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鞍的歷史發展和民族特色

Posted 2023-01-03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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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的歷史發展和民族特色

馬鞍是馬具的一種，最初肯定是阿爾泰語系騎馬民族發明，現在一般認為就是匈奴人發明的馬鞍。匈奴人早期騎馬，會在馬背墊一點皮革類的東西會舒服一點，但真正意義上的馬鞍，是指高橋馬鞍。馬鞍兩端從平坦轉度為高翹，限制了騎手身體的前後滑動趨勢，提供版了縱向的穩定性。沒有馬鞍時代，馬奔跑起來，身體來回晃動，射箭極為困難。只有加上馬鞍，增加了騎馬人的身體穩定，才有力於射箭。
匈奴的馬鞍何時傳入中原？有的認為是漢朝，看現在拍攝的漢朝與匈奴作戰的場景，都是有馬鞍。可惜這些影視劇不能當歷史證據，一些書籍寫是漢朝引入的馬鞍，主要根據有關匈奴與漢朝之間騎兵交戰，推理認為應該有。
這是北魏的契丹馬鞍，有的重視確實證據的學者認為是北魏時代鮮卑人將馬鞍帶入中原。最早的馬鐙是在鮮卑人建立北燕時期位於今遼寧的墓葬道中發現的。
要是按漢字史書里記載，最重視馬具包括馬鞍的朝代，就是契丹人建立的大遼。當時中原人歷史上認為，中原就是天下，宋朝人稱契丹馬鞍天下第一，說明讓農耕民族的中原人非常羨慕。
農耕人有錢，可能會穿各種豪華的衣服，而馬背上民族，則非常重視各種馬具，而各種馬具中，尤其重視馬鞍。貴族以及各王和大汗的馬鞍，也是非常豪華，尤其國力富裕的大遼，就更加重視馬鞍的製作。
這是契丹馬鞍。北宋的《太平老人·袖中錦》記載：「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能及。」據《契丹國志》里記載，契丹國送給北宋國的國禮，往往就是契丹產的各種馬具，其中包括契丹馬鞍。
契丹馬鞍的材質就非常高檔，材質有銀鎏金、銅鎏金、或加以瑪瑙、玉塊點綴等。金屬類工藝多用鏤空或用捶揲、鏨刻出各種圖案。圖案紋飾多是契丹人生活環境中動植物的摹寫，如：牡丹、菊花、芍藥、寶相花等。因為契丹與西亞的交流比較多，有些馬鞍有波斯等西亞風格。
契丹其後的女真和蒙古，受到契丹文化影響很大。因為蒙古是游牧民族，比漁獵民族的女真（其後的滿洲）更重視馬的文化。比如蒙古治療馬疾病的獸醫就比滿洲先進，所以滿洲八旗遠征，往往帶著蒙古獸醫。因為戰場上，人也會經常受傷，在缺乏醫生的時候，就由蒙古獸醫幫助先處理戰士的外傷。於是流傳出一句話：蒙古大夫——惡治。本並無貶義，但流傳到一些中原人嘴裡，就是輕蔑地說。現代，已經有很多學者寫有幫助蒙古大夫正名的文章，蒙古的蒙醫，博大精深，是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
要說馬鞍文化，阿爾泰語系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馬鞍文化，每個民族的馬鞍文化都是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滿洲的馬具文化是有專門工匠製作，一個駐紮的滿洲八旗營地，就是配備有不同的工匠，如有的專門製作滿洲弓箭，有的專門製作滿洲刀，有是製作滿洲熟皮等，還有就製作各種馬具包括馬鞍的工匠。
蒙古的各方面文化，體現為各部文化的不同。以前再談論弓箭文化的時候，我們已經談論了，2019年10月9日發的文章《老罕王對民族有一非常大的貢獻，卻長期不被人重視》，因為老罕王用八旗統一滿洲各部，形成各方面統一文化。但蒙古各部文化一直相對保持獨立，比如服飾、弓箭等文化，各部之間差距很大。馬鞍文化也是如此，蒙古各部的馬鞍文化也存在很大差異，有的部的馬鞍，已經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
蒙古的巴爾虎的馬鞍，前後鞍鞽低，底座寬大，銀飾用的特別多。鄂爾多斯地區的景泰藍馬具則不同於阿拉善地區景泰藍馬具，反而與青海、甘肅、西藏、雲南藏區的景泰藍馬具極為相似，這可能是鄂爾多斯文化受藏族文化很多，鄂爾多斯地區的景泰藍馬具來源於藏區文化的影響。
鄂爾多斯景泰藍馬具樣式有別於包括烏拉特部、察哈爾部等部在內的蒙古元寶馬鞍，在外形上與青海、西藏、甘肅藏區的景泰藍馬具較為相似。
蒙古先是各部引入藏傳佛教，後來成為全民信仰，藏傳佛教深入影響到蒙古文化的各個方面，當然不同部受到的影響不同，有多有少，所以出現有些部的馬鞍與藏區的馬鞍非常相近。
作者富察春兵
滿族文化網原創文章。

