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中的新舊黨爭，蘇軾為何因一道奏摺而被貶黃州

Posted 2023-01-03 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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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中的新舊黨爭，蘇軾為何因一道奏摺而被貶黃州

蘇軾被貶黃州，直接原因是「烏台詩案」，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王安石變法時的新舊黨爭。宋神宗在位時，曾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王安石變法本就遭至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再加上變法過程中因急功近利、用人不當等原因導致新法變質，進而引發了新舊黨爭，而蘇軾正是因反對新法而遭到了排擠打壓。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卻就此引發新舊黨爭
北宋中期，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仍舊一副繁榮景象，但內部卻已經蘊含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變法改革的聲音一度極為高漲，而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進京述職時，便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但並未被宋仁宗採納。
宋神宗即位之後，為了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久慕王安石之名的他開始大力提拔王安石，先將其提拔為江寧知府，但旋即便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度提出全面改革，並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宋神宗遂採納了王安石的相關主張，開始謀求改革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此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條約、募役法、保甲法等新法相繼頒布。
雖然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新法也的確有可取之處，然而由於太過急功近利，再加上用人不當，導致新法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弊端。例如青苗法規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本是為了降低貧民負擔，但由於強制農民借貸，加上利息偏高，結果不僅導致農民負擔沒有減輕，反而導致很多富足家庭也因借貸而破產。
又如農田水利法，為了鼓勵農業發展，增加政府稅收，王安石鼓勵百姓墾荒，並支持興修水利，而且規定費可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但為了保證新法的推行，興修水利的數量卻最終變成了官員政績考核的標準，結果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強制百姓興修水利，反而極大加重了百姓負擔。
變法本就會遭至守舊派的強力反對，再加上變法逐漸演變成弊政，更是導致反對派勢力大漲。雖然王安石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反對派中同樣是人才濟濟，例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范縝、蘇軾等均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而為了新法的持續推行，王安石等新法派無疑要對反對派大肆打壓，結果就此引發新舊黨爭。
蘇軾飽受排擠調往地方，又因烏台詩案被貶黃州
作為反對新法的一員，蘇軾在新法派佔主導的朝堂上飽受排擠，自覺無法在朝堂立足的他，無奈申請調往地方，並於熙寧四年（1071年）外放杭州通判，後相繼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慣例，官員在調任之後，不論升降都要上謝表，於是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在調任湖州知州後，便給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謝表》，然而卻沒想到就是這麼一封普通的文書，竟給自己惹來大禍。
由於在地方任職期間，親眼目睹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各種弊端，然而由於當時新法派勢大，在根本無力扭轉局面的情況下，作為詩人的蘇軾，便不免通過吟詩作詞來對新法弊端進行批判和諷刺。
平日里諷刺一番倒也罷了，蘇軾的這封《湖州謝表》同樣堪稱牢騷滿腹，例如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本來只是發些小牢騷，結果卻被朝中的新黨加以利用，說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乃是公然諷刺朝廷，是對皇帝的不忠，於是一頂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蘇軾頭上。
為了徹底打壓反對派，新黨更是對蘇軾往日詩作進行潛心研究，從中挑出大量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要知道，王安石早在熙寧九年（1076年）時便已經被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為神宗本人，變法已經成為了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
於是，在新法派的一番牽強附會之下，朝中迅速形成了一片倒蘇之聲。宋神宗大怒之下，命御史台嚴加審查。元豐二年（1079）十月十五日，御史台上報蘇軾詩案審理情況，不僅蘇軾暗諷朝廷之事被坐實。
而除了蘇軾本人之外，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收藏蘇軾詩詞的大臣名士也被牽連其中，這些人毫無疑問大多都是反對派。為了徹底擊潰反對派，李定、舒亶、王珪等更是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
後來，在朝中大臣和王安石本人的求情下，蘇軾這才得以免死，但卻被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且無權簽署公文。而駙馬王詵則因與蘇軾交往過密被削除一切官職，王鞏則被發配西南，蘇轍也被牽連，被貶為筠州酒監。張平方、司馬光、范鎮等人則各被罰紅銅二十斤或三十斤。

