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的創建、敘事和流變: 從《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開始的知識考古

Posted 2023-01-03 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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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的創建、敘事和流變: 從《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開始的知識考古

摘要：1963年南京大學日本史小組編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
是世界上第一本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著
堪稱"原典"。《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分析了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代背景和具體歷史環境
分屠殺、性暴力、搶劫和破壞四部分闡述南京大屠殺的整體面貌
奠定了中國學界關於南京大屠殺史的敘事結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和《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
構成了中國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早期譜系
體現了原典在時代滄桑中的流變和傳承。《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南京大屠殺研究
也啟發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殺研究。
關鍵詞：《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原典；高興祖；胡允恭
在學術史中，日本學者洞富雄的《南京事件》曾被認為是第一本研究性的南京大屠殺專著。洞富雄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貢獻巨大，其作品公開出版在當時已經「遺忘」了大屠殺的日本，意義自然凸顯。但「第一本」確非其所為。新近發現的 1963 年 11 月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編著、江蘇人民出版社內部印行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堪稱南京大屠殺研究的開山之作。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四位編著者都是日本史小組的老師，分別為胡允恭、高興祖、吳世民和查瑞珍，高興祖為組長，另有何杰等七位學生「協助工作」，書稿的執筆和修改「是由教師擔任的，其中尤以胡允恭執筆為多」，書稿所有章節「均經參加者反覆討論，並經系內外有關同志審閱，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所以可以看成是一部集體作品。初稿完成於 1960 年，在 1962 年 12 月南京大屠殺 25 周年之際，編著者進行了審訂和增補，196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全書 89 頁。
梳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來龍去脈，可以看出，它是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原典」，深刻地影響了此後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雖然今天相關史料的豐富程度、研究的問題意識、內容的完備，以及跨學科研究視野的展開，已非半個世紀以前高興祖、胡允恭等人的先見所能覆蓋，但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暴行結構分類、大屠殺規模及其統計路徑、大屠殺中中國人的反抗，「大屠殺前史」———時代背景和「大屠殺後史」———南京審判、東京審判等各方面，均可見後人的繼承和遵循。當然，從後人對高興祖、胡允恭等人研究的揚棄和發展，可以看到歷史敘述主體和主題、問題意識和研究範式的時代性變遷。變與不變，不僅無損於原典的地位，反而益增我們對於前輩篳路藍縷開拓之功的敬意，也有助於我們加深對南京大屠殺研究學術史的理解。
