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晚清再革命

Posted 2023-01-03 革命史

篇首语：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回到晚清再革命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回到晚清再革命

本文系桑兵教授新書《旭日殘陽：清帝退位與接收清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的「緒論」一篇，
一淵源
個人的學術生涯一開始就與辛亥革命研究有緣。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在四川大學讀書時，由章開沅、林增平兩位先生領銜的《辛亥革命史》編撰組一行人來成都開會調研，川大歷史系邀請其中幾位學者來校做學術演講。恰逢改革開放不久，很少有正式的學術演講，記得首場主講人便是開沅師，講演的內容是關於「同盟會成立與華興會、興中會、光復會、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等小團體的關係」。也許當時開沅師已有成稿，講起來充滿自信，條分縷析，層層深入，有著很強的感染力，連對辛亥革命史事知之不多的門外漢，也被深深吸引。後來聽過的學術演講不少，說到印象深刻，還屬這一次難以磨滅。
其時川大歷史系部分恢復「文革」前的專門化教學模式，力求儘快將學生引入研究狀態，因此畢業論文確定的時間相當早。我對中國近代史興趣較大，又與擅長保路運動史的隗瀛濤老師有些聯繫，於是在定選題的雙向選擇中，挑了辛亥革命的題目，並以隗老師作為指導教師。論文從搜集資料到撰寫進行得相當順利，基本沒有走什麼彎路，按照隗老師的意見修改了兩次，便基本得到肯定。這次還算成功的嘗試進一步增強了我學習中國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的意願。
畢業後考到中山大學隨陳錫祺先生攻讀碩士學位，陳先生的專長是孫中山研究，而孫中山研究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與辛亥革命研究密不可分。中南地區的辛亥革命研究會，中山大學也是重要團體會員。中大圖書館收藏的晚清期刊數量之多，在全國各大圖書館中亦不多見，其中相當部分的卷期超出各種篇目索引、期刊介紹。仔細閱讀這些書刊，開始對清季留日學生的問題感到興趣，稍後又擴大到國內新式學堂學生和一般知識人的活動，逐漸形成了一些可以深入探討的題目。後來這些想法大都一一落實，撰寫而成的論文，陸續發表後，收入結集的各部專書。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山大學，碩士也享有入庫看書的特權，每日進館，遍閱包括舊平裝書和線裝古籍的所有中外文書籍，大開眼界，思路迅速開闊。其間無意中翻到一本1913年出版的英文書《龍旗消逝》（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London-New York-Toronto，1913），記錄陝西辛亥革命以及救援陝北受困傳教士的歷史，雖然其中所載圖片有的已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選用，研究者卻很少徵引。尤其是升允在陝西獨立之時曾經與革命軍有所交接之事，為各種中文文獻所未見。出於訓練外文和深究史事的考慮，將其全部翻譯成中文。可惜最近一次遷居過程中，遺失少量書籍文稿，這份譯稿不幸在其中。另一份關於華興會考證的長文草稿，也不見了蹤影。
1981年，還在碩士二年時，有幸參加了長沙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學術研討會。倡行者主要是鑒於武漢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的容量有限，希望為更多的後進提供機會。這一屆以青年為主體的長沙會議，影響持續了幾十年，如今各校不少研究骨幹，仍是那次會議的代表。在三次革命高潮的架構依然主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環境下，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研究領域，都沒有出現這樣對新進學人具有持續影響力的學術會議。而後來舉辦的孫中山研究青年學術研討會以及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青年學術研討會，與之相比似也相形見絀。究其詳，因緣時會，以及辛亥革命研究在那一時期具有更強的內在張力，當為重要原因。我生也幸，躬逢斯會，忝列預流之列。
