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了《長安十二時辰》所有詞作的李白，並不是典型的唐代長安詩人

Posted 2023-01-03 李白

篇首语：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承包了《長安十二時辰》所有詞作的李白，並不是典型的唐代長安詩人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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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了《長安十二時辰》所有詞作的李白，並不是典型的唐代長安詩人

熱播劇《長安十二時辰》講述了唐玄宗年間的一個上元節前夕，長安城混入可疑人員，身陷囹圄的張小敬臨危受命，與少年天才李必攜手在十二時辰內破除隱患的故事。劇情在全景式呈現了當時世界文化中心城市長安市井萬象的同時，也逼真還原了中唐年間的歷史人文。值得一提的是，全劇所有歌曲的作詞人皆為詩仙李白。
劇中也頻頻提及詩仙名號，側麵塑造了一個壯志難酬的落寞文人形象。
詩人西川在其著述《唐詩的讀法》中，亦寫到李白：「安史之亂前，唐朝宮廷的詩歌趣味把握在王維手裡。而李白是外來人，野小子。」「唐長安的主流詩歌趣味和宮廷詩歌趣味肯定對李白有芥蒂」。今日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書中相關篇章，共同回歸歷史的文化現場，打量詩仙李白生前的真實處境。
唐人的寫作現場。詩人之間的關係
文 | 西川
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一個薄薄的劇本，名為《望鄉詩——阿倍仲麻呂與唐代詩人》，作者為日本人依田義賢，譯者的名字忘記了。那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國門也剛打開不久，中日友好是一個新鮮話題。借這一契機，日本遣唐留學生、後來成為唐朝高官的阿倍仲麻呂，在去世近一千二百年後忽然起死回生。我當時不是在上初三就是在上高一，在書店裡買到這本《望鄉詩》，同時也記住了李白一首不太有名的詩《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前面已經提到，「晁衡」是阿倍仲麻呂入唐後所取漢人名字。他在開元五年（717）十九歲時到達長安，入國子監學習，後來進士及第，到肅宗朝官至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七十二歲逝於長安，被代宗皇帝追贈從二品潞州大都督。在長安，仲麻呂與王維、儲光羲、李白、趙曄等都有交往。天寶十一年末（752），已入唐三十七年的仲麻呂獲准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歸國。玄宗皇帝特任命他為唐朝赴日本使節。詩人們則寫詩為他送別。仲麻呂答以《銜命還國作》一詩，詩寫得一般：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
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
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
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
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不料翌年傳來阿倍仲麻呂遇海難的消息，李白遂寫下《哭晁卿衡》詩。但仲麻呂在經歷了海上風暴、沉船、安南海盜、同伴幾乎全部遇難的情況下，居然倖存下來，於天寶十四年（755）6月，輾轉回到長安。然而不待他喘息平定，11月安祿山反，玄宗幸蜀，仲麻呂隨駕。這也就是說，他親歷了馬嵬坡六軍不發、楊貴妃香消玉殞的歷史時刻。肅宗至德二年（757）仲麻呂隨駕玄宗歸返長安時年已六十有一。
唐長安圖
《望鄉詩》本是阿倍仲麻呂海難後歸返長安時讀到李白《哭晁卿衡》後寫下的一首詩的題目。依田義賢以之作為劇本的名字。依田義賢設計了一個長安詩人們為阿倍仲麻呂送別的聚會場景，長安城裡的名流們都到場了。王維和李白都在，而且你一言我一語。很美好。不過，這卻是虛構的。作者大概並不了解，在長安，李白和王維的關係相當微妙。現在我們打開電腦瀏覽新聞網頁，會不時發現這個明星「手撕」那個明星，李白和王維雖不曾手撕過對方，但翻開他們的詩集，我們找不到這二人交集的痕迹。