後學並非全然無知高興祖等人在20世紀60年代初努力的線索。張生等人在 2012 年出版的著作中稱: 「1962 年，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寫作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以內部資料的形式刊刻了油印本。」徐志民 2017 年亦稱: 「1960 年，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開始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並於 1962 年完成《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書稿，但直到 1979 年才得以出版。」並稱，這是「新中國最早的南京大屠殺專著」。前者的錯誤其實是把審訂、增補時間誤植為刊印時間，後者的錯誤在於 1979 年印刷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仍屬「內部資料」，不是「出版」。共同的錯誤在於書名，這一錯舛其來有自，都來源於原著作者高興祖的記憶。
按照高興祖 1979 年的追述，《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油印本」原有八章，另加「導言」和「結論」，其中，「導言」和第八章「屠殺、強姦、搶劫和破壞的統計數字」由高興祖本人執筆，第一章「南京淪陷前的情況」和第四章「『皇軍』的獸行」由吳世民執筆，第七章「人民的反抗」由查瑞珍執筆，第二章「南京大屠殺一」、第三章「南京大屠殺二」、第五章「搶劫和破壞」、第六章「『安全區』並不安全」和「結論」由胡允恭執筆。1962 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準備出版時，他們將「南京大屠殺」擴大為三章，「『安全區』並不安全」改為「難民區真相」，「人民的反抗」改為「永不屈服的人」，「結論」改為「餘論」。高興祖所說的「油印本」當屬原典之前世，今天尚未發現; 從 1963 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刊印之成書《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看，「導言」消失，「餘論」為第十章，另加了「後記」，就分工看，胡允恭執筆篇幅最大。
筆者獲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原始印本，正是胡允恭本人題籤的，收藏者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張成德 2018 年轉贈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圖書館( 以下簡稱「南大本」，以區別於高興祖本人題籤的「紀念館本」) ，他約於 1980 年在扉頁前另加書封，交代此書的由來說:
此書為南京大學歷史系胡允恭教授所送，當時予在軍旅，胡師郵寄來。
南大歷史系日本史小組由當時的講師高興祖牽頭，胡師亦小組成員。胡師雖為教授，但由於「歷史問題」受打擊、批刺，不為重用。文化大革命後得以平反———原來胡師早年參加革命，與瞿秋白等熟悉，土地革命時曾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1980 年予工作於南京陸軍指揮學院，曾往看望，他以回憶錄《金陵叢談》相贈。
胡允恭本人的題籤，對說明此書編纂的緣起，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史意義，他寫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早成為歷史上專有的名詞。一九六〇年南京大學少數同志為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總結了這一慘痛的歷史，寫成專書，即命名為: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書的字數雖不多，但它敘述了血淋淋的轟動世界的大事件! 江蘇人民出版社認為是永久性的作品，決定印出，公之世界。」他特別說明了此書正式出版一再延宕的原因: 「近年因反修，照顧政策，出書日期，一再延後。本年秋已經校對完畢，排印出書，嗣又考慮再延。惟因內部需要，所以先把樣本裝成十餘冊，以便參考，對外不公開。希少數讀者注意為荷。」《日美安保條約》的簽訂和中蘇爭執，是深刻影響二戰後世界格局、特別是東亞局勢的大事，其衝擊波及一本著作的出版，雖出意想之外，卻也通透地點明了本書的「時代背景」。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資料來源分為兩個部分: 一是文獻資料，來源於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上海報刊圖書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 筆者按: 此即為今天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新華日報社、南京市文化局、南京地誌博物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和南京大學歷史系圖書室; 二是口述資料，其時倖存者尚多，調查者稱，「特別在訪問過程中，許多受害者及其家屬述及當日情況時，往往聲淚俱下，使我們深受感動，推動了我們的工作」。