碩士學位論文最後選定以1905年以前的國內新式學堂學生為題，是考慮到原來關於近代中國學生的認識，大都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留學生的研究雖然方興未艾，卻有資料的局限，不易形成前後內在聯繫的具體課題。國內學堂學生則剛好兼得兩利。因為有了四川大學畢業論文的訓練，收集資料、寫出初稿不難，可是修改定稿卻大費周章。材料太多，史事繁複，而學生作為社會群體的歷史又很難將每個個體逐一陳述，如何敘事說理，而不是簡單地鋪陳羅列，對於初學者還是一大考驗。在陳先生的指導和陳勝粦老師的具體點撥下，歷時十月，十易其稿，終於獲得通過。經過這次歷練，對於掌握歷史論文的寫作自覺上了一個台階，對於辛亥時期的歷史也有了深入一層的認識。
碩士畢業，留在中山大學歷史系任教。一年後，中國近現代史學科開設了博士點，開沅師是首位由國務院學科評議組通過的中國近現代史博士生導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是首個中國近現代史博士點單位。我一方面預感隨著教育學術的發展，系統完整的學位訓練勢將日顯重要；另一方面，碩士論文只寫了1905年以前部分，此後直到1912年清亡，國內新式學堂學生群體的人數更多，材料和史事更豐富，社會作用和影響也更大，若能在開沅師的指導下續完晚清國內學堂學生的研究，將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同時也能將近代中國學生運動的歷史向前拉長。
懷著這樣的期待，抱著試試看的忐忑心情，向開沅師表達了希望入門執弟子禮的想法。由於碩士論文答辯時，開沅師是主席，知道底細，很快明確回復，欣然同意。於是來到武昌桂子山，師從開沅師，開始進行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的研究。其時開沅師正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事務繁忙，但是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同屆的博士研究生共有四位，其他三位分別研究商會、袁世凱和護法運動，大體都在辛亥前後的各個層面，可以經常相互交流。另外，華中師大還有政治學和文獻學的博士點，在讀的幾位也是好談之士。我的興趣廣泛，常常和他們海闊天空地談西馬和上古生殖文化等等。因為每每吃飯時在陽台交談，某日突發奇想，笑談可以研究陽台進入中國的歷史及其功能的演化。
為學不能滿足已有，因而常常要有意識地為難自己，以求突破改變。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雖然是接著碩士論文的下限繼續往下做，碩士論文也得到相當的肯定，可是並不希望僅僅做成碩士論文的簡單放大或延續。那時中國的思想界相當活躍，相對滯後的史學界，也不甘成為「死學」，引進了五花八門的理論，用於解釋歷史問題。那些左衝右突的時髦嘗試，大都拿著外來或別科的系統條理固有材料，如今看來不無幼稚膚淺之嫌，當時卻令人耳目一新，年輕人尤為所動。自己也不能免俗例外，閱讀了從結構語言學到行為科學的各類書籍，試圖有用於研究歷史。不過，歷史學的訓練還是本能地具有約束作用，一是總想追根尋源，不肯斷章取義，二是不願機械套用，尤其是不願輕易用於表述，而是努力嘗試在研究階段運用相關原理方法解讀史料史事。因此，雖然達不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如今看來還不至於太過令人汗顏。而且經過一輪漫山跑馬，倒是對歷史為綜合的學問不宜分科有所體驗。
章開沅
二承接
開沅師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尤其以辛亥革命史見長，儘管後來另闢教會大學史等嶄新的領域，對於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始終掛懷。還在辛亥革命研究如日中天之時，開沅師已經開始思考進一步推進提升的取徑辦法，並多次在學術報告中重點提示。大體而言，其取向包括相輔相成的兩方面：一是要擴展辛亥革命研究的視野和方面，如加強對官紳商學等社會群體的研究，並著重指出應當大力研究作為革命對立面的清王朝；二是可以暫時跳出辛亥革命的範圍，前後左右研究晚清民國史的各個時段層面，在對整個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大幅度深化的基礎上，將所獲成果經驗再轉而應用於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以期能夠厚積薄發，反哺辛亥革命史，使後者提升到新的境界。