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遂汤边区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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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遂汤边区红都
中共宣遂汤工委所在地武义子坑村,与前湾村、金隆村一样,在解放前也被称为“强盗村”、“土匪村”。当年只有20余户的小山村,党史有记载的老党员有9人,老红军有8人,还有多人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生命,几乎家家户户都与“红色”沾边。
开国大将粟裕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时,曾开辟过多块游击革命根据地,宣(平)遂(昌)汤(溪)游击根据地是其中的佼佼者。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时,曾这样描述宣(平)遂(昌)汤(溪)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我们所建立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可以举宣(平)遂 (昌)汤(溪)边区为例子。
早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九月,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很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往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二十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之外,工作又隐蔽,未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一九三六年秋冬,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一九三六年底和一九三七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中心点门阵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的不少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权衡利弊,不向国民党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也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之后也学“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文中提到:“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可见,紫坑是当年开国大将粟裕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时,开辟的宣(平)遂(昌)汤(溪)游击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心,可谓之宣遂汤边区红都。
紫坑,位于武义县南部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即现在桃溪镇子坑自然村。12月11日,武义县融媒体中心“重走千里红军路 追寻无名英烈魂”采访小分队一行9人驱车前往子坑自然村采访。
迎接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邹建新告诉我们,据他考证,子坑原名紫源。子坑村民邹、赖两姓先祖清朝中期来自福建,入居子坑后以种靛青等为业,繁衍成族。因子坑村民以生产靛青染料为生,天长日久,遂将村中溪坑染成紫色,遂名紫源,后名紫坑。源者,坑也。解放后又书写为子坑。
中共宣遂汤工委纪念馆里陈列的各种资料,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7年春的宣遂汤边区,群众得到充分宣传发动,在遂昌门阵和宣平东坑、石柱源等地发展了四五十名中共党员。是年夏,粟裕、谢文清研究决定:在宣平子坑村建立中共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粟裕派警卫员赖德标任工委书记,朱金宝、罗中义任工委委员,下属12个党支部。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使之成为将来的根据地和抗日基地。工委建立时隶属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后移交中共浙西南特委。
中共宣遂汤工委下属12个党支部。其中宣平县(今属武义县)六个:中共大溪口支部,书记邹水起;中共章五里支部书记,钱玉川;中共水碓坑支部,书记谢万金;中共金山支部书记,杨连芳;中共弄坑支部,书记占火林;中共子坑支部书记,赖全金。遂昌县二个:中共门阵支部,书记张金祥;中共张村支部,书记叶关茂。汤溪县(今属婺城区)四个:中共芝肚坑支部,书记钟金荣;中共银坑支部,书记陈永丰;中共周坞支部,书记戴祖录;中共白峰头支部,书记刘兆坤。
宣遂汤工委建立后,工委书记赖德标以做裁缝为掩护,在宣平的子坑、金鸡山背、大溪口、弄坑、田坪、和尚田、上下水碓坑、章五里一带开展组织活动。在宣平境内先后发展党员83名,建立党支部6个,同情小组(成员均为建党对象)5个。根据地建设不断加强,成了挺进师比较稳定的后方,在以后的国民党刘建绪部围剿时期,该根据地发挥了战斗力,成为挺进师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粟裕率部北上抗日后,中共宣遂汤工委又坚持斗争10年之久,许多人在革命斗争中献出生命。其中子坑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赖全金一家6口牺牲5人,第二任党支部书记赖林宝一家5口全部牺牲。