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雖然沒有對外公開出版，但其內容並不是始終處於秘密狀態。日本史小組稱，「為了向希望了解這一事件的日本朋友介紹情況，一九六五年，我們向有關外事單位提供了全部研究成果和照片，在這個基礎上，為日本朋友舉辦了報告會和照片展覽。此後，我們還多次應邀參加這類接待活動和向日本某歷史學家提供材料，日本朋友聽過介紹以後的激動心情，和紛紛表示一定要同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決心，使我們非常感動，至今還難以忘懷。在國內我們曾向許多單位提供了這一著作的油印本，或提出有關報告，得到了他們的熱情幫助。」高興祖還提到，相關內容曾在1963年和1978年提交給南京大學校慶科學報告會。高興祖的這段追憶說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除了出版規範意義上的「公開出版」，它其實早已擴散，甚至「國際化」。只是在記憶和遺忘的反覆搏鬥中，它一度湮沒，以至於作者本人都記錯了它的名字。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結構和主要內容
「七七」盧溝橋事變、尤其是上海「八一三」事變的發生，是今天幾乎所有南京大屠殺史論著的起點，《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第一章「南京淪陷前的情況」首開其端。著者首先說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以蘇聯為首的世界人民正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國民黨賣國政府」雖然被迫起來抗戰，「然而自始至終都準備著妥協投降」。這就造成了江南大片土地被日軍侵佔的結果，而在從蘇州、無錫、鎮江沖向南京的過程中，日軍即已開始燒殺淫掠。著者在這裡引用的是英國記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但當時未詳田伯烈一書的資料來源。「南京淪陷前的情況」接著說明:在此之前，日機對南京進行了轟炸，國民黨政府在11月20日發布遷都重慶宣言，各機關相繼撤離，南京留下「無依無靠的老百姓」，著者準確地指出戰前南京人口即達百餘萬，戰火中他們頂多投奔四郊，「廣大居民是無法遠走他鄉的」，加上各地逃來的難民，南京居民人數眾多，「蔣介石集團」對其採取「任其所之」的態度，而「一些美、英帝國主義分子」在南京成立「國際委員會」，劃定一些區域為難民區。著者簡述了南京保衛戰的情況，指出守軍司令唐生智的拙劣戰術和倉皇撤退命令，隨即開始南京大屠殺主體部分的論述。
1.關於屠殺
屠殺部分分為三章，其「（上）」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兩條血路」，分別敘述了1937年12月13日、14日發生在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兩旁街巷的針對難民的屠殺;第二部分則以「沿江慘殺」敘述了發生在下關和中山碼頭、草鞋峽、燕子磯、觀音門的屠殺;第三部分以「環城慘殺」敘述了發生在紫金山、雨花台、漢西門外、上元門、和記公司和鳳凰街上新河的屠殺。
其「（中）」則列舉了五種特殊的屠殺方式和「運動」:「清街運動」指12月下旬對店員、居民的屠殺，文中引用了編著者尋訪到的、曾在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協助西方人士工作的倖存者許傳音的證言。「殺人遊戲」列舉了燒死、淹死、用硝鏹水澆死、破腹刺死胎兒等殘酷的殺人手段。「明令鼓勵殺人」說明在日軍司令部明令之下，日軍肆意擴大範圍，將很多青壯年「指為官兵和抗日分子」逮捕殺害。「殺人競賽」引用《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和《大阪每日新聞》報道，介紹了片桐部隊的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之（筆者按:今一般作野田毅）的殺人競賽。「實驗細菌和憲兵殺人」特別引用了當時有機會接近日軍醫務機構的台灣人謝金龍的報告，揭露日軍俘虜收容所的所長森田中尉，「奉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第三課長廣本上尉的明令，挑選百餘名俘虜到中山門中央醫院舊址，交多摩部隊供細菌試驗，把各種病菌注射到較強壯的俘虜身上，觀測變化，結果在數天內，百餘人全部死亡」。文中還介紹了日軍憲兵殺人的情況。
其「（下）」集中討論了當時南京的屍體處理問題，其中「路旁的屍堆」介紹，為方便日軍「高視闊步」，日本大使館指派安村三郎加入國際委員會並與其交涉，由紅卍字會、崇善堂等民間慈善團隊和部分難民組織收埋隊處理屍體，文中還引用了當時尚健在的原紅卍字會會長楊登瀛的證詞。「雙龍巷、石婆婆巷的屍架和二條巷口的屍山」介紹說，鼓樓一帶日軍屠殺人數眾多，「這一地段，路面狹窄，屍體、雜物特別多，只好把一部分屍體搬運到附近雙龍巷中，沿著巷的兩壁迭起來，這兩條巷子恰巧又極狹小，兩邊迭起屍體，簡直變成屍架或肉壁了」。「另一部分積屍，被清除隊運到二條巷口大北山的西面腳下，這裡原來是一片荒地，屍體可以任意扔棄，因此運來的屍體甚多，後來被日寇運走一部分到五台山(現在已開闢為江蘇體育場)上澆上汽油焚燒滅跡，仍有一部分留在原處……所以居民稱做屍山。」「積屍的掩埋和焚化」說明，1938年1月間，南京大屠殺被中外媒體報道後，日方承認在南京有屠殺等行為，將松井石根等調回國內。南京警備司令天谷等命令迅速處理屍體，一方面由收埋隊草草掩埋，一方面由日軍進行焚化，終於大致處理完畢積屍。
