漢趙攻破，西晉宣告滅亡。西晉末年，少數民族紛紛在北方建立政權，於是比較強盛一些的門閥士族都選擇了南遷，他們在南方擁立武帝司馬炎的從子司馬睿為帝，建立了東晉政權。
司馬睿為人仁慈卻也平庸，他以王導為宰相，一度取得了不錯的政績，但隨著王家在朝中地位的升高，皇權遭到了很大程度的壓制。永昌元年（322），手握兵權的王敦舉兵叛亂，身為皇帝的司馬睿不得不低聲下氣讓出大權。永昌元年（323），司馬睿在憂憤之中病逝，終年四十七歲，太子司馬紹成為了新任帝王。
司馬紹算是晉朝皇帝中比較出色的一個，他在位期間平定王敦叛亂、團結士族關係，一度令人看到晉朝復興的希望，但他在位僅三年就英年早逝，沒能有機會再進一步。司馬紹的繼任者司馬衍在位時躬行節儉，也有著一定作為，但他二十二歲就病逝，把皇位交給了弟弟司馬岳。司馬岳在位兩年後突然駕崩，年僅兩歲的太子司馬聃繼位。
因為年紀太小，司馬聃無法親自處理朝政，令人無奈的是，還沒等到司馬聃親政，他就於十九歲時去世，皇位又被傳回給司馬衍的長子司馬丕。司馬丕重用桓溫，但桓溫幾次北伐都是徒勞無功，白白消耗了國力，興寧二年（364），在位四年的司馬丕因服食丹藥中毒去世。
從司馬丕一死，獨攬大權的桓溫先是立其弟司馬奕為帝，六年後將其廢黜，改立司馬紹的弟弟司馬昱，結果司馬昱在位八個月便不堪受辱而死。
司馬昱去世後，十一歲的司馬曜繼位，他雖然等來了桓溫的去世，卻沒有趁機勵精圖治，而是沉迷酒色。最終，司馬曜因和妃子開玩笑被其指示宮女用被子捂死，成了史上死得最憋屈的皇帝之一。司馬曜的繼任者是司馬德宗，他接手時晉朝已是國勢衰弱、內亂不斷，義熙十四年（419），劉裕先殺了司馬德宗，又逼迫其弟司馬德文禪位於自己，東晉宣告滅亡。
晉朝給人的總體形象就是羸弱、無能，這一方面是因為君主大多平庸甚至昏聵，但另一方面也要歸咎於士族擅權、帝王們更換過於頻繁，難以建立起長久穩定的統治。
儘管晉被稱為最無能的朝代，但它確實起到了承漢魏、啟唐宋的作用，在五胡亂華的棘手局面下保全了漢族的血脈和文化制度，也算是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有所貢獻。

嘉庆帝为何会是一个平庸的皇帝

在大清王朝中，有这样的一位皇帝，他前承“康乾盛世”后接鸦片战争。可以说，这位皇帝是大清王朝中十分关键的一位人物――他就是大清中衰皇帝：嘉庆帝。如果说将清王朝的衰败归罪于一人太过的武断，那至少可以说在嘉庆皇帝时期，大清王朝就已经开始加速走下坡路。嘉庆帝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好人而已！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髓，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

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样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