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開沅師身體力行，組織力量，很早就開始著手編輯《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參與了其中英國檔案有關辛亥革命部分的翻譯。其時英國藍皮書的相關部分已經翻譯出版，兩相比較，發覺後者往往於關鍵部分有所刪減，以維護英國的形象。從而意識到辛亥革命研究仍然任重而道遠，也體察到比較不同的史料對於歷史研究的極端重要。
時間過去三十年，開沅師倡導的第一取向，在他的帶領下取得顯著的進展，而第二取向，恐怕有些不如人意。離開辛亥革命，多數學人向著各自心中嶄新的領域披荊斬棘，一路狂奔，與初衷漸行漸遠，好像不再打算回頭，而且也回不來了。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會和國內的中南地區辛亥革命研究會相繼解散，雖然原因各異，卻反映了辛亥革命史已經從顯學退隱，和孫中山研究相似，日漸成了逢五逢十紀念史學的一部分。
出現這樣的情形，可以說是大勢所趨。只是大勢的當否，尚有可議。近年來，與原來中國現代史合併稱為中國近代史的百餘年歷史的研究，呈現時段和層面不斷下移的趨勢。導致這一趨勢的因素，無非是下列各項：其一，域外研究取向的帶動。一方面，思想史、政治史、外交史等傳統領域遇冷，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和新社會史等等日新月異。其二，創新填空的驅動。本來所有的人文研究都必須在前人基礎上再進一步，否則就是廢話，還有抄襲之嫌，刻意要求，意味著可以沿襲陳說，反之，則希望用前人未見的材料研究前人沒有做過的問題。其三，各種新材料的大量發現，不僅推動了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而且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四，已經前人研究過的部分難度較大，不易下手，難以超越，開闢新途則看似容易達成突破前人的目標。其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資料的開放，原來處於歷史研究視域之外的時段幾乎可以同時滿足上述所有條件，因而越來越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研究對象。
平心而論，中國近代史的各個領域，很難說哪一部分已經研究到了窮盡的程度，無法繼續深入擴展，可以束之高閣。與相對成熟的古代史相比，近代史更加顯得薄弱甚至粗疏。中國近代史研究起步較晚，開始研究者較少，且多從其他方面轉入，有些研究者的素質和意識略受限制。後來雖然人數迅猛增加，卻又有趨易避難之嫌。在一段時期里，研究歷史被以找好工作為目的的學子視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而不得不讀歷史的人當中，選擇中國近代史的原因有的居然是因為古漢語不好，不能選古代史，外語不好，不能選世界史。其實治近代史必須溝通古今中外，既要古漢語好，又要多種外語能力。加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原來選擇性較明顯，架構較為固定，禁忌和顧忌較多，許多重要的人與事，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更加令人頭痛的是，材料太多，難以遍覽，縮短戰線，則容易偏狹。如何取得平衡，實非易事。可以說，治近代史其實是對學人天賦功力的極大考驗。
所謂近代中國是史料大發現的時代，原來主要是指古代史料的發現遠過於歷代。至於近代史，除少數例外，一般不在學人的關注之列。古代史的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已經出現一些流弊，引起學界的警惕和批評。其中之一就是人所共知的書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見書。有時甚至錯將常見書當作秘籍，遭到老輩的譏笑。而近代史料極大豐富，研究工作起步又較晚，未經前人過目的材料和較少著手的領域方面較多，學人受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之說的誤導，一味披荊斬棘，而自詡填補空白。其實拓荒開墾形同刀耕火種，園藝式的深耕細作才是走出粗放時代的必由之路。