2.關於性暴行
這部分，分「普遍的強姦」和「谷壽夫等高級軍官的姦淫罪行」兩目。著者提出，對於普遍的姦淫，「日寇將領不僅不加約束，反而予以縱容。日寇將領想藉此滿足士兵一時的獸慾，使其士兵『得樂且樂』，不至思鄉逃亡或竟至發生反戰心理」。強姦針對幼小至9歲、年長至75歲的女性。著者當時獲得一位被害婦女的控訴材料，「這個女同胞原住在鐧銀巷六號，與其他幾個婦女被日寇架去城中某處，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強姦。年紀較大的，每夜被輪姦十次到二十次;年紀較輕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被輪姦的次數則更多」。家屬干預的，多被殺死;強姦之後，婦女多被殺害;反抗者，更被虐殺。
著者指出，日軍各級軍官亦犯下性暴行，谷壽夫本人在中華門、賽虹橋、黃泥塘等處先後強姦婦女數人。日軍還擄掠婦女設立「行樂所」或「俱樂部」，進行體制性施暴。
3.搶劫和破壞
文中分為「有計劃有領導的搶劫」和「有計劃有領導的破壞」兩部分，而且是相互關聯的。
搶劫商人的財物集中在新街口、太平路、建康路、夫子廟、中華路等繁華路段，「這種搶劫是有組織的，大都由長官率領一群全副武裝形同盜賊的『皇軍』，駕著大卡車、汽車，直接開到大公司、大商店門前，蜂擁而入，由長官指揮，不問什麼貨物，一律搬上卡車、汽車，呼嘯而去」。而搶劫居民的財物，日軍「什麼東西都要，只要是搶劫到手的東西，不問布匹、衣服、腳踏車、箱子、金銀、手錶等，都可以取得日軍司令部許可，發給證明文件，公然帶回或寄回國內，交與他們的父母、妻子們享受」。搶劫的同時，殺人放火強姦。
「搶劫了的店鋪和倉庫，經常是放一把火把它燒掉。」文中引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指出:「全市的三分之一都被毀了。」日軍還轟炸永利錏廠，佔領後更殺害廠中工人，運走其機器。江南水泥公司和中國水泥廠亦被其侵奪。「南京城內和四郊，經過日寇的搶劫、破壞，滿目凄涼，直到解放前，還沒有恢復。」
4.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數據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指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定被害人數為二十萬，是取最保守的數字。在國民黨政府公布三十餘萬數字的同時，國民黨首都地方法院公布了一個《敵人罪行調查統計表》，以日寇駐南京的部隊為單位，羅列所犯罪行，作為具體的證據（見表1）。其後，在公布三十九萬時，未提出具體證件（筆者按:原文如此，當為『證據』），五十萬更只是估計數。因此，由於三十萬的數字比較具體，常為一般人所引用。如解放初期，南京《新華日報》的記者還以《南京屠殺三十萬》為標題。」著者根據當時他們找到的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等處的檔案，提出「有案可考的達四十萬以上」。
關於性暴行受害者數字，著者引用了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提出的數字，即約二萬件。同時認為，「這實在是大大縮小的數字」瑐瑣。關於戰事造成的損失，文中引用了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麥特（筆者按: Lewis S．C．Smythe，今譯為史邁士）博士1938年8月調查所得數字「二萬四千六百萬元」，認為數字「不能認為是完備的」。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餘論」揭示了寫作此書的宗旨在於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它指出:「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正反映了『皇軍』的本質，更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日寇在南京和中國其他地方所犯下的罪惡，都是日寇最高軍事領導集團的意旨。」但日本帝國主義崩潰以後，沒有走上獨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而與美國結成了軍事同盟，戰犯們紛紛充任政府和軍隊高官，「日本又重新向侵略舊路上邁進」。「餘論」回顧了岸信介政府和池田勇人政府的「翻案」言行，提出，美國「欲起用它所一手扶植起來的日本軍國主義充當它侵略亞洲的主要幫凶，而日本軍國主義也自以為羽毛已豐，蠢蠢欲動」。但「無論美帝國主義，還是日本軍國主義，企圖把歷史車輪從20世紀60年代倒轉到30年代，這不過是愚蠢的妄想。中日兩國人民和全亞洲的人民，絕不允許日本重走軍國主義的這條老路」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流變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不是秘密，「但長期以來，沒有能公開出版」。