不錯，日本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既是王維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不錯，孟浩然與王維、李白兩人都有交往；不錯，王維和李白都想贏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這種競爭真是很大的麻煩），但王、李之間似乎沒有往來。
大概的情況是這樣的：安史之亂前，唐朝宮廷的詩歌趣味把握在王維手裡。而李白是外來人，野小子。就像17世紀受古典主義劇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響，法王路易十四的宮廷不接受「野蠻的」莎士比亞一樣，大唐長安的主流詩歌趣味和宮廷詩歌趣味肯定對李白有芥蒂；這時的王維一定不喜歡李白。兩個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厭煩，瞧不上。
所以李白雖然得意，在賀知章的推舉和玉真公主的引薦下見到了皇帝和楊貴妃，可是他自己在詩里說：「時人見我恆殊調，聞余大言皆笑。」另外，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結尾處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一定有所指向。那麼他指向的是誰呢？不會是王維吧！或者還包括高力士！
李白在長安的日子不見得好過。其時與之密切來往的人，可能除了賀知章，再就是幾個同樣是外來人、同樣想在長安謀發展的青年詩人，還有書法家和詩人張旭等。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中的以詩人賀知章為原型的人物何執正
王維一定不喜歡李白。李白的性格、才華成色和精神結構跟王維很不一樣。
首先他們的信仰就有巨大差異。王維信佛教，其母親追隨北宗禪神秀。而李白雖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響。陳寅恪說道教起源於濱海地區，因此李白寫「日月照耀金銀台」，全是海市蜃樓的景觀。他的想像力、思維方式，跟王維沒法分享。
第二，李白這個人早年好任俠，喜縱橫術，據說曾經「手刃數人」。他在詩里說：「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看來他關心殺人這件事，但也沒聽說他為「手刃數人」吃過官司。要麼是他跑得快，逃離了現場；要麼是他做生意的父親李客有錢，擺平了官司；要麼他是吹牛皮——他喜歡吹。
李白後來在長安飛揚跋扈，喝起酒來一定是吆五喝六，這樣的人別說王維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
第三，李白的詩歌充滿音樂性，宛如語言的激流，這語言激流有時噴射成無意義言說，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燦爛。太迷人了。而王維是千古韻士，蘭心蕙質，涵泳大雅。其早期詩歌亦有英豪之氣，邊塞詩也寫得好。他認出了陶淵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記》改寫成了遊仙詩《桃源行》。
王維畫像
對美術史感興趣的人一定知道，王維也是大畫家。這也就是說王維詩歌中包含了20世紀英國詩人T.S.艾略特所強調的視覺想像力。可惜做文學史的人不了解王維的繪畫，做美術史的人又只關心王維詩中與繪畫有關的部分。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載有一首王維的自述詩：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不能舍餘習，偶被時人知。
日本聖福寺藏有一幅相傳是王維所畫的《輞川圖》，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的《伏生授經圖》據傳也是王維所作。從這兩幅很有可能是後人臨仿的圖畫判斷，王維心地精細，很是講究。黃庭堅謂「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明毛晉編《山谷題跋》卷之三）
傳王維《輞川圖》絹本藏日本聖福寺
傳唐王維《伏生授經圖》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
而我在北京故宮武英殿拜觀過李白唯一的存世真跡《上陽台帖》：「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何窮。十八日上陽台書。太白」。
李白《上陽台帖》
黃庭堅也見過李白手稿：「及觀其稿，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山谷題跋》卷之二》）