治史要想精益求精，必須專精與博通相濟。前人披荊斬棘，墾荒拓殖，來者理應在其奠定的基礎上反覆耕耘，才能結出碩果。如果只是不斷開荒，反倒很難走出蠻荒時代。前人尤其是前輩大家的工作，往往抓住本源主幹，如大事要人與文物制度。要想超越，應該首先能夠接續其研究，然後爭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若是一味擴張版圖，不能接續既有事業，很可能捨本逐末，得不償失。應當學習借鑒古代史大家的治學良法，根據晚近史材料極大豐富的特點，加以調適，充分彰顯其潛力。否則連接也接不住，遑論超越？而深耕細作不是劃分畛域，株守一隅。專家的通論，充其量不過是橫通。
治學之道，應當先因而後創，接著做是題中應有之義。學術要想創新，首先必須接得住。開沅師學術視野開闊，涉足的時段和方面甚多，其中尤以辛亥革命史研究最為人所稱道。真正的耕耘者其實最能體察所開拓領域的潛力和趨向，他晚年仍一直將新編辛亥革命史資料作為重要事業，除了了卻心愿，恐怕還有對於來者的期待。
近年來，有意承接陳錫祺先生的孫中山研究和開沅師的辛亥革命研究。這兩個領域從來關係密切，同時並進，可以相得益彰。關於孫中山研究，陸續主持編輯編撰了《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孫中山史事編年》《孫中山思想政見各方論爭資料集》，正在編撰《孫中山紀念編年》和《孫中山圖像編年史》。關於辛亥革命，從大小歷史的不同視角，分別撰寫了三本專書。此外正在主持編撰包括辛亥革命與民國肇建紀念在內的民國重大紀念編年。努力的目標在於，搜集、整理各類新舊史料，深入探究一系列重大問題，並利用親歷者的日記，追尋近代中國政權鼎革之際各色人等的心路歷程，作為重寫大歷史和呈現小歷史的開篇，同時在整體聯繫的脈絡之中，展現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歷史樞紐作用，使得推進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與擴展深化整個近現代歷史研究（諸如晚清史、民初北京政府時期歷史以及同時代形形色色的人事）相輔相成。
三轉身
民初亂象橫生，社會動蕩，康有為幸災樂禍，將辛亥年撰寫的那些自認為奇思妙想卻不合時宜的文章彙輯成《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的小冊子，以顯示其有先見之明。而一般民眾身陷戰亂危局，也常常抱怨早知如此何必革命。只是這樣針對時勢而發的怨言，並不能當成懷念清朝的證據，若是當真回到晚清，他們大概還是會毅然決然發動革命的。
集合概念往往後出，而「辛亥革命」或「辛亥革命史」的說法，則是事件還在進行之際就已經出現。武昌起事後，上海各大報紙對南北戰事的勝負極為關注，紛紛開闢專欄，予以重點報道。1911年10月15日起，《神州日報》關於武漢戰事的報道，除了延續使用「鄂亂」「湖北亂事」等指稱，也明確說是「革命」，甚至出現每天固定地以「辛亥湖北革命史」為名目的專題報道。隨著形勢的發展，10月26日，《神州日報》又將該專題更名為「辛亥中國革命史」。1911年10月27日，《時事新報》也將原來連續14天的專題報道「武昌亂事紀」改題「中國革命史」，稍後又以期刊形式編輯出版《中國革命記》。由渤海壽臣編輯，五族民報社1912年6月出版，彙輯
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各報關於革命報道的專書，書名就叫《辛亥革命始末記》。或稱該書以及同年由「草莽餘生」（廖少游，又名宇春）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為最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實則這一概念很可能源自《神州日報》的專欄，只不過事件進行中「中國」被凸顯，時過境遷，時間的分別更受重視。
能夠接得住或是承接得當，須有一定的條件，需要相當的知識儲備。就此而論，開沅師當年提出的擴展範圍或暫時跳出，確是遠見卓識。承接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研究這類前人成果相當豐富的老題目，並且希望由此開始重寫中國近現代歷史，得益於三個相輔相成的方面：其一，文獻資料的大規模出版；其二，晚清史等前後左右相關研究的深入拓展；其三，學習和借鑒近代學問大家治史的取徑和方法。