历史秘闻熙寧變法藏私利，新舊黨爭再升級

王安石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他名列「 ”唐宋八大家”，其文學造詣獲得當世與後世的諸多好評，在這方面，王安石受到的爭議並不大。

對於王安石的身後評價之所以會充滿爭議，主要原因就在於他辦的另一件大事：熙寧變法。

每提及此事，大多數人都會扼腕嘆息，認為這是一次改變北宋積弱的絕好良機，可惜北宋沒能把握住。

今天，我們略過王安石的文學成就，聊聊他的「 ”熙寧變法”。

提起「 ”熙寧變法”的由來，主流意見是由於趙匡胤「 ”杯酒釋兵權”，造成了「 ”強干弱枝”的局面，以至於外敵威脅日益增大，內部又有冗員冗兵冗費的「 ”三冗”。在這種背景下，王安石提出改革，並獲得了宋神宗的首肯。

事實上，這個說法只能算是表面文章，因為過於高大上，內中緣由顯然要結合利益來分析。

「 ”熙寧變法”和之前失敗的「 ”慶歷新政”一脈相承，都是對舊有秩序發起沖擊。可問題是：什么才是舊有秩序呢？

自侯景禍亂江南和黃巢起兵反唐之後，「 ”豪門士族”這個名詞已經成為歷史，科舉大行其道，官僚集團登上歷史舞台。

和豪門士族相比，官僚集團擁有極強的壟斷地位嗎？恐怕是沒有的。

自北宋立國以來，並沒有哪個世家大族繼續把持朝堂，壟斷社會資源。在這種背景下，各種變法開始逐漸登堂入室。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宋朝之前，有哪個中原王朝進行過影響極大的變法嗎？答案是沒有。影響最大的變法是北魏孝文帝革俗漢化，但那時候的北魏只是北方政權，並未統一天下，此舉對南方也無直接影響。

豪門士族和官僚集團各有各的弊病，豪門士族的弊病是抵制大一統，習慣於小家小戶過安生日子。官僚集團並不抵制大一統，但由於權力不世襲，所以他們很少像豪門士族那樣團結起來分蛋糕，而是大家內斗搞黨爭。

具體點說，自北宋立國以來就一直是黨爭不斷，「 ”慶歷新政”和「 ”熙寧變法”美其名曰是革除弊病，實際上都不過是黨爭的產物而已。

為避免偏題，我們略過「 ”慶歷新政”，直接說於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開始施行的「 ”熙寧變法”。

提起「 ”熙寧變法”，很多人喜歡從青苗法、市易法、保馬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等角度展開論述，說起來簡直是如數家珍。

可上述法令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主要針對經濟層面，與黨爭關系並不太大。而在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決定「 ”不列《春秋》於學宮”，引起莫大爭議。

大學者胡寅在作品《先公行狀》中大罵王安石，認為是王安石自己讀不懂《春秋》，所以才決定「 ”不列《春秋》於學宮”。

這個說法，實在是有些小瞧了王安石。

前文我說過，王安石名列「 ”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本人又是進士出身（第四名）。據說，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文章里用了犯忌諱的詞，那王安石就不是第四名，而是第一名。

不管第一還是第四，至少可以肯定一點：王安石絕不至於讀不懂《春秋》，他決定「 ”不列《春秋》於學宮”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我們來看看新舊兩黨主要成員的身份：

新黨推動變法，以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和韓絳等人為代表；舊黨抵制變法，以韓琦、司馬光、歐陽修和蘇軾等人為代表。

如果展開說呂惠卿、曾布、章惇和韓絳等人的生平，會使這篇文章顯得冗長，我直接說結論：後世在評價這些人的時候，幾乎眾口一詞地說他們是「 ”投機分子”。

換言之，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就是一個以投機分子為主，在最短時間內攫取現實利益的組合。