1979年，在原有章節的基礎上，「根據新收集的材料和各有關方面提出的意見」，由高興祖進行了修訂、補充，「個別章節進行了改寫」，並補充了部分照片，以《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為書名，印行了「內部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此書的序言中，明確了戰爭和屠殺的責任:「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侵略和屠殺，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犯下的罪行，和廣大日本人民是完全無關的。……正是這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斷送了日本人民的民族獨立……總結這一慘痛的歷史事件，正是為了吸取教訓，反對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序言還提到了作為日本學界先行者洞富雄的《中日戰爭史資料》第八卷《南京事件I》和第九卷《南京事件II》的出版及其價值。全書110頁，《序言》回顧了1963年版本的來龍去脈，說明修訂旨趣;《後記》則說明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編纂情況，未編頁碼。
1979年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正文分為「南京淪陷前的情況」「南京大屠殺」「『皇軍』的獸行」「搶劫和破壞」「難民區真相」「永不屈服的人」「屠殺、強姦、搶劫和破壞的統計數字」和「駁斥所謂『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謬論」等八章。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殺」又集中為一章，新加了針對日本右翼分子鈴木明否定南京大屠殺謬論的一章，這是在《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中沒有出現的新的問題意識。
1979年版本根據國際局勢的變化做了一些修改，如「南京淪陷前的情況」刪除了1963年版本中「以蘇聯為首的世界人民正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的說法，「一些美、英帝國主義分子」在南京成立「國際委員會」的提法，改為「一些美、英外籍人士以『熱心公益』為名，建議在南京成立『國際委員會』」。但總的來講，除新增的第八章外，其餘在修訂時非常節制。如第二章「南京大屠殺」將《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上）、（中）、（下）」三章合併為一章，其子目未做變化，仍為「兩條血路」「沿江慘殺」「環城慘殺」「清街運動」「殺人遊戲」「明令鼓勵殺人」「殺人競賽」「實驗細菌和憲兵殺人」「路旁的屍堆」「雙龍巷、石婆婆巷的屍架和二條巷口的屍山」以及「積屍的掩埋和焚化」。其文字細節仍從前書，甚至標點，如「日本人民早已在日本共產黨的號召和影響下，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這時更痛恨日本反動統治集團的罪惡行為，於是，日本人民反戰情緒日漸高漲。日本反動統治集團:內閣、參謀本部、陸、海軍省（部），才開始慌張起來，不得不承認日軍在南京有屠殺和姦淫、搶劫、焚燒、破壞等等罪行」等的表述。
高興祖1979年的修訂詳情，具體地體現在《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本」中，其注釋的重新排序用紅筆標出，重寫的內容用稿紙別在書邊，具有重要的文本價值。
就其內容而言，是《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孿生姊妹篇，其第八章體現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焦點的轉移，但整體上尚未實現破繭而出的飛躍。
1985年，高興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本「公開出版發行」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專題學術著作。全書115頁7萬字，收入「祖國叢書」。第一次印刷即達34000冊。
《日本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設「前言」和「深刻的歷史背景」「南京『安全區』的出現」「南京的失陷」「日軍對難民和俘虜的大屠殺」「『難民登記』的騙局」「殺人遊戲和殺人競賽」「屍體掩埋和被屠殺的人數」「日軍的獸行」「搶劫和破壞」「人民的反抗」「應得的懲罰」等11章，以及「附錄大事年表」。其內容和旨趣發生了巨大的躍遷，即從高興祖負責的集體著作到高興祖個人著作的轉變，新見迭出。