治史理應後來居上，不創新就形同廢詞，而根本的憑藉是史料掌握的多寡和理解的深淺。套用一句流行語，研究歷史光有材料是不夠的，但沒有材料則是萬萬不行的。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綜合國力的增長和學術界出版界的自覺，各種歷史文獻被大規模編輯出版，就中國近現代史而言，其數量遠遠超過上個世紀的總和。包括清史工程在內的多種大型資料出版以及網路資源的迅速膨脹，使得相關研究的取材較以往大為便利。雖然一味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容易偏蔽，可是沒有新材料僅就舊材料反覆解釋，更加危險。況且，這些公之於世的文獻，未必是塵封已久或躲在深閨，但除了少數機緣巧合者，相當多的部分接觸利用可謂困難重重。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動手動腳找東西的上窮碧落下黃泉上面，久而久之，容易誤以為看得到比讀得懂更加重要。治史應以平等眼光看待一切材料，並將新舊材料融會貫通，進而比較不同的材料以近真且得其頭緒。在大量文獻容易利用的基礎上，可以使讀人所常見之書說人所不常說之話的境界更上層樓。
就本書所及範圍而論，開沅師的《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以及《袁世凱全集》《趙鳳昌藏札》和多種重要的日記文集報刊，都在其列。儘管這些新編新出文獻未必全是新問世，可是經過整理編排，對於在原有時空位置中還原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大為便利。即便是影印出版，利用起來也極為方便。將所有新舊文獻依時排列，大體能夠一一對應，不僅可以相互比勘印證，近真求實，而且能夠把握來龍去脈，進而體察解釋背後錯綜複雜的聯繫。治史能夠得到這樣的典型案例和完整材料，可謂三生有幸。得此良機，全都仰仗前賢鍥而不捨的努力。歷史研究，若是不鼓勵資料的編輯整理，一味要求推陳出新，只能是南轅北轍。
史料的大規模出版之外，對辛亥革命史研究直接促進作用最大的，當屬晚清史研究的顯著進展。治史是在整體之下研究具體，專精與博通互為支撐，因此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觀天。一味株守一隅，專攻一點，不及其餘，做成打洞式的學問，難免偏蔽。個人的學術眼界如此，一個領域或方向的研究態勢同樣如此。學術史上，高明者大都無門無派，無招無式，即便有所淵源，也要竭力超越，窮其變化。否則，畫地為牢，還以固陋為獨門奇技，豈不貽笑大方。
晚清史與辛亥革命史，時段上高度重合，有時甚至可以說是一而二之事。開沅師最為識者稱道的，恰是《翁張交誼與晚清政局》這類側重晚清史的論著，在以革命為中心的年代，這樣別開生面的研究的確令人耳目一新。近年來，晚清史尤其是戊戌至清亡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諸多方面的成果明顯較前深入拓展。尤其是制度和人事問題，已經開始進入精細化的境界。或以相關研究者人數和發表論著數量的減少作為憑據，認為晚清史研究相對於其他領域還處於滯後狀態。其實，學術研究的高下，非但不能以數量多少為斷，而且從之者眾的熱鬧，往往是膚泛淺顯的表徵。這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者和論著數量早已超過其他各個歷史學分支，可是其水準和地位一直頗受詬病的重要原因。
學問之事，往往喧鬧的熱潮過後，才能漸入佳境。大浪淘沙，留下來的人當中，不乏訓練和天分較好、素質較高、性情相宜、沉潛好學、耐得住寂寞的讀書種子，正好適應時勢的需求，進行精深的探討。經過學人們不懈的努力，晚清史研究的水準整體大幅度提升，與專人和論著的減少適成反比。換言之，粗疏表淺的不入流做法，由於對清朝的體制人事認識大為深入，為重新探究反清一面的言行提供了重要參照和比較依據，單就革命勢力一面立論的態度方式相應地隨之調整，這就為深化和拓展包括革命在內的辛亥時期的歷史進程研究，形成內在驅動力。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起步較晚，其發端又伴隨著種種其他因素，預設前提的態度、粗放的研究方式以及隨時而轉的跟風趨時取向，嚴重影響了研究的格局和水平。在這方面，有必要學習古代史大家的治學經驗，努力掌握其卓有成效的治學方法，應用於史料極大豐富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陳寅恪、傅斯年等人倡導並且身體力行的長編考異與比較研究相結合的辦法，尤其值得用心揣摩。「長編」不僅僅是資料排序或編年的初稿，也不像梁啟超所說取材容易編排不難，既要在整體脈絡中展現前後左右的聯繫，又要呈現比較不同史料以近真的取捨過程。這不但有助於改變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觀念先行任意取證的偏蔽，以及事實未明急於說理的通病，更能強有力推動進一步夯實基礎，墊高平台，使良法與材料相輔相成，發揮更大的效用，進而衍生髮展出良法的變體甚至生成變相的新法。