離婚、改嫁，婚姻自由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其特殊的歷史發展軌跡，在許多方面都迥異於其他時期。在關乎婚姻制度上，也是與前世秦漢的「 ”復禮”和後世明清的「 ”重節”有着很大區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婚制和婚姻習慣上，呈現獨具特色甚至頗具現代意味的自由之風。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離婚』能被人接受

自宋代之後，封建禮教興盛，重貞節，壓制女性本性的風氣漸盛，影響中國觀念深遠的婚姻觀念始於此，到明清時期，對於婚姻之事更是顯得尤其上綱上線，動不動就那三綱五常來說事的老舊思想影響深遠。直到近現代，中國的婚姻觀念才逐漸改觀，可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於婚制和婚姻理念上的自由之風，足能讓後世汗顏。

例如離婚之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能夠被大多數人輕易接受的。例如南梁開國功臣張稷的長女張楚瑗，嫁到會稽孔氏，沒有生子，便回到了本家。沒有生子便離婚之事，可見其輕易程度。張楚瑗本人事跡不多，之後有記其在看到父親將要被害，便用刀先於父親而死，足見其剛烈果斷的脾性，再看其無子離婚之事，當知其果決。

劉的妻子王氏，鑿牆掛帳子時，土落到了劉母親孔氏床上，孔氏不高興，劉便跟王氏離婚；孫謙的族兄靈慶有一次生病住在孫謙家里，孫謙回來後問靈慶在家里住的如何，靈慶回答說「 ”喝水冷熱不勻，經常口渴”，孫謙聽後便讓其妻子離開與其離婚。由此可見當時離婚之事，被很多人看來是很輕易之舉。

需要知道的是，張稷、劉、孫謙都為當時有官職在身之人，能夠輕易與結發妻子離婚，肯定是與當時離婚的自由度有着很大關系。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婚制，男子雖然可以娶妾，但是正妻卻是只有一位，這是當時禮制所決定的，除極個別情況外，男子只能有正妻一人。並且，士族結婚當是頗具門戶之念，但仍然能以沒有生子、孝道、兄弟關系便輕易離婚，足見當時離婚的觀念能夠被許多人接受。

《陳書》中有記載徐孝克的事例，因為南梁末期侯景之亂爆發，京都物資匱乏，餓死很多人。徐孝克當時侍奉母親，因侯景之亂家中無以為繼，便對自己妻子臧氏說，「 ”現在是飢荒之年，我想把你嫁給富人，這樣我們雙方都能活下來”。臧氏雖然反對，但最後徐孝克讓當時侯景的部將孔景行帶人把臧氏帶走，之後徐孝克出家乞討養母，而嫁給孔景行的臧氏私下里也接濟徐孝克。等到侯景之亂結束，孔景行死後，臧氏便又回到了徐孝克身邊，徐孝克也還俗，再次與臧氏結為夫妻。

由徐孝克和妻子臧氏的示例來看，在即便現如今看來，尚極為被看重的名節問題，在南北朝時期並未如宋明清那般頑固不化。不過值得思考的是，對於「 ”有後”、「 ”孝悌”、「 ”長幼”等傳統禮法的過於執着，仍然是封建時期人們所注重的。在這里所言離婚的自由，並非相當於現代人分手、離婚那般輕松，只是當時對離婚這件事的態度，沒有後世禮教興盛時對男女之事的那般桎梏罷了。

民間和皇家的改嫁之事

除了離婚之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改嫁之事，仍然能夠體現當時婚制的自由風尚。

南齊宰相徐孝嗣，小字叫遺奴，名字來歷跟其母親有關。徐孝嗣父親徐聿之被劉宋第四代皇帝劉勛所殺，當時徐孝嗣的母親正懷着徐孝嗣，在徐聿之被殺後自己還算年輕，便想要改嫁。而因為自己有身孕，影響自己改嫁離開，便不想留下徐孝嗣。徐母便從床上跳到地上，用搗衣杵擊打腹部，還吃墮胎葯，可肚子里的胎兒更加健康了。於是等到徐孝嗣生下來之後，便得了一個小字遺奴。