僅從視覺上我們就能直接感覺到李白、王維截然不同的氣質。當時拜觀詩仙書跡，目驚心跳，直如登岱嶽，眺東海，太偉大了！一股子莽蕩蒼鬱之氣撲面而來。
詩人與繪畫或者更廣範圍的視覺藝術的關係（暫不提詩人與音樂、舞蹈等其他門類藝術的關係），值得我們認真探討。很多詩人的才華不只限於詩歌寫作。
換句話說，他們的才華，至少識見，常常溢出詩歌的領土，並且受益於這種「溢出」，而僅僅囿居於詩歌領土的詩人們看來其才華只是捉襟見肘的將將夠用——這還是往好里說。
話既然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順帶提一下杜甫和繪畫的關係：杜甫除了在《解悶》組詩中尊王維為「高人」，他在其他詩篇中提到和評論過的同時代的畫家有：吳道子、江都王李緒、楊契丹、薛稷、馮邵正、曹霸、韓干、鄭虔、韋偃、王宰等。他對於視覺藝術的興趣之濃不下於19世紀法國的象徵主義詩人波德萊爾。
杜甫畫像
一旦了解了一個時代詩人們之間的看不慣、較勁、矛盾、過結、冷眼、反目、蔑視、爭吵，這個時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鐵板一塊，就不再是詩選目錄里人名的安靜排列，這個時代就活轉過來，我們也就得以進入古人的當代。
偉大的人物同處一個時代，這本身令人嚮往。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許並不和諧。這一點中外皆然：同處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兩人就互相瞧不慣；20世紀美國作家福克納和海明威之間也是如此。這種情況還不是「文人相輕」這個詞能夠簡單概括的。
但文人之間如果不相輕，而是相互推重，相互提攜，那麼一個時代的文化風景就會被染以濃墨重彩。
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歌德與席勒在魏瑪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儘管兩人管自己的寫作叫「古典主義」）。在唐代，李白與杜甫的友誼也是千古佳話。
杜甫詩《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說他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我們前面提到過的美國20世紀垮掉派詩人、同性戀者金斯伯格據此斷定李杜兩人有同性戀關係！——過了。
杜甫寫有兩首《贈李白》，兩首《夢李白》，以及《不見》《冬日懷李白》《春日懷李白》《天末懷李白》等。他在《飲中八仙歌》中對李白的描述「李白一斗詩百篇」、「飛揚跋扈為誰雄」，為我們留下李白形象的第一手資料。
李白橫行的才華和他所呈現的宇宙，一定讓杜甫吃驚、大開眼界，獲得精神的解放，使之看到了語言的可能、詩歌的可能、人的可能。我沒見古今任何人談到過李白對杜甫的影響，只常見抑李揚杜者的偏心。
中唐元稹可能是較早比較李杜詩風與詩歌成就的人，他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中說：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狀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元稹畫像
這大概是後來宋人抑李揚杜的先聲。杜甫本人應該不會同意。現代詩人、學者聞一多在他那本有名的《唐詩雜論》中收有一篇名為《杜甫》的專論。在這篇文章中，聞一多認為杜甫一開始是被「仙人李白」所吸引，後來發現了李白仙人一面的「可笑」。
聞一多在此是以杜甫為中心討論問題的。他可能一時忘記了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在杜甫對李白的看法中不可能不包括年齡的差異對杜甫的影響，他看李白一定是以綜合的眼光，而不會頭腦「清醒」到只仰慕仙人李白而對詩人李白無所感受。
肅宗乾元元年（758）李白五十八歲踏上流放夜郎之途，杜甫在蜀中聞訊遂寫下《不見》一詩：「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杜甫與李白的關係不同於李白與王維的關係：李白在當時雖然神話在身，但並不是王維那樣的可以左右宮廷趣味的詩歌權威。套用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認為莎士比亞不是典型的英語作家、塞萬提斯不是典型的西班牙語作家、雨果不是典型的法語作家的說法：李白在生前並不是典型的唐代長安詩人。