就個人而言，二十餘年來進行的庚子勤王、孫中山、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等方面的研究，對於重新接續辛亥革命研究具有直接的支撐作用，其效應相當顯著。
著手庚子勤王的研究，其實是編撰《孫中山年譜長編》和撰寫孫中山傳記的副產品，按照長編考異之法將所有資料順序編排，比較近真，得其頭緒，發覺原來的解讀幾乎完全錯誤，不能將所有材料史事安放到得其所哉的位置。於是撥開迷霧，從頭梳理，漸漸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研究，為集眾的工作，參與者數十人，歷時二十年，從最初隱約朦朧的霧裡看花，到來龍去脈，胸有成竹，在中學、西學和東學的架構下，依據材料將人事放回原有的時空位置，將思想還原為歷史，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此番重回辛亥革命的努力，前後共得50餘萬字，分成兩本專書，其中《旭日殘陽：清帝退位與接收清朝》基本運用《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的成法，另一本則為知識與制度轉型研究的挪移。
曾幾何時，凡事都好套用時代與階級烙印的說詞，細想也並非毫無道理。胡適指錢穆、張其昀等人是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部分原因是說他們保留舊觀念較多，不能如自己改得徹底。胡適的思想是否徹底，見仁見智，但是人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生息活動，如果沒有外力作用，不易跳出思維的定勢。歐洲走出中世紀，尚且如此。人生所受教育，都有時代痕迹，觀念說話作文，難免留有印記。如今重讀自己早年的作品，遣詞用字就有顯而易見的歲月流痕。而教書的過程中驚奇地發現，一茬又一茬的青年學子流水而過，這些痕迹似乎輾轉在他們身上依然顯現。不禁慨嘆歷史教育的基本規則，仍有加強貫徹的必要。
長編考異與比較研究相結合，最能體現歷史研究視角的相對性，將錢穆所說的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清晰分別，始終保持高度自覺。歷史的相對性與所謂相對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主要是指歷史親歷者立場態度地位條件各異，所記只能反映其有限的知，必須前後左右多角度全過程比較參看，才能察其大體，把握內涵外延。如此這般，有助於探究觀念事物的淵源流變，防止以時代意見取代歷史意見。
專題研究應立足於先行研究的基礎之上，以所有與本專題有不同程度、層面聯繫的相關研究所達到的前沿為出發點。而專題研究各有視角取徑，所謂先行研究並非綜述，不必詳細羅列所有相關論著，而又不能遺漏真有貢獻之作。對此研究者必須胸有成竹。時下中國近現代史發表出版的論著雖多，卻往往不能包含其先行研究，甚至不及先行研究。如果不加甄別地一概羅列，反而暴露繼起者不能把握既有研究依時序後來居上的進展。那種羅列之後又濫加但書的徵引，表明作者一方面誤將先行研究視為自己的工役，另一方面則不知如何才能緊扣主題取捨得當。須知前人立論，各有視角，並非為自己打工，貢獻之外，便是留下的空間。更有甚者，每每羅列大批關聯不大的論著，以炫其博識，卻遺漏最重要的直接關聯研究，因為若不如此其論著很可能變得毫無價值。這樣故意毀屍滅跡，雖然屢屢瞞過不得要領的刊物和毫無章法的評審，卻不能盡欺天下人。治學必須高度自律，心術不正，即使僥倖得逞於一時，等於將自己永遠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來者的警示。