如其《前言》稱:「南京大屠殺是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一場外禍。那時的中國，貧窮落後、山河破碎，中華民族不斷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欺侮和凌辱。慘痛的歷史告訴人們，『落後就要挨打』。重溫這一歷史事件，有助於激發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為振興中華，為早日實現祖國的四化而發憤圖強。」這裡，已經脫開了《日美安保條約》和反修概念的羈絆，開始了其民族國家的歷史敘述和追求，形成對1963年和1979年版本的揚棄。
又如在討論南京保衛戰之前，高興祖用專章討論了南京「安全區」成立的過程。相應的專章在1963年版本和1979年版本中，均為「難民區真相」，而且其立意是揭露「真相」———其結論是:「帝國主義分子辦的所謂難民區，不過是個騙局而已。」既是「騙局」，對中立國人士在南京開展的人道救援活動，評價自然極低。1985年版本客觀描述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立過程，釐清了委員會中15個外僑的姓名和身份，記述了梅奇（筆者按: John Magee，今譯馬吉）牧師主持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與委員會的合作，還提到了《紐約時報》記者都亭（筆者按: F．Tillman Durdin，今譯德丁或杜丁）和派拉蒙公司攝影師孟根（筆者按: Arthur Menken，今譯孟肯）。高興祖介紹了南京安全區的位置、面積及其與上海法國神父饒家駒斡旋的關係，中日雙方對安全區的態度，南京淪陷後安全區的收容量，而且明確安全區內暴行的責任在於日軍。語言學術、中性、平和，開創了對於南京安全區經久不衰的學術研究。
再如涉及大屠殺整體狀況時，高興祖指出，日軍佔領蕪湖、突破烏龍山炮台後，將中國軍隊團團包圍，「結果，十幾萬中國守軍只有幾千人得以慌忙渡江撤退，其餘的都被日軍捕殺」，從而說明了日軍大屠殺的主要對象之一，而中國守軍被屠殺的規模在前述兩書中均未明確。他系統引用了受害者、加害者和第三方目擊者的資料，比前述二書更為全面、精當，有些資料，如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資料，今天反而罕見引用。在述及「百人斬」競賽時，新增了前述二書沒有的田中軍吉屠殺300餘人內容。關於大屠殺規模，《日本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將其確定為三十萬。
新設的「應得的懲罰」一章，專門介紹了戰後同盟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理、證據體系，和對松井石根不作為罪責的界定。還介紹了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等人的審理過程。內容雖然簡略，但開了對兩場審判進行學術研究的先河。
當然，值得指出的是，從1985年版本中仍然可以看到對於1963年版本和1979年版本的傳承。這種傳承，不僅體現高興祖個人的貫穿作用，也說明上述三書建立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譜系。其中，有關南京淪陷後當地軍民反抗的內容，可以清晰看到記憶基因的內核。如前所述，1962年修改《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油印本」時，將「人民的反抗」改為「永不屈服的人」，1979年版本，仍為「永不屈服的人」，到1985年版本中，又改回「人民的反抗」。章名反覆，而內容一貫:首先介紹南京工人階級代表梁志成拒絕開車為日軍運輸子彈而英勇犧牲的事迹，然後敘述南京女性李秀英不願受辱，與日軍搏鬥、多處受傷、胎兒流產的傳奇，三個版本都記述了有人在南京新街口放了收音機播放中國的抗日消息、日軍屠殺俘虜時中國軍人高呼「奪槍」等故事，結尾都指出，新四軍領導的游擊隊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一些字句，可以明顯看到從《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開始的二十多年間已經固化了的記憶的延續。如關於李秀英受傷的情形，1963年版本作:「李秀英的臉部腫脹得象一張血盆，頭髮也一根根地豎了起來」，1979年版本同1963年版本; 1985年版本作:「李秀英的臉部腫脹得象張血盆，頭髮也一根根地豎了起來」。高興祖沿用日本史小組當年的說法、寫法，有一個重要背景:「嗣後，由於工作需要，許多同志轉向其他教學和研究工作，只有個別同志仍把這一歷史事件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進一步收集了有關材料。」
餘論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形成於20世紀60年代，後世的研究者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一背景，才能對相關內容有「同情之理解」。如日軍以搜查「殘敗兵」為名在安全區搜捕青壯年時，曾謊稱出去登記即有工做、有房子住，否則處決。包括安全區外僑在內，不少人輕信了此言。《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記述了一個南京工人的控訴，說他的朋友「戴大毛」也跟著出去，差點被殺，僥倖逃脫後戴大毛說:這不是美國鬼子點名，讓日本鬼子來屠殺嗎？