1941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元宵节)傍晚,宣平县国民党自卫队分队长陈锦昌、副分队长奉怒潮及一名列兵,化装成老百姓到子坑村抓捕赖全金。当时赖德标、吴增德等人正在赖家房间里开会,赖全金在中堂祭祖作掩护。突然见三人冲进来要捆绑他,赖全金故意大声叫喊:“干什么,先让我点完香再说!”赖德标、吴增德闻讯,马上拔枪连开三枪,当场将正欲冲进房间的分队副奉怒潮击毙,打伤另二人。陈锦昌带伤逃跑,列兵带伤装死捡的一命。赖全金等夺过驳壳枪,从屋后毛竹山突围。
当天,赖全金一家人从山后夺路而逃,一岁的女儿在路上掉进水塘夭亡,七岁的女儿不久也病亡。赖全金带着妻女先到东弄源村的亲戚家藏身,将大女儿送到小同、八百村一带给人当了童养媳。九岁的儿子赖向林逃散后跑到上水碓坑村,得到村里人的保护,躲过自卫队的搜查。随后,赖德标将赖全金一家转移到遂昌和龙泉等地。赖全金的妻子刘凤连先转移到遂昌清水源山篷里,后转移到龙泉担任中共浙西南特委联络员,同年11月18日在龙泉东萤山被捕牺牲。其儿子同时被抓,惨死在狱中。
2月12日,自卫队大批人马到子坑村进行报复性“围剿”。先是查封了赖全金家的房屋,后来又一把火将房屋烧毁;抓走了子坑村的赖金球(赖全金妹)4人。又四处搜山,陆续抓捕了岳李泰、岳品友、邱米泰、钱玉川、邹水宝、刘顺元、赖林宝、刘宝顺、刘金德等党员群众。子坑村等党支部遭到严重破坏。 “子坑事件”中被抓的人,无论是中共党员,还是普通群众,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刑讯逼供,均坚贞不屈,直至上老虎凳,被烧红的铁锨烫烂背部,也始终没有人供出党的机密。村委会主任刘昌福告诉我们,他爷爷刘金德上老虎凳时断了一条腿,背上又留下了6个铁锨烫烂的疤痕。
子坑村第二任党支部书记赖林宝曾参加过宣平西营红军。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数度被捕。1946年8月8日再次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直至双手双脚被钉上大铁丁,也不吐露党的机密。同年9月6日,赖林宝在宣平县城柳城北门被枪杀。
中共(4)工委(2)根据地(1)清朝 川鄂边区的抗清斗争
川鄂边区的抗清斗争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清军进驻北京,并不意味着明王朝的彻底完结。在东南和西南地区,相继出现了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政权和鲁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权。这些象征性的小朝廷,历史上统称为“南明”。
南明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是与各地人民坚持抗清斗争分不开的。在南明政权的抗战派中,也出现过一些同农民起义军联合抗清的慷慨悲歌之士,文安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文安之,字铁庵,天启进士,湖广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人。任翰林院编修。为人正直,不阿权贵,遭到魏忠贤忌恨,被免去官职。崇祯即位后,魏忠贤贬死,文安之被召为国子监祭酒,后因冒犯权臣,遭诬陷再次罢官。清军入关,弘光、隆武先后任命他为詹事府詹事和礼部尚书。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阻塞,几经周折之后,敕书才送到他的手中。他还来不及整装赴任,这两个政权就相继倒台。接着,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了永历政权。那时,大学士瞿式耜广招人才,他深知文安之的人品学识,称赞他是“历朝人望”,奏请永历帝召他入粤供职,共图恢复大计。
李自成通山殉难后,清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明朝的残余势力。那时,大顺、大西军余部已同南明结成抗清联合阵线,曾一度在东南、中南一带掀起斗争高潮。但是,南明政权积弊难返,病入膏肓,就连隆武帝也不得不承认:“国难当头,而我朝官员却不图进取。他们有的拼命攫取,中饱私囊,有的结党自重,阿谀逢迎,致使百姓有苦难言,有冤不伸。”到了永历朝时,政风更加败坏。当权者整天浑浑噩噩,全不把恢复大业放在心上。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仍以“报君国之仇”为借口,极端仇视尚在各地英勇抗清的农民起义军,对大顺、大西军余部,处处设置障碍,事事给予刁难;甚至制造分裂,企图吞并瓦解,使已经组成的抗清统一阵线始终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时,大顺军的余部由于受到清军和南明军队的夹击,师疲力尽,械少粮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向北转移,退出了反清的主战场。大西军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又长期不和,积怨难解,终至反目成仇,相互攻杀。抗清阵营中的内讧,给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文安之见国运艰危,心里十分着急,强烈的报国之心,使他不顾路途艰险,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从今湖北宜昌去广西梧州朝觐永历帝,请求为国效力。永历帝对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并不十分理解,一直未予任用。半年之后,还是在部分正直官员的敦促下,才勉强让他担任东阁大学士。正当他着手整饬朝纲、准备重振朝廷权威的时候,一些趋炎附势、奸佞无耻的小人,又背后扇起阴风;就连过去声言他是“翰林先辈”的官僚政官,这时也过河拆桥,怂恿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废永历帝以自立,充当朱温式的角色。但终因慑于舆论的压力,阴谋暂时未能得逞。孙可望拥兵自重,胁迫永历帝敕封他为秦王,雄踞滇黔,私设官属,拟订朝仪,俨然一国之君。他派人对文安之说:“文阁部若能为我所用,定当委以军国重任,权位不低于内阁首辅。”文安之丝毫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孙的利诱。