其實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早就說過類似的話：「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對王維而言，李白是一個挑戰者，但杜甫並不是李白的挑戰者。他們是同道。所以胡應麟緊接著剛才那句評論李白的話之後又說：「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詩藪》，古代中國詩歌理論著作。明代胡應麟撰詩話，共二十卷，廣泛而系統地評論了自周至明的各體中國詩歌。
杜甫雖未與李白同時居長安，但他像李白一樣也是長安詩壇的外來者，所以兩人之間會有認同感。
此外，也許更重要的是，杜甫認識李白時自己還不是「詩聖」，安史之亂還沒有爆發，杜甫還沒有成為真正的杜甫。杜甫是橫霸古今的大才，他一定知道李白是開拓性的詩人，他自己也是。
殷璠言李白《蜀道難》「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胡應麟《詩藪》言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依傍。」我在此斗膽猜測一下：杜甫如果不曾成為李白的朋友，那麼杜甫的創造力後來也許會以另一種風格呈現。
一個強有力的人對另一個強有力的人的影響不一定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世間有太多大齊白石生出的小齊白石混吃混喝），而很有可能是，接受影響的一方被面前這個龐然大物推向了另外的方向，最終成為他自己，成為另一個龐然大物。
而這個最終成為了自己的人心裡明白，他是以他不同於影響施加者的成就向影響施加者或宇宙開啟者致敬。
李白和杜甫，兩顆大星，運行軌道有所交匯，這是世界詩歌星空的奇觀，但兩個人其實又是不同的。
聞一多甚至斷言：「兩人的性格根本是衝突的。」——可能話說得有點過分：兩人的性格雖然不同，但並不一定非要「衝突」。比較起來，杜甫是儒家，其詩歌根源於中原的正統氣象，與現實社會緊密結連。
《唐詩雜論》是聞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其中的文章大都發表在20-30年代的報章雜誌上，後來彙編成冊。聞一多先生站在一個嶄新的高度，以歷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詩的結晶。全書衝破了傳統的學術方法、學術研究的狹隘和封閉，從詩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詩歌，多所卓見。
如果說李白的想像力方式來自於海水、海市蜃樓，那麼杜甫的想像力方式則是來自於土地、土地上萬物的生長與凋零。
前面我們說到，杜甫比李白年齡小約一輪。所以李白可以笑話、戲弄杜甫，而寬仁的、尚未成為杜甫的杜甫也不以為意。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載李白詩：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卷第十八、《全唐詩》卷一八五亦載此詩。從這首信口而出的小詩我們可以感受到李杜之間關係的融洽，因為只有融洽的關係才能包納戲謔。
當然另一方面我們在此也能感受出他們二人寫作方式和作品質地的不同：李白詩是音樂性的，而杜甫詩是建築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華性質並不一樣，但兩個人的高度是一樣的。
杜甫認出了李白，就像後來的元稹、韓愈認出了杜甫，杜牧、李商隱認出了韓愈。這首小詩不見於李白詩集，有人說這是好事者所為，是偽作，不過這至少是唐代的偽作。歐陽修《詩話》謂「太瘦生」三字「唐人語也」。
我們藉此想像一下李杜的關係，至少中唐或晚唐人對李杜關係的猜想，也是有趣的。考慮到那時信息傳遞速度的緩慢，以及主流詩歌趣味尚未經過安史之亂的顛覆，所以，儘管杜甫在長安文壇也很活躍，已經寫下了一些重要的詩篇，但其名氣依然有限，不得入同時代的詩歌選本《河嶽英靈集》。
這也就是說直到安史之亂前，杜甫的重要性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要等到他死後三十年他才被接受為頂天立地的人物。
（本文有刪節）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宋仁宗是位好皇帝

最近幾年來，中國的歷史劇終於擺脫了清宮戲一統江湖的局面。無論是以南北朝為背景的架空劇《琅琊榜》、還是以唐朝為背景的《長安十二時辰》等，都讓我們看到了一番古代劇百花紛呈的局面，這顯然是可喜的。
而且，近年來的不少歷史劇更注重對歷史細節的還原，如古代的服飾、禮儀等方面，這些進步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很多歷史劇只是打著歷史旗號的愛情劇。甚至如《大明風華》之類對很多關鍵性的歷史事實進行了歪曲解讀，這顯然是不提倡的。我們不是說歷史劇不允許改編，但改編不是亂編，有些已經定性了的歷史事實是不宜進行顛覆性解讀的，除非可以以有理、有節的視角進行研究性探討。