儘管有這樣明顯帶著時代烙印的瑕疵，《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及其孕育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和《日本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開創了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這一影響深遠的研究領域。其突出影響有二:
第一，開創了中國學界南京大屠殺史的基本敘事結構。從時代背景到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安全區，分屠殺、性暴力、搶劫和破壞等部分對南京大屠殺整體面貌進行把握，強調大屠殺期間中國軍民的反抗，敘述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釐清的事實和責任，這一由上述著作奠定的敘事格局，其影響體現在此後多種研究著作中。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殺》、2012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全史》篇幅巨大，資料豐富，觀點創新，非《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所能望其項背，但敘述南京大屠殺主要組成部分的基本結構沒有改變。《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和《南京大屠殺研究:歷史與言說》是專題性研究，國際化視野突出，跨學科特徵明顯，但在涉及南京大屠殺具體歷史過程時，也受到上述敘事格局的影響。
第二，提示了相關資料的收集路徑。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方為受害者中方、加害者日方和第三方。《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等三書，沒有明確這樣表述，但其資料運用，在當時艱難竭蹶的情況下，已經注意到了三方資料的同時呈現。集大成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2卷）彙集了中、日、英、美、德、丹、法、意、俄等國的資料，其頂層架構也是三方資料均予客觀揭示的原則，達到了新的高度。新近陸續發現的克拉檔案、哈佛燕京費吳生檔案和瑞典文檔案，進一步展示了中國學者搜集三方史料的努力。值得提及的是，《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用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資料論述日軍大屠殺的另一種形態———「試驗病菌」，今天仍值得後學追尋。
然而，《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的影響不止於此。
如前所述，高興祖在《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後記」中提到1965年接待日方人士一事，實際上是當年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代表團訪問南京。接待中，南京對外文化協會的汪良向代表團詳談了南京大屠殺。汪良提到，1937年12月13日，日軍衝進南京中山路和中央路，屠殺難民:
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內的一部分日本軍，立即佔領國民黨機關和銀行，其他部隊衝進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橫貫於南京城中心的從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馬路，約有五公里長）和中央路（通過中央門三公里的一條馬路）。……十三日和十四日兩天屠殺的結果，馬路變成了血的馬路、血的洞窟。
汪良的這一說法，可以對照《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相關部分:
經過十三、十四兩天的大屠殺，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兩旁的街巷，都成為血路、血窟。
「血的馬路、血的洞窟」，其實正是「血路、血窟」的中文日譯，也就是說，汪良是根據《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相關部分向日本人士介紹南京大屠殺的。不僅如此，發生在中山路、中央路的屠殺十分嚴重，因而被稱為「兩條血路」，這一源自《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第二章第一目（詳見前文）的提法，在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洞富雄的著作中被沿用了，而且認為，「『血路』，不像汪良所說的那樣只有兩條」。可見其跨越國界的影響是實際發生的。