文安之对大西军的另一将领李定国却十分钦佩,委以防守大西南的重任。他对大顺余部也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一支久经沙场征战的劲旅,奏请永历帝授给他们官职,让他们镇守川东各镇,使其在共同的抗清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请求永历帝让他到四川、湖北边境地区督师,以便团结那里的抗清武装,希望有朝一日能平定四川全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将永历帝接到成都,长期坚持斗争。
那时,文安之在内阁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既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又遭到孙可望的威逼,就连永历帝也对他不太信任。当他最后一次提出督师川、鄂的请求时,永历帝顺水推舟,给他加上了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鄂军事等一大堆空头官衔,将他“撵”出了朝廷。
这次“督军”,对于一个手无一兵一卒的南明小朝廷的官员来说,自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文安之带着兵符印信离开梧州后,准备赶赴川、鄂边境,以朝廷的名义授给大顺余部、“夔东十三家”的头领以封号,团结他们共同抗清。
谁知孙可望早有吞并大顺余部之心,当他得知文安之西行的意图时,便在入川途中设下圈套,将他扣留在贵州都匀,准备加以杀害。还是一些正直的官员极谏,才保全了文安之的性命,押往毕节安置。不久,他瞅准一个机会逃出了虎口,昼伏夜行,忍饥挨饿,越过了重重高山,跨过了道道深涧,终于在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春进入了鄂西山区,和大顺军老将刘体纯取得了联系。
那时,号称有几十万大军的“夔东十三家”的主力,是以刘体纯、李来亨为首领的大顺军余部;还有一些名义上依附他们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以及一些反复无常的地主武装。势力最大的有谭弘、谭诣等人。他们各据地盘,守土自保,互不统属,有的甚至打着抗清旗号鱼肉百姓,欺压善良,为害一方。针对这种情况,文安之不畏艰辛,走遍了鄂西的山山水水,造访了村村寨寨。他知道,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单凭一纸空头的委任书或封官许愿是难以控制他们的。为此,文安之放下南明重臣的架子,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头领竭力交好,以忠义激励其爱国之心,使之懂得抵御清军的重大意义。在川鄂湘边界,还有一支由土族土司领导的少数民族队伍。文安之为了争取他们,不顾道路艰险,亲自来到高山密林的白溢寨,拜会土司,向他晓以大义,历数清兵入关以后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占土地、劫掠民财等暴行。当讲到清军在扬州、嘉定制造的大屠杀事件时,文安之忍不住痛哭失声,在场的人也悲愤填膺。他们决心团结在永历帝周围,为保卫南明政权掀起大规模的抗清高潮。不久,土司率众来归,增加了抗清力量。
文安之懂得,在当时的环境下,要想在贫瘠的巴巫山区站稳脚跟,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必须紧密联系群众,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为此,他除了奖励人民发展农副业生产、命令军队“屯田自给”外,还大兴盐铁之利,与百姓“公买公卖”。史载:当时文安之、刘体纯驻地巴东长丰一带,经济繁荣,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川、鄂边境确实成了抗清的坚固堡垒。就连远在闽、浙地区坚持抗清斗争的志士张煌言,也为之赞叹不已,并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在文安之以及受他影响和控制的“夔东十三家”农民起义军身上。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叛徒吴三桂向西南地区进犯。行经四川时,探悉川、鄂边区抗清义军兵强马壮,认为是一心腹大患,急调陕西炮队入川防范。他以严明为永宁总兵,协同重夔总兵程廷俊合守后方,以固根本。
清军进入滇、黔后,永历帝由梧州退居云南永昌。这时,南明王朝已经危在旦夕。
文安之为挽回西南败局,多次率领农民起义军由水道进攻重庆,连克沿途州县。在重庆城下与清军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使清廷大为震惊。
文安之挥师入川,牵制了川、鄂清军南下,减轻了清军对云南大西军余部的威胁,使李定国赢得了集结兵力实行反攻的时间,同时也鼓舞了东南沿海一带抗清军民的斗争意志。那时,郑成功、张煌言正联兵攻入镇江,包围南京,并收复了安徽的许多地方,与入川的“十三家”军遥相呼应。一时间,抗清的声势大振,吓得顺治准备御驾亲征。
然而,那时的永历朝廷僻处一隅,已经完全丧失了号召能力。不久,清军步步进逼,南明军连连失利,云南已无立足之地,只好由永昌退至腾越,最后流亡到了缅甸。接着,郑成功、张煌言战败。
在全国抗清形势进入低潮的情况下,文安之听说云南疆土全部沦陷,深知恢复无望,忧愤成疾,不久死于军中。此后,川、鄂边境地区的抗清武装,再次陷入混乱状态。在清军的围剿下,“十三家”头领有的英勇战死,有的屈节投降,部众很快分崩离析。川、鄂边区燃烧了十多年的熊熊抗清烈火,终于在康熙三年(公元1864年)八月彻底熄灭。
文安之临危受命,为抗击清军的进攻,与农民起义军风雨共舟、艰苦奋斗达十余年之久,虽屡遭挫败而矢志不渝的斗争精神,为时人所钦佩,也受到后贤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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