本書並非全面檢討後來所稱辛亥革命時期的史事，而是聚焦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國肇建大約半年左右時間裡，風起雲湧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各種勢力的博弈角逐，也就是嚴格意義上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由此演出的一幕幕大戲，較熒屏銀幕上的演義何止精彩百倍。現實比魔幻更加千奇百怪，豐富多彩，而歷史本來的變幻莫測，讓任何添油加醋都黯然失色。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政壇過招，可謂棋逢對手，雙方的出招拆解，明顯較他人技高一籌。那些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指摘議論，自以為聰明過人，道德據高，其實是缺乏了解同情看不出門道的外行話。連過往的歷史本相也會一葉障目，回到現場，恐怕難以成為真正的對手，自然也就不可能領略雙方的袖裡乾坤。
自然界的旭日殘陽，絕無交集的可能。而帝制終結與共和登台，卻是相互交錯。只不過夕陽餘暉，尚有人戀戀不捨；旭日東升，還須穿雲破霧。這與清帝退位和接收清朝何其相似。在革命進程中革命黨一方是堂堂正正之師，其他各方留在歷史畫卷上的則多是側面和背影，包括清帝黯然退位下台，最後一代王朝壽終正寢。清帝退位後，自己的作為與世事的變化交相作用，使得清朝的帝後王公親貴乃至滿人，漸漸成了失語者，即使偶爾發聲，也多是負面。這與退位之初各方的觀感很有些不同。而導致二千年的帝制一朝覆亡進入共和時代，武力革命固然是主動，談判桌上的折衝樽俎，檯面下的密謀鬥法和交易妥協，同樣至關重要。關於清朝如何結束，民國如何建立，既有認識還存在不少盲點誤區。由共和取代帝制，對於在皇權的靈光籠罩下生存了數千年的中國人，實在是石破天驚的大事。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望著那些逐漸逝去的背影，總有一種正面相對、仔細審視的衝動。也許這就是史家的天性。
關於辛亥革命的成敗得失，學界從來意見各異，比較具有共識的，就是推翻皇權，終結帝制。儘管對於中國是否需要皇帝，民初以來一直眾說紛紜；儘管當今世界上依然保持皇權王權的國家不在少數，而且社會發展程度並不因此受限；儘管有些王權在社會矛盾不可調和之際，的確起到了化解的作用，避免了流血衝突的慘劇；儘管王國的臣民們對帝王畢恭畢敬之餘，王室成員的大事小情儼然已經成為重要商機，不僅可以怡情，而且能夠發財；我還是慶幸辛亥中國不但將清帝趕下台，而且一勞永逸地結束帝制，讓中國人從此不必繼續再向帝王頂禮膜拜。
本書的取材，得到門下在讀的博士生趙建民、鄧華瑩（現為中山大學副研究員）等人的幫助，尤其是前者，具有超強的搜尋和下載電子版書籍的能力。核對引文則由余露（現為嶽麓書院助理教授）承擔部分工作。提供過資料幫助的還有駱寶善、劉路生、左松濤等師友，謹此一併致以謝忱。

杰出将领李陵为何会投降匈奴，后来又为什么不愿意再回到汉朝

李广，李敢和李陵祖孙三代是汉武帝一朝非常具有悲剧色彩的三人。李广终其一生没有完成封侯的夙愿，李广带着没有完成的愿望自杀而亡。李敢因功被封为关内侯，却因为打伤卫青而被霍去病射死。做为遗腹子的李陵，也因为战败投降匈奴，家族被灭。李氏一门三代为汉朝出生入死，却没有一个得以善终。李陵是一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当户的遗腹子。李陵充分继承了李广的英雄气概，在对匈奴作战中多次立下大功。李陵一度被认为是后霍去病时代最优秀的青年将领。公元前99年，汉武帝为了给李广利积攒功劳，派李广利率领三万主力骑兵攻击匈奴，同时命令李陵率领五千步兵辅助李广利。李陵的五千步兵在战争初期打得有声有色，捷报不断传往长安。后来李陵在浚稽山附近遭遇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正常情况下，至少要六万步兵才能对的上三万骑兵。但是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面对李陵，并没有占到任何优势。李陵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斩杀匈奴数千人。匈奴单于万万没有想到李陵率领的五千步兵会有如此战斗力。匈奴单于又调集八万骑兵参与围杀李陵。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李陵并没有退缩，李陵依然坚持同匈奴周旋好几天，匈奴人没有占到丝毫便宜。匈奴十一万主力骑兵，硬是没有吃掉李陵的五千步兵。在李陵的强力军事打击之下，匈奴单于渐渐感觉支撑不下，匈奴人逐渐有了退却的念头，这时候一个汉军俘虏告诉匈奴人，李陵是一支没有后援的孤军。得到这个有利的情报之后，匈奴单于觉得如果这样还消灭不了李陵这五千步兵，将会动摇军心，也会让汉朝人更小瞧匈奴。匈奴单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李陵。