從前文當中張楚瑗沒有生子便回到本家，以及徐孝嗣之母想要流產以改嫁的事例看，可見當時有子之後便很難改嫁，只要沒生子改嫁仍然是大多數人包括女子在內，都能夠接受的事情。

還有一事例，劉宋中書侍郎王微的弟弟王僧謙死後，王微悲痛寫書信以告弟弟亡靈，其中有「 ”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由這話可以看出，在王微當時所在的南朝劉宋時期，丈夫死後，妻子改嫁的事情應當有很多，無子改嫁是很多人認為正常的事情。這才有了王微所說，如果弟妹不改嫁，便能夠做「 ”孝婦”。

不僅民間之人能夠無子改嫁，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族也多有改嫁。東晉時期，琅琊王氏王獻之與妻子郗道茂離婚，再娶的新安公主司馬道福，便是與譙國桓氏桓溫之子桓濟離婚後，再嫁給了王獻之。可見，雖然存在門閥及皇族等利益交織，但離婚改嫁之事，即便在非常注重禮制皇統的皇族之中，也是能夠被接受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北魏孝武帝皇後高氏，在孝武帝元修被宇文泰殺死後，便改嫁給了彭城王元韶；孝靜帝元善見皇後高氏，在元善見被高洋毒死後，改嫁給尚書仆射楊愔。能夠居皇後之位，在君王死後，尚能改嫁，可見當時對於改嫁一事的態度。

當然了，並非所有女子在丈夫死後都會改嫁，也有重情誼女子在守寡後堅持不改嫁，也依然被當時之人所敬重。

北朝人魏溥死時，妻子房氏才十六歲，等到魏溥喪禮時，房氏拿到割下自己的左耳，扔到魏溥的棺材之中。家中小姑劉氏哭着問她年紀輕輕為何這般，房氏回答說：「 ”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耳自誓耳。”房氏用一耳彰顯其對亡夫的情意，足見其貞烈。

南朝人王整的姐姐嫁給衛敬瑜，衛敬瑜死後，王氏剛十六歲，王氏家中父母舅舅姑姑都勸王氏改嫁，王氏便割下自己的耳朵扔在盤子里，勸其改嫁之事才停止。

對於改嫁這件事，不要陷入某種誤解，即便我們現代人，對於改嫁仍然有欣然受之的也有慨然不願的，那么我們探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改嫁一事，就沒必要去過分的認定那時之人，是必須改嫁或者必須守貞才行。

我們探討關於改嫁的幾個事例，只是為了說明那時候的改嫁之事，並非後世禮教興盛的幾個封建朝代那般頑固不化而已，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於改嫁的態度，足見當時婚制自由的風尚。

婚姻伴侶的自由選擇

一提到古代婚姻，最熟悉的狀態應當是「 ”門當戶對”「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類，但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婚姻狀態，雖然依舊有着門當戶對、政治聯姻等各種老舊婚制，但自由選擇婚姻伴侶的情況也有不少。

《王濬傳》當中記載，王濬年少時長相俊美，當時刺史徐邈之女素有才名，但因為想要選擇自己中意的夫婿，一直沒有出嫁。徐邈便讓手下的官吏都來家里做客，讓女兒在後屋查看有沒有喜歡的。之後徐邈女兒看中了王濬，最終徐邈便把女兒嫁給了王濬。

徐邈嫁女之事，雖然還不能跟我們如今的自由婚戀的習慣等同，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能夠讓子女自由選擇嫁給的對象，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對婚戀自由的認同了。

隋開皇年間，隋文帝的長女樂平公主有個女兒，也是想要選擇自己喜歡的結婚對象。樂平公主便讓朝中貴族子弟聚集在宮殿內，每天都有幾百人前來，最終選到了李敏。

由此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於子女的姻親對象，並非如後世相傳那般全憑父母、門戶來決定。至少存在許多情況，能夠允許年輕人自己選擇想要結婚的對象，這是在禮教興盛的宋中期之後，依舊很難存在了。

結語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婚制，雖然依舊是遵循古代禮法，例如古代婚禮不賀、不舉樂等禮法，即便在名士風度盛行的東晉王朝，依然被遵循，琅琊王氏王彪之就曾多次以此來駁斥皇族婚禮。

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婚制自由之風，是在於禮法之中根據時勢，所作出個人本性的伸張。離婚、改嫁、婚姻自由的事例，能夠很好證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婚制自由風尚。

從一定程度上，在後世極其被看重的男女禮制一事，跟魏晉南北朝的婚制狀況對比，後者對於婚制自由和寬容的態度，更能彰顯那個時代在思想上的鮮明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