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傅兰雅之后，大清总理衙门为何会选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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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傅兰雅之后，大清总理衙门为何会选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教习
继傅兰雅之后，大清总理衙门为何会选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教习
我们知道，大清国总理衙门附设的外语学校聘用的大都是外国籍的教习，同文馆教习包尔腾在馆教学有一年的时间，不忘其传教真实身份的他便辞去教职，继续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那么，包尔腾留下的空缺怎么办呢？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向恭亲王奕䜣推荐了同为英国人的傅兰雅。受父亲的影响，傅兰雅从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并常和同学们谈论自己心目中那无比神圣神秘的中国。为此，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傅亲中”的绰号。成年后，他得到政府助学金到伦敦海布莱师范学院就读，毕业后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一名传教士。1863年3月，他受圣公会的派遣，远渡重洋到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教职工作，从此开始其在中国长达34年的生涯。
丁韪良像
傅兰雅对中国充满兴趣，因而他也很想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学说北京话，以更多的了解中国。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望，1863年，他毅然辞去圣保罗书院的工作只身来到了北京。这时，正逢包尔腾去职，经威妥玛的推荐，傅兰雅接受了同文馆教习一职，每天授课两个小时，年薪1000两白银。在北京，傅兰雅不仅很快学会了北京话，而且结识了当时在北京的许多中外知名人物。恭亲王奕䜣、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头等参赞卫三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都成为他很好的朋友。
结识了上流人物，傅兰雅踌躇满志，打算在北京大干一场，然而，他在同文馆的教习生涯也只干了一年多的时间，英国圣公会却让他南下上海，因为此时的傅兰雅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英国圣公会让傅兰雅到上海英华书院出任校长。需要说明的是，这所由英国圣公会与中外商人合办的学校办学目的不外是传播福音，在中国培养一批信徒和牧师，但肩负圣公会厚望的傅兰雅没有按照教会对他的指示致力于基督教化中国，而是采取了与教会传教相悖的传教方式，这引起了圣公会的不满。傅兰雅在英华书院的聘任合同到期后，彼此都不满意的双方便没有签订续聘合同。1868年5月，傅兰雅经人推荐转而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翻译，并主持馆务工作。
傅兰雅1865年离开同文馆前往上海后，总理衙门请来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到馆任教。在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中，丁韪良是一个异数，他1827年4月10日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利凡尼亚的一个基督教世家。丁韪良后来成为一位传教士并注重教育以及学术传统的研究，应该说与家庭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先后毕业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和新阿尔巴尔神学院，获得自然科学与神学两个学位。1850年4月，丁韪良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香港作短暂停留来到宁波传教，并在宁波学习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研读四书五经。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和他的学生们在他的住所
在宁波期间，丁韪良创办了两所私塾，每所私塾约有20名学生，所使用的教材有郭士蜡等传教士编写的宗教及世俗书，丁韪良自撰的《天道溯源》也在其中。1858年，他作为美国谈判代表的译员参与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条约中规定有保护基督教教士来华传教的条款。这个条款写入条约，丁韪良起了很大作用。
《天津条约》谈判后，丁韪良又进京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换约谈判。1860年，丁韪良离开宁波回到美国，开始其当传教士以来的第一次休假。1862年，丁韪良再次来华，又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这一次他的传教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进而扩展到北京等地。期间丁韪良翻译了美国著名律师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经总理衙门审定后予以出版。
丁韪良利用译书的机会，逐渐结识了总理衙门的官员，他的名声也渐为清廷所闻。恭亲王奕䜣很赞赏他在中西文化方面的造诣，因而送了他一个“冠西”的雅号。
傅兰雅离开同文馆之时，空出来的教习职位正让恭亲王头疼，他向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以及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请求帮忙再予以推荐。他们一致推荐了丁韪良，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话说：“今天我的老师批评了这里各个外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土话都行。”[1]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蒲安臣与威妥玛的推荐，丁韪良同意离开正在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而出任京师同文馆的英文教习。接受这个职位，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因为接受这个职位可以使丁韪良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这笔收入不仅对于他的家庭而且对于他的传教活动都是很需要的。当时美国长老会因为南北战争的影响财政正十分困难，而不得不压缩在华的传教活动经费，这让丁韪良也深受影响。
在同文馆任教，丁韪良每年可得银1000两，合1330美元，并且可以提前预支半年的薪水，这笔收入甚至都快赶上1863年10月提交的北京长老会计划的整个预算总额1459美元了。这对于一个除了传教之外还要担负家庭开支、担负孩子在美国念书的人来说，自然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他曾直截了当地说，“我并不认为我的责任是拒绝它”。丁韪良还说，“我是出于做好事和减轻财政困难而接受聘任的”。[2]他所说的“做好事”其实质是想希望藉此达到影响中国上层人物的目的。
丁韪良接任教习一职时，当时英文馆里只有十余个学生，虽然经过包尔腾、傅兰雅等人的教导，但这些孩子的接受能力很差，丁韪良到任时，他们还只能磕磕巴巴说一两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无奈他只好又重新从ABC教起。
参考文献：