比如最近熱播的以宋朝為背景的《清平樂》，該劇剛開播的評價很高，近期雖一路走低，但大都也與其劇情平淡如水有關，而非精神內核。
其實談愛情也好，論朝堂也罷，《清平樂》非常大的問題是在美化宋仁宗，並且強行組愛情CP。
該劇主要講述的是宋朝仁宗時期的一段「盛世」，其劇情簡介中提到：仁宗朝河清海晏，名臣才子輩出，是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經濟文化盛世。
很多朋友認為，這個盛世之下便是百姓安居樂業，生活富足美滿。但是請注意，宋仁宗時期的盛世是當時士大夫們所定義的，仁宗在那些士大夫們眼中是最理想的統治者，故而在他的治下，自然是官僚士紳們的盛世。
然而就整個大宋朝而言，談及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和富足美滿恐怕是要開玩笑的的，而上升到國家角度，則更是難說國力強大，不受外侮。
其實古代中國的大多數盛世，除了經濟文化的繁榮外，還有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然而，誰都不敢說仁宗朝有這個優勢。
而這個優勢一旦不具備，那麼所謂經濟文化的繁榮就是一場虛幻，因為表面上的繁榮是建立在對外輸送大量歲幣、絹帛的妥協基礎之上的。因為戰事不利，宋朝又不得不保持一支規模大，但卻又指望不上的巨額常備軍，浩大的軍費開支最終是要落到百姓頭上，而非那些士大夫的。
所以宋朝仁宗時期的「盛世」實則是士大夫們的盛世，而經濟文化上的表面繁榮，如果沒有政治和軍事的強力保障，其實是虛幻的。本文我們就從宋朝仁宗時期的軍事視角入手，探討其「盛世」背後的另一面。
一：「盛世」之宋
宋朝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其祖父的哥哥就是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
趙家在唐朝後期就已是官宦家庭，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自後唐時期便歷任禁軍將領，後周時更任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是一位作戰勇猛的武將。趙匡胤本人比起父親更厲害，任後周禁軍的最高統領，並在960年發動陳橋兵變，從此黃袍加身，創建了北宋王朝。
宋軍的主體就是後周的禁軍演變而來，當時的戰鬥力比較強悍，趙匡胤本人也具備較強的軍事才能。然而在宋朝「先南後北」的戰略方針下，趙匡胤在位時期並未能拿下北漢以及收回遼國控制下的燕雲十六州。
976年趙匡胤不明不白地駕崩後，其弟弟趙光義自然而然地繼位，是為宋太宗。趙光義的軍政才能遠遜於其哥哥，尤其在高粱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中將宋朝禁軍精銳喪失殆盡，自此在北方向轉入防守。
同時宋太宗處置西北党項勢力失誤，使得李繼遷誘殺宋將曹光實，攻略了銀州、會州，事實上奠定了日後西夏獨立的基礎。
而在宋朝內部，為了防止再度出現軍事將領「黃袍加身」的局面，宋太宗對軍隊限制極大，宋軍從一支能戰之師到架子軍團就是從太宗朝開始的。
997年趙光義死後，其子趙恆繼位，是為宋真宗。
北宋皇帝在武略上是一代不如一代，1004年遼軍大舉南下，攻至澶州。宋真宗在寇準的力勸下勉強親征，宋軍士氣大振擊敗了遼軍。
此時遼軍新敗之餘，面臨前有堅城，後有堵截的不利局面。但沒想到宋遼兩國最後的合議卻是約為「兄弟之國」，由宋朝每年向遼國提供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由此開「歲幣」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使者回來後，宋真宗誤以為銀絹三十萬為三百萬，其震驚之餘竟也勉強認可，可見宋真宗的底線之低。
而在西北方向，宋真宗妥協退讓，承認夏、綏、銀、宥、靜五州給李繼遷，然而後者依然興兵佔據了靈州、涼州，自此隔絕了中原與西域的通道，其雖名義上對宋稱臣，但屢歸屢叛，實則已成割據性政權。
宋朝自此難以得到西域及河西的良馬，進而不能發展較大規模的精銳騎兵部隊，嚴重製約了其機動作戰能力。
而宋真宗在這種情況下竟然還大費財力、物力「東封西祀」，使得國力大為空耗。
二：仁宗時代
1022年，宋真宗去世，年僅12歲的皇太子繼位，這就是宋仁宗。其即位之初所面臨的局面是北有強遼，西有党項，內部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的危機局面。
但是一個12歲的皇帝明顯是不能治天下的，因此其即位之初一直由劉太后代行處置朝政，直到1033年劉太后去世，23歲的宋仁宗才開始親政。
