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重拳反腐，回乡任职

Posted 2023-01-03 官吏

篇首语：面对艰难困苦，懦弱者被磨去棱角；勇敢者将意志品质磨砺得更为坚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朱元璋的重拳反腐，回乡任职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朱元璋的重拳反腐，回乡任职

说起古代反腐，不能不提的一个朝代就是明朝。早在立国伊始，朱元璋鉴于元王朝吏治败坏导致覆亡的历史教训，便着手整肃吏治，形成了纵贯明朝始末的重典治吏政策。

重典治吏，一是法律健全。朱元璋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便以《唐律》为基础，命人修订了《大明律》。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比较系统的的古法典，其中单独将《吏律》列出来，独立出卷，专门针对官吏治理。二是严苛用刑。为了以案为鉴，明初洪武十八年，明朝廷专门以诰文的形式发布了《大诰》，将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公之于众，形成了震慑作用。同时，对同一种犯罪行为，《大诰》的量刑及处罚比《大明律》更重，如衙门官吏与内官及近侍人员勾结，《大明律》是“皆斩”，而《大诰》则是凌迟处死。

除了打击不法之外，明朝还从人事制度上来设计。众多设计中，回避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内容。所谓回避，主要有亲族回避，即父兄伯叔在同一个系统内的，要以卑避尊，改调其他衙门；有职务回避，《大明律》:“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得受业之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显而易见，如果发生诉讼，姻亲、老师及旧有仇恨嫌疑的人员都要回避。

除了亲族回避和职务回避，明朝应用范围最广的就是地区回避，亦即所谓的“仕宦避本籍”制度。“仕宦避本籍”，顾名思义，官员不得到自己家乡任职。在《大明律》之前的《大明令》规定“流官注拟，并须回避本贯”。

“仕宦避本籍”并不是明朝的首创。早在唐朝就有规定《回避条例》“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可见，明朝将唐朝这一规定很好继承下来。

既然要“回避本贯”，有没有考量的具体标准呢？

明太祖时规定“南人北官，北人南官”。明朝把全国分为三大区，实行跨区更调制，“定南北变调用人”。如，当时吏部选任官员，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之说。又如，明代福建巡抚一职全部是由从外省籍的官员中选调，而且在地区上则侧重于南直隶、浙、赣等东南地区的官员。

明朝廷为什么要在回避制度上费尽思量呢？

答案显而易见，就是要防止官员在本乡和熟悉的地方与当地士绅打成一片，有助于避免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等腐败行为的发生。同时，我国古代是宗法制社会，家族极易形成强大的地方自治，从而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回避制度恰恰就把握了这一点。

尽管明朝廷一开始推行地区回避的范围很广，但后来却有收窄的趋势，到最后规定官员任职仅避本省，不限南北。

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官僚体制的不断健全，官吏不断膨胀，由明初的三万人增长到中后期的八万人之多。在这种情况下，粗略区分南北回避，而且要考虑亲属、师生等关系回避，已然无法周全。二是古人讲究忠孝两全，在保证“忠”的前提下，如何最大限度保证“孝”呢？避本省或到临省任职无疑是最为可行的方法之一。

值得一说的是，如同重典治吏一样，明朝的回避制度虽然在吏治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帝王专制的存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官吏的贪腐行为。到后期，受环境、风气等因素影响，腐败行为愈演愈烈，最终将明朝拖入灭亡的深渊。

明朝(326)官吏(3)明律(1)

朱元璋为反腐竟然允许民间百姓拿获害民官吏

提起反腐，现代人常会把“制度建设”四字放在嘴边。有人撰文，为了让文章更有说服力，又喜欢拿古代的事来做例证，动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人治，所以，在反腐问题上，“制度建设”云云仿佛是一个极度稀缺的东西。

其实，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

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台)，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并开先河，制定了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此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日益严密。

当然，古代的监察之权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从于巩固皇权这一中心的。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点，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个性，传统王朝中最具“特点”和“个性”的，当属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官吏制度，像以下一些就是值得说说的：

设登闻鼓。“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这个鼓是专门鼓励百姓击鼓告状的，为了防止走过场，朱元璋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由御史带着上奏。

设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品级并不高，但权力很大，相当于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在各个地方巡视，遇到大事，直接向皇帝禀报，小事，则可以径行处理。

设置特务机关。“检校”、“锦衣卫”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人员，任何官员都在其侦听、窥伺范围之内，等于皇帝的超级耳目。特务机关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臣下图谋叛乱，但掌握其贪污不法的劣迹也会自然包含在内。

而在朱元璋创立的各项监察制度中，最有研究价值最耐人寻味的，当属“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下考察，“民拿害民官吏”堪称是一个重大的制度突破。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明载于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种刑法《大诰》中。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为朱元璋在此之前，他颁布的“严禁官吏下乡”的命令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所以，他下令，对“违旨下乡，动扰于民”的不法之徒，和舞文弄法、欺压良善的贪墨之吏，允许民间年高德劭的百姓率领青壮年将其绑缚，押到京城去向皇权讨个说法，辨清是非曲直，而且谁也不准截访和阻挡，否则“其家族诛”。

官吏下乡常常扰民，朱元璋居然要立法不许官吏下乡，这样一条法令当然是荒唐的。官员是否扰民，关键不在于是否下乡，他不下乡，难道就不会扰民害民了吗？清末着名法学家沈家本对此就有激烈的抨击，他说，官员不下乡，则其对辖区内的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必然懵懂无知，如何行政？不许官吏下乡，那些喜欢偷懒的官吏自然求之不得，乐得以此为借口优哉游哉，而想做事的官员却被活生生束缚了手脚，简直是因噎废食！

沈家本的批评合情合理，如此一来，随“严禁官吏下乡”命令而来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难免会受到一些非议。首先，这一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完全建立在朱元璋个人的主观臆想基础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其次，对百姓来说，可操作性并不强，而且显而易见，其风险是非常大的。虽然《大诰》中没有明确，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证不实的话，对这些大胆的百姓如何处理，但考虑到历代对所谓“诬告”惩处极为严厉的常规，可以想像，任何一个百姓，在遵照圣旨拿获害民官吏，绑赴京城的道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因为谁都明白，所谓“害民”与否，这个界定相当模糊，而且在官方和民间常常是各有各的标准，如果皇帝派人查证，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在官员权威对民间权利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即使是朱元璋所说的“年高德劭”的百姓，在忍无可忍，准备拿获害民官吏之前，也必须好好掂量一下，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也许正是缘于上面一些因素，即使朱元璋下令不许截访，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并未结出很好的果实。按照史籍记载，朱元璋的命令颁布后，真正撞到了枪口上，被“刁民”拿获的官吏不过区区两三例而已。如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肆为非，害民非止一端”，“致被士民李子玉等率精壮拿获赴京”，李添奇被斩趾，又有河北某县主簿汪铎等人“设计害民”，“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绑缚赴京”，汪铎被处死。可以看出，就是这区区两三例中，犯事的也只是不入流的小吏罢了，由此也可证明，“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未能够普遍而有效地实行。

如果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单靠个人的拍拍脑袋就出台政策，哪怕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哪怕这个政策“看上去很美”，其难达初衷几乎是一定的。不过，朱元璋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希望借民众力量来监督和惩治贪官污吏，毕竟是前无古人的尝试，只要想想传统社会官威积重难返的现实，那么就不应该低估这一制度中蕴含着的深长的意义。只是这点制度突破的星火，限于历史的主客观条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