再看舊黨成員，有一個算一個，幾乎全是名重一時的大人物。如果新舊兩黨站在同一個舞台上PK，新黨絕對會被打個七零八落。

王安石為什么要抵制《春秋》？從權謀的角度來看，那就是王安石在積極張羅打手。

王安石非常清楚，如果在規則范圍內，自己絕對玩不過韓琦這幫老官油子，所以王安石用這種方式，直接跳出規則范圍，讓更多生力軍加入進來，試圖把水攪渾。

這樣說或許有些難懂，如果用擺在台面上的話來說就是：「 ”《春秋》已經過時，難以成為變法的主要依據，所以不得列入學宮。”

很多人對於黨爭是只聽其名、不識其詳，我就簡單地用《春秋》來舉個例子。

《春秋》到底說了什么？其實沒人知道。為什么呢？因為這本書過於「 ”博大精深”了。

請大家記住，如果某本書能與「 ”博大精深”或類似的詞聯系在一起，我都不太推薦大家去閱讀，因為對於大多數人而言，讀這種書只會越讀越迷糊。

一本書只要博大精深，它所涵蓋的內容必然會非常多。如果你大贊這本書，肯定能顯得自己非常有水平；可如果你大批這本書，同樣也能顯得你非常有水平。

《贊春秋》和《批春秋》從表面上看是兩件事，其實它們是一件事：如果不對《春秋》進行極度深刻的研讀，根本沒資格「 ”贊”或「 ”批”。

只要大家同意我上述的論斷，自然可以得出新的結論：類似於《春秋》這樣「 ”博大精深”的著作，其實就是一個筐，你想往里面裝什么，請隨意，因為書中都能找到支持你的內容。

我們把話題扯回「 ”熙寧變法”，新舊兩黨在變法問題上交鋒時，肯定會到處找證據，以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

如果事態發展到這一步，新黨就會被舊黨拽到一個極其劣勢的環境中。因為舊黨都是一幫老官油子，玩廷議辯論這種事，新黨只能白給。

王安石之所以不列《春秋》於學宮，就是釜底抽薪，不想跟舊黨在這方面較量，而是直接把問題轉變過來：凡是不利於變法的，我們統統不提倡。

這樣一來，就等於逼着舊黨不能再用言語攻擊，而必須親自下場肉搏。在這方面，新黨可不怕舊黨。

王安石變法為何會失敗？很多人都說是因為王安石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這話不假，但這話說得片面。

宋徽宗在位期間，著名的「 ”奸相”蔡京執政，史書的評價是「 ”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

換言之，蔡京就是在用王安石那一套來發展經濟的，結果非常可喜，卻也沒有像王安石那樣搞得天怒人怨。

或許有人會說：「 ”那是因為蔡京權勢滔天，大家不敢給他使絆子。”可在靖康年間，蔡京對於政局的影響幾乎等於零，哪有半分「 ”權勢滔天”的樣子呢？

蔡京能用王安石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王安石自己創出一套玩法，卻只能搞得天怒人怨，這到底是王安石水平不行，還是他的出發點有問題呢？我個人傾向於後者。

在「 ”熙寧變法”期間，北宋的情況遠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樣崩壞。如果王安石能夠安下心來，專注於發展經濟，也不至於會出現長達五十年的「 ”新舊黨爭”。

史學家余英時先生說：「 ”黨爭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又說「 ”在熙寧變法以前，皇帝是超越於黨爭之上的；但在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 ”熙寧變法”要么是打着變法幌子的黨爭，要么是被王安石玩砸鍋的變法行動。從王安石的生平來看，他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玩砸鍋的可能性不大。

常言道「 ”論跡不論心”，我們誰也不知道，王安石搞出來的「 ”熙寧變法”有幾分為公的打算。但從結果來看，「 ”熙寧變法”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使得整個北宋朝堂的黨爭不斷加碼。

王安石變法中的新舊黨爭，蘇軾為何因一道奏摺而被貶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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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 熙寧變法藏私利，新舊黨爭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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