宋仁宗的有仁宗之稱，其「仁」體現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知道，宋朝的統治者一直是重文抑武的策略，因此文官要是生活在宋代，還是很得意的。
宋仁宗偏偏又是一個性情寬厚，對文臣有著極大耐心，甚至於是討好心態的帝王。因此，當時的文臣階層對於這個皇帝是比較滿意的。
但是，你對文臣的討好心態和能否做好實事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
宋仁宗時期，面對文臣階層，他自己的態度非常和善。甚至於有時候與大臣爭吵時，其也能壓著性子，這在古代實權派皇帝中是不多見的。
但是，皇帝可以耐心聽大臣們講自己的看法，他本人卻並不一定會採納合理的意見。
宋仁宗時期的名臣蔡襄在《上仁宗論諫官好名好進彰君過三說》中就明確提到：
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
我們以評價古代皇帝常用的文治武功標準來說，宋仁宗時代在文官階層的文治尚可，但國家卻日趨疲敝，農民起義不斷，社會矛盾尖銳；若以武功而論，不僅未能消除党項族割據勢力，後者還在仁宗時代正式建國西夏，宋朝屢敗之餘還反倒向西夏輸送銀絹。
縱觀整個仁宗朝，值得一提的武功就是平定儂智高叛亂和鎮壓農民起義了——那支百萬人規模的宋軍終於算是發了點力。
宋仁宗時期宋軍擴充到了141萬人之巨，軍費開支占國家財政收入的大半，就拿出這點「戰功」來，著實說不過去。
這也符合很多人對宋朝的基本了解：經濟文化繁榮，政治軍事孱弱。
這個基本觀點沒錯，但是近年來中西方有一股潮流是鼓吹宋朝，以其GDP佔世界幾何，軍隊勝率如何的量化指標來抬高宋朝。
但我們要明白，宋朝其實是窮宋、弱宋。
有人可能說了，宋朝經濟那麼發達，GDP更是世界第一，怎麼可能還窮呢？
請大家注意，所謂的宋代GDP只不過是今人的一種研究方法和經濟史論述。宋朝在開國之初就不抑制土地兼并的，之後反倒還鼓勵土地兼并，所謂富者連阡陌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說的就是宋朝。
這樣就造成了大量農民依附於地主，而一些無地農民則從事手工業，成為工商業者。
宋朝的稅賦是非常沉重的，但這些稅賦落不到大地主和士紳階層的頭上，而是被轉嫁給了基層農民和中小工商業者。
打個比方說，基層農民可能佔20%的土地，但是要繳納80%的稅賦；而士紳地主們佔有80%的土地，卻只繳納20%的稅賦。
在經濟層面，士紳地主是宋朝的受益階層，而在政治層面，宋朝重文輕武的大背景下，其又能得到極高的政治與社會地位。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朝廷在一次科舉考試中就錄取進士、諸科1076人。而且宋朝的「恩蔭」範圍極大，凡是五品以上官員，但逢大禮之時皆有奏請子孫、門徒為官的權利。
宋仁宗時的名臣包拯有言：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9758員，今內外官屬總17300餘人，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數尚不在數內。僅以規模而論，可見此時宋朝官僚規模之大，而宋朝之官，大都出自士紳地主階層。
所以說，士紳地主們是宋朝的堅定支持者，而碰上宋仁宗這種皇帝，他們自然是要多加吹捧的。甚至於歷朝歷代的文人階層，其實誰不想在這種環境下享受榮華富貴呢？所以，自宋朝之後，歷代文人對宋仁宗的評價高也是得源於此，歸根到底還是涉及到了本階層利益。
而就宋仁宗時期基層百姓的生活來說，是遠談不上什麼河清海晏的。
因為宋朝的稅賦很重，士紳地主們還要再扒一層皮，因此基層農民無奈之下便會起義。宋仁宗時期，見於記載的農民起義甚至是基層兵變平均每年一次，其規模雖然不大，但是頻率之高是歷史罕見的。
農民起義之所以規模不大主要是宋朝守內虛外的戰略部署決定的，北宋時期但凡是發生災荒，朝廷便會擴軍，將流民中的精壯者招募到軍隊中。
宋仁宗慶曆年間，內外所增置禁軍860餘指揮，約42萬餘人，其中侍衛步軍司保捷軍增185指揮、武衛軍74指揮、宣毅軍288指揮。這使得北宋禁軍達到了82.6萬人，全國總兵力為125.9萬人。之後的皇佑初年，宋軍總兵力更是增長到了141萬餘人。
宋仁宗時期全國人口約6000萬人，其中青壯年不過1000多萬人，然而其軍隊卻佔到了其中十分之一強。
如此眾多的軍隊駐防全國各地要衝，一旦有農民起義的苗頭，宋軍即能在地主階層的支持下予以鎮壓，故而宋代農民起義雖多，但成燎原之勢的卻極少。
但比較諷刺的是宋朝軍隊雖然達到了一個空前的規模，其在關鍵性戰役中卻實在扶不上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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