[1]《赫德日记：1863—1866》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2]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见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中国(179)英国(35)教习(1)历史人物 终身与民国为敌的大清遗老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福州人。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后晚节不保，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1935年下台。
郑孝胥之得名也，不以书，复不以诗，世独以善书工诗称之，斯固然也。而于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数数预谋，实一政客也。——陈灨一
认贼作父郑孝胥，甘做牛马殷汝耕。——伪满洲国时流传的讽刺郑孝胥和殷汝耕的对联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清廷起用赋闲在家的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赴川平息风潮。端方寻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难测，九死一生。面对这飞来横祸，他想到一人，于是数次致电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恳请派这位名士相助，并声称“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
端方爱才，盛宣怀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将其长留身边，“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见盛对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龙”之誉的闽人郑孝胥。
多才多能
1910年，满族饱学之士金梁曾撰诗一首，赠予郑孝胥，曰：“久闻诸葛大名垂，笔法乃同兵法奇。偶见卧龙一鳞爪，苏龛墨宝海藏诗。”不难看出金对郑之才艺能力极为推服。
不妨先说说郑的才艺。清末诗坛，“同光体”大行其道，郑孝胥便是其中之执牛耳者。诗评大家陈衍评价郑孝胥之诗：“以精思锐笔，清铄而出，故其廉悍沈挚处，较胜于苏（轼）陆（游）。”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也不得不叹服郑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看来其诗作造诣之高不是盖的。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时人曾点评：“近世书家，已自成体格者，厥惟郑苏龛。其书初学柳诚悬，后参以黄山谷，瘦硬飞舞，有不可一世之概。”一次，张之洞六十大寿，两江总督刘坤一打算送一副寿联。如此千载难逢之雅事，自当由书法名家代笔，而刘大帅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恰是郑孝胥。据说辛亥后，郑隐居海藏楼，以鬻字为生，每字值白银十两，且不打折，更无酬宾优惠。而当时在北大、清华做教授，工资也不过二三百两。郑随意两笔，就赶上教授们半个月工资了。
同时，郑的处事能力也丝毫不逊于其才艺。1903年，广西“匪乱蜂起”，岑春煊奏请以四品京官调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郑深谙“不战屈人之兵”之妙，经过缜密考察，采取要隘设伏、抚慰民众的策略，“自是枭目拥众跳窜边内外者略尽”。
郑孝胥曾言：“办大事者以善用财为第一要着。”1896年，张謇与人合办纱厂。至于如何签订合同，才能避免合资当中出现麻烦纠纷，张拿不定主意，一筹莫展。后来他还是向郑孝胥咨询，郑不仅替他拟稿，还搭上一条妙计，张謇闻之连连点头“称善”。
诗书双绝，能带兵，懂理财，如此全面之素质，也难怪郑孝胥睥睨群伦、顾盼自雄了。
待价而沽
郑孝胥曾对人讲：“吾欲行其志，匪疆吏不为。”其抱负的确不小。然而造化弄人，郑屡屡同平步青云擦肩而过。1897年，张之洞举荐郑出任洋务提调，以便参与维新事业。谁成想戊戌变法百日而夭，郑孝胥空怀一身本领，无处施展。十年后，恰逢“丁未政潮”，郑孝胥是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两派都极力争取的对象。郑若倒向奕、袁一方，本有望出任东三省巡抚一职，但他对袁素无好感，加之也不看好瞿、岑一派，故选择沉默旁观，其晋升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官场失意，郑孝胥并非消沉，而是投身于地方立宪运动。1906年底，上海一拨名流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公推郑孝胥为会长，“状元爷”张謇屈居其后为副会长。在郑的主持下，“预备立宪公会”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立宪政治团体，其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
然而，郑之志向岂在组织大家搞立宪？这只是他以退为进、观望时局的权宜之计。到了辛亥年，机会终于来了。1911年，清廷任命郑为湖南按察使。说实话，这职务对郑而言，本无太大吸引力。不过经端方和盛宣怀的运作，朝廷给郑孝胥打包票，只要他走马上任，湖南巡抚一职也会尽快给他落实。
面对如此诱惑，一意仕进的郑孝胥，自然选择了接受。此时，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
高开低走
上任伊始，郑孝胥颇踌躇满志。6月20日，借入朝谢恩之机，郑迫不及待向载沣进言，“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或许是觉得郑的建议很给力，“摄政王屡颔，甚悦”。不久，《泰晤士报》也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直省大员中，其办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称为优美明达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态度者，盖久已寂寂无闻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员，抵掌而谈，发挥所见，聆其议论，洵不愧为优美、为明达、为政治家也。此某大员即新任湘藩郑苏戡。”可谓极尽溢美之词。一时间，郑俨然已是扭转颓势的那一棵救命稻草。
10月11日，郑孝胥在京得知武昌起事的消息。12日中午，盛宣怀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郑孝胥向载泽提了四点建议：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当天夜里，郑孝胥得到湖南巡抚余诚格电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命党入湘。郑孝胥心绪稍安。
此时的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长沙的家眷安危。10月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催其上任的通知。10月25日，徘徊再三的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
也许郑孝胥此生注定无缘做大官。途经上海时便闻长沙已失，道路不通，只好滞留沪上，躲进海藏楼做寓公。显然，若无辛亥革命，郑孝胥仕途将一马平川、飞黄腾达，直至总督开府也并非没有可能。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之际，却被革命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断送一片星光坦途，多情总被无情恼，你说郑孝胥能不窝火吗？然而毕竟已是无位无权，他只得在日记里发泄一下个人的郁闷：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就这样，郑孝胥以前清遗民的姿态迎来数个春秋更替，送走几度寒暑轮回。他看着袁世凯由大总统到洪宪皇帝，再终至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率领辫子军在紫禁城里上演的复辟丑剧……
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便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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