面对全力进攻的匈奴骑兵，李陵用光了五十万支箭镞，杀死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终于李陵的五千步兵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保全受伤士兵和保存实力，李陵被迫投降匈奴。李陵投降匈奴以后，汉武帝大为光火，他认定李陵出卖了国家。朝廷其他官员也纷纷附和汉武帝责骂李陵。只有太史公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匈奴只是权宜之计。在司马迁眼中李陵是一个孝顺母亲的孝子，讲诚信爱戴士兵的好将军，同时也愿意为国赴死的好忠臣，认为李陵富有国士之风。这样一位将军绝对不可能投降敌人，出卖自己的祖国。司马迁断定李陵一定是假投降，然后需找时机报答汉武帝。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做为牵制，却斩杀数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当时李广利率领三万主力骑兵却鲜有建树。朝堂之上，对李广利的无能已经颇有微词。这时候司马迁说出这样一番话，无疑直接说李广利无能。所以汉武帝认定司马迁想借李陵之事诋毁二师将军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处于腐刑。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司马迁非常欣赏李陵的人品，他认为李陵是一个心怀国家的忠臣，李陵投降匈奴一定是为了将来报效汉武帝。其实司马迁并没有看错李陵。就李陵当时的名声来看，确实具有国士之风。李陵投降匈奴，也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再一次为汉武帝效劳。李陵虽然投降了匈奴，但是并没有投靠匈奴，更没有做有损汉朝之事。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李陵的想法。当时有一个叫李绪的汉人也投降了匈奴。李绪投降匈奴以后，很快就帮助匈奴训练军队和汉朝对抗。这件事传到汉朝人耳朵里，却变成了李陵帮匈奴训练军队攻打汉朝。汉武帝十分恼火，在没有核实真假的情况下，杀死了李陵全家。李陵听说以后心中已经万念俱灰，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汉朝。汉武帝把李陵对汉朝的最后一点牵挂都杀没有了。李陵只能把气撒在李绪身上，李陵在匈奴杀死了李绪，报了家仇也报了国仇。虽然李陵打得匈奴单于死伤惨重，但是匈奴单于非常欣赏李陵的才华，他趁机拉拢伤心中的李陵。匈奴单于先是把女儿嫁给了李陵，接着又封李陵为右校王，给予李陵匈奴贵族的头衔。两边一对比，李陵心中自然知道怎么取舍。汉武帝去世以后，汉朝使者曾经希望李陵回到汉朝，但是却被李陵拒绝。原因又是什么呢？首先，李陵是一位非常诚信，非常讲原则的人。他当初假投降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重新回到汉朝。当他决定真投降的时候，也必然不会再回头。他对汉武帝忠心的时候，一定是忠心耿耿。他决定放弃汉武帝的时候，也一定是毅然决然。需要强调的是李陵虽然投降了匈奴，李陵并没有做为匈奴的帮凶攻打汉朝。他真投降匈奴很大原因是汉武帝逼的，不能说明司马迁看错了李陵。其次，汉武帝灭了李陵全族，彻底断绝了李陵回汉朝的后路。司马迁认为李陵是个有名的大孝子，汉武帝杀了他的母亲，他岂能不伤心。李陵全族被灭以后，他也已经彻底死心，对汉武帝彻底失望。他也断绝了回汉朝的想法。汉朝已经没有家，李陵在匈奴也已经再一次成家立业。他在匈奴的牵挂反而多于汉朝，他也没有回去的理由。第三，李陵在匈奴深受匈奴单于重视。汉昭帝时期的李陵在匈奴已经身居高位，匈奴人没有因为李陵的身份有丝毫怠慢，李陵后人甚至曾经左右匈奴政局。他完全没有必要再回去。他回到汉朝始终要背上一个背叛的罪名，而且他也不可能得到在匈奴的优待。李陵自己也说如果自己回到汉朝只会再一次遭受侮辱。从这个角度说，李陵也没有必要回去。第四，李陵和苏武不一样。苏武是被扣押的使臣，汉朝索要苏武，匈奴没有理由不让苏武回去。李陵是降臣，匈奴完全可以阻挠李陵回到汉朝。就算李陵想回到汉朝，匈奴单于也未必会放行。综上所述，即使汉武帝已经去世，李陵也有足够的理由不回到汉朝。正式由于李陵不回到汉朝，才能体现其人品，他如果回到汉朝，反而让人觉得他朝三暮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