高興祖還提及向「日本某歷史學家提供材料」，該「歷史學家」據洞富雄著作推斷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新島淳良。新島作為當時日本著名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專家，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多次訪問中國，並訪問過南京，從南京外事人員那裡得知南京大屠殺的情節，發表了多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洞富雄寫到:
新島淳良從南京涉外人員中聽到這樣一個事實:從城南光華門逃出後為紅卍字會和崇善堂兩個慈善團體所收容的一萬七千名難民，在那裡被就地槍殺（《奪去三十萬生命的「南京事件」》，《東風新聞》，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號）。
如前所述，南京外事人員以《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為介紹南京大屠殺的張本，而日本史小組是當時國內唯一的南京大屠殺研究群體，高興祖等人為新島淳良提供資料的邏輯極為自然。可以說，《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也啟發、影響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殺研究。這顛覆了過往的學術史認知。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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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新征文物史料7602件

圖為日軍酸素吸入器等部分文物

人民網南京12月8日電（馬燾燾）12月8日，在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史料新證一一2014年新征文物」新聞記者會。記者會公布了7602件新征文物史料，這些史料來自中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14個國家，內容涉及南京大屠殺、性暴行、毒氣戰等日本侵華罪行，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等主題。

據紀念館館長朱成山介紹，2014年紀念館加大征集力度，加派人手主動走出去征集。面對種類豐富的文物史料，紀念館聘請專家現場指導，帶領工作人員進行科學整理和分類。按照文物史料類、音像圖片類、口述史料類三個大項及槍械、軍用品、軍用裝備、史料等15個小項，對新征集的文物史料進行了細化分類。據初步統計，文物史料大項中的軍用裝備小項共有626件；口述史料大項共征集486件，包括抗戰老兵實物151件，抗戰老兵手印335件。其中，江蘇蘇港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長濮錦道先生捐贈的一艘侵華日軍河用小炮艇，是目前為止紀念館征集到的最大文物。

在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方面，南京金陵文獻館館長、民間收藏家徐雷先生捐贈的「大美國金陵女子大學」袖標上繡有「大美國金陵女子大學」和「第五號周良臣」字樣，並蓋有「大美國金陵女子大學校役」紅色印章，該袖標為南京市民周良臣使用，是國際安全區保護南京市民的證物。美籍華僑陳燦培捐贈的1938年5月16日美國發行的《生活》雜誌，刊載有1937年12月13日日軍在南京製造大屠殺慘案的圖文。日本大東仁捐贈的一張發行於1938年的《中山門攻擊》明信片，畫面是日軍攻占南京中山門的場景，背面是「師子牌牙具發行」，說明當時日本商家用日軍攻占南京的明信片做促銷。

在反映日軍其他侵華罪行方面，在雲南征集到的「日軍芥子氣鋼彈」，是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慘無人道地實施毒氣戰罪行的直接證據。從河南征集到的「征途萬里」日本老兵相冊，在日本征集到的滿洲事變手帕、步兵第九聯隊解散紀念手帕，都真實記錄了日本對中國各地的侵略。

記者會現場，美籍華人魯照寧先生捐贈了侵華日軍酒杯、新聞照片等73件文物史料，來自瀋陽的張廣勝先生捐贈了侵華日軍強征「慰安婦」使用的化妝品瓶子、漆木盒等16件文物史料，昆明二戰史探索協會會長宋向東先生捐贈了法軍望遠鏡、援華美軍手電等36件文物史料，四川抗日老兵救助會會長楊紅雷先生捐贈了中國遠征軍指南針和中國遠征軍軍裝等8件文物史料，南京市民邢海鵬先生捐贈了美軍軍用汽油爐、抗戰勝利油燈等8件文物史料，段書青先生捐贈了美國「飛虎隊」專用畫線器和「飛虎隊」員的銀質果盤等3件文物史料，張敢先生捐贈了侵華日軍「精工」牌掛鐘和日軍瓷碗。

朱成山館長表示，文物是歷史的參與者，它以自己的經歷和自己的存在提供給觀眾原始的感性材料。盡管這些材料只是歷史片段，但具有不可爭辯的說服力和不容置疑的真實性，這是任何第二手材料所